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需要文化的内在驱动
●人们总以消费主义眼光，搜罗别人皮毛，抄袭有形模式，却不反思，现代文明是什么，我们内心缺点什么？
有个我们平时熟视无睹、浑然不觉的事实，一经指出，不免惊心：扫视我们周围的一切吃、穿、住、用、行、玩、读、写、听……，从脚踏的皮鞋到头上的发型，从厨房设备到高楼大厦，除了汉字、纸、瓷、筷子、秦砖汉瓦及部分饮食等寥寥几样是祖上留下的，还有哪些东西在原创意义上属于中国，尤其是来自当代中国人的创造？几乎通通都是舶来物！
在南方，我的朋友黄伟明先生提出这个问题，我环顾一家豪华饭店的四周，再看看自己身上，目瞪口呆。
中国曾为现代文明贡献了最关键的技术。越是为自己祖先的伟大创造而骄傲，越是为自己身上的腐朽平庸而惭愧！
苏联时代著名航空母舰明斯克号，被韩国人用极低的价格买去，作了包括火灾实验在内的彻底研究，拆去所有能拆走的动力和武器装备，只剩下一个锈迹斑斑的空壳，需要灌水才能立稳，再被中国人用近4000万元买来，以建造一个海上娱乐城。
010 明斯克号——中国的“航母”。不是用于国防，而是用来娱乐——谁说中国“后现代”要从西方去学呢？！
这种商业投资也许是有远见的。中国人自古“铸剑为犁”的和平理想与善良美德，与今天“后现代”的消费时尚也能达成一种契合。作为开放、消费时代的人，眼看一个巨型战争机器被中国人买来“玩”，也当感到欣慰。
当年鲁迅从令中国人无比骄傲的四大发明开始联想。火药——在中国用来做鞭炮，西方人却用以开拓殖民地；罗盘——在中国用来看风水，西方人用来航海；造纸和印刷术——在中国用来印制符经冥币以祈保佑，西方人用来搞文艺复兴宗教改革。
这件事也让人想起很多令人不快的历史来：澳门——葡萄牙人在自己国家禁赌，却把它建成全世界三大赌场之一；香港——英国人在自己国家禁烟，却以鸦片贸易及侵略战争打开中国国门，把这片土地作为打开中国消费市场的桥头堡。
苏联——那个已经进入历史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今倍受批评指责，它的存在被当成历史的错误。然而永远不能被忘记的是，它以人类史无前例的速度，在全球最广袤的土地上建立了工业化，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征服者，完全靠自己内在的力量，搞出了无数世界第一，长时间保持世界超级大国地位。直到今天，中国人的生活里，却仍摆脱不了受它影响的各种框框。
明斯克号——这个在冷战时代游弋在太平洋上的庞然大物，曾经令韩国人心惊肉跳，而今韩国人要是骑在这只死老虎上撒撒野，不是更有刺激么？为什么他们就没想到，要在这上面搞一个娱乐城，让所有人去玩一玩呢？
来自留学生的一则报道，让人恍然大悟：韩国人其实相当不“开放”，不“现代”——韩国人对外来消费品有一种中国人不可理解的拒斥。他们只开国产车，外国汽车无论有多么高超的推销术也打不动他们，只能占到汽车市场的千分之二左右。
韩国电视里总共只能看到四、五套节目，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除非与他们自己有关，几乎都不知道。早前还听说，韩国人几乎不看外国电影，尤其是日本电影，不久前才有限地解禁，还引起群众上街抗议的风波。
韩国人还坚信，只有吃自己土地上生长的食物身体才会健康——这要在中国，会显得多么封闭、保守、迷信。
一位韩国教授，一提起美、日就抑制不住要骂娘的冲动。他说，50－60年代的韩国年轻人，在艰难的条件下到国外打工，赚上一点血汗钱之后，便义无反顾地回到苦难的祖国，开办自己的民族产业，不久这个苦难的民族坚强地站立起来。
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中国学子们“胜利大逃亡”式的出国热，多少人永远地成了世界公民。一位在南方几年间便暴富起来的朋友，想方设法要移民某国，可他拿不出缴税单据，向脑子很不开窍的该国移民当局证明，他在中国的确赚了那么多钱！
