全球化的人文审思与文化战略
邓晓芒序
90年代中期，华中理工大学的人文讲座正如火如荼，我结识了讲座的创始者和主持人姚国华君。自那以后，我在他的热情鼓动和献身精神的感召下，数年中去华工讲过近二十次，话题从时代、传统、哲学、伦理、美学、文学、中西文化、国民心理直到社会热点问题，凡是近有所得，几乎立即化为了讲坛上的滔滔语流，每次讲完后的提问和答辩更是成了讲座的高潮，甚至散会后还与大批围拢来的学子一直讨论到管理人员下班，回家常常已是晚上十一点左右。回顾那一段的“密集轰炸”，至今仍有“痛并快乐着”的感觉。其间，姚国华君的才智和精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此规模宏大的一场大动作，如此旷日持久的日常操办，能够给他煽呼得劲道十足、高潮迭起，乃至在全国造成不小的轰动效应，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其实此前他作为华工的一名充满活力和创意的青年骨干教师，周围早已聚集起了一批相对固定的忠实听众，没有这样一批基本听众垫底，他大概也不会在那个相对沉寂的时期做出这样“敢为天下先”的举动来。
然而，我的确没有想到的是，他虽然最终由于不满于体制上的束缚而愤然退出，但从中获益最大的仍然还是他自己。数年来他不断奔走于各高等学府、科研机构和文艺单位之间，网罗了武汉市乃至于全国各地的各个极不相同的流派、思潮、专业方向和思想倾向的代表性人物，在向大学生灌输人文素质的同时，他自己也像海绵一样地吸收了五花八门的广博的知识，并经过痛苦而深入的思索，构建了自己立足于当代现实问题之上的理论体系。其最终的成果，就是摆在我面前的这部七十余万字的巨著《全球化的人文审思与文化战略》。
该书视域宏阔，分为“哲学篇 人文视野”、“历史篇 文明反思”、“现实篇 文化剖析”、“大学篇 轴心重建”四大部分，内容涉及中国当代现实生活的几乎一切方面，与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一脉相承，但在每个话题上都大大地深化了，具有了历史的深度和立体的动感。看看这样一些富有冲击力的句子：“百年中国梦想着富国强兵、超英赶美、四化小康，却并不反思，现代文明是怎么回事，我们内心缺点什么？”“现代文明立足于人们内心的基本认同：普遍、统一、公开、明确的理性原则，是一切自由创造的无形前提”；“如果没有普遍的理性思维，实用主义与神秘主义、科学崇拜与迷信邪教、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就是一回事”；“文化、教育、科学只有外延、数量、骨架、功用上的存在，而在内涵、质量、灵魂、本质上几乎完全空缺”；“思维是实践的先导；实践都为特定观念所覆盖；理论来自实际而超越实际；走出象牙塔，必须先有象牙塔”；“精神岂只需要一点？一种文明，物质是外壳，精神是内核，两极一体；此外，并无所谓‘两个’文明”；“科教兴国是不够的，应当进一步提升为文教兴国”；“中国曾有个‘小心求证’的陈景润，却没有‘大胆假设’的哥德巴赫”；“中国人创造力低，技术落后，根本不是利益激励与市场意识不够，而是科技人员科学精神与人文素养缺乏”；“科学追求是好奇心驱动的，技术才讲实用效率”；“中国教育异化的深层根源：与被动的‘现代化’接轨一致的知识教育，抑制了自主发展之路所需的人文教育”；“思想教育和文化建设的经常性误区：精神理想道德化，道德建设楷模化，楷模宣传表演化”；“大学的病根——工具化、行政化、官僚化，权力压倒理性”；“大学的病态——技能化、市场化、功利化”；“大学的腐臭——生活化、市侩化、庸俗化”；“大学的沼泽——近亲化、人情化、宗派化，师门陋习猖獗，劣胜优败成风，公平竞争窒息”；“大学的死路——地方化、土著化、裙带化，小国寡民眼光，市井乡里胸怀，自给自足作派”；“意识形态的典型示范模式已瓦解，经济特区的桥头堡使命在淡化，文教特区的轴心地位日益突出”；“大学文化与校园民主是社会变革的实验场，总不能叫大学生将来到田间地头向村民学习现代民主”；“大学教育使命的深远定位：摒弃‘大学为什么服务’的短见，营建超越功利关系的文化象牙塔”；“大学教育目标的根本转换：从实用人才所需的专业知识技能，到完整人格所需的综合文化素养”……
作者长期以来密切关注与国家和民族前途有关的一切信息，书中提供的大量资料和数据都散见于各种浩繁的报刊文章中，有许多是鲜为人知的，但当这些信息如此集中地摆在一起，就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效果。与这些书面材料相印证的是作者亲身经历的校园生活和社会生活。从性格上说，姚国华是一个行动家和实干家，曾只身深入西藏，踪迹遍布全国。但他的思想并不停留于底层的民情和切身的感悟上，而是有一种形而上的升华。他善于从一句话、甚至一个字眼中，立刻体会出极为概括的哲理，并经过反复的推敲和玩味，将它融入自己那逻辑缜密考虑周全的思想体系中去。