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民族崛起的内在文化动力
●“封建－启蒙－现代化”三个关键词的错乱，标志着中国人历史坐标的迷失及对西方中心的盲从
现代汉语中使用最多的关键词“封建”——“千年封建制度”、“封建保守思想”、“封建迷信”——其实完全用错了。
100 秦始皇——恰恰这位“两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的建立者”，消灭了中国的封建制。
英语中“Feudality”的确是指诸侯并立的社会制度。最初，严复把它翻译成“封建”，是恰到好处。它在西方直到近代工业资本主义产生之后才为现代民主制取代。可是，这却与我们后来说的中国“封建社会”，并没有实际的共同性。
这个张冠李戴的常识性概念错误，如果只是偶然产生的孤立事实，将错就错也就罢了，可事情远不是这样简单。这个概念不是平常从事实归纳得来的，而是从理论演绎出来的。这就是说，它涉及到作为前提的整个基本思维方式的错误。
大前提：所有民族都有共同的进步模式，即所谓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就是把西方社会的演变进程推广到所有民族，用以解析其历史。所谓“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斯大林时代意识形态专家的杜撰，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西方社会演变的总结视为全人类普遍而必然的规律。
小前提及结论：中国比西方落后，没有进入资本主义，而应属于比它稍前的形态。“封建社会”既然被定位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制度上，人们便不假思索地作出当然的推论，把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大一统社会，称作“封建社会”。
刚刚从传统思维方式中走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完全没有自主思想的信心，又缺乏历史哲学的根本反思，不能建立自己的历史坐标，只得简单地与西方社会科学及其理性思维接轨。他们附和并照搬西方历史观作为普遍理论，用以观照中国历史，在所谓的普遍规律中寻找中国的出路，甚至不顾自己熟悉的中国历史基本事实。大历史学家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都为这一思维所支配，为中国“封建社会”是从春秋战国，还是从秦汉开始，长期争论不休。其实，这本身就是煞有介事的假问题。
《毛泽东选集》里，毛与别人合写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的一个推论广为流传：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由此先入为主的前提出发，人们大谈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其实何止明清，早在唐宋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工商业中心就在中国。
100 杯酒释兵权——历代有远见的开国君主，都要根除封建制的后患。
人们依据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式，不是这里能澄清的。但需要指出，中国所谓“封建社会”里，土地私有、自由买卖、租佃、雇工、市场、钱庄及中央集权，哪像西方中世纪封建庄园呢？不是更像近代资本主义吗？
《红楼梦》里的贾府是个大庄园，但它没有任何政治上的独立，只是皇帝权力的延伸物，哪里有西方贵族庄园的影子呢？
为什么中国“农业资本主义”不同于西方工商业资本主义呢？这也不是什么真问题——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轨迹，西方资本主义是在特定精神的支持下成长出来的，这种精神是在西方理性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包括韦伯揭示的资本主义伦理，包括现代法制需要的对法理原则，包括实证科学理论以及相应的技术手段。不难想象，与这些文化要素根本无缘的中国传统家庭经济、暴发户商业、官本位政治、黑社会组织、宗法伦理、出世哲学、市井迷信以及江湖方术，当然孕育不出西方资本主义。
几年前，著名学者李慎之等人指出这个错误，但它还只是被看作孤立的概念问题。有人说，既然“封建”被赋予新的含义，代表前现代社会的“封闭”，约定俗成也就无所谓错不错了，纠缠下去是玩无聊的概念游戏。可是，这不是一个孤立概念，它所体现的单线社会进步思维，造成了今天仍然占统治地位的西方中心主义，留下了许多思想上至今难以澄清的普遍混乱。
历史的尴尬就在于：这一谬种流传如此广泛，深入到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哲学思维、意识形态以及日常语言的各个角落，成了现代汉语文献的关键词。没有它，人们对历史与现实的全部思维都会“乱套”。而这，正是我们没有独立思维的标志。
