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自身的建设与外部生活的变革完全脱节；有科技手段、战略管理、意识形态，缺乏人文意识、民族精神
一个社会的多数人受客观环境、人际关系及制度体系的约束，在既定的、凝固的文化价值体系里循规蹈矩，运用既定的知识和技术作为手段，来处理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但是，决定社会进步的革命力量，包括知识与技术的创新，却是受升华和变革着的文化精神引导的。知识与技术通常是针对人之外的对象，而不是人和社会本身的目的和价值取向。
人从根本上是自由选择自己价值的，人的本质体现为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目的性；人创造了包括科技在内的一切文明，并且不断超越它、变革它。因此，科学技术只是现代生活的手段，人文精神才是社会进步的内在目的和根本动力。
意识形态是指支配人和社会的价值选择体系。广义的意识形态就是人文文化，但通常狭义使用的意识形态，是以特定政治信念为基础的宣传舆论体系。在西方，基督教信仰已经融入人们普遍认同的理性精神中。因此，其狭义的意识形态特征淡化，文化趋于多元。只有在特定背景下，例如针对某一敏感问题，某一敌人时，才会突现其意识形态倾向。
非西方民族在传统体系被西方瓦解后，人们丧失共同的精神信念，需要选择某一种特定信念来统一思想，重建文化权威与社会秩序。他们的命运，取决于这种信念能否让传统与现代相耦合，是否具有与别的价值系统保持对话和交流的活力。
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建立在农业生产之上，伦理道德、天人观念与现代生活相差甚远，而且早已烂熟以至于腐朽。近代，由于追赶西方之迫切，只看到西方文明的物质外壳，却看不到西方两千多年哲学理性、宗教信仰相结合所形成的文化内核。
五四以后，千年传统成为思想解放的众矢之的，人们意识到培养新人、新文化的重要，纷纷寻找新的救国救民的意识形态信仰和理想。人们没有超现实的彼岸的信仰，只能看到自己当下的现实需要，因而重工具轻学理，重实务轻理论。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意识形态的确立，是现代人文文化的创造性结果，开辟了变革的全新局面。但由于一元化的教条形式窒息了思想和学术生命，人文文化与社会科学的内涵和活力日益枯竭，依附于政治意识形态，沦为宣传和论说的工具，不仅不能超前时代，引导社会，反而跟不上时代经验性的改革步伐，为人所轻蔑。这样，文化建设严重停滞。
20世纪50年代，朴素的人文情感和传统人文素养余温尤在，60年代则已造成意识形态统一化和教条化，到文革时则变得歇斯底里，随后冷却，陷入彻底僵化、窒息的状态。70年代末，意识形态渐渐解冻，恢复生机。但新文化的生命却频频遭遇旧体制的打击，形成周期性的政治与文化的冲突。90年代的经济大潮之下，人心浮躁，疲于应付，人文精神几乎空白。
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本来很少，人们在日益边缘化境况下，容易偏激，或玩世不恭，或学究化。人文学科结合着人生与社会的直接的体验、感受、反思、选择与批评，其价值判断会与意识形态发生冲突，因此独立的人文思想严重匮乏。
中国现代科学是为了实用目的而从西方引进来的，而且主要只是现成的知识和方法，尚未构成独立而完整的科学传统——缺乏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学府和学派；工程技术是经济建设直接需要的工具，因而工科比理科和文科更受重视。
虽然说是说“又红又专”，实际上大家都清楚：“红”是虚的，只是政治服从和道德操守，“专”才是实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经济建设成为工作重心之后，科技的地位更加突出，而它赖以立足和发展的文化教育却相对萎缩。
老一代职业革命家出身的政治家退出岗位之后，党和政府的决策与管理自然落在工程技术人员身上。此后，与科学技术操作方式同一层次的西方社会科学与管理方式也引进来，逐步成为思维的主角，而教条化意识形态退居配角地位。