因此，与时下许多就事论事的忧患之士不同，姚国华的思想更看重的是对当前现实弊端的深层次的反思，尽管也有梁任公式的一泄千里的文风，也有愤激的呼号和热烈的向往，但立足之处却是面对残酷现状的冷静的剖析和直达“终极关怀”的思索。正是理性与激情之间的这一巨大的张力，使这部著作给人们内心深处带来了强烈的震撼。作者对当代中国的诊断正如一位道行高深的郎中，针针刺中文化机体上的穴位；而最根本的诊断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判断：中国历来以现实、经验、实用和利害为基础的文化结构应当来一个彻底的颠倒，从急功近利转向超脱功利，从物质生活（或以物质生活为基础的精神生活）转向精神生活（或以精神生活为基础的物质生活），从科技（或科教）兴国转向文化（或文教）立国。讨论最后落实到对现代大学的重建，使之成为当今市场经济时代的“文教特区”和“象牙塔”，以引领整个社会走向理性、自由和创新之途，至少是成为社会现实生活的崇高理想的尺度和标准。
可以想见，这种切中时弊的宏论一定会被当前那些崇尚“实学”的政经人士斥为“空谈”。但这不过再一次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超越精神的缺乏。的确，即使最讲精神超越的儒家文化，所谓的超越也无非是“内在超越”，即在现实和世俗生活中的“超越”，其最终归宿仍然是返回到“民利百倍”、“万世太平”的世俗理想。道家的超越则是人性的自暴自弃和返回到自然性，把自然的东西看得比人性的东西更高。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上的真正立足处是融汇了儒、道思想的法家思想。法家就是中国文化“图穷匕首见”中的那把“匕首”，所以每当民族危亡、国家动荡、时局多变的时代，人们所想到的最后一招就是法家的物质主义的策划和操作。只有当这一套操作奏效，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想才有了附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他们的帮忙或帮闲之下，霸道被打扮成王道，“枪杆子”号令“笔杆子”，流氓俨然成了地上的“神”，连异族的“蛮子”也一变而为“我中华”的“人主”了。在中国，凡理想主义的精神追求的确也只有依仗物质主义的业绩才可免除“空谈”之讥。这就是为什么自古以来一切理想主义的变革措施通常都以失败告终的原因。像基督教那样以其精神生活的巨大影响力而迫使世俗君权向其称臣的事，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对于中国文化的这一秘密，作者有非常深刻的思考。他指出，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文明一开始就是从工商业生产方式所培育出来的理性思维进入其发展历程的，这种文明本身具有一种超越自然之上的人为性。“工业生产是人为的、非自然的，要由理论到实践，由设计到生产，由创作到操作，由创造到复制，由抽象到现实，从人的需要出发，在想象与思维中构造现实；与工业相关的商业更是讲究人的能动、机动、新颖，需要理性知识和奇思妙想。”相反，在中国，“农业生产对象是有生命的动植物，因而需要顺应天地自然，重经验而轻理论，重实践而轻创造。只有简单朴素的唯物主义；由下而上，经世致用”，“从现实求快乐，从生存、人伦、自然、此岸出发，由物质到精神，通过人情、伦理、理智达到天人境界，所以只能在自然主义里徘徊。”
我们还可以用哲学上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文明结构上的差异。古希腊从柏拉图开始就完成了“名实关系”的颠倒，即倒名为实，把形式、共相、理念和“逻各斯”（语言、逻辑、普遍法则）看作比现实事物更为实在的宇宙本体；而中国古代哲学在名实关系的热烈讨论中，却没有任何一派是将“名”看得比“实”更重要、更实在的（要么是“越名教而任自然”，要么是“正名”，以便“名副其实”），这决不是偶然的。正是这种文明结构的区别，使西方古希腊有了研究型的“学园”，中世纪有了超凡脱俗的“经院”，近代以来有了养成人文精神的“大学”，而中国古代则除了宥于门派（不是学派，而是宗派）的道观禅院之外，只有民间私塾和书院及通过一级一级的考试向世俗官僚爬升的文官体制。这种学习的目标不是追求真理，而是“学以致用”，并且所谓“用”也只局限于狭隘的日常人伦和政治实用（“仕途经济”），除此之外则是“百无一用”。
作者指出，这种只盯着世俗功利的“实用理性”正是我们近一百年来在现实生活中一贯失利的文化心理根源，它其实早已经不“实用”了。可惜的是，至今国人尚未意识到传统“合纵连横”式的“策论”的局限性，反而以为我们的一切现实问题都是技术问题和策略问题，大批知识分子为此争论不休，却无法阻止整个社会精神生活和文化层次的下滑，由此也影响到国家政治经济仍然不能摆脱危机。作者则从西方文化的截然不同结构中悟出一种极为优秀的素质，即“为知识而知识”、“为自由而自由”的超越性，它集中体现在西方大学精神中，是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所缺乏的。所以，“远水才能真解渴，文教兴国是决定民族根本命运的最高战略，代价最小、成本最低、速度最快”。
