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早期，小小一国，面对无限广阔的世界市场、资源，只要向外推广，工商资本就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利润。西方现代化正是以广大非西方国家的依附地位、边缘地位、服从地位为前提的。然而等到我们要工业化，要走向现代文明时，面对的却是一个资源匮乏、产品过剩、生态恶化的环境，再也不能从更为落后的未开发空间去索取资源，并输出资本、技术、廉价产品以及工业垃圾，让别人也跟随我们走。我们一方面在内部产生这种分化，让广袤的西部及老少边穷地区充当中心城市发展的陪衬；但另一方面在外部不得不依托比我们发达的西方国家，做他们的廉价原料、人力基地和先进技术、产品、资本市场。
当后发达国家、第三世界、非西方民族放弃自己本来的生活方式，引进西方现代生活方式时，却发现自己陷入贫困、落后、失败的境地，而且几乎找不到走出的希望。既要参与全球化进程，又要摆脱附庸、依附地位，这是一个两难矛盾。
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第三世界、少数民族、偏僻山区地区日益走向边缘化、郊区化、远郊化。科技手段、市场竞争、现代法理、人权观念、现代价值、生活方式都是掌握在西方强者手上的工具，人们在追求它们的过程中也被俘虏为它的玩物，失去自己赖以生存的立场。西方理性、科学、技术的霸权主义瓦解了各民族传统的多样性智慧，形成唯一的真理、智慧、信仰。
近代以来，我们曾出售香料、茶叶、农产品，出卖尊严、人格，被西方拉着进入全球化潮流。后来我们的先辈们奋起反抗，经历半个世纪的光荣和失败，开始了独立自主的现代历程。然而今天，我们又失去了自信，又靠出售廉价的日用百货，还有以对外的依附心态维持生计，与过去比其实没有地位上的变化。根本原因是我们缺乏自己内在的文化创造力。
西方资本主义市场从来就是自由竞争与垄断并存的，他们先后拥有机器垄断、钢铁垄断、汽车垄断、电器垄断、电脑垄断、软件垄断、生物技术垄断，还有政治模式垄断，军事技术垄断，更有西方文化、生活方式及其概念、声音、图像、肤色、服饰、名牌垄断。世界贸易组织实际上是一场不分重量级别的拳击比赛的规则，重量级运动员与轻量级运动员直接对垒。
作为后发达国家，中国不可能走原始积累的道路。在各现存的领域里，中国没有可以主导的外部市场，也就不可能获得垄断利润。过高估计自己的实力，特别是对世界市场跨国公司的强势力量估计过低，轻易下水，不是淹死，便是打回岸上。
中国大多数企业很难承受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能立足的长虹、海尔等极少数企业几乎也都是夕阳产业，而不是朝阳产业。一些高新科技产业即便能暂时得到别人还来不及占有的领域，或者吃点别人掉下的碎屑，但这些弱势企业一旦进入国际贸易的开阔地，就如同小米加步枪的游击队，置身于一望无际的平原，与机械化、电子化战争机器交火，只会悲壮地毁灭。
某重点大学有一项在全国领先的软件开发项目，然而据其中做市场推广的一位朋友说，他们之所以还能在国外同类产品的竞争下拿到越来越少的订单，一是因为价格极低，二是因为一些中国用户的特殊要求国外公司一时无法满足。
105 国产喷气式歼击机试制成功——今天中国很少做这种费劲的事了，与国际接轨的效率高得多。
对中美之间的问题人们不应有任何幻想，主导的方面与其说是美国提供理想社会的图式和道路，不如说是两个国家之间利益的冲突。美国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体现的是彻头彻尾的美国利益。当它的军火库里积压了太多存货，国会就会以自由与人权的名义促成某个热点干起来。当它需要与你实行理智的友好关系时，会不惜低声下气地向你抛媚眼，甚至跟在你的背后死皮赖脸地追逐；当情况有变时，它又会毫不犹豫地挥舞起军事威胁、经济制裁、空中打击等一切可使对方屈服的强硬大棒。
对此，处在美国后院而有深刻体验的拉美国家，在60、70年代揭示关于全球化的依附理论，倡议独立发展本国经济，与西方世界经济脱钩。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之所以曾经主导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是因为我们要独立自主，立志建构内部的发展体系。然而，这些努力至多只能呈一时英雄，由于没有进入文化深层的建设，后劲不足，终于在不同程度上失败了。