人们普遍理解的“现代化”，就是经济繁荣、科技发达、消费品充裕，是仿效西方物质生活，玩弄西方文化泡沫，却没有人本身的文化提升。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特别是信息技术高速发展，洪水般奔腾的新事物几乎吞没了一切。技术专家、实业家、公务员切身感受到一切具体的、实在的事物都在变，但他们看不到，也想不到还有什么信仰、理想、价值、尊严是永恒的。
这时，文化建设只能让人联想到抽象的政治口号、道德忧患，不能从人的需要本身去理解。教条主义的僵尸经常在游荡，障人耳目。一些学者试图从传统文化的故纸堆中发掘出现代精神，学术上是积极的，但心态上常常是消极的。
015 现代工具人——内心世界为既定的模式所掌握，不再有独立的思想，丰富的情感，自由的意志。
在西方，即便在人们的生活选择里，也是人文的、价值的因素，多于科技的、工具的因素。现代化工技术、核技术、克隆技术、基因工程、环境改变引起他们的恐惧、争论及抗议。这在其他文化背景下的人们看来，反而显得不可思议。
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也重视人的生命整体性、全面性，不鼓励专门领域的分化。孔子《论语》里主张“君子不器”，有大才能者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不拘泥于某一特定的技能。但这一卓越的思想仅仅限于单纯的人生境界，没有成为普遍的世界观，而且只是少数至圣之人能够达到，和现实生活是脱节的。普通人在现实生活中则被具体生活的利益及习俗支配，被家庭、家族、村庄、土地、房产、庄稼、气候所支配，几乎没有自由选择的空间。因此，孔子的人生理想与现代文化无法直接过渡。
一个对象的意义或价值有两种：一是目的，一是手段。目的是人的追求、热爱、兴趣、信仰、理想本身。手段是实现目的的条件、工具、途径。目的是“本体”，手段是“功用”。说一个东西“有用”是指它作为手段，能实现某种目的。
人的内在素养、人文精神、社会灵魂是一切“用”的根本，任何有用的东西离开它便毫无意义，而它作为目的本身，却不能以“有用”、“无用”来衡量。人首先要有人格和思维方式的培养，然后才是知识技能的提高。前者是不能说有用的，后者才是有用的。光有后者，培养的只是工匠，只是没有独立个性和灵魂的工具。不能以任何职业的或市场的标准衡量其价值。
人们在某一特定功利目的下，创造或者选择的东西当然有用；一旦超越特定的时空就会变得没用，甚至有反作用而被淘汰。人的自由创造性成分越大，创造物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可能发挥直接间接的作用。有用者无大用，无用者管大用。
●没有文化的提升，经济建设－政治改革只是利益的再分配，就会陷入无休止的人际角逐，必然走进死胡同
在九寨沟，我曾看到鱼群奇迹般地嬉戏在清澈见底的高原海子里。有朋友奇怪，为什么这清水里也有鱼呢？游人把面包屑抛下，远近成千上万条鱼便会涌来，挤得跳出水面，成为当地的动人景观。看来，这鱼也不是天国神灵。
传统中国人在处理人事关系时，尤其务实的、入世的、有所作为的政治家和实业家，有一个基本的常识即“水至清则无鱼”——这个典型中国哲理，很巧妙地将人间的道理用自然界的现象比喻，清澈透明、毋庸置疑地表达出来。
此后我发现，这句名言每每用在关键处，总能让人恍然大悟，能将原本复杂的人、事理顺。它渗透在整个文化心理的深层，作为一种心照不宣的道理，支配着民间、官方、学者，甚至青年学生的言论和行动。自然，它与改革的成败息息相关。
不给人好处，就干不成事。这令道德家们摇头，也让人经常怀念过去。在意识形态信仰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单而朴实，大家以雷锋为榜样，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集体、为国家、为人民、为事业、为理想、为主义献身。
但是，后来人们却发现，在那冠冕堂皇的幌子背后，在普通人都在傻瓜似地“狠斗私字一闪念”时，在不公开的地方却在上演着利益的引诱、谋划、争夺。这更加强了后来人们对简单的“唯物主义”原理的真实感和切痛感。
只有凭借现代理性之光的照射，透过日常生活与世俗观念所沉积的感性内涵，才发现无论是“水至清而无鱼”，还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只是一个十分有限的道理：人要谋生，要满足生存的物质需求。此外，任何内容都没有说。这个明明白白的道理固然没有错，却只是动物的共同起点，如果当成人类社会的普遍真理和原则，就只能在极低的起点上徘徊。