当然，所谓“代价最小、成本最低、速度最快”，只是相对而言的，即相对于我们一百多年来已经付出的惨重代价和昂贵“学费”而言的；而且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即假定大多数人都接受了本书的理念、扫除了观念上的障碍之后，事情就会大踏步地前进了。然而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问题在于，上述假定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传统思维的定式已经深深渗透在国人的血液中，更何况这还不仅仅是一个观念的问题，而更多地是一个既得利益的问题。因此我以为，作者的理论设想如果最终还是落实到一种从“代价、成本、速度”来衡量的对策论，那就仍然没有摆脱传统“实用理性”的框架。从事实上来说我同意作者的观点：只有超越了实用的考虑，我们才能在实用的方面有长足的进展；但如果我们终究只是为了实用上能有更大的飞跃才超越实用的考虑，那么这种超越就还不是真正的超越（因而也不可能有实用上的真正的飞跃）。
这仿佛是一个走不出去的怪圈。也许我们一开始就进错了门。一个中国人，很难做到把对知识、真理、自由和信仰的追求本身就看作是有绝对价值的，即使完全没有“用”，也愿意为之献身，老庄的“无用”之说只是为了“保身”。而西方人却恰好在那些“无用”的东西上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永无止境的追求，认为这才是人性的本质。但我也并不认为中国知识分子能够一下子完全摆脱自己的传统，而像西方人那样成为精神追求上的个人主义者，这种终极关怀层面上的中西融合也许需要好几个世纪。但意识到这一差别与对此毫无自觉意识是完全不同的。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是否能最终走出中国当代文化的怪圈，而在于要自觉地进入这一怪圈，同时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并由此形成一种张力和推动力，使我们的事情朝着正确的方向有所推进。
当然，这样做的现实前提是，我们中国人在自由创造能力上其实并不弱于世界上任何其他的民族，只要我们不是有意地压抑这种创造力，而是将它充分的发挥出来，就可以成为使我们恢复自信心的可靠依据。本书的最终立足点正在于此。可以看出，作者尽管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向我们和我们的传统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挑战性的尖锐的问题，但却丝毫没有“崇洋媚外”或“全盘西化”的片面性，而是借此对中国人的自由精神发出呼吁，特别是致力于激发中国年轻一代的原创力，这种原创力在中国两千年的传统中虽然被掩盖和压制，但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固有之血脉”。应当说，本书对现实生活的批判都是建立在对新一代“少年中国”的这种自我超越的生命活力的殷切期望之上的。“大学重建”在他那里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治国方略，更重要的是其中蕴含有一种以人的创造能力和自由生命为基础的世界观，这是由作者长期对大学和中国最有活力的年轻人群体的思索而形成起来的一种哲学。而这就是我十分推重
导言 主流现代化观念的质疑与反思
有预言家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入世了，大家更翘首期盼与人接轨带来好运！
然而，无论个人还是民族，深层的命运都由自己内在的文化所掌握（除非奴才）。我们审视、反省过自己的内心吗？
我们准备了这样一种文化吗？——它不是一堆空洞的抽象概念，不是一套传统或外来的知识体系，不是一串苍白的摆设、排场、装饰、宣传与表演，不是一些低俗的娱乐消费，而是国民精神里的信念、理性、情趣、想象力、创造力。
我们准备了这样一代知识分子吗？——他们不只是掌握某种知识结论的学者，或有一技之长的专家，而且是具有宽阔的知识视野，博大的战略心胸，灵动的创造思维，深厚的文化底蕴，高尚的人格情操，健全的自由意志的现代精英。
我们不敢贸然回答！我们需要从现在起，进行深刻的反省，远程的思索，踏实的建构，自主的创造。