英语“Enlightenment”本是以文明之光照亮中世纪的黑暗现实，汉语“启蒙”也是指揭开人精神上的蒙蔽。从一般社会发展的意义上，无论西方还是其它民族，都是指走出传统的、中世纪的、封建的文化束缚，形成人格独立和个性自由。
多年来，人们的主流观念只是西方简单否定中世纪的智慧与文化，说它一片黑暗，只有与生俱来的落后，只有接近动物的愚昧。人们片面地把“启蒙”视为对中世纪的否定，并且进一步推广为一切民族对自己传统的简单打倒。
100 维纳斯——西方现代文明是由古代希腊罗马文化演变来的。
即便是西方启蒙运动的领袖们也没有看到，他们自己用以启蒙的理性精神，本身来自传统基督教内部，是以其理性内核瓦解信仰的外壳。理性之光不是从外部照耀黑暗的中世纪，而是文化进行内在的、自我的否定，因而也是一种积极肯定。
启蒙运动是在千年中世纪的文化孕育之后，从已经确立的基督教信仰出发，破除非理性的宗教外壳的禁锢，让个体化的自由生命脱颖而出。这生命个体是基于普遍的理性原则，启蒙只是对中世纪以来成长着的理性原则的辩证的、建设性的扬弃。
西方启蒙针对的是天国信仰对俗世理性的抑制，是有的放矢。中国却已经是一个烂熟的文明，除了维系社会生活的基本伦理之外，并没有统一的强势信仰，人们在生活中无所顾忌，世俗智慧发挥得淋漓尽致，因此，启蒙实属无的放矢。
中国式的“启蒙”背景却完全不同，由于遭遇强大的外部力量对比，人们面对巨大的文化反差，只有把自己的现实设定为愚昧落后，素质低下，不得不从外部输入信仰、理性、智慧，并简单地接受和运用。这不是在传统中自然地孕育新文化，也不是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创造性建构有生命活力，有独立个性的文化。不是传统的自我否定，而是一种外部否定。
李泽厚把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归结为“启蒙”与“救亡”两大主题的变奏，后者经常压倒前者，来自外部的现实危机构成完成现代启蒙的障碍。他对中国的启蒙问题缺乏深入分析，只是抽象地视之为现代文明诞生的不言而喻的前提。
人们却忽视了启蒙的前提，个性自由建立在基本信仰和理性原则上。没有这个文化平台，就会造成文明的解体。事实上，缺乏内在的文化基础，依靠外部文化输入的启蒙，要么被外来的教条主义所禁锢，要么落进入传统的经验主义里。
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思路被人们遗忘了——社会内部的矛盾是进步的基本动力，因此激发民族的主体意识和斗争精神才能创造新社会。当然，仅仅在这个方向上无法面对西方强势文明的冲击，并且无法克服中国传统势力的自我缠绕。
德语中相应的词为“Aufklaerung”，强调人的自我成长，从不成熟状态过渡到成熟状态，这就克服了上述问题。
然而“现代化－Modernization”一词，主要指非西方民族的现实进程——正走向现代，或者使之转变为现代。这在汉语字面上就很荒谬：所谓“化”——不是什么而要变成什么。难道有人不是生活在现代么？现代中国人、印度人、埃及人、伊拉克人以及印第安人、毛利人、爱斯基摩人不能把自己的时代叫现代，必须“现代化”！只有西方才能把自己的时代叫现代！
人们撇开、抹除各民族自己独立的历史坐标，以新航路开辟以来，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主导着整个世界潮流的西方工商业文明为世界历史的中心，形成新的时代坐标，亦即统一的时代进步序列，重新解释并不存在统一模式的世界历史和现实。
在这个解释序列里，中心地区自顾自地向着确定的方向前进，它的现实自然就是现代；边缘地区则跟着中心走，它还是前现代，中心的今天就是它的明天。在中心，还有一股批判、质疑、否定和解构整个现实文明结构的思潮，自称“后现代”。
“现代化”一词在时间逻辑上的错乱来自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其中蕴含着文化霸权主义和依附主义。正是这个观念重新塑造了全球历史，衍生了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的欢欣与悲苦，造成了西方文化中心地位、非西方民族边缘地位及内部分裂的现实。
必须承认，所谓“现代文明”今天已经是一个现实的存在，几乎是全球共同的、普遍的、必然的命运和趋势，至少也是每个民族不得不正视的外部挑战，所有主动与被动的社会变革，都必须围绕这一挑战而展开。
100 美国国会——拨开概念的迷蒙，“现代化”基本上就是“西方化”、“美国化”。
当然，理论家们的使命是要用全新的定义，弥补这个词直观意义上的荒谬黑洞，修饰它实质上的战略含义。
人们动不动就摆出人类文明的共同规律，诸如社会“进步”、“发展”模式——斯大林叫“五阶段论”，《不列颠百科全书》分三个阶段，托夫勒则叫“三次浪潮”——再把现代化定义为人类社会的普遍过程和归宿，标准则是西方的工业化、民主化、理性化、科技化、城市化、社会流动、个性独立的现实状况。其实，无论怎样涂上普遍的必然的历史意义，都无法掩盖它是一种特殊的现实力量的产物，是一种特殊的优势文明（西方工业生产－市场经济－民主制度－科学技术体系）在全球的膨胀。
●20世纪，爱因斯坦在自然科学领域打破了绝对时空观，人们却在社会科学领域制造了绝对时空观
18世纪伟大的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时间、空间及理性思维模式不是经验的，并非对象给人的，而是人的认知结构固有的。
