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自立自强的文教兴国之路
●思维方式转换：以经济－政治－文化的生命结构模型，取代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机械关系模型
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资料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因此，其生产方式构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基础，相当于地基。生产关系的总和作为经济基础，决定了它之上的上层建筑，即政治体系、法律制度和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在生产方式中，生产力是最决定性的第一层；人与人之间结成的相互关系构成生产关系，居第二层。政法制度与意识形态之间，似乎也是上下层关系。
建筑结构虽然也讲系统的协调及与环境的和谐，但用力学概念和原理来分析，基础和建筑的关系只是一种机械的决定和被决定、外在的作用和反作用，并不存在内部的有机整体协调作用，也不存在机体本身的能动作用和内部的动力机制。
在马克思那个时代，有机体结构的分析还处于初始阶段，细胞刚被发现，复杂的社会结构只能以简单、机械、无机的结构模型来说明。因此，他对于社会结构的分析采用建筑结构模型。这种社会结构的理解，给后来的机械论思维留下后患。
但马克思继承了德国唯心主义传统的辩证思维，对于社会历史的分析本是历史主义和整体主义的；他把社会生活的本质归结为人的能动的实践过程，强调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的基础，对社会起决定作用，同时又强调社会意识及其服务的社会制度等上层建筑不是被动的，它对于基础有反作用。这样建筑具有活的能动的力量，实际上超越了这一分析模型的机械论思维。
今天人们分析社会的静态结构，只是把经济看作基石、材料，政治看作结构、框架，文化是依附其上的摆设、装饰，好听一点是宝塔顶上的明珠。或者说，经济财富是基础，政治秩序是结构，文化精神是软件。这种分析也是机械论的理解，忽略了社会有机体内部的自我发展的活的生命。社会有机体的生命与灵魂，恰恰是机械论所轻视的文化。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都是人们从社会生活中抽象出来的。它们的关系本是内在的。作用与反作用，对象与反映，基础与建筑等机械论概念作一种形象比喻，用来表达有机体内部的辩证关系，并不十分贴切。人的意识并不是对象的简单映象，而是人的意识相对独立的自我建构。意识的对象只是外因，主观世界的目的性和已往的经验才是内因。
社会生产是人的实践，不同于动物本能的谋生活动；生产力是人类对于自然对象的能力，其主体是人，既是物质能力，更是精神能力。生产关系是人们的交往关系，既是物质利益关系，更是人与人相互间的目的性、价值原则和文化认同的关系。
列宁曾说，任何比喻都不可能完全贴切。不过，根据恩格斯关于运动基本形式的分析，社会运动与生命运动最为接近，与机械运动最远。显然，以生命结构来比较社会结构，要比力学结构比喻社会结构，会要贴切得多。
经济－政治－文化构成一个复杂的有机体。一方面，有文化基因结构的静态控制；另一方面，有生命冲动的动态创造。
经济是这个机体的物质循环，相当于动物体内的肠胃等消化系统，解决物质生存资料的基本需要；
政治是这个机体的基本结构，相当于体内骨胳、肌肉等运动系统，解决社会交往中的地位、权利、组织问题；
文化是这个机体的内在灵魂，相当于以大脑、神经中枢为代表的思维系统，以特定的自觉意识支配自己的生存方式。
换一个角度，拿细胞为模型，那么经济是细胞质，政治是各种酶，法律是防病抗体，文化是细胞核、基因DNA。
110 细胞与歌剧院——一是生命结构，一是力学结构，社会结构当然更接近前者。
政法——形式，秩序，体制，权力，支柱，整体结构。
文化——目的，灵魂，核心，活力，根本，内在归宿。
●澄清概念之一：生产力是人的一种能力，并不是别的物质实体，因此它是由文化（科技）决定的
庸俗唯物论将生产力、生产方式理解为人的意识之外的物质力量。生产力等同于工具、对象及劳动力等实体，其中劳动力也只是物质的存在，而不是由自己内在意识支配着的人。这样，物质载体被看成决定力量，人的主观能动性却被忽略。
这种理解把起码的逻辑搞乱了：生产力归根结底是人的能力，而人之外的物质实体（工具、对象），只是体现生产力的中介和载体，并不是生产力本身。人之为人的根本当然不是身体本能，而是意识的能动作用，只有精神能力才能转化为物质能力。
所以，生产力不是一种神秘的外在力量，而是人的主观能动力量，是由人的目的、意志、智慧、知识决定的，是人的创造力与文化素养的外在体现。不言而喻，发展生产力的根本，就在于提高人的文化、科学素养。
111 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在中国人看来，这不就是一堆钢铁吗？了不起养几个“人才”弄一弄，就上天了！