中国年轻人越来越热衷于圣诞节，但除了对消费文化的简单盲从外，对西方宗教文化背景及内涵却完全不懂。
在“不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观念里，人生一世，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只求此生此世的物质消费、肉体享乐。只有酒足饭饱之后，才来点礼节仁义，闲情逸志，包括“高尚娱乐”、“思淫欲”。这就是中国式的消费文化。
010 圆明园的西式建筑——在器物上，尤其在享乐上，中国人从不拒绝外来文明。
在新闻节目里看到的拉丁美洲人，非洲人，印度人，巴勒斯坦人，韩国人，日本人，都有特殊的姿式与眼神。然而中国人，在都市的公共生活里，在电视镜头前，表达狂欢、祝贺、友情、亲密、痛苦的动作和表情，也越来越“与国际接轨”。
20年来，中国的前卫艺术家，多以模仿西方艺术为最得意之道。只是因为模仿的不地道，自己和观众都很别扭。
10多年前，中国学者还沿用外来意识形态教条为正统，今天则通通换成了国际流行思潮。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哲学家们，只要摆出与哪位国际大师（如果需要，可现炒一个）的缘分，马上能在国内占有一席地盘，自命不凡。
人们说科技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但这只是自欺欺人，它掩盖的事实是，中国人正在自愿成为外来文明的奴隶，中国精英们不过是些拾人牙慧，挟洋自重的洋买办。——查究现代科技每一项成果的智力源泉，几近100％来自海外。
经常有中国人做出世界一流成就的报道，要认真起来，它便没了下文，有下文就会露馅。从前，国人还有自知之明，没人敢说，他能得诺贝尔奖，而现在却屡屡付出诺贝尔奖“提名”、“推荐”之类画饼充饥的消息，反正不是骗外人！
中国生产着数额巨大的商品，却做不出能在国际市场上令人耳目一新的东西。摆满欧美市场的“中国造”，只能卖人家同类产品的一个零头，生产者的利润更是微乎其微。丝毫没有我们渴望的骄傲，有的只是我们缺少文化内涵与创造力的耻辱。
如果以社会运动和人际竞争的激烈程度来衡量人的进步，如果以有形的财富、产业、工具、队伍、成果，以及成型的制度、文凭、知识来衡量社会的发展，那么毫无疑问，百年中国的文明，简直就是在狂飚突进，日新月异。
然而，所有这些努力只是外在层面简单抄袭别人。我们内心的灵魂，既丧失了传统，也没有赢得现代，几乎一片荒芜。
自我反省与内在建构，决定社会发展的底蕴与后劲。希腊文明顶盛时，苏格拉底曾警示自以为是的雅典人：认识你自己。
●百年中国，人们梦想着富国强兵，超英赶美，四化小康，结果不是水中捞月，便是诞下个平庸呆板的怪胎
中国人总认为，眼见者实，心想者虚。
现实主义者们理解的“现代化”，首先落实在物质生活水平及消费方式，然后才是生产方式，再是技术操作，最高也不过是科学理论上面。归根到底，只是外在的、有形的、物质的、实用的、实惠的、享受的结果。
011 小土群炼钢铁——西方人打我们，不就是因为钢铁多么？咱们突击炼一大堆出来，不就行了！
可是，由于传统农业的现实主义思维的局限，我们难以透视西方现代文明的整体面貌，尤其是无法掌握它背后完全异于我们的文化内核。因此，一百多年来，我们富国强兵、超英赶美、四个现代化、与世界接轨的梦想一个接一个，本来都是好端端的事情，结果不是胎死腹中，就是在无数折中、妥协、变通之后，产下一些平庸呆板、非驴非马的怪胎。
兴实业，办洋务，开矿山，修铁路，都是模仿洋人的做法。大跃进，向大自然进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那样乌托邦，那般诗化的激情，说到底只不过“衣食无忧”、“吃饭不要钱”。浪漫的童话破产后，仍是饿肚子的局面。
山西平遥古城，今天给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悠久历史弥补一点遗憾。当初被列入彻底拆毁规划时，文物保护的任何理由，都被当地政府以阻碍经济发展的“硬道理”挡回去了，最后是“有利于发展旅游经济”才说服人而侥幸保存下来。