悠久绵长的中华文明之所以无法突破世俗消费文化的繁荣极限，升华不到新的境界，每每在极限上停滞、腐败、崩溃，中国之所以比俄罗斯、日本、韩国要迟钝得多，改革进程之所以有陷入腐败深渊的危险，每个单位之所以看起来极其简单的事情上乱得一塌糊涂，反复无常，陷阱无数，聪明无比的当代中国人之所以在今天世界上反倒更缺乏创造能力……。
016 一旦陷入利益怪圈，任何改革都只是一场滑稽游戏。
在这种动物哲学里，人就是禽兽，文化道德、意识形态、精神文明、思想原则，不过是披的一层漂亮外衣。
官场腐败之所以经常查不下去，遇到各种软硬保护伞、人情盾牌，是因为它成了权力运行的润滑剂，成了凝聚各种大大小小利益集团向心力的资源。要让手下的人踏实干活，没有些恩惠、没有些利益的诱导，便撑不下来。只要不出大问题，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越是能团结一批人。即使出了事，也要多给人担当一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才能赢得多数人的拥戴。
更加恶劣的是，许多靠投机钻营取得地位的人，无论是政客、商人还是学术名流，内心是虚的，便要以比自己更流氓龌龊、更无法无天、更不学无术的人填充自己的麾下。一旦有个较真的人出现在身边，会感不安全，非把他拉掉不可。
听南方的朋友说，商人谈生意，必须先和对方干些肮脏的事，相互才会有信任感。把官员们拉去腐败一番，立即就让他服服贴贴，乖乖就范。于是，不知哪个旮旯里传出一则段子：“你不讲，我就不讲；你讲，我就讲；你讲我，我就讲你。”
官场上的老滑头，喜欢把傀儡、恶棍提拔在自己周围——因为无能只有听从主子，屁股不干净的把柄被捏着，就只有听话，不会和人过不去。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社会总是劣胜优败，为什么一个单位，一个时代，一个家族走到末路，总是像贾府上焦大骂的，除了门口两个石狮子，没有一个干净处。“这年头，谁的屁股都不干净，还是彼此彼此吧。”
016 某贫困县的官员私宅——如果私利压倒公正与良知，难保不会陷入死无葬身之地！
务实的改革，前期效果明显，资源都转化为消费资料。但浮财分光，国库空虚，贫富分化，表面上的虚假繁荣背后没有回旋余地，秩序混乱而不可收拾。尖锐的利益冲突最终会造成社会的崩溃。回头再搞掩饰性的文化建设，只能自欺欺人了。
这种改革逻辑基于两个似是而非、牛头马嘴的观念前提：一是中国传统顺其自然的思维。人们一厢情愿地相信凡改革总是好的，“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跟着感觉走”，“摸着石头过河”，“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然而，传统自然主义的宿命是治－乱、分－合的周期性循环。轮到无奈的结局时，只有自认晦气，或者责骂别人。
二是西方社会必然进步的观念。近代自西方传入的社会必然进步观念让人相信，循着他们成功足迹向前走总不会错。可是，西方现代社会建立在理性文化基础上，而我们却只有从实用主义价值观出发的简单的经济、政治模仿。
只在现成的利益格局内实行调整，必然造成社会无休止的内耗和争吵。旧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只要自己拥有特权，宁愿维持社会的低水平，而不愿意为社会普遍提升到新的水平而失去特权；新生力量要么被压制而无法成长，要么就是从非常途径暴发；暴发者由于其根不正，来路不明，没有合法性，不仅不主动承担社会重建的使命，反而成为腐败和动乱的根源。
两千多年来的每个王朝都只想维护一己之天下，从来不可能超越这个理想。从鸦片战争到清王朝的最后崩溃有70多年，这个已经拥有几千年世俗智慧的民族之所以产生不出一种新兴力量来实现自救，就是因为太务实了，目光短浅，小聪明太多，只是经营自己眼前的物质利益，死到临头也不觉悟。清王朝不是没搞过改革，但都很快断送在利益集团的角逐之中。
当人们善良的期待已经彻底破灭，革命之火已经燃起，便再也扼止不住了——尽管更新的政改方案已在酝酿。而更让人伤心的是，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地闹了一阵，付出血与火的代价之后，不仅没有新的建设，反而落得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局面。