19世纪70年代，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曾看到两种不同使命的东方人：日本的留学生和中国的采购官员。他以德意志特有的文化眼光预言两个民族30年后的不同命运：一个成为东方强国；一个更加懦弱腐败，任人宰割。不幸，他言中了！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曾在天津与中国洋务派首领李鸿章讨论改革习俗和内政。九年后，两人主帅甲午战争，中国惨败！
一百年前，操纵中国海关的英国人赫德说：当这个古老的国家偶尔醒来时，西方人万分震惊，以为这头著名的东方雄狮终于要发威了。可是，只见他揉了揉眼睛，抽了一袋烟，喝了两口茶，连打三个哈欠，摊开四肢，闭眼，侧身，……又睡着了！
在通常的思维里，人们会条件反射般地解释说：那等辛酸事，终是因为我们太穷，落后就要挨打呗！
但你可知道，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34％，高于今日美国的比例。英国就因为中国赚的白银太多，他们实在付不起，才搞起鸦片贸易来。即便甲午海战时，无论是财政实力，还是海军装备，中国也大大超过自己的对手。
今天，尽管“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早成为口头禅，可人们引进的大多只是吃穿行用产品及生产手段。中国引进技术软件与硬件设备的费用之比，只是日本的十分之一，而引进设备与对引进项目进行消化创新的费用之比，竟只是日本的百分之一！
由于文化、教育、科学不能带来直接效益，中国的投入比重在世界平均水平以下。
一项令一百所重点大学的知识精英们激动、呼号、奔走、设计、讨论、审议、争吵、期盼了数年的高等教育世纪振兴工程，总投入110亿元。仅相当于修15公里地铁，或建两座机场，或买15架飞机，或架半座跨海大桥，或建百分之五条京沪高速铁路；相当于全国五年间在电视剧（其中近一半是废品）上的总投入；相当于全国一年公款吃喝花费的百分之一（包括这笔投入中可观的部分）；相当于香港或台湾一所大学三五年的经费，或者某所世界名校一年半的经费。
在经历了20多年“科学春天”之后，人们清点自己的科技成就时发现，不仅世界领先的项目几乎绝迹了，连国家科技一等奖也如黄河断流，连续四年空缺。新世纪伊始，新设立的中国最高科学技术奖，只有授给82岁的吴文俊和71岁的袁隆平——竟然都是从那万劫不复的文化大革命中漏网出来的。是什么力量竟会比那万恶的极左思潮还厉害，扼制了中国高科技发展呢？
近两年，在科教兴国的大势之下，这种情况似乎有了改变，高校投入加大——九所名牌大学三年投入就达120亿左右。然而，进一步的问题却更加要命，这就是大学早已沦为现实生活的工具，整个知识分子群体更沦为一群讨生活的高级市井。
在中国的几乎每条街道，都可以看到无业游民张罗卖假文凭的广告，大有取代江湖郎中性病广告之势。而与此并行的是，在神圣的高等学府，学者教授们却在热火朝天地忙着卖真文凭。前者只是维持生计，后者则可以购房买车奔小康。
一个民族的现实状况里，存在着许多矛盾都不足为怪，但可怕的是在全社会的灵魂层面上。大学独立的文化教育使命，知识分子自由的思想探索、执着的真理追求、个性化的艺术创作，也乘着那“饭桶经济学”思维，被卷进横流的物欲里。
有人看到欧美市场上遍地中国货，便臆想中国不久将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西方人害怕“黄祸”或者“中国威胁”，提防你、恭维你、麻醉你，让他去就罢了。偏偏有从国外镀金回来并且受惠于国际接轨的经济学家们当起真来！
这脓包被朱镕基总理访美时举的一个实例一针刺破：一双名鞋，中国制造，美国市场卖120美元以上，台湾厂商赚20美元，大陆打工者得2美元血汗钱。说出来是安慰美国人的，可我们自己的心没有觉得疼么？经济学家们没看见么？
稍懂一点历史的人便不会得此轻率而滑稽的结论。现代世界的中心是随文化与科技的兴衰而转移的。无论是文艺复兴后的意大利，还是16－18世纪的英国，18－19世纪的法国，19世纪后半叶的德国，以及20世纪的美国，都是有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先导，然后有社会思想与科学理论的兴起，再有制度与技术的创新，最后才有社会的发达和经济的繁荣。
再看看中国：教授院士满天飞，硕士博士遍地滚，科技竞争力指标却连年下滑；社会公正和人际信任更掉进泥潭。
模仿原是人类共有的本能。几个世纪以前，西方人也在模仿中国。但由于地理的阻隔，他们仿效的只是自己心目中的东方，他们凭激情和想象创作的东方故事，他们在琢磨东方智慧中形成的科学理论，他们在经历千辛万苦之后发现的东方大陆，他们在向往东方开明统治的幻觉中建立的公务员制度，他们在四大发明之上创造的现代文明，与原型几乎没有关系。
而在日益开放的当代中国，交通的发达使精英人士出国旅行太容易，太舒适，而且很风光，又有面子，信息交流的快捷还使所有人的大脑被目不暇接的外来现实所填充。人们不断地发现令人羡慕的现代文明，执着地进行着精确的接轨，有效的模仿，全盘的移植。这成为整个社会的时尚，成为每个人无条件的价值取向。因此，我们吃穿住用的消费品越来越紧跟西方时尚，我们的环境越来越接近西方城市，连我们的语言思想也在西方化。当然，从洋人的趣味出发，我们也会仿造一些假古董。