1994年在广州看到某报纸通栏大标题：“大刀阔斧破旧寨”。我的一位朋友有理由为之辩护，他住的那栋旧房是典型的南洋风格，据说孙中山还住过，买来不到一年，市价已经涨了一倍，纯赚数百万——不是旧房值钱，而是要拆了它卖地皮。
同期有报纸报道，一位土改工作队队长出身的要员视察某地，仍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鼓励当地干部。
011街头小姐——市场拜物教的祭品。
在我们这个“穷了几千年”的国度，人们想富都想疯了、傻了。世界艾滋病日，电视里在显示，中国艾滋病患者人数正可怕地以几何级数剧增。随后一官员出面总结，开头一句竟是“艾滋病的蔓延，从长远来看会损害中国的经济发展”。这种愚蠢的“升华”，让人联想起昔日的意识形态逻辑——血吸虫不利于“抓革命捉生产”，不利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中国教育、文化、科技的投入严重不足，即便在发展中国家里的排序也在最低者之列，这是历年来人们呼吁的焦点。人大立法要求世纪末达到4％，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实际上只有2.58％。而战火中的以色列，这个比例却是8％。
人们并非看不到，没有高新技术，经济不可能有质的增长，而高新技术的成长必须以人的文化教养的整体提升为前提。但这条路太远，拐弯太多，很玄，不如回到现实，开采现成资源，刺激内部消费市场，廉价出口简单商品，可以立杆而见影。
因此，政府官员、经济学家们大口一开，就是宏伟工程启动和刺激经济，可要他用其中一个零头来作科教投入，就打起官腔来！每年无数好大喜功的大型项目消耗大量资源，更不用说由于愚昧和腐败造成的巨大浪费。
物质追求和利益竞争是一种现实动力，在一定时期里能带来社会的经济繁荣。但这要有一定的政治秩序、文化传统为前提，并以不断地向它透支无形资源，逐步地瓦解它为代价。换句话说，单纯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既没有深度的创造力，也断送了有序的社会结构，带来物欲横流，穷奢极欲，腐败成风，人心不古，礼崩乐坏，公共资源流失。
在开放条件下，模仿和追赶西方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在有形的领域里，可以看见的差距，的确是在缩小。这甜头给人以乐观的期待，让人一厢情愿地梦想超过西方，现实里没有这种可能，于是将它推给50年、100年后的未来。
但是，进步速度也随之减小，因为模仿、照搬、赶超是以目标的先在性为依托，即是以自己与目标的势差为动力。而且，外力将我们拉进市场，只造成低水平、低创造力的建设，却以放弃个人内在的尊严、自主性和能动性为代价。
我们张开怀抱让西方强势的跨国公司长驱直入，建立它们需要的原料基地，劳动力基地，生产车间，特别是消费市场，而我们自己日益依附于外部，永远居于劣势。这种让许多西方人都厌恶、害怕的全球化，我们却美美地粉饰为“国际接轨”。
经济赶超要面对严重的内部利益冲突，特别是恶性膨胀的社会腐败。人们这才想到进一步的问题：变法维新－体制改革。
然而，孤立的体制改革仍然只徘徊在权力调整和利益再分配上，无法超越传统功利主义逻辑和实力主义法则。改来改去，仍然卡在权利关系做表面文章，现实越来越腐败。既得利益者形成集团，对付底层反抗者，激发出“阶级斗争”的幽灵，一种难以化解的抑制与积怨、压迫与反抗、反动与革命的紧张关系。即便革命成功，又会形成新的利益集团，陷入下一轮对峙。
人们寄希望于民主与法治，一种摆脱个人意志而服从于正义的体制。任何制度都需要人去建立，而人是活的，受着自己的观念支配，当绝大多数人都只是从功利主义角度考虑问题的时候，对民主制度的认同只是一种抽象概念的认同，而不可能是具体行动的认同，民主制度也就只能是一种梦想。政治权力不会自动、随潮流或被迫放弃专制，并给予人们民主的权利。