然而，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不仅没有自己的“主义”（只有个别领袖人物有一点思想，“think”通常也变成了“thought”），没有康德所说的“先天综合判断”，或者科学哲学家所说的“范式”、“纲领”、“格式塔”，甚至连独立的时空体系都没有，一切都只是外来的人云亦云。这只能解释成中国人在遭遇西方文明打击后，形成至今未能觉醒的百年“脑震荡”状态。
20世纪自然科学最伟大的思想革命者爱因斯坦13岁就读康德著作，他建立的相对论打破了牛顿以来根深蒂固的绝对时空观。
牛顿的空间是与任何事物无关的静止的广延性，时间是均匀地、数学地、与任何事物无关地流逝着的持续性。爱因斯坦却根本否认超物质运动的时空框架存在，时空只是物质运动的相对关系，不同的物理体系有不同的时空坐标。根据狭义相对论，乘坐接近光速的飞船旅行一圈回来的人，会发现自己的孪生兄弟比自己老。广义相对论还认为，空间会在引力场中发生弯曲。
爱因斯坦曾给一位年轻人生动地解释他的相对论：当你不堪忍受一位老太太唠叨时，一分钟就如同一小时那样漫长；但当你沉迷于与一位漂亮小姐的约会时，一小时就像一分钟那样短暂。在这个比喻里，相对的、主观的、独立的时间体验，瓦解了绝对的、客观的、普适的时间坐标，丰富的人间生活的情趣，弥补了单一的实证思维的冷峻。
也是在20世纪，在社会领域却产生着相反的趋势：社会学家和政治家们板着一副“科学”的面孔，把分散的、多元的各种文明，统一为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体系；西方的时间坐标，亦即历史观念，被视为人类各文明的普遍尺度和共同规律。
这种凌驾于所有独立文明之上的一元尺度，通过汽车、飞机、洋房、可口可乐、牛仔服和摇滚乐队，统一了所有人的主观感觉，让他们叛逆着人类各民族的历史经验，也放弃着自己生命体系文化自主性、多元性。
按着我们熟悉的那种社会进步序列，半坡人和鄂伦春人同属于原始社会阶段，埃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处在更先进的奴隶社会阶级，中世纪欧洲和两千年中国都属于封建社会，他们都在朝着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按着托夫勒的坐标，匈奴 人和蒙古人处在游牧文明阶段，中国人和印加人处在更先进的农业文明阶段，现代欧美则处在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折中。
所有这些坐标，都试图揭示一种超越所有民族的社会进步规律，每个民族都处在其中的某个阶段上，而它们的最终归宿都指向西方现代文明。这成为一种任何人的意志抗拒不了的必然规律，也不以任何民族的文化为转移的历史潮流。
迅速发展的全球化把整个地球的生态、社会统一为一个时空体系，欧洲人为立足点划分为东方与西方，格里历纪年和格林尼治时间成为统一时间的标志。“新千年”来临时，全球有那么多圣徒、学者、工程师、明星、商人、政客、恐怖分子、海军陆战队、旅行者、电脑黑客，各自都能找到相应的理由，与爱滋病、疯牛病、口蹄疫一道，在这个地球上尽情交响。
人与动物有一个重要区别：动物只有空间感而没有时间感，但人空间感和时间感都有。时间感需要高级的综合直觉，尤其是历史记忆。因此，征服一个民族，直接的手段是剥夺其独立生存的空间，更彻底的方式则是抹掉人们心中的时间。
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西方殖民者主要在有形的生存空间上扩张其强势文明，挤压、奴役甚至消灭弱势民族。而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文明却在以一种无形的，但更加彻底的压迫方式，这就是以西方的历史坐标，抹掉各民族独立的时间坐标，从而使弱势民族失去自己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传统，同时以西方中心坐标来接受现实，并且设计未来。
在中国每个朝代都有一个纪年体系。新中国采用西元为公元，但人们仍然觉得是一种新时间坐标的开始。据李慎之回忆，胡风当时在《人民日报》连续几期以整版的篇幅发表歌颂人民共和国的长诗，题目就叫《时间开始了》。
毛泽东将中国从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中摆脱出来，今天来看，这是一种反对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的伟大实验。其实，他是试图以自己的意识形态理想实现另一种全球化——“环球同此凉热”，甚至把中国当作世界革命的中心。
在台北，我谈到这三个词的问题时，台湾大学哲学系王晓波教授说：“封建”一词来自20年代共产国际决议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规定（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现代化”一词则来自50年代亚洲基金会——主要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在汉城召开的一个国际会议。但据我所知，“封建”一词是更早前从日本转译来的，而“现代化”一词也是在二战前开始流行。