推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退而采取消极的国家保护，并不能从根本上拯救大多数企业，反而可能会拖跨尚有一丝活力和一线希望的企业。中国曾在进入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上一再受挫，是政府充分顾及到国内市场的保护需要而采取谨慎态度的结果。但是今天大多数国企不仅没有根本改善自己的处境，反而更加萎缩。根本原因是自身老化，管理水平低下，创造能力、开拓能力萎缩，这不是一个体制问题，而是人的问题。而人的问题不是一般智力和能力问题，而是一个根本的文化问题。
一家有80年历史，在治疗呼吸系统疾病很有成绩的老牌医院扩建，在要拆的老建筑里，装满几十年积累的病历卡，病人已多不在人世。院方本想送造纸厂，某商人得知，出大价钱买下（这等交易自然皆大欢喜）。有些呼吸道顽疾，国内外一直没有特效药。但此后一种东洋产新药见效极快，且无副作用，只是价格极贵。有心人研碎分析后发现居然都是中药成分，配方不得而知。
浙江某地一木材加工厂，精选材质坚硬的本地木材，加工成两米长、六七厘米粗的长条，经抛光、脱水、防腐处理，再涂上专用油漆，远销某发达国家临海城镇。那里人们为防备海风把树木折断，特地用四根进口木条来支撑每颗树。
日本森林覆盖率超过80％，可它用的所用一次性筷子全是从中国、越南、印度等亚非国家进口的，其中中国占57％。中国森林覆盖率比谁都低，为什么独独我们如此急功近利？【以上摘自2000年6月29日《报刊文摘》的两则短文】
这些随处可见的事件里，人们找不到该骂的汉奸，也怪不到我们的对手，可骂谁好呢？回答只能在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
唯一的出路是文化教育。唯有从人的内心展开的文化建构，才能真正获得我们这个民族的真正自由，恢复我们的自尊、自信，才能在现代世界中另辟蹊径，才能建立我们独立的价值体系，才能形成我们的现代游戏规则，才能使我们面对西方时有平等和尊严，也才能对人类有所贡献，包括提供西方世界进一步发展必须的文化刺激、推动和挑战。
●西体中用、普遍真理＋具体实践、国际接轨＋中国特色：苏联模式、美国标准、日本经验的误区
中国“穷了几千年”，积贫积弱，起点低。国门打开之后，人们强烈意识到，要兴国，要强国，要保种，要重建自尊，就要赶超新潮流，要超英赶美。可是，人们对现代文明还很陌生，大多是哪里先进向哪里学，哪里方便从哪里搬。
困扰国人的“强国梦”，让人抛弃历史传统，放弃独立人格、理想和目标，一切模仿、赶超西方标准。这种没有自己土壤和“根系”的生长，像浮萍一样，被外在机遇而不是内在力量所左右，只有外延、数量上的增长，而没有内延、实质的成长。总是跟着西方屁股后面追赶，嚼别人先嚼的馒头，吃过期变质的食物，难免消化不良。这也正是亚洲危机的根源。
我们先照搬欧洲；尔后抄近道搬日本；由于西方列强与列宁东方政策的鲜明对比，转而搬苏俄；抗战时期重点是搬美国。
106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王绪阳）——这样发展的确是立竿见影，但不久后毛泽东强行中断了这一进程。
毛泽东有块心病，一方面不得不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又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因此，他对于那些第一步模仿，第二步改进，第三步自造的事迹，都会无条件地赞赏。了解他脾气的人，甚至故意杜撰这种事迹来赢得他的好感。
中苏分裂，对外模仿虽然少了，但教条主义模式及思路仍然延续，传统农民习气全面抬头，创造性思维更完全停滞。
106 自行生产的大船。
当工业化基本实现之后，走出国门才发现，这并不是真正的现代文明，因为西方又变了，又创造出更先进的东西。
改革开放后，人们来不及冷静地反省，便又匆匆开始新的一轮竞争。不同的是不再自己独立搞，而是直接模仿别人。
苏联教科书的教条过时了，美国理论重又取而代之成了现代科学的模本，在每个具体问题上都以美国思维为参照，形成有形或无形的美国主义。过去人们仰视苏联老大哥，现在我们羡慕老美——留苏的成了土包子，留美的吃起香来。
在毛泽东时代，组织起来的中国农民满怀激情投入建设，以为只要有了足够的钢铁，能自己生产洋火、洋钉、洋油、洋布、拖拉机、机床、轮船、汽车、火车、飞机、大桥以及最尖端的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核潜艇就万事大吉了。为此，文化、教育、科学、技术都是工具。几代爱国主义青年，理想主义知识分子为国家的强大而献身，为每一个成功而欢呼。