中国人形容这种历史宿命：聪明反被聪明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中国智慧的另一极端则由道家出来说话，这就是“难得糊涂”的“不动哲学”（毛泽东将老子哲学定位于“反动”的唯心主义，也许是有道理的）。
为了保证三峡工程质量万无一失，朱镕基总理指示由外国公司来作监理，这是向全国人民及子孙后代负责的理性选择。据报载，外国监理工资是中国监理的500倍。根本的考虑并不在于国外监理手段先进，而在于减少中国人无处不有的腐败关系网。
我们不能回避良知上自省，为什么中国人反而不能对自己的千秋大事负责？为什么人情关系腐败、假冒伪劣、豆腐渣工程、司法腐败到了如此不可救药的地步？从这无奈中不难看出，社会进步不只是外部的经济增长，更根本的是人们内心深处的进步，人格的提升。不彻底根治人自身的奴性、愚昧，不克服胸怀的狭隘、急躁、势利，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族复兴。
●思维是实践的先导；实践都为特定观念所覆盖；理论来自实际而超越实际；走出象牙塔，必须先有象牙塔
有哲学家说，人是符号的动物。语言是人类的家园。人的思维、言行，约束在他从小接受并逐步拓展的那套文化观念所形成的精神空间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思维模式、理解逻辑、解释语言、表达系统、操作话语。
马克思主义者说过，理论思维是社会革命的先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孙中山也说，知难行易，知先行后。社会变革的首要关键是建立新舆论、新观念、新思维、新理论，并支配社会的话语系统，从而赢得社会实际权力。
没有深层次上有生命活力的文化建设，盲从于滚滚物欲和滔滔权欲，最后便只是一场浑水摸鱼。
关于实践的概念，有几点必须强调：
首先，任何客观的实践本身也是主观意志、动机、理论、思想、逻辑支配的，纯客观的实践结果根本就不存在。
其次，实践是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实践检验也就是一个永恒的过程，其中任何检验结论都不是终极的。
再其次，当理论预测与事实不相符时就否定理论，那就太傻了，只有根本没有理论思维的人才会那样。实际上绝大多数情况是“事实”错了，而不是理论错了。因为任何“事实”都不是纯客观的，而是人认知的产物。既有客观对象本身的偶然性、不确定性，又包含观察者的主观性、随意性，包括人为的失误，事实的陈述和解释也需要先入为主的概念、理论。
“实践”往往被庸俗实用主义者当作借口，以眼前的利益、看得见的实惠、可计算的效益作为社会发展硬指标，把有用的、好使的当真理。缺乏社会发展的远大视野，成为急功近利、唯利是图、不讲原则、掠夺性经营的思想根源。少数官僚政客掌握着实践的权力，事先以这个命题为他的选择辩护，事后却拒绝反思，歪曲起码的事实，甚至捏造和粉饰结果。
通常，务虚是指理论，务实是指实践。推而广之，“虚”——意识形态、舆论宣传、人文教育、理想信仰、科学认知、法律规范、道德情操；“实”——生产方式、经济基础、政治体制、基地设施、技术手段、生活水平、职业训练。
把“务虚”当作面子，“务实”当作内容，这是彻底颠倒了。“虚”是文化的灵魂和内核，“实”是其形式和载体。
改革开放本来是虚实并重，务实和务虚单方面都受到重视，只是分为单独的两极。务实上做得很扎实，因为是有形的、具体的、眼前的、切身的利益，而不是涉及全面的、战略的、本质的、思想的、长远的、有活力的、可持续的发展。务虚则是官方宣传、道德说教、形式主义，是假、大、空、官、套；谁都说，不得不说，但只说说而已，语言是旧的，人是老的，理论是空的；说的人自己也不相信自己说的什么，越说越不认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不相信别人会认真，甚至害怕别人认真起来。
务实的人们一旦面对具体的事务，就把文化抛到九霄云外。在他们的心目中，发展靠外部机遇，靠紧跟西方的步伐。而且在相当一段时期里，经济的高速增长可以维持社会的动态平衡（所谓自行车原理）。但这种发展限于暂时的、看得见的、表层的、依赖性的经济领域，没有雄厚的文化科技实力作后盾，没有开拓创新的能力，不能把握现代社会价值的原创力。
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疾苦和呼声出发，从看得见摸得着的菜篮子、米袋子出发，从物质生活、生产力、综合国力的实际出发，从市场份额、收支核算的统计测量数字出发……，总之，现实主义、唯物主义的思维是必须的。