但这一切与西方文明进程相比，却那样苍白、恶俗与腐朽。根源在于，人的内在精神和创造力始终在沉睡中。
一百年来，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身上从头到脚，一切似乎都变了。但各人内心的价值取向没有变，行动方式以及长程的战略思路没有变，而我们缺乏内在自觉与反省，文化灵魂迷失的状况，也没有变。我们还会沉睡下去吗？
我们热情地参与着西方人的游戏。在各种文艺考试、体育竞赛中，中国人在技巧、技能、准确度上，常常会超过西方人，从而赢得越来越多亮闪闪的金牌。但是，我们竞争的动机是俗世的，气质是呆板的，语言是空洞的，体制是官式的。
1992年夏，一批中日儿童在内蒙古举行草原探险夏令营，中国孩子鸣冤叫屈，临阵逃避，不劳而获，自私懒惰，骄横无礼；日本孩子有病硬挺，坚韧不拔，自己动手，爱护环境，彬彬有礼。日本人说，你们这代孩子又不是我们的对手！
21世纪是不是中国的，先别争论，别自欺欺人！我的同胞，为有一天真正摆脱“劣等民族”的阴影，我们不能拒绝反省！
生命之本是它内在的自主性，即便谋生也是主动的。身心健全的人，为自我意识所掌握，不会盲从潮流，听命他人。
真正的社会进步，是为自己具有内在生机的文化所引领，而不是模仿别人，更不把自己的命运纳入别人的既定轨道。
前现代与现代的区别，中国与西方的区别，从根本上就是农业与工商业的区别（西方文明在古希腊的起点就建立于工商业城邦上，西方近代资本主义亦从城市公社兴起。这区别于被误认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传统消费性商业）。
农业生产对象是有生命的动植物，因而需要顺应天地自然，重经验而轻理论，重实践而轻思维，重务实而轻创造。只有简单朴素的唯物主义：从现实出发，由下而上，经世致用；不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仓禀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
工业生产是人为的、非自然的，要先理论再实践，先设计再生产，先创作再制作，先创造再复制，先抽象再现实，从人的需要出发，在想象与思维中构造现实；与工业相关联的商业更是讲究人的能动、机动、新颖，需要理性知识和奇思妙想。
所以西方现代化是自上而下，从原罪中超越，从禁忌、禁欲、天国、彼岸出发，由精神到物质，通过理性、道德、功利实现生存扩张，这样才有了现代工业文明。今日西方物质消费、技术机器只是末端的表现，根本的支撑在人们内心的精神世界。
可是中国传统则是自下而上，从现实求快乐，从生存、人伦、自然、此岸出发，由物质到精神，通过人情、伦理、理智达到天人境界，所以只在自然主义里徘徊。在这种背景下复制西方文明，即便造成孤立的经济增长，也不会有生命力与创造力。
现代文明主要源于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希腊人的理性思维、中国人的实用技艺，由日尔曼人的贵族精神综合而成。中世纪教会、大学、宫廷及市民社会相互作用，推动了以法律与科学为核心的现代文明建构，由此启动了全球一体化进程。
现代文明形成于西方特殊的文化背景上。非西方民族能够得到它的物质外壳，却难以获得它富有生机与创造力的灵魂。
西方现代思维源于古希腊的理性哲学。无论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唯心主义，还是德谟克利特、亚里斯多德的唯物主义，还是欧几里德、阿基米德、托勒密的自然科学，都相信存在着形而上的本质形式或者事物固有的必然规律，它能用数学与逻辑的形式实证地认识，并精确地把握。这个思维通过中世纪基督教的保护性综合、改造与推广，通过近代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发扬光大，成为西方现代思维方式的基础。中世纪以后，以基督教为中心的文化本位，构成了现代文明的母体。
与西方相比，中国古代思想家主要从感性经验出发，以直观体验和诗化想象把握现实生活，没有在现实生活之上，人的内心之中，建立抽象的、形而上的、象牙塔的理性世界。只有经世致用的技术和天人合一的艺术，没有实证的、数理的、精确的理论思维和实证科学。国家历来是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本位，权力斗争与政权更替总是徘徊在现实主义、功利主义层面。
华人世界有急功近利、实用主义的世俗智慧，缺乏具体现实、个人经验、当下功利、人情关系之上的普遍理性，这是中华文明自我提升的深层障碍。现代中国的根本困难不在有形的经济、政治层面——缺乏坚船利炮、科技手段，或者政治操作、法律制度——而是恰在其背后，在五千年烂熟文明的根上。核心的问题不是经济贫困，也不是体制病变，而是人心腐败。
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提亚·森指出：贫穷不只是因为缺乏财富，更是因为制度腐败。