尽管如此，这仍不失为一个有趣的视角：无论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左翼共产主义，还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右翼资本主义，都在试图设定统一的时空坐标，作为各自统一全球的意识形态根据。而在当代中国，离开了这些外来的坐标，一切都糊涂了。
今天，中国官员们争相用“现代化日程表”来规划自己的施政，而学者们也煞有介事地研究着“现代化指标”。
中国人丧失了内在的感觉，没有独立的历史文化坐标，无论在思维上，还是在现实上，一与人交往就处于被定义、被界说、被分割、被推动的地位，只能用西方人的标准当作普遍尺度来衡量、定位、选择自己，经常是吃亏反以为捡了便宜。
缺乏深刻的内心生活，缺乏独立的文化坐标的人群，因为自卑，就更计较自己在有形、外在、统一标准上的名份和地位。
人们觉得，自己的古迹能够冠以“世界第几”的头衔，足以给人骄傲感。如同当年那位王道士，发现自己手中那些陈年老物居然能得到洋人赏识，而且能立马换来闪闪银洋，竟高兴得手舞足蹈。没人会深究这其中的来龙去脉。
101 兵马俑——“世界第八大奇迹”，中国古老文明也被莫名其妙地“现代接轨”。
追根究源，西方人熟知的“世界七大建筑与雕塑奇观”——埃及的金字塔、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以弗所的阿耳忒弥斯神庙、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像、哈利卡纳苏的摩索拉斯陵墓、爱琴海罗得岛上的太阳神巨像、亚历山大城法罗斯岛上的灯塔——原来只是公元前二世纪腓尼基旅行家安提巴特看到的地中海周围的文明遗迹。既不包括复活节岛上的巨石像、英格兰的巨石阵、柬埔寨的吴哥窟、印度的泰姬陵、印尼婆罗浮屠佛塔，也没有美洲阿兹特克人、马雅人的众多文明遗迹，当然也没咱们中国人什么事。
1978年，一位欧洲大国政要来中国，对兵马俑赞叹不已，顺口以小学生式的逻辑，称之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但他立即意识到自己太浅薄，补充说，应当是名列前茅。当场没有中国人笑他无知，姑且算咱们有礼仪之邦的涵养。古代夜郎国王以自己的眼界衡量世界，我们的使节也只是拿回来当笑料。孰料今非昔比，国人再没有当年嘲笑小国君主的自信，竟如获至宝，引以为大书特书的骄傲。还有好多中国人在为三星堆遗址、万里长城、都江堰工程、曾侯乙墓竞争这等外级的名份呢！
据息，意大利准备建造“世界第八大奇迹”——横跨意大利半岛与西西里岛的一座大桥。而阿联酋计划在迪拜附近建成世界最大的人工岛屿，一个巨大棕榈形建筑，将成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如此挑战咱们的民族自豪，叫人脸面哪里放？！
中国人在体育比赛上寄予的情感期待远远超出正常的状态。响彻20年的“振兴中华”口号，就是在女排得冠后的亢奋中喊出来的。从那以后，人们既遗忘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领袖教导，也没有获得西方人把竞技视人生乐趣的境界。
101 1993年申奥落空——体育在中国牵系的不只是身体，更重要的是脸面——想与世界接轨，可人家不肯。
其实，中国并没有健全的国民体育，所谓体育就是“为国争光的金牌战略”。把一些“苗子”从小集中起来封闭训练，造成大批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体育明星，并被市场炒为成功偶像。青少年纷纷模仿他们的浅薄，与此同时，体质却普遍下降。
输不起的心理压力使那些后劲不足的运动员在规则上铤而走险，那些又横竖不争气的足球运动
员破罐破摔、骄横无比、丑态百出。尽管爆出某田径教练对运动员不人道行为，但当事人身上教父般的神秘光环却久久不散，一次次东山再起……
毫无文化内涵的“吉尼斯纪录”，本是美国娱乐文化向全世界兜销的一个陷阱，一个最大俗套，中国却有那么多的傻冒追逐着，欢呼着。试看哪个自信民族，尤其是有教养的阶层，会如此趋之若骛。不信你问问，实在不值多说它。
●重新理解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并不是人类历史的普遍道路，而是西方压力下自强自新的特殊选择
在全球化进程中，非西方国家既要走向世界，融入先进文明，又要避免固有传统的瓦解，维护自己的尊严和独立。既要推行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又要抵御西方中心造成的政治霸权，市场垄断，文化依附，沦为西方的附庸。
他们以社会主义、民族主义、集权主义等方式来重组社会，凝聚民族优势力量，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及其政府。
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对非西方国家有特殊意义的现代道路，它既不同于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传统资本主义制度改进的产物，也区别于马克思设计的社会主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自然过渡。