在政治本位的格局中，至尊的权威本身孤立于动荡的权力宝塔上，居高临下把一切纳入自己狭窄的复兴方案里，否则秩序无法稳定。想改革也提心吊胆，担心基座不稳，稍不小心就可能落得鸡飞蛋打、身败名裂。其他人的救国梦无法实施，便要反抗压在自己头上的权威，一场又一场无休无止的内耗便这样周而复始。说到底，这是一个民族面对外力挑战的自我纠缠。
在经济增长、政治改革之外，还需要文化建设，这似乎早已成为共识。可是，在传统文化熟透而现代生活表面化的背景下，人们谈所谓文化建设或精神文明建设是空洞的，只是附属于消费生活而没有精神内涵的外在形式，只是一种具体的外延性产品，几支歌舞、几台晚会、几部作品、几套设施、几处基地、几个楷模，只是现实生活的娱乐、装饰、时尚和点缀。
当然，还有一种基于传统思维理解的文化，就是制约利益膨胀的道德和法律。可是，这种以功利为内容的规范与防线，面对放纵的物质欲望时，便会土崩瓦解，不可逆转地弹回到利益的一端，并且把假大空的舆论宣传高高挂起。
孤立道德和法律仍只是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功利关系的外在规范，仍然没有走出基本的世俗生活，没有深入到人们内在的追求上，没有在自由个性、客观认知、终极关怀等超越的层面上拓展广阔的精神空间，反而强化了世俗功利主义的地位。
●现代文明立足于人们内心的基本认同：普遍、统一、公开、明确的理性原则，是一切自由创造的无形前提
中国人很少反省，西方现代文明是怎么回事，我们内心里缺点儿什么？从根本上未能超出农民思维的套路。
现代文明有两个典型的体现：一是科技，科学把握人与自然关系，用客观的尺度揭示自然现象的规律。现代技术——它以精确的、实证的理论所揭示的自然规律为依据，区别于中国发达古代技术。二是法制，法理原则是人们共同认同的契约与规范，处理人与人的关系。西方法律——区别于中国传统法令——是超越个人权威和意志的普遍公理。
科学规律与法理原则，在英语里共用一个词“Law”，其实是希腊哲学的理性主义思维一脉相承下来的。
希腊哲学家的思维方式，来自那里特殊的手工业与商业。工业生产不同于顺应农时的培养、等待、收获，它是非自然的制造和人工的操作过程，需要超自然的想象和创造，要有专门的设计，精确的计算，严格的逻辑思维。
理论需要与实际相对脱离，才能上升到普遍原理、共同原则。它轻视物质、质料、材料、原料、载体，强调事物背后的理念、形式、规律、原则、规则、规范、知识、信息、框架、模式、模型、结构、基因、蓝图、方案起决定作用。
科学要求实证，但要从逻辑、数学、几何模型、设计图纸开始。由逻辑和数学引导的理论科学，以探索自然背后的规律为目的。它所引导的现代技术，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在现代工业里，事先设计蓝图，比准备材料与基地更关键。
西方有“信仰高于一切”、“为知识而知识”的传统。有学生问几何学有什么用，欧几里德便以两个硬币打发他走人。
在罗马帝国，从希腊哲学演变出来的斯多葛哲学，以理性原则为城邦生活制定普遍规则，形成“罗马法”。
西方文明的内在文化基础，是自古希腊那里继承的理性主义与从希伯莱那里得到的信仰主义。在中世纪的教士、日尔曼的贵族、近代大学的知识分子与城邦公社的市民阶级共同维系的。其中，教会与大学构成文化上层的象牙塔。
现代工商业文明就是这一特殊文化对于世俗生活的超越、提升和教化。西方就是凭借着科学化的技术、法制化的市场，在外部呈现出强大的竞争与征服实力，造成了几百年来全球范围内的西方中心主义运动，把全球联为一体，划分为西方与东方。
现代文明的蓝图就是西方文化，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分子就是权威和中坚阶层，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信息也是产业，文化比财富更重要，大学是现代文明的火车头……。高科技就是讲究全面的认识、深刻的思想、独到的设计、非凡的创造。