但我更认为，一个民族贫穷和腐败的根源是文化生命的弱化，是自信心的失落、价值观的迷失、创造力的匮乏、凝聚力的瓦解，是人文精神的沦丧。因此，没有全民族的文化重建，没有教育、科学的全面而深刻的革命，任何经济发展都只能停留在粗制滥造的模仿上，没有后劲，任何制度革新都只是些装点门面的抄袭，不能生根，到头来都是一场代价惨重的瞎折腾。
19世纪到20世纪初，满清王朝变革失败，就因为人们停留在看得见的器物、体制上，迟迟没有真正的文化觉醒。社会进程是外在的、被迫的、消极的、短视的，只会越变越乱，节节败落。只有当火烧到眉尖，才知道问题出在人自己身上。
至今，人们的“现代化”思路普遍是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功利主义、自然主义的，仍是根深蒂固的传统农业思维。有经验主义，没有理论思维；有安乐窝，没有象牙塔；有吃喝玩乐，没有文化底蕴；有思淫欲，没有真善美；有功名利禄，没有敬业精神；有功利主义，没有创造意识；有实用知识，没有思想能力；有操作技术，没有科学精神；有急功近利，没有远大胸怀；有形式主义，没有文化内涵；有人情关系，没有法理原则；有模仿表演，没有心灵创作；有滑稽，没有幽默……。
人的生命消耗在谋生、糊口、面子、权势、地位、人情世故、依附关系的低级层面。缺乏内在人格——所以随大流；缺乏内在尊严——所以要面子；缺乏自我约束——所以需道德；缺乏一贯崇尚——所以好模仿；缺乏独立主见——所以讲接轨；缺乏充实灵魂——所以凑热闹；缺乏优雅品味——所以讲奢华；缺乏自由意志——所以最散漫；缺乏精神凝聚——所以要专制；缺乏自信意识——所以喜自吹；缺乏理性思维——所以装高深；缺乏科学态度——所以迷信知识；缺乏超越信仰——所以有法轮功。
本书把经济、政治、法律、科技、教育、意识形态的问题，通通放到文化层面上分析，发现其共同的内在症结。
本书主张文教兴国的文化战略，首先要从根本上建立一种思维的转换：由政治－经济二维平面视野，包括政治或经济一维单线视角，转换成文化－政治－经济三维立体视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构成第四维），其中文化是主导核心。
大学是新文化的生长点。实施现代文化战略，需要以大学为轴心，建立文教特区，作为社会改造的内在动力之源。
迄今为止，中国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首先是禁忌打开后膨胀的物欲冲动，然后是与全球化带来的外部刺激。
人们关注的焦点，通常在人的生存环境及体制，而不是人本身的内在状态。只有针对社会生活的经济战略、政治战略，而没有旨在改变人本身的文化战略、教育战略。人们也强调文教科技的重要。但那只是服务现实的工具，或是反映生活的影子。
改革开放主要是在政治－经济二维平面上展开的。由于没有文化的先导，没有人的创造力的提升，仅凭利益的驱使和外力的推动，必然造成利益集团的争夺，公共资源的流失，社会信任度的降低。最终陷入自我纠缠，并受制于外部强势力量。
国家文化动力体系的脆弱，民族精神积蕴的匮乏，个人精神空间的狭窄，造成了社会进步的根本障碍——只是以凝固的文化模式（传统或外来）机械复制、被动模仿，其结果是低层次，低价值，无后劲，无活力，没有自主性，没有创造性。
文化战略要超越近视、狭隘、肤浅、平庸观念，如经济中心论、市场至上论、体制决定论、文化反映（及反作用）论、教育服务论、科技万能论、简单开放与单向接轨论等，旨在积极地激发、调动、改造（而非保守、炫耀、自慰）内在资源，能动地选择、综合、同化（而非照搬、模仿、异化）外部资源，在自主与接轨的张力中，建构更具生机、更有后劲的社会动力体系。
文教兴国战略的实质内容：其一，形成民族内部有凝聚力的基本信念、认知方式、普遍良知及情感认同；其二，建立精英群体的成长机制，并树立其在社会变革中的文化权威；其三，提高全民文化素养，形成社会的内在动力体系，推动经济、政治、法律及整个社会生活的变革和进步。其四，以新文明的主人姿态主动、自信、开朗、坦然地走向世界，主导全球化进程。
文明是自上而下、由内而外建构的。大学是文明的象牙塔。它超越平面的世俗生活，展开深度的反省与创造，从本源上提升生命创造力。没有真正的大学精神作为向导，什么一流大师，高新科技，文化复兴之类概念，都是滑稽可笑的。
文化的重建，显然不能被动接受外来的、传统的现成观念，也不能来一场全民宗教运动，也不可搞政治意识形态运动，更不能再搞文革式的群众运动。只有依靠两个组织及其联盟，自上而下地推进文化建设，其一是大学，其二是政党。
大学是文教兴国的战略轴心，它的地位应取代作为改革开放窗口的经济特区。大学的文化推动与市场的经济推动，分别构成现代进程的内在动力和外部动力，方向相反而互为补充。只有内外联动，才能启动夹在中间的体制变革。