20世纪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建立以党领导为核心的政治集权＋计划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社会体系，抵御了西方对中国的全面同化。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由近代的四分五裂走向空前且持久的统一和强大，得力于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融为一体，把一切旧的势力搅乱，并给以翻天覆地的改造，整个民族空前凝聚，焕发出崭新的活力。
102 国营经济曾控制着全国经济命脉——那是一种在依靠政府力量建立民族内在动力体系的尝试。
其次，它试图在非市场化条件下通过政治革命或其它途径，超越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即马克思晚年主张的越过“卡夫丁神谷”，这也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工业化实践的理想。
再次，它不仅强化国家专政的力量以改造传统社会关系，而且强化国家统一的力量以抗衡西方市场优势；社会主义运动就是对起点不平等的市场竞争、无限膨胀的市场垄断的抵制，是非西方特殊的现代道路，是弱者集体抗拒强者的道路。
由于烂熟的文明内部文化生命的枯萎，在遭受外来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力量的全面冲击时，统治集团内部即便能激起一阵改革冲动，也是被动的、有限的、外表的、形式主义的，不会有宏伟的战略远见，掀不起大浪。而且受到老于世故、精通权术的传统利益集团抑制，听任内部体制腐败，文化沦落，经济崩溃。一旦发生革命，旧秩序便分崩离析。
现代社会秩序也不可能靠没有现代文化基础的农民起义，或军阀割据，或蛮族入侵来建立。在外部，列强争夺，弱肉强食，不可能提供一种现成的模式作参照系；在内部，军阀混战，水深火热，没有现成的力量能够组织社会的基本民众。
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就形成于这个困境上，唯有激发精英分子的理想和激情，建构革命文化，动员全社会的基本力量，形成改造社会的革命队伍，自我组织、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冲破西方中心的抑制，恢复国家的独立、统一、尊严、自信。
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造成了它的对立面，但社会主义并不是必然的归宿，它们可以平行共处。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激进和保守、开放与封闭、外向与自主、左倾与右倾，处于一种有差别、有矛盾、有张力、有互补的平衡状态。
改革开放正是在这个极端上重新回归世界潮流，与国际接轨，加入全球化的市场分工和技术协作。
80年代改革力量虽然居主导地位，但公开地、大方地、正面地展开新的理性思维与实践制约于保守的意识形态。因此，改革进程有许多先天不足，包括不公开带来的腐败。到了90年代，意识形态日趋淡化，丧失了现实力量。人们倒向开放、接轨的市场经济，新旧危险都来了。被强势资本主义牵着鼻子走，日益边缘化，甚至沦为附庸。内部两极分化，民族整合力削弱。
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瓦解了，但精神并没有死，因为它的现实基础即资本主义制度还在。与其说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不如说是一面镜子，一种压力，一种挑战。它像一只牛虻，叮着资本主义这头笨牛，迫使它不断变革。
欧美尤其是北欧的社会化因素相当大，经济受到国家宏观调控，某些方面超过苏联式社会主义。个性独立、自我选择、公平竞争、人格平等鼓励个体的创造。国家资本、市政建设、国立大学、社会组织、公共活动、志愿者行动提升着社会创造力。
经济发展是现代文明的关键，但不是全部。政治、外交、国防、法律、道德、文化、教育、科学、环境等等社会因素也必须全面考虑。要求其它方面也跟着经济一起市场化或者服从于经济市场化，这就错了。市场经济并不一定要削弱国家政治权力，使之被迫放弃对社会事务的控制。这样固然少了政治干涉私有领域的权力，但是也就再没有力量来管理社会的事务了。
传媒上流行一种思维套路：什么什么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现在市场经济的思维又要如何如何。不能说这没道理，改革时代里的一切都要重新审视。但如果简单地把过去归于某个模式，现在又来个另一个模式，那不过送走一具僵尸又迎来一个怪物。
体育职业化，文化商品化，艺术创作成了商业炒作，孩子上私立学校，污染排放，有钱便能叫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权钱交易、法庭交易也可以私下进行。要知道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到时候我们可能只得让黑社会和地头蛇来建立局部秩序。