012 机械制图和机械部件——工业文明是制造自然界所没有的事物，必须先有人为的设计，方可巧夺天工。
但是，西方文明把现代机器轰隆隆开进古老的东方，带去新奇、舒适、效率，让人羡慕、诱惑、嫉妒。它蛮横霸道、巧取豪夺，造成东方的相对贫困，陷入不可自拔的贫穷、依附、奴役地位；它随意征服、支配和改变“落后文明”，使东方传统瓦解，新的人格、国格和社会秩序却无从建立，多元文化日趋衰亡；由失落、屈辱走向腐败、动乱，以至毁灭。
与此同时，西方民族唯我独尊，失去外来文化的滋养和挑战，变得日益傲慢、自大、保守、僵化。
文明的挑战也激发一些民族觉悟，形成空前团结，奋起自强图存，赶走外来势力，努力造出自己掌握的机器。但这种自力更生的革命常常只是一阵激情，没有深刻的、有底蕴的内在文化创造作后盾，只是简单地、急功近利地仿造别人现成的东西，虽然能够形成局部和表面的繁荣，但不仅不能最终赶上西方，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不留神便掉到更为落后的位置。
不断地开放和变革可以使一个民族努力保持与现代潮流同步，但只是一味地做些低层次的模仿性建设，而不从内心的文化层面上做工作，结果赶超西方的现代文明只是一个永远的梦想，并且经常被内部的腐败、争吵、动乱和革命扰醒。
大多数亚非拉国家，在经历本世纪激动人心的民族独立之后，如今大多在以上序列的不同层面上徘徊。黑非洲、东亚国家处于这个序列的两端。此外，只有少数穆斯林国家奉行拒斥现代文明的原教旨主义，另有濒于灭绝的印第安部落和澳洲土著。
现代中国不在例外，人们很想有所作为。在20世纪，10多亿中国人卷入激烈的现代潮流中，工业化经济建设总是热火朝天，社会主义政治运动也曾天翻地覆，“文化大革命”更是史无前例。然而这种行动上的豪情和冲动，不能掩盖人们内心深处的消极性——没有心灵的反思和觉悟。我们经常骄傲地说，中国只用了二十年（五十年），走过西方一百年（两百年）走过的路。
可这种表面结果背后的代价，是丧失人最根本的自主自决能力。这种“现代化”是一个陷阱，一个误区，一个盲点：没有新文化理念的支撑——没有深刻的信仰与理想的凝聚，也没有现代理性、公德、法律、契约的约束——腐败会越陷越深。
彻底的社会变革，必须有全新的文化及其精英集团。只有人们从外部挑战中展开新的文化建构，才能克服失落感、委屈感，把那些旧的特权留给历史，从大处、高处、深处着手，主动地改变并充实自己，摆脱现实缠绕，赢得主动。
没有象牙塔，何谈走出象牙塔！这种自上而下、由天国到人间、由内心世界到外部世界、由文化到制度到器物的现代建构，是非西方民族先天缺乏的。人们普遍理解的“现代化”就是：金光闪闪的理性、科学、法治、工业、资本主义，突然间从地平线上冒出来，一扫过去的黑暗，否定教会、否定神学、否定贵族。却不知这些新事物否定的恰恰是孕育自己的母体。
●如果没有普遍的理性思维，实用主义与神秘主义、科学崇拜与迷信邪教、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就是一回事
农业文明依赖自然，凭直接经验操作就够了。“万丈高楼平地起”，强调的是物质基础和实干精神。农民总是边学边干，摸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探索，就能出真知，长见识。但是，这种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建设，不会太高、太大。
农业生产与天地同一，无需人为的刻意创造，只需长幼继承、互相模仿、经验摸索；缺乏彼岸信仰－理性思维－自由思想，只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功利主义；思维朴素、直观、模糊，缺乏历史的、通盘的、长远的考虑，缺乏批判力、创造力。
农业文明改造自然的程度较低。生产的对象是庄稼和牲畜，都是生命，靠人的直觉经验掌握其生长的规律，收获的物质财富基本上是天然的。少数圣人和一批御用官吏，也与生产活动几乎无关。但以天人合一、回归自然、反璞归真的逻辑来衡量，中国人的精神境界很高。传统艺术，不重形而重神，这种妙不可言的生命体验，是一种不能赋之于形的生命意韵。