政党是现代进程的基本组织力量，它必须以现代文化建设来维持生机，医治腐败。与西方政党相比，中国现代政党的社会使命并不止在政治上，还必须首先完成西方前现代由教会、大学、贵族宫廷完成的文化使命。国共两党最初都是体现新的民族革命精神的“准大学”。政党的内在灵魂是其文化理想，外在手段是政权操作。当灵魂支配手段时，它是进步的、生机勃勃的。但当手段窒息灵魂时，就会走向保守、反动、腐败、崩溃。因此，政党的生命力取决于其“准大学”性质能否保持。
20世纪中国社会的每一个积极变革和重大转折，都是大学、准大学、泛大学开创的新文化运动引导的。
20世纪中国最大的幸运在于，那些伟大的先驱们在军阀混战、敌寇入侵、民族危难的水深火热之中，能够想到从大学运动着手，聚集优秀青年，培植复兴栋梁，激发出民族凝聚力及创造力，开辟新的发展空间，开启崭新的历史进程；
这个世纪中国的不幸也在于，在平常年代里几乎没有真正意义的大学，能够超越当下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的需要，摆脱功利主义诱惑和教条主义支配，自主地履行其文化教育使命。最终沦为没有灵魂的工具，必然陷入僵化与腐败。
80多年前，留学德国并深受现代大学之父洪堡的大学理念影响的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几年间便培植了中国现代文化和民族精神。以北大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的真正起点；没有北大就没有共产党，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黄埔军校、延安抗大、西南联大凝聚了现代中国独立、解放及建设的伟大力量，这个民族才真正站立起来。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本来具有准大学功能。80年代以来的经济特区取代了大学的功能，从外部引进现代文明，刺激了经济的繁荣。
文化是内心的事情，要用心灵来培养。这个过程是独立的，不能依附于经济体系，或者行政体制。它一旦抛到市场上炒作，或者框入体制内去编织，就会畸形乃至死亡。市场上经营的只是消费文化，是外在于心灵的消费方式。意识形态的思想教育一旦脱离了文化信念，沦为政治功利主义的工具，只剩下空洞的宣传口号，滋生虚伪的投机表演。文化战略的立足点在人们心灵上，首先扎根在大学文化土壤里。只有大学，真正意义的大学，才可能建构全社会最自由的，超越现实利益的文化天地。
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形成国家文化教育特区，以现代大学为战略基地进行辐射，提升全民的现代文化品位，形成民族内部的发展动力体系，自上而下地推动社会经济、政治、法律、道德及生活方式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应当明白，在良性的经济、政治、文化结构里，大学文化运动不是社会动乱的温床，恰恰是民族振兴的号角。
21世纪中国，需要全面引导现代进程的文教特区，摆脱目前经济－政治二维平面上的改革中出现的外部牵制、内部腐败的困境。需要确立以现代大学为轴心的文教兴国远程战略，恢复、充实、改造党和军队的现代文化内涵，全面形成民族内部的动力体系，才能创造可与蔡元培的北京大学、孙中山的黄埔军校、毛泽东的革命队伍、邓小平的经济特区相媲美的恒久遗产。
外部强势力量作为现实，横梗在我们面前，迫使人把现代进程归结为经济建设、政法体制改革，却把自身的文化、教育当作服务于经济、政治的工具。但我们必须明白，一切现实的利益、可见的权威、显赫的名声都是转瞬即逝的。谁培养了下一代社会精英，谁就真正掌握了历史，创造了未来。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仍然潜藏着的文化生机和精神冲动，才是我们的希望！
中国能够，而且应当成为人类新文明的一个中心。
这不是狭隘民族主义——出于弱势、挨打的内心自卑，以西方模式赶超西方，如以国家力量争取体育强国地位。
当代伟大的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在世纪末警告说，地球正在走向毁灭，人类需要着手开发太空以备逃生之用。
西方工业文明正在打破人类生存所依赖的全部自然平衡，并使地球处于灭绝的危险边缘。因此，人类文化的方向只能是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新文化。只有在这个高度——而不是狭隘的经济赶超——我们才能找到中国人的独立价值与尊严。
中华民族的崛起，不能像过去一个半世纪那样，跟随西方既定的轨迹走，我们应当有一种基于自我反省的自信，要作为现代文明的超越者、批判者、创造者。唯有这样，中国才能无愧于一个伟大民族的使命，人类也才因为中国而获得拯救。
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应以内心的自信和行动的从容，建立内在的动力体系，而不是仰仗别人既定的结果。