社会主义在马克思那里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产物，而在中国这个没有现代秩序和理性文化的东方国家里，则是一种理想主义与政治运动的结合，以此动员社会力量，建立统一秩序，进行现代建设。今天社会主义放弃了支配经济的使命，但是还需要它从共同利益出发来规划、实施、管理社会事业。当然，这就要通过民主化的手段逐步实现政治决策真正的合理化。
从文化战略的视野重新审视中国独特的现代进程，应对民族精神进行深刻解剖与反省，在每个人身上挖掘根源，铲除教条主义、信仰主义以及极权主义。不是从利益集团的角度简单肯定或否定，把成就归于少数伟人，把罪责归于小撮坏人。
社会不能被单一力量长期绝对支配，必须由大学－政党－军队－企业联盟来支撑，否则就会有专制、封闭、排外、偏执的危险。同时也应看到，中国革命在文化教育和精神信仰上相当有效的社会动员方式，能提供走出目前困境的借鉴。
●中国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及其后果：毛泽东激发人们的阶级仇、民族恨，以调动大众的爱国热情
近代中国受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外来文明挑战，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有限的国家，并非天下中心，不团结不发展就会挨打。迫切需要一种意识形态文化把国人凝聚成一个整体，一个名符其实的现代民族，这才形成现代国家意识、民族精神。
近代革命者为推翻君主专制，借满清统治者是入主中原的异族为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口号。为求得革命的成功，孙中山不得不迎合列强对华的侵略野心，包括承诺以满洲为代价来换取日本对革命党的支持。辛亥革命以后，各路军阀势力也依托外国列强以扩充自己地盘，这种损害民族利益的做法，招致国民舆论的唾弃，在五四运动以后难以立足。
中国现代社会以新文化运动或五四运动为起点。新文化运动与五四学生运动通常被混淆起来，其实两者不完全是一回事。新文化的先驱们立志三十年不谈政治，专注于学问。仅两年后，现实政治与社会危机使知识分子无法安于个人内心的建构，急切走出书房，在理性文化尚未充分建立的情况下，仓促选择国家的政治方向，因而新文化运动恰恰中止于“五四”政治运动。
中国传统本来缺乏理性思维，如此危急中更需要直接、有效、实用的理论指导，作出的选择更倾向于某种根本性、唯一性、排它性的革命理论，理想化、乌托邦色彩的政治信仰，最便捷的途径是找一个可以直接效法、操作的现成榜样和模式。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成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其成功与挫折，都有某种历史的缘份。
孙中山在列宁启发下也认识到这一点，他把国民党建立在新的信仰上，并在共产党的合作下组建黄埔军校——这与其说是一所军事学校，不如说是一所政治意识形态学校。在短时间里，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的学习远不及所谓“黄埔精神”的熏陶及组织纪律的训练重要。黄埔军校是国民革命的战略基地和生长点，通过北伐战争，基本结束军阀混战局面，建构了国民党几十年政权的基础，确立了现代国家权威，为30年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特别是为抗日战争作了必要的准备。
国共两党各自聚集一批民族精英，组织和领导这个国家挺住了八年抗战，赢得了民族独立。尽管其中有“攘外必先安内”，有无数的内部磨擦，出了那么多汉奸，有那么些“曲线救国”，尽管依赖盟国的协作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支持，但毕竟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只存半壁江山的险恶条件下，最后收复全部失地，中国作为大国为世界所承认。
但是，这种政治功利主义性质的文化选择，在国共两党身上出现了两个极端。蒋介石是现实主义者，作为政治家比孙中山要老道得多，但文化上的平庸使他无法给这一信仰及其组织注入新的活力，因而无法应对这个民族觉醒后的剧烈动荡与起伏。
《毛泽东选集》开篇的第一句话就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毛泽东能够全面激发和调动在传统世俗生活中沉睡了上千年的中国民众，并指导其社会变革，就是从现实生活内部的阶级与阶级斗争分析出发，建立由底层广大老百姓构成的人民大众的文化认同，形成对新的民主国家和自由世界的向往，并把斗争矛头指向代表旧的社会制度的上层占有者阶级。
103 《红灯记》里“痛说革命家史”——以对“敌人”的恨，巩固“人民”内部的爱。
亨廷顿讨论的是未来世界的格局，他认为阶级斗争不再是社会的主要冲突，全球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冲突也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结束了，未来的世界冲突和秩序重组集中在业已形成的文明集团之间，最危险的潜在敌人出现在世界主要文明的断层线上。他不是讨论西方内部的矛盾冲突，虽然也许他真的表达了西方人对内部日益严重的非西方少数民族问题的忧虑。