尽管在频繁的挑战下，“现代化”的浪潮澎湃，但中国从根本上很难超越传统农民的思路——以既定的模式赶超别人。人们不能在既定的、封闭的意识形态之外，形成广阔的文化视野，来确立自己民族的文化中心（不是文化大革命那种文化）。
沉重的历史给中国人留下的空间总是很小。等人们从传统的迷梦中苏醒，国家已经被冲击得破落不堪；脆弱的文化运动没有展开，就被民族危难中断，于是内战和御侮交替；建国之后刚有一派兴旺景象，封闭之下的内耗又开始滋生；开放之后，腐败日益严重，民族内部的动力中心瓦解，走向世界的过程过于被动，形不成自己主导的文化战略体系。
我们不由自主地进入“美国主义”文化里，外来生活时尚和语言逻辑全面覆盖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空间。这种现象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里都不少见，其结果无非是丧失自己独立的民族性，沦为他人的附庸，被同化以至于湮灭。
传统中国与现代美国有一种相似性，都是文化杂交的民族，都崇尚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文化信仰上相对宽容、自由，都是其它民族向往和模仿的文化中心。它们造成民族同化、统一，但自己却在无限强大之后走向封闭、停滞。
不过，两者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不同的世界背景，一个是古代以农业为主的东方，一个是现代以工业和后工业为主的全球。现代中国经历了痛苦的转折，既有自我觉醒的内在冲动，更有圈入美国主义文化的趋势。
问题还在于，西方文明的实质，并不是可口可乐、麦当劳、牛仔裤、好莱坞、摇滚乐、比基尼、吉尼斯、迪斯尼、卡拉OK以及流行歌曲排行榜这一切滚滚而来的消费方式，而是在人们社会生活的深层，由教会、大学、皇家学会、诺贝尔奖、大宪章、大选、议会、法典，以及共产党宣言、人权宣言、独立宣言等所体现的信仰主义、理性精神、人道主义。
106 签署美国独立宣言。
大学也被视为经济建设的人才培养和技术供应的机构，却从不试图发展自己的现代精神和原创智慧。
优势文明通过市场把消费品连同消费方式注入弱势文明里，却并没有给后者带来生产与创新的智慧，不能带来传统价值观的升华，反而导致盲从和依赖。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向全世界的传播并不能创造一个普世文明，传播到末端的边缘地区，形成的流行时尚，往往只是些懒惰、放荡的垃圾。与此同时，弱势文明里的精英却在流向强势文明，使强弱对比反差得以动态维持。
越是追赶，越被外在的目标所左右，越是丧失对自我内在的认识和反省。“实事求是”、“主观能动性”及“中国特色论”是成功的实践思维，但不能停留在直观的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功利主义层面上，不能放弃自我独立判断。
要摆脱世界二流、三流国家的地位，就要要摆脱外来因素表层的迷恋，深入挖掘自己的文化资源，并同化外来文化的精髓，创造自己有竞争力的新文化，需要人们有长期的文化建构的耐心，有充分的文化自信、自爱和自强。
●人的内在追求与能动创造才是根本动力，传统－西方－国情都是条件与资源，而不是终极的标准
一个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的创造力，需要环境包括某种偶然契机的刺激，但从根本上是人们内在精神力量的发挥。
一个民族经济、军事、政治、外交的强大，可能赢得世界的畏惧与服从，但这种有形的力量，只能维持一时的现状。一个民族精神文化的强大信心和深厚底蕴，才是创造力的根本，这种无形的力量，却能赢得人们永久的尊重。
文化原创力来自其个性、素养、底蕴。没有原创力，只能模仿别的文化，必然走向停滞，成为伴生民族。
原创力需要外部挑战的激发，但从根本上要有内在精神的应战。原创力的形成和发挥，是在封闭与开放、复古与变革、现实与理想、大众与精英等矛盾的张力中，建立一种文化气氛。矛盾双方而不是单方各自展开的程度，才是这种气氛的容量。
当然，各民族在不同的具体生存境况下，会有不同的偏向，犹太民族要不是几千年恪守自己的信仰，它早就消失在无边的苦难之中。中华民族要没有开放和宽容，也形不成今天这样一个没有统一信仰，却能浑然一体的世界最大文化圈。
107 人权宣言。
107 罗马斗兽场
普通老百姓的观念很朴素，也很实在，只要求领导干部务实、廉洁，能解决实际问题就行。
海内外一些学者大声呼吁尊重本国历史与传统，认为任何社会进步都必须从自己传统的根出发。