中国大学需要在这方面吸取、改造、超越西方大学，以自信而充实的头脑走上世界舞台，才能成为文明的新轴心。塑造回归人的内在世界的生存方式，即以非霍金的方式解决“霍金难题”，挽救陷入“恶无限”的市场经济－工业技术文明。
当代汉语的空洞与混乱，是中国文化失落的典型表征。成本成版的书刊大多是文字垃圾。学者论文、记者炒作、官员报告、名家致辞、明星作秀、主持人唠叨，常常臭不可闻。我曾编辑过一些名人文稿，深感这一痼疾之普遍。
本书对现代汉语里的一些最最基本观念进行解析，发现许多陷阱，它们注定了我们思维的局限。
有的关键词，在庸俗唯物主义、直观经验主义、狭隘功利主义背景下，被误解、扭曲，造成思维的肤浅，现实的畸型。
学习——通常是效法、练习、Learn，却不讲研究、Study。
思想——通常是特定观点、结论，即Thought，而非Think。
文化——生活点缀，或既定模式，而不是人们心中的内涵。
教育——知识是主体，人反成受体；只灌输，不启发自我。
科学——源于西方的特殊追求，到中国便打上巫术的烙印。
大学——本是文明进步的火车头，在中国却只是服务工具。
生命——内在的目的与动力是哲学之谜，基因并不能解释。
实践——马克思强调主观性、能动性，通常却只是客观性。
生产力——既然是人的能力，当然是内在文化素养决定的。
有的观念本身并没有错，但因为只说一点，却让人遗忘它的前提，或者它的对立面，容易造成思维方式的严重偏颇。
知识——不是活生生的智慧，只是它的成果、结晶、尸体。
变革——革命、改革施于对象，并不反思自我，创造新生。
开放——生命都是保守系统，没有自主的开放，等于瓦解。
解放——文明始于禁忌，只解放而不自制，等于破罐破摔。
进步——没有普遍的社会进程，生命有进化，也会有退化。
法制——西方法制依循普遍法理，中国法制服从特定权威。
国际接轨——单向与外部势力接轨，等于无条件放弃自我。
科教兴国——文教方可并行，没有人文背景，科技无灵魂。
中产阶级——资本家来自清教徒，中国大款却多是西门庆。
经济特区——引进外来文明重要，创造内在文化更为根本。
走出象牙塔——中国的问题是，“象牙塔”根本就没有过。
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是有机系统，不是机械结构。
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文明的内核是精神，外壳是物质。
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本来不存在对错，只是视角不同。
有的观念本身有历史性的局限，或者是食洋不化的结果，或者是故弄玄虚的生造，把原本简单的道理搞得莫名其妙。
人才——人不是主体，不是目的，只是为人所用的工具。
封建——秦始皇消灭了封建制，建立大一统中央集权制。
启蒙——西方启蒙是内在觉醒，中国启蒙则从外部灌输。
现代化——现代人竟要“现代化”，语言逻辑上就不通。
后现代——中国早有“后古典”，与西方后现代很类似。
汉民族——传统汉人淡忘其民族特征，家族性多于民族性。
义利之辨——道德是利益调节方式，并没有超越功利主义。
素质教育——实质就是人文教育（全人教育），过于抽象。
应试教育——实质就是知识教育（唯知教育），过于具象。
又红又专——两者不搭界，道德基于信仰，专业基于素养。
率先现代化——只有物质堆积，GDP增长，没有人的自新。
世界第八奇迹——附和西方俗套，不知不觉丧失独立语言。
地方领导大学——大学地方化，失去超越性，只死路一条。
文化教育产业化——与政治、法律、国防产业化一样荒唐。
跟踪世界先进水平——科学是探索未知，跟从别人就完了。
20年赶超西方50年——搬来人家的木头，却没栽自家的树。
我不是老学究，并没有咬文嚼字的嗜好！实在是这些最习以为常的概念背后，潜藏着思维方式的陷井，需要检讨！
本书力避假、大、空、官、套、废话，可每每回头自读，不免心虚，总是摇头，只得洁癖似地一遍又一遍清理，却总也没个干净的时候。像“现代化”一词，虽然早觉得有问题，但约定俗成，很难回避，最多用到近800个。后来，还是一一清理干净。
在一个全面世俗化的消费时代，唯有自由的心灵，屹立于文化的山巅，才能有真正的思想，才能有远程的选择。
本书没有用太多文字描述当下现实。其实，对我们周围的一切，每个人内心都有鲜明的感觉，无需我来陈述。
这个时代再没有大作家、大诗人。因为人的想象力完全世俗化、此岸化，任何欲念都可大胆兑现。灵感最活跃的是黄段子作者，素材最离奇的是小报记者，作品最诱人的是美女作家。随手打开一张报纸，一个网站，可以看到肆无忌惮的横流人欲。
20年来，中国人在科学的任何一个领域，没有搞出过任何一套新理论，任何一项新方法，任何一个新概念。
但是，在吃、喝、玩、淫的每个细目上，中国人每天都在刷新着自己创造并保持的纪录。细心收集分类，定能淹没任何“吉尼斯大全”。单说吃，从早期的鱼肉鸡鸭，乌龟王八，天鹅穿山甲，到活猴之脑，活熊之掌，据说已经吃到人胎了。
如果我们不冷静下来，这个民族又将重新陷入惨重的历史性浩劫——我们从来没有走出过那个魔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