毛泽东讨论的中国革命是一个社会秩序的重建，要在社会内部各阶级中划分敌友，以建立革命队伍内的文化认同。他的革命意识形态，不是直接体现为民族的现代文化认同，而是某一阶级的斗争哲学。在这种阶级斗争的视野里，革命的动力主要只能从内部的阶级斗争中产生，民族矛盾本身也是阶级矛盾的特殊表现——事后来看，也许正是以阶级斗争激发了现代民族意识。
传统农耕生活的人们之间关系疏松，归宿在各自的家庭、土地，认同的圈子在狭小的亲情、乡情、友情关系内。国家大，人口多，竞争主要发生在内部。农民很少向外拓殖，一般不关怀国家的外部处境。尽管在五四运动以后，现代民族意识在知识精英中已经觉醒，但要在现实生活中建构以民族为单位的现代文化认同，以直接对抗外部敌人，缺乏广泛的文化心理基础。当时西方列强是最危险的外部敌人，但对大多数民众来说，列强是难以直接触及的，只能作为抽象的背景来讨论。
在现实中，由于传统中国缺乏独有的民族文化认同，加之国势衰弱，腐败盛行，民不聊生，西方强势文明进来之后渗透到中国社会内部的各个方面，民族矛盾与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派系冲突形成犬牙交错的复杂关系，汉奸、买办与上层势力相勾结，十分猖獗。因此，民族意识的形成和民族大家庭的整合需要首先解决内部阶级斗争和政权建设问题。
李泽厚说中国近现代的救亡压倒了启蒙，那也就是说外部斗争的需要覆盖了自身革新的使命。毫无疑问，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直是中国革命最有深远召唤力量的旗帜，也是革命者们内心最炽热的热情所在。但必须看到，这只是人们思想层面的情况，而在现实斗争中人们关注的焦点却大多是内部的矛盾冲突，诸如“攘外必先安内”、“曲线救国”等等。
的确，当内部的革命斗争终于实现新旧政权的交替时，人们当然地把它视为全民族独立、自由、民主的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口号让这个饱受外敌蹂躏的民族欢呼雀跃，无数在海外受尽劣种民族的窝囊气的游子回到了祖国。那时人们身上爆发出来的空前民族热情一度掩盖了内部的阶级斗争，成为国家统一、团结及建设事业的内在动力。
可不久，人们又发现，在没有严酷外部挑战的和平时期，敌人消失在生活的视野之外，人际间的利益冲突、宗派关系、人情面子、名誉地位凸现出来，由于没有得到深刻的理性文化的界定，曾在对敌斗争中形成的同志式关系变得抽象起来了。
理想主义、信仰主义、激烈反传统走向了极左思潮、个人崇拜、专制主义，最后在文革中走到狂热、偏执、歇斯底里的极端困境。人与人之间无休止的内部斗争以政治运动的形式展开来，好不容易凝聚起来的民族精神又陷入内耗中。
70年代末，政治运动留下的心理内耗和社会动乱终于结束了，人的思想开放了，回归到现实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消费主义，由一元化到多元化，现实由政治斗争到经济建设，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当时，人们还能回味过去那种爱国情怀的魅力，一曲《我爱你，中国》，从华侨的视角表达心声，成为表达当代中国人爱国情怀的经典之作。
但是，这活泼的景象一瞬间就过了。统一的政治基础失去文化活力，体制趋于僵化，利益集团争夺加剧，缺乏理性文化支持的改革带来越来越多的腐败和混乱，一面是传统宗法关系滋生，另一面是盲目的西方中心主义。这又构成一个大循环。
●深层的爱国情怀、民族意识，是对自己国家尊严与民族文化的理性认同，而不是一时的情绪冲动
人类相互间总是存在着认同与冲突两种趋向。认同是从个人的有限性与孤独感出发，寻求共同体的依托，实现群体内的交流与合作，追求一般价值的肯定，达到普遍向往的归宿。冲突则基于个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由于生活的差异和利益的矛盾，形成竞争与对立。人与人之间划分阵营，追求自己一方的尊严、个性、自由与强大，同时树立敌手，作为超越的目标。
现代社会的基本单位是统一的民族国家，包括国民经济体系，政治决策、法律创立体制及执行体系，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教育传播体系。它是现代世界认同和冲突的基本中介，既是利益群体，也是文化主体。如果说经济生产是它有形的肌体，政治法律体制是它内部的结构，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则是它无形的灵魂，三者必须达成默契。
没有国家的独立、自主和统一，就没有现代民族。西欧现代化最早追溯到以国王和贵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国家支持从教会统治中分离出来的独立知识精英，发动全民性宗教改革，形成本民族宗教的独立，开始现代理性文化的启蒙，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文化先导。随后，独立于教会的世俗政权，也在现代法理原则成熟过程中，逐步将权力过渡到民主体制。