但是，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超越现实的文化视野，要有宏观的憧憬及理性的战略构想，要有透过表象的理论思维，要有自上而下的普遍理论指导，要有外来文明的参照，要有从人本身的主观性、目的性、革命性、创造性、能动性出发的价值判断和选择。否则，社会生活就会失去目的，失去意义，失去生机，陷入僵化、市侩、腐败的窠臼里。
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走出象牙塔，回到实践中去，这些观念被我们重复了千万遍，看起来千真万确。但越是最熟悉、最没有疑义的常识，越是需要参照它的前提、背景及对立面。否则，就会陷入片面化的陷阱之中。
从“实事”中求得的那个“是”，即回到实践时所持的理论，才是人的根本；从实际出发，就是离开实际，摆脱实际的局限；理论要超越实际，才能拿回实际，改变现实；信念来自反思，理想表达激情，科学源于探索，智慧、创造、能动性不在客观，而在主观。
这不是否定显然正确的常识本身，而是要强调，当常识挂在所有人嘴边上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忘记它所依赖的与之对立而又统一的前提——超越具体实际的普遍理论，不带功利目的的知识探索活动，纯粹的理性思维和终极的哲学信念。
飞机飞得再高，不能脱离大气层，不能摆脱地球的引力，这固然千真万确。可是，如果你老想这一面——却忘记了飞机之为飞机就是要超出地面，居高临下，才能飞快、飞远，才能视野开阔——那你就别造飞机了。理论的视野与理论对实际的超越程度成正比，正如飞机的高度与视野的广度成正比一样。最伟大的科学家不是实验科学家，而是理论科学家。
017 太空时代——现代技术与古典技术的分水岭，在有无科学理论；摸石头过河的人，绝对上不了太空。
有年春节，我们几个在外工作的本村“秀才”，被村支书、村长请去商量全村的发展。几位在政府部门、农技部门工作的，很快就制定了一个良种培养基地的计划。我学文，帮不上忙，但我发现大家都在那似乎唾手可得的利益上兴奋不已，便提醒创业者们要具备的长远胸怀和敬业精神，要有合理原则与规范。我的意见赢得了所有人礼节上的赞同，但没人往心里去。年底再回家得知，原本稳赚数十万的大好事，结果全砸了，当事人藏的藏，躲的躲，有家难回——其实总共只是几万元的腐败。
梁漱溟举过一个心理学实验的例子：递给猴子一个装有花生米的开口玻璃瓶，只见它乱摇一气，好不容易才把花生米弄出来吃。人给它示范，将花生米从瓶子里倒出来，它却没学会，下一次拿起瓶子还是倒腾一气。聪明的猴子为什么竟会这般笨拙？原来它眼光盯着那花生米，一心急切求食，顾不得学习和理解。梁先生感叹说，人类最大的长处是智慧，智慧有一个要点就是要冷静，要耐得住利益的刺激，静下心来，专心观察、体会、思考。只是为了看得见的利益而忙碌的人，往往得不到最大的利益。
●远水才能真解渴，文教兴国是决定民族根本命运的最高战略，代价最小、成本最低、速度最快、后劲最足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上，有务实的经济战略、科技战略、政治战略、外交战略，但最根本的、最深层的却是务虚的文化教育战略，即文化战略。实施文化战略，旨在提高全民的文化素养和社会生活的文化氛围，影响未来人们的信仰、思维、视野、创造力。谁主宰了中国的教育，培养了未来的精英，塑造了民族的精神，谁就掌握了中国的命运。
现实的人们从不把现实利益寄托在看不见的抽象观念里，他们对“教书先生”、“孩子老师”的尊重和信赖大多出自功利主义考虑，一些地方尊师重教的传统与那里曾经出过考上功名的权势人物相关。在他们看来，文教兴国把现代进程托付给几十年之后才能见效的人才教育计划，这是“秀才”的迂腐之见。按知识分子构造的蓝图去建设未来，是十足的纸上谈兵。
人们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先要有教师队伍，要建立完备的课程－教科书体系，要将各门类的知识体系和思维模式灌输给学生，然后期待他们在若干年的磨炼后，才能有所成就。那自然是远水不解近渴。与直接的现实需要相差太远。
不，百年树木，十年树人！有水才解渴！文教战略是决定民族根本命运的最高战略，代价小、成本低、速度快、后劲足。
018 30名赴美留学儿童在轮船招商总局——假如不是办洋务的需要，中国人根本不会主动学习西方。