013 农民、耕牛与土地——农业依天地而立，对象、过程、结果都自然的，人造不如天生。
胡适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原则，中国人缺的是前者，追问自然。虽有一个陈景润，但几乎没有哥德巴赫。
同样的理由，中国的天文学满足于天象的精确测量和历法的推算，只有直观的、模糊的天体模型；西方人却站在上帝的客观位置上，建立了精确的、实证的天体模型，为了地心说还是日心说之争，脑袋都不要。结果，后来者居上了。
尽管中国世俗社会，包括消费性商业、实用技能、生活艺术高度发达，但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这些都不可能直接过渡到工业化。人们只是在感性层面上懂得“经世致用”、“衣食足知礼节”、“人为财死”或“饱暖思淫欲”的道理，过于务实，过于世故，过于早熟，缺乏的倒是文化修养、理论思维、科学精神对于普遍原则的理性把握；“杞人忧天”遗笑千古。
中国没有凌驾于全社会的宗教文化组织，缺乏普遍的理性、超越的信仰构成的精神体系；没有全民性的高级宗教，“宗教”一词常与迷信、邪教、神秘主义、唯心主义联系在一起。秀才不是知识分子，官僚不是千年贵族，暴发户也不是中产阶级。
中国人理解的现代文明，首先是物质消费、生活方式，然后是生产方式、体制运作，再是技术操作、法律程序，最深也只是科学理论、法理思维。由于人们没有内心的乌托邦、象牙塔作平台，没有纯粹的理性思维与自由创造，只见现代文明的外壳，不见现代文化的生命；在经验主义背景下照搬西方理论，会形成没有活力的教条；但走出教条主义，又只能回归经验主义的原点。
由于只有消费主义、功利主义、实用理性，加之一个熟透的文明对外部世界特有的矜持，人们对于强势的西方现代文明的理解和把握，无法直接深入内部，只能由外部向内部、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层层深入，并且经历十分艰难的过程。
近代中国面临全球化的挑战，不得不移植西方文明，可也是从实务开始，先买坚船利炮，再引进技术，再引进制度，最后才想到科学和民主，想到人本身的革命，文化与精神的革命。现代中国的真正起点不是洋务运动，不是戊戌变法，也不是辛亥革命，而是新文化运动。此前的一切努力，都只能算序曲。此后才有共产党，有了新的国民党，及其黄埔军校。
革命队伍里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只有他们才能相对超越于当下的利益算计！但是，这种年龄优势很快就会失去。
要在传统之外走一条现代的新路，不能简单模仿、照搬外部器物和制度，首先要有人们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现代理性文化的认同，必须建立民族内在的文化－政治－经济动力体系，以自主的、能动的、创造性的姿态把握自己的变革进程。
仅仅以经济为中心，与国际接轨，靠沿海地区简单地输入现成消费品、生活时尚、成套设备、软件及现成知识，只会沦为世界大市场的消费者、边缘、附庸、累赘、垃圾倾倒场。越想赶超先进，越是失去自我，越是没有后劲，越是被人蔑视，越是分崩离析。
只有真正不为蝇头小利出卖自己的知识分子，站在可以俯瞰整个人类文化的高度，冷静地观察着、思考着，但这样的“观察卫星”，差不多被我们的社会忘却。“放卫星”、“假大空”、“唯意志论”，其背后也是政治功利主义的考虑。精神文明建设也只是抹点文化化妆品，逢着什么日子放两个大气球，挂几幅标语，还有些彩旗、鸽子什么的表示喜庆。
我们最缺乏的是理论思维，可在经验主义的背景下，一接受什么理论就只能教条化，一放弃教条又什么理性思维都没有了，只剩下物质利益和本能欲望，顶多再涂抹一点道德的油彩。理论联系实际这个口号在中国很响，针对的是教条主义，但教条主义的根源，恰恰在于自己没有理论，只能照抄别人“本本”里的理论做教条，结果踏空了，走不出来。