中国这样传统政治本位的国家，更要有稳固的权力中心和政治统一，才能保障社会的重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里，尤以民族独立为前提；其建国方略，将未来分成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分别建立国家政权，实施国民现代教育，形成现代民主国家体制。首先实行军政，就是要确立的政治权威中心。国民党、共产党都是集政治、经济与文化为一体的现代组织。
通常所说的爱国主义，是人们对自己故土的归宿感，自己文化的认同感，自己国家的尊严感，这种感情体验是直接的、当场的、具体的、有限的，也是不稳定的。人都有自己的祖国，各人爱国如同热爱父母，是能够相互同情和理解的一种自然感情。每个人都会问：我是谁？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因此，爱国与其说是“主义”，不如说是“情怀”。
朴素的爱国感情对面临危机而需要应战的国民是重要的，尤其是对需要集体尊严感的弱势民族，对远离故土而渴望归根的游子，对寻找集体归宿感的孩子。一个民族面对异族的歧视、包围、争夺、侵略、迫害、凌辱时，会形成持久的、顽强的、浓烈的爱国情感，个人感情又会上升为同一民族成员集体的立场，升华为普遍的概念、判断和原则，这样就可能形成民族主义——一种以本民族的生存利益和文化信念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即信念化、理念化、原则化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表现为不同的形式：
消极的民族主义，是固守自己民族的历史、习惯、信仰和利益，保守、狭隘、偏执、排外，拒绝交往和改变。这是弱小民族由于长期受外人欺凌，缺乏内在自信和自新能力，不敢面对挑战时的弱势心态。
积极的民族主义，是建立在民族的自觉、自省、自信、自主、自强心态基础上的文化综合、复兴、建设、创新意识，是面对挑战而从民族精神深处激发出来的精神力量，发挥自由能动性，实现民族自我立足、自我更新和自我超越的强势心态。
霸道的民族主义，是在傲慢、狂妄、自私、自大、复仇心理支配下，对其他民族扩张、侵略、奴役与压迫，如沙文主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某些长期在特殊的弱势处境下文化畸形发展的民族，一朝得势时容易爆发这种非理性心态。
中国要以民族为核心展开新文化建设，当然需要强调积极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感形成民族的文化特征，积淀人的修养、底蕴、气质，成为无形的、永久性的精神力量和文化资源。不能把爱国主义当作国家意识形态的唯一核心，作为民族精神的唯一支柱。在和平、开放、全球合作的时代，单纯的爱国主义可能会导致消极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情绪撩拨起来可能会让人一时丧失理性，有变得狭隘或者狂妄的危险性。但是，中国人平时普遍麻木，缺乏民族自尊心，这是问题的主导方面。排斥爱国主义，放弃民族自主意识，一味强调开放、接轨、世界一体化，从不说也不敢说“不”，那更是一个民族弱势化的征兆。
104 抗议美国——爱国情绪只有一阵子，民族文化认同却是恒久的。
“中国可以说不”在常理上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任何一个民族当然有权利说“不”，除非它根本没有自己的意志。但近代以来，我们常常不敢说不，不能说不，甚至想不到要说不；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运动才是对帝国主义说不。
现在，“可不可以说不”居然又成了问题，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人自我意识又开始迷茫，引起人们基本自尊心的反弹；另一方面，这种脆弱的自尊容易膨胀并放大而导致极端民族主义。这一情绪之高，说明大部分人存有不理智的民族主义情绪。但是，一批知识分子对这一呼声过于敏感的批评也有问题，这种基于动乱年代痛苦记忆的感情，也是非理性的。
在1999年南斯拉夫危机中，美国主流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三位在科索沃被俘美军安全返回，对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以及三位中国记者的惨死却轻描淡写，对中国人抗议的报道突出的是愤怒学生向美驻华使馆投掷石块等感情冲动的一面，并把在华美国外交官定格于站在破碎玻璃窗后面充满忧虑而又坚毅无比的形象上，俨然好莱坞电影上的美国英雄，中国人则成了通常人们心目中无理取闹的东方暴徒。这就是西方中心主义在美国人内心根深蒂固的存在。
强烈的义愤本来能激发民族意识的觉醒，但停留在感性层面，喊几句简单而粗鲁的口号，挥动几面小旗，甚至扔几块石子，砸个麦当劳像，发泄方式很痛快，在思维的深层留不下印记，随着时间的流失和现实生活的诱惑，便淡忘得一干二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