与此同时，外部挑战也激励着内部的有识之士展开关于中国前途与命运的讨论、思考与实践。梁启超、严复等人主张中国走培养“新民”、“教育救国”之路，认为，人的改变是第一位的。兴办实业也好，暴力革命也好，移植西洋经济和政治方式，如果没有国民素养的提高，都只是“淮桔为枳”，治标不治本。新文化运动更是主张文化的革命是社会变革的关键。胡适认为，国家可以没有军舰，但不能没有大学；鲁迅痛感医治人的精神疾病比身体疾病更加迫切，毅然弃医从文，旨在“立人”。
长沙的青年学生组成“新民学会”，为后来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毛泽东便是其中杰出的一个。
文化战略就要从根本上改变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和文化建设的僵化、软弱、被动局面，克服对传统市井生活和西方消费文化的消极妥协，以积极的、创造性的、自上而下的现代文化运动，激励和动员新的社会力量，推动现代变革进程。
文化教育战略的途径：以自由发展的现代大学为轴心，以党和政府力量为后盾，动员国家公务员和人民军队全员参与，调动国家文化教育资源及传媒力量，向全社会进行文化、舆论辐射，以形成全社会公众乐于接受的生存目标和发展方式。
文教兴国战略以文化教育为先导，让人联想到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意识形态运动——包括全民政治性表演：写诗、作文、唱歌、表态、大批判、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忆苦思甜、树模范、立标兵、事迹报告。
但不可否认，西方中世纪就是用比这还要荒唐而且粗野的方式普及宗教的，曾经是前现代所做的文化准备。
文化战略与当下各级文化行政部门所经管的文化事务不同。通常的文化事务，是出版多少书报杂志，养活多少文化团体，建设多少楼堂馆所作为文化设施，设多少奖励，搞多少报告会、表彰会，还有设施运转，人员安置，经费使用，活动安排。总之，就是拨些钱，养一批人，时常来一点精神食粮、文化消费、文化娱乐，装点一番门面。
文教兴国战略，不是简单的政治信仰和低层次的模仿训练，而是以高品位、多元化、个性化、对话式、开放式的大学运动为核心，自上而下地实现全民族精神的提升。这种文化运动在方式、内容及方向上，与今天民间宗教、神秘主义的扩张是对立的。
文化战略相当于意识形态时期的总路线，但不是政治口号化的行动纲领，不是形式化的道德说教，而是一种对全社会有凝聚力的信念、道德、思想、情感的对话和交流机制，一种培养和造就社会精英的途径，一种激励全民族不断上进的氛围。
大学不是由教育者先验地设计的文化模式来塑造新人。大学是一个自我教育的机构。只要有像当年蔡元培那样有深远的战略胸怀的教育家，不拘一格收罗人才，很快就会形成一个文化精英体系。任何一个社会里，青年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然动力源泉；一旦发动并组织了社会最广泛的青年，给予他们深厚的文化熏陶，任何人间奇迹都可以很快由他们创造出来。
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的实践都表明，新的政治信仰或新的生活方式，对青年人具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关键是要用全面、深刻、广博、开放的文化吸引他们；克服意识形态的排它性，政治、经济的急功近利，从宏观、远程、可持续发展的视野上开拓新天地，形成古今中外的文化融合。既要敢于实践的尝试，又要保持对于现实的超越性，不要陷入狭隘的功利主义圈子里。
以文化教育的全面发展启动社会的变革进程，这是一条最稳定、经济成本最小、最有持久的内在动力和后劲的道路。
但它的困难在于，无法通过社会、市场的力量实现最初的自立，因为它没有直接的经济效益，尤其在这个世俗化最彻底的国度里，更是难以实现。这就需要最有远见的政府实施文化教育战略，通过政策支持和直接投入，来建立这一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力体系；需要有具备远大的见识和广阔的胸怀的政治家、教育家，开辟文化精英成长的自由活泼的环境。
经济特区表层上是市场力量自发建立的，但实质上是政府主持和支配下，有意撕开一个口子，给予政策优惠，这才创造所谓“深圳速度”、“海南奇迹”。旧体制里被管制、被压抑的公共资源，钻各种合法或非法的政策空隙，在那里重新垒积起来。经济特区的成功是以全国旧体制下的经济渐渐萧条、混乱、萎缩、腐败以及大面积资源流失甚至全面破产为代价的。