现在人们说的象牙塔，不过是教条主义理论，或者一些模仿西方的陈旧教科书。可那不是真正的象牙塔，只是陈年茅草屋。中国式教条主义与西方经院哲学也不一样，它有更明确的功利目的，是为一定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权力服务的。直到今天，哲学等基本的人文学科仍被纳入政治意识形态的范畴。也就是说，它们就不再是这些学科本身了，极左教条的“神圣”是假的。
真正神圣的东西不是以人的具体功利目的而存在的。西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尽管也与时代的精神需要有关，但它本身独立并且高于现实生活，具有最大的超越性，因此它为现代科学的孕育做了思维上的训练和准备。科学不是技术，哲学不是政治，历史不是功德碑，文艺不都是“诗以言志”，道德理想不能是说教，是不能直接以管不管用来衡量的。
科学与民主，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作为两面旗帜引进来的。然而，如果没有理性精神，它们也沦为传统巫术与专制。
科学在中国现代话语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连意识形态也以之为标榜。但那种神圣教条、静止理论、有用知识，只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僵死模式，而不是一种认知追求、思维方式、探索方法。今天，尽管科学摆脱了意识形态的纠缠，但落到形而下的实用主义目标上，沦为经济建设的技术操作工具，仍然没有自身的独立追求和选择尺度。科学精神仍没有进入人们的生活里。
●当下文化、教育、科学只存在于外延、数量、骨架、功用上，而内涵、质量、灵魂、本质上几乎完全空缺
014 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一个政治强人都有这般的文化直觉，可见德意志民族底蕴之深。
改革历程与满清后期的改良运动有很多相似之处：先器物，再制度，后文化，即以物质资料→成套设备→技术体制→科学思想→精神信仰的顺序，一步一步被动地接受西方模式和国际秩序。人们追求得势，或依附并仗势于人，而信仰、公理、法律、科学、民主等却被撇在一边，只是需要时当作粉饰。没有人像西方教士、贵族、武士、知识精英那样，确立一种普遍规则。
直到今天，尽管人们认识到，文化与政治、经济必须协调发展，法治、伦理、科技、知识、信息及创新能力对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作用举足轻重。但人们对于现代进程的整体把握，对社会生活本质的认识，一方面至今摆脱不了极左政治的阴影和陈腐意识形态的偏见，而另一方面又受到市场经济的夹击。现代中国社会建构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只有外部形式，而没有内在灵魂。
经济：只见西方生产力的物质外壳，不见背后的文化灵魂；用传统农民的方式搞工业化，模仿西方的今日当做中国的明日。
政治：革命、改革的目标定位于人之外的体制，把矛头指向自己以外的他者，结果陷入利益集团之间无休止的相互争夺里。
法律：没有人心对普遍的法理文化的自觉认同，仅在法律体系的表层上敷衍，结果非但不能规范社会，本身最是不清不白。
文化：要么缺席，要么只是经济、政治的工具，只是摆设、装点、表演、娱乐、消费及学究式的抽象概念，没有精神生命。
教育：教学只是传授知识，学习只是接受知识，这种知识教育与传统礼教本质上完全一样，只是将传统知识换成外来知识。
科学：知识被固化为真理，掌握现代科技与听信传统巫术、迷信在思维上毫无区别，科研只是知识推演，或解决实际问题。
伦理：精神文明道德化，其出发点是传统功利主义；道德规范和人情尺度基于对自由的抑制，因而日益空洞、虚伪、肉麻。