西方传媒公然说，要影响中国发展进程，要重点以西方思想影响中国精英，尤其是未来一代领导人。
现实国情、历史传统、外来文化是三种矛盾的价值取向，顾此失彼，搞不好非但不是有利的资源，反而是包袱和牵制。
三者哪个优先，绕圈子是没有意义的。现实、西方、传统三者互为前提条件，各有肯定与否定两种对立的倾向。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选择不同方面，不同倾向。但整个社会必须同时存在多个方面，并且经常进行对话、撞击、合作、综合。
一定要以一方压抑其它方，以一种倾向压倒其它倾向，就形成偏执。尊重国情不能拘泥于具体现实，而是立足并超越现实；对外开放不能简单地照搬外人，应当引进并消化西方；保持传统不能沿袭古人，要挖掘并激活传统。
107 李时珍《本草纲目》
107 这里的百姓无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有的传统主义者只是一种敝帚自珍的弱势心态，是想逃避现代生活，取得自己在民族自尊心上的一点平衡。传统文化只是少数学者的事，人们平时说起传统，只是一种姿态、一种装饰、一种表演。那些弘扬国粹的设施，大多是些既没有文化底蕴，也没有实际效应的摆设，撑门面给外国旅游者、海外华人看的，即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全盘西化派主张的国际接轨，只是简单的模仿思维。外来文化沸沸扬扬，大多是消费方式以及西方称作“垃圾文化”的那些东西，这种西洋化的“现代”生活，连当年慈禧太后也很乐意接受。生产方面，先是进口产品，然后引进成套设备。现在，全套外来的实业、事业都有了，国外教育对中国家长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可是，西方文明的真精神是什么，没人仔细考究。
中国崛起并成为伟大民族的最根本、最核心、最关键因素，是要有自己民族活的、有创造力的灵魂，这就是我们的民族主体意识、我们的人文精神。这是我们主动地包容、吸纳和把握一切内外条件，进行能动的创造性转化的能力。一个民族的文化力量主要不在于他既有的文化财富，而在于他在此基础上融会贯通，自由选择和自主创造的能力。目前我们这种能力还很低！
●在异质文化的挑战、批判、对话中，古典文化资源作为民族新生的基点，具有永久的精神原动力
今天，我们对古典文化的丰厚内涵已很陌生，与国门打开之初的那些文化大师相比，我们身上的传统余香越来越淡。无论是激进还是保守，我们再也做不出梁启超、严复、陈独秀、胡适、鲁迅、梁漱溟、毛泽东那一代人在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激发下做出的文章了。这样，我们会因为没有人家那样的内心动力和精神素养，而永远照搬别人现成的东西。
108 唐中宗宫女图壁画。
五四前后，一批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师，包括辜鸿铭、王国维、林纾等等，与激烈的西化思潮保持距离，甚至相抗衡，主张保守中国传统。直到今天，即使曾经激烈地抨击传统的许多人，到了晚年也开始向传统回归。对此，我们需要理性与宽容的态度。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应当在蔡元培先生倡导的那种“兼容并包”的宽容精神中进行对话、综合、创造、超越。
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持久影响的几个古老民族，包括印度、犹太、希腊及中国，都在一个雅斯贝尔斯称为世界文明“轴心时代”（公元前500年前后）里，由英雄崇拜转向圣贤崇拜，不约而同地形成各自的文化经典，冯天瑜先生称之为“元典精神”。
那些圣贤、哲人、智者成为民族经验的集大成者，他们以经典文字表述、创造和传播的文化范式，构成这个民族思维方式和价值选择的基础，成为社会结构新陈代谢的核心，是它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之源。
中国传统教育从小背书开始，背而不解其义，人的一生都在现实生活的经验中细细咀嚼古人语言里的无限韵味，造成中国文化在内心直觉体验上的深刻发展，但在外在形式上却相对停滞，一个人到死也难以走出前人的框框。