经济特区旨在建立通往国际市场的窗口或桥梁，通过国际市场体系的作用，驱动全国经济的发展，并努力参与国际经济分工与竞争。它既是国内市场走出去的窗口，也是国际市场伸向国内市场的桥头堡。它使中国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但是它只能承认并服从于西方强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中心地位，跟在后面追便可能渐渐成为定局，越来越没有改变的能力。
民族复兴的内在能力是由文化的创造力决定的。随着差距的缩小，与西方接轨程度提高，受西方制约和支配的程度也增大，自己独特的文化资源瓦解，基于自己的文化资源进行创造的能力衰退。因此，建设经济特区过程中，中国付出的直接代价看起来很小，但间接的、无形的、文化的代价却是巨大的。如果没有相反的努力，这个代价甚至可能是致命的。
●现代文明波澜起伏，没有创举就会停滞、腐败；只有20－30年的战略飞跃，而不会有50－100年的渐进演变
世界文明波澜起伏，文化中心交替更新。文明浪潮不是突然降临的，赢得历史需要远程文化战略，没有创举就没有飞跃。
农业文明无法超越自己，在封闭的圈子里周期性地兴旺、停滞，腐朽、衰落、灭亡，例如四大文明古国。
在工业社会之前，推动世界文明大综合的曾经有游牧的匈奴人、日尔曼人、蒙古人、阿拉伯人。四处游走的游牧文明常常从外部主动出击，在扫荡腐朽的农业文明的同时，自己也被融入其中，从而形成新的文明周期。骁勇善战的游牧部落总是得势，他们靠自己的体格、战马、地域条件及其它外部机遇迅速扩大、壮大，他们来得快，来得猛，但没有后劲，消失也快。
然而一个特殊的工业文明，同样经历过几次游牧文明的传递之后，凭借其工业装备的军事实力和市场优势向外扩张，逐步主宰了世界。15－16世纪，南欧崛起，然后世界文明的中心由南欧依次递向工业化的荷兰、英国、法国、德国及俄国、美国。
西方文明先有文化的积淀和创造，宗教、文学、艺术、哲学的成长奠定道德、科学、法律等观念体系，才有政治体制、技术操作层面的进步与完善，再有工业经济的发展，最后以强大的国力向外殖民扩张，开拓世界市场，奠定它在全球的中心地位。
在中国，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测众说纷纭。通常，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主义者，从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的前进步履中，预测50年以后中国成为世界中等发达国家。这其中直观经验自然多于科学计算，也许还有不刺激西方人恐惧中国崛起的考虑。
主张国际接轨的乐观主义者要大胆多了。据说，世界银行的一个报告称中国将在2020年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强国。
需要考虑的是，在现代社会里只有20年、30年的战略飞跃，30年、50年的前瞻是很难的，更没有50年、100年的渐进历程。一个民族的发展是一股浪潮，孕育5年，成长10年，定型20年。如果没有新的创举，最多30年后，发展潜力就会彻底耗尽。
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是没有前途的，只会停滞和后退。兴北大、建黄埔、立抗大、组西南联大、办特区的创举都是在几年间实现的。没有这些，中国现代史会一派平庸。它们留下的势能，至多能维持10年。前人留下的江山从来不可能稳坐下去的。
任何时代都是藏龙卧虎，只不过“劣币驱逐良币”的腐败现实使蛟龙变成小蛇，体制压抑使老虎变成懒猫罢了。
关键在于，整个社会能否走出政治－经济功利主义的陷阱，形成健康的文化氛围，建立远大的文教战略，营建内在的发展动力。因为，现代文明的核心不在有形的工业产品，而在于人的思想素养、社会的理性秩序、生产生活的智慧含量。
在20世纪，全球有许多震撼历史的革命运动，欣欣向荣的建设运动，气势磅礴的改革运动，包括一些极权主义的征服战争。其中有不少运动在短短10－20年里改变和影响了本国乃至世界进程：十月革命与斯大林社会主义，罗斯福新政，法西斯运动与二次世界大战，麦克阿瑟主持制定的日本新体制，甘地、尼赫鲁领导的印度独立运动，李光耀领导的新加坡崛起，印尼苏哈托统治下的经济发展。中国大陆有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而台湾也有国民党统治下的经济复兴。