历史：没有真正的历史记忆，只有随心所欲的褒贬评价和传奇故事，用现代教条（阶级斗争、社会发展）肢解真正的历史。
哲学：思维出发点是粗俗的唯物主义、现实主义，更容易走向空洞的教条主义、功利主义，实事求是反成了最无聊的空话。
宗教：没有超越现实生活的精神彼岸，文化的提升不高，后劲不足；教条化的意识形态信仰一失落，迷信邪教便乘虚而入。
从打开国门到现在，一个半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最大缺陷，就是不能在理性文化的层面上与西方对话、交流，自主地创造自己的现代文明。因为摆脱不了西方的强势现实，只有以弱势心态，将自己的命运交给所谓世界潮流、普遍规律。
人们比较苏联、东欧和中国改革成败，仅仅看到政治和经济改革两个维度，提出孰先孰后问题，其实这并未得其要领——恰恰忽视了文化教育这一维度，至多谈到了与政治直接相关的意识形态，要么是空的，要么是假的，都是实用主义的。
邓小平说，改革开放的最大失误在教育。这实际上是说，人本身的文化提升滞后于外在生活的“现代化”。
对此，人们仅仅从外延上，即从结构规模、投资比例、效益大小等有形的方面来理解，却没有从内涵上，即民族精神、思维方式、创造能力等无形的方面去理解。外延上的发展落后于经济增长尚且不说，内涵上的肤浅、空洞、畸形发展更加糟糕。
文化的最大误区是脱离人的内心体验、独立思想、自由意志、理性良知、情趣修养、原创精神，被定位在宣传摆设、道德楷模、集体纪律、法律秩序等外在形式上，还有脱离文化生命的风俗古迹、学究作派、知识结论、技艺工具以及娱乐产品、消费方式，还有没有灵魂的装饰、仪式、表演。民族精神在文化噪声和垃圾的泛滥中失落、淡化、消解、毒化。
教育的最大误区在于缺乏独立的文化视野，不是从社会生活的全面进步出发，而只是为经济（过去是政治）建设服务。采取“螺丝钉”教育目标，不把学生当成人本身，即完整的全面发展的人，而只是社会及市场需要的工具。实用主义的知识灌输和技能训练，覆盖了人格与修养的发展，以及自我选择能力、自我学习能力、主动实践能力的培养。
科学的最大误区是被当成现成的正确结论、实用知识、一用就灵的工具，而不是好奇心、创造欲及理性思维，不是为科学而科学的探索精神。这种与它所发源并依托的文化、教育母体脱节的“科学”，没有真正的科学精神，只是供奉起来的现代巫术，不能真正取代迷信和愚昧。它虽被捧为“第一生产力”，却并没有创造力，不可能形成领先世界并推动社会生产的高科技。
通常，人们从工具主义出发，以为有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生产技术与管理方式，再加上意识形态，就能建设现代文明。对教育、文化、科技及知识分子的理解，也是目光短浅的实用主义工具观，不关心其自主发展必需的自由氛围与环境。
014 漂亮行头——在一切有形的方面，凡是西方人有的，咱们几乎都有，只是除了灵魂。
缺乏真正的教育家、文化大师、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和技术领先的发明家，这种没有生命和灵魂的教、文、科状况，投入再多也是无效的，只能造成虚假的繁荣。官场腐败损害的是国家的肤肌，而徒有外表的学术腐败泯灭掉的是民族的灵魂。
科学用实证的、精确的、对象化的尺度探索客观现象的规律。技术是为实现人的某种目的和需要而运用的有效技巧、手段、程序、方法。社会科学是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问题，社会管理是以技术方式操作社会事业。
文化作为人们内心深处的灵魂，是不可模仿的，不可照搬的。一个没有文化信念和底蕴作为灵魂的民族，没有理性原则的民族，是决不可能真正崛起的！处在现代社会的大变迁中，既要主动适应和接纳世界潮流，积极参与竞争，以变应变；同时又要提高公民内在的素养，培植人文精神、民族意识、传统意识，保持独立、自主和个性化的创造能力，积淀后劲，以不变应万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