那些千古不变的框框当然不值得留恋。有人感叹，现在大家都不读老祖宗的典籍，再也培养不出文化大师来。要深入挖掘并挽救传统文化资源，为人类文化宝库保存活的多样性基因，不妨在自愿基础上让一些青少年有条件地接受这种传统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法等思想体系来自农耕社会的生存方式，分别体现着血缘宗法关系、天人关系及政治哲学。墨家是手工业和流动生活方式的产物，与古希腊哲学中的毕达哥拉斯主义和德谟克利特原子论十分相似，但被农业社会淘汰。佛家来自印度，但由于它能够给早熟的农业文明提供消解、抽空、超越的精神作用，因而也被接受改造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中国文化的整体主义、历史主义思维，与以德国唯心主义为代表的辩证法思维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来自非工业的田园生活中人们对自身和自然界的生命体验。两种思维讲究事物的整体性，有机联系，内在协调，综合平衡，对立统一，个体独特性；重视生命过程在时间上的不可逆性，生命的演变是一个生生不息、新陈代谢的变易过程，没有一个终极的模式，理想的彼岸。
这种思维虽然没有精确化、实证化、形式逻辑化的理论，但却能在现代理性及其科学理论难以深入的人和生命的领域发挥独到的理解和认识作用。像中医、气功、武术以及绘画、书法等方面集中体现了这种思维方式。现代系统科学就是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启发来形成的，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以及突变论、协同论、耗散结构论等等，旨在研究复杂系统尤其是生命系统的存在方式，它是对牛顿以来的机械唯物论基础上形成的自然科学的补充，也是未来科学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
108 莫高窟。
传统的“风水”观念，既有信仰、迷信成分，也有天文、地理、生态及生理、心理等方面的独到体验，其中有现代工业社会值得借鉴的智慧。现代人抛弃了这些智慧，为眼前的利益而掠夺自然，人的生存环境破坏极其严重，而且永远无法恢复。因此，重建与生态环境的共存意识、欣赏美学、自然诗意，是整个人类生存状态得以提升的关键之一。
传统道德基于家庭和熟人圈子里简单朴素的直接交往，无需普遍原则和公理。人们追求和维护的目标，是相互和谐、利益平衡、结构稳定、行动协调的良性社会关系，最大程度的宽容精神和多元共存，遵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
西方文明崇尚普遍的理性和价值原则，人们往往各持一种自认为绝对真理或至善原则，互不相让，甚至强加于人，即“己所欲，施于人”，甚至互以对方为异教徒而大打出手。这固然有利于推广现代普遍理性原则，但它与一元化的西方中心主义结合，就会走向危险的文化霸权主义，这正是今天全球化的严重问题。为此，从东方传统汲取智慧当然是必要的。
中国传统“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民本主义思想，“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生信念，“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贫贱不移，富贵不淫”的人生境界，对于克服现代物质文明中的工具理性、机械秩序及消费过剩的问题，都有一定启示作用。
●民间文化资源是多元文化生态中的宝贵基因：扶贫必须自愿自主，必须摒弃单一的文明进步模式
不同的生活体验之间需要对话，但主流意识中对农村的理解只是从外部，居高临下地看问题，只是从现代城市生活标准看问题。即便是农民出身的子弟，也把农村生活的体验看作无须回首的过去，知青经历更是不堪回首的恶梦。
每个来自乡村，尤其是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如果不是因为生存的压力而有意识地忘却从小所受的文化熏陶，都会承认，农村生活有它本身的智慧、幽默、道德、语言、逻辑……，哪个人群都有其特殊的视野、信仰、历史、价值、情趣。
对于城市人来说，山村的故事总是那么遥远。而当我们真正深入那里，不以先入为主的优越感阻隔与当地人的交流，而是以开放的心灵去了解和体验，会给我们的思维、想象、创作以及情趣增添不尽的灵感和生机。现代生活越来越单一、紧张、压抑、程式化，保留一块原始的净土，也是给每个人留条后路。原始不等于落后，“先进”、“落后”是现代人的教条化概念。丰富、多样、不确定的原始净土，是现代文明原创力的源泉。既然有全盘西化的实验特区，同样也应有保持传统的生活特区。