但是，作为一个战略进程，大多维持在20年左右，一般不会超过30年。有的在新的改革中持续了良性发展，有的则被革命和其它势力所颠覆。如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主要是30年代建立的，到50年代面临改革，60年代以后就停滞了。
现代社会的内涵需要重新定位，不是照搬既定模式及其具体指标，是要建立能与全球各民族平等对话和交流的文化生活、社会秩序、生产能力。当中国人能够自信地拥有自己的文化空间，生活不只是为了口腹之欲，面对西方人不再感到手足无措，当中国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时，当中国产品不再成为廉价商品……，全球化就不是西方化了。
实现这个目标，说难是难。改良－革命－改革都一百多年了，说人们在知识、技术、生活品质上接近西方现代文明，那是毫无疑问的；可是，要说中国人的精神接近西方现代文化了，人们的文化修养在增长，那就成问题了。
如果变革立足于人本身，就不难。挣脱狭隘的物质泡沫、浅薄的流行时尚、低级的功利观念，每个人关注自己的心灵，也关注整个社会的改良，拓展自己偏狭的胸怀，尤其是把重心落实在年轻人身上，整个民族很容易进入一个良性的状态。
中华民族是尚存最连续、最悠久的农业文明。在今天兴衰强弱关键点上，发生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一方面，社会肌体的腐败到了极点，病变还在蔓延，难找一片净土，文化也充斥着假冒伪劣，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另一方面，面对全球化不确定因素构成的机遇和挑战，如果能把外部强势力量转化为内在动力，重建自主的民族文化，那么10年、20年的飞跃是巨大的。
传统是千百年形成的，革命却只是几年几十年的飞跃。新文化运动提出“少年中国”、“青年中国”口号，固然有太多理想主义情绪和浪漫主义色彩，但文化变迁的确不在时间的长短，而在于人们自我改造的内在勇气，在于文化建设的深度。
019 少年中国学会与《新青年》杂志——任何民族崛起于青春与生命力的自我觉醒。
人的创造性引导着历史的走向。社会精英们有怎样深刻的民族反省，有多么远大的战略选择，国家就能赢得怎样的未来。
发展需要民族意识的觉醒，人们灵魂深处和风细雨的建构，需要由此出发的冷静思考，长期实干。但真正的崛起从来都是飞跃。把希望寄于外部机遇，随波逐流、按部就班、四平八稳、渐进积累，以为高速度的线性增长能长年保持，那是自欺欺人。
在现代传媒的背景下，从建立大学特区入手，彻底展开文教变革，实现全民舆论动员，树立公众认同新的文化权威，建构国家文化动力体系——首要问题不是给多少投入、资源怎样配置，而是给经济、政治、法治的建设，建立良性的文化基础。
在一个良性发展的社会里，健全的文教体系10年经营，可以培养一代心智健全的孩子；而全面发展的青年10年奋斗，任何人间奇迹也能创造出来。马克思30岁写《共产党宣言》；爱因斯坦由16岁提出问题到建立狭义相对论，也就是10年时间的探索；爱迪生30岁时留声机、电灯等一系列划时代的发明如泉涌出；比尔·盖茨20岁开始创业，不到20年成为世界首富。
离开文化层面上的全方位创新，埋头苦干就只有简单维持生计和低级劳务输出；没有开阔、广泛的对话，传统就不能激发新的活力，就是井底蛙鸣；缺乏有主见、有个性的文化建设，一开放就会丧失独立与自主。
中国社会不是没有人行动，而是没有实践者内心深处的文化建设；人们不是没有实际的经验，而是对经验缺乏现代文化的反思；不是对西方现代生活的具体情况了解和照搬不够，而是自己与现代文化的精髓相抵触；不是没有功利主义，不讲效益，而恰恰是太急功近利、目光短浅、心胸狭隘；不是没有大学，而是没有能够引导社会长远发展的真正现代大学。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优厚，人民充满智慧，既有毛泽东浪漫主义的革命精神，又有邓小平现实主义的务实思维。
大学崛起的关键是一种文化氛围的建立，一旦开了风气，伟大的发现和创造便是雨后春笋，水到渠成，势如破竹。
因此，首要的问题不是从象牙塔走出来，把知识化作力量，把科学转换为生产力，而是要建立真正的现代文化象牙塔。
肯定的回答，那么中国的全面复兴就容易，30年就足够了；否定的回答，那么就难，难于上青天，再等100年也白搭。
第一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