这不是反对落后地区脱离贫困走向现代文明，也不是保持都市现代生活的优越感而牺牲落后地区的发展。与整个国家的现代进程一样，地方文化不能饥不择食、急不可待、急功近利地照搬别人的现成东西，不能一窝蜂地模仿一种模式。
但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对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同样地运用这种视角、思维及行动。我们在做扶贫、开发善举时，对其独特的原生文化、价值观念视而不见，顶多当作展览把玩的标本，或统统标定为愚昧落后加以改变，我们将自己拥有的优势文化，包括其中腐败、傲慢、偏见的毒素，输送给他们，使其以城市为模本“现代化”，我们从中获取救主般的满足。
在50、60年代收集、整理、挖掘、抢救出了大批民间文化艺术精品，80年代也做了大量工作。但在经济大潮冲击下，抢救停滞了，传统文化资源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枯竭。国家禁止砍伐森林，这显示了一种远大的胸怀。而比这更重要的是，必须禁止破坏性的开发，别让那些唯利是图的商业运作，愚昧、庸俗、虚假、低级趣味的“人文景点”，瓦解纯朴的地方民风。
对边远地区的帮助不要套用外人的富裕标准，以现代物质生活引诱和干扰他们。保持千百年来生息的方式，特别是保持特有的文化习俗，既是他们的自愿，也是他们对于中国和人类的贡献。不是匆忙给他们输入现代经济，而是尊重他们的价值，让他们保持对传统的信心，从而以自信的主人身份与外界进行建设性、创造性的对话、交流。
109 我不信宗教，但与这些虔诚的穆斯林交流，给我很深的思想感染。
在西藏，一位从现代人眼光看起来浑身尘垢、裹着一块破布的小喇嘛，捡起地上一片树叶，自信而幽默地教训我：“佛就在这里面”。从他们做佛事时的虔诚里，我觉得我们关于科学、文化、教育以及真理、智慧、价值、进步之类的标准，最好不要自作聪明，随便滥用。如果我们不以简单的意识形态思维对待包括藏民族在内的以信仰为中心的少数民族，不是单方面用行政手段去援助、提高、帮助、改造他们（尽管的确是善意的），而是更多民间的、双向的对话，那么许多事情会好得多。
在神农架，我曾呆过一个多月，那里不仅有世界上最珍贵的自然遗产，而且还有引起世界关注的土著文化，这些珍贵的遗产正由于几十年来数万移民及其现代生活的渗透而瓦解。如果几十年后再来抢救，目前仅存的零零星星的活化石花再多的钱也活不了了。保持这些文化，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会更令人敬佩。那里一位“土著”出身的小学教师，发现和整理一种汉人历史上没有的史诗性质的传唱艺术，后来调到当地文化馆工作，生活贫穷、邋遢、不拘常礼，不会应付现代生活，连当地移民也视他为怪人。但他的知识、思维、悟性却是绝大多数道貌岸然的大学教授无法比拟的，尽管他的学识也不太合符现代规范。
109 安徽民居。
丽江古城，保存着古老的建筑和朴实的生活。在水流方向上依次建了三个水池，第一个饮用，第二个洗菜，第三个洗衣。没有人违反这个规矩。一个小孩从第一个水池里舀了一碗水喝，剩下的半碗倒入另外的池子。他知道，哪是对的，哪是错的，毫不含糊。这里的生活习俗与现代文化没有任何关系，然而，从自然生态的角度来看，这是未来人类文明的楷模。
109 景颇族的节日——亲历那千人共舞的场景的人，决不会把他们与落后联系在一些。
对老少边穷地区的扶贫，需要在深入调查和综合研究基础上，分别对待。一些有自己独特文化的少数民族，千万不要轻率地干扰他们正常生息；一些有自己特殊生活方式，保持朴素传统的居民，不要代替他们作出选择，千万不要强加给他们不想要的东西。甚至不要轻易沿用国家一般的民事法律，打破他们内部的传统规则。当我们不得不将老虎送往动物园或保护区时，我们是终于认识到了现代文明的负面效应。这是赎罪补过行为，而决不是恩赐行为。不要再给天鹅设计它的生活。
有些工作当然是必须做的：一是计划生育；二是自然资源保护与合理开发；三是鼓励和扶持教育，但不是强制性的灌输教育；四是适当的交通和信息发展；五是社会治安，尤其曾是土匪聚居地，民风不正，每逢乱世必作恶的个别地方。
但是，农村的社会进步只能是和风细雨的文化渗透。换而言之，除了国家基本的人口、环保政策和基本的政治法律秩序之外，只有那些因为自然条件、人口等客观条件导致贫穷、愚昧，人口无限膨胀并且素质低，并没有特色和传统的文化习惯，且民风不正，对别处构成危害，生活方式有损自然生态等等这些情况，才需要更多的外部引导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