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马克思把劳动视为人的本质，强调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从而与庸俗唯物主义区分开来。毛泽东认为主观能动性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特点，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变精神的物质是认识对象，由精神变来的物质是被改造的对象，这是说物质文明是精神文化的产物。“人总是要有点精神”只是最起码的，其实精神岂只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的点缀。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一种“唯心主义”、理想主义，这与它对待客观对象的唯物主义、现实主义并不对立。
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强调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但同时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看作物质形态的东西，却抹去文化基因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作用，特别是抹除了马克思关于实践的精神能动性、革命性、创造性。这种庸俗思维下的经济学，还与中国传统朴素的实用主义的唯物主义一脉相承，认为物质财富决定所有社会关系及道德、法律、政治。
邓小平发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最大的意义在于揭示人的知识、智慧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其实培根早就说，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本是人的意识，庸俗唯物主义把它视为社会存在的附属品，放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结构的末梢上。
邓小平就像元帅看上一个天才士兵，果断提拔他当将军一样，把科学技术提到生产力高度，后来还冠以“第一”称号。在僵化的教条主义背景下，真理的发现和理论空间的开辟，正是依靠这种非既定理论的直觉。
人是社会生活的中心，是社会体制的灵魂和动力的源泉，是生产方式的主体，财富的主人。人是现实的物质存在，又是能动的精神存在。在物质和精神两极之间的不同层面，有生理的人，经济的人，伦理的人，政治与法律的人，文化的人，精神的人。生理和经济是低级的或外在的层面，而文化和精神是最高或核心的层面。
人在生理上是一个动物，物质欲望是生理需要的体现。经济最基本的意义是谋生，也是通过精神支配的生产经营活动解决生存的物质需要。经济满足人的生理需要，也为精神的自由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伦理、政治和法律是中间层面，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既体现着相互间物质利益、权利地位的关系，又体现着文化和精神意义的交流、合作关系。
精神与文化对于人的生理需要、经济活动以及伦理、政治、法律活动具有能动的支配、提升和创造作用。
电视上一主持人说，她有一个主张，观念也是生产力。是湖南卫视，好大胆！要是在哲学考卷上这么说，又得扣分——这等于说主观上的意识与客观上的生产力是一回事！不过时代变了，摇头的那些意识形态专家、哲学教授大都退休了，后一代人大多不会认真计较。再说，先有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然后有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如今说观念也是生产力，也顺理成章了。
当中国人缺乏理性的能力摆脱教条主义束缚时，经验主义和大胆胡说，往往也能成为人们最好的老师。
●澄清概念之二：解放既定的物质生产力，不等于创造新生产力，因此光有改革与开放还远远不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与人民生活的改善，主要是依靠解放生产力，调动人的劳动积极性。“解放生产力”的意思是说，本来有的生产力被束缚住了，只要摆脱束缚，建立适当的生产关系，就能正常发挥出来。
但是，解放生产力并不等于创造新的生产力。根本的、迫切的问题不是解放生产力，是创造和提升新的生产力。中国传统农业生产力相对成熟，维持着人们的基本生计。近代以后，引进和学习西方的工业生产力，却没有获得它的发展动力。
新的生产力必须要有科学发现，技术发明，要有人们文化素养的全面提高。现代生产力的进步，主要依靠高新科技的发展。杨振宁说，高科技是中国超越发达国家的主战场，也是最后的战场。尚若不能抢占一席之地，中国将会被世界抛弃。
中国高科技发展不仅相对于世界落后，而且由于急功近利的思维居支配地位，相对于自己过去的社会发展也不够。经济的增长主要靠简单劳动，包括资源消耗和掠夺性开发。从长远来看，这种发展是有限的。
现代中国能够拿出来的，只是西方廉价市场上充斥的劣质商品。一个号称世界上最智慧的民族不是从根本上改变科学文化上的落后面貌，而是靠向国外倾销廉价的衣帽鞋袜、五金玩具之类劳动密集型产品来实现经济增长。
这些年来，中国大地上热过那么多新鲜事物：文凭、外语、出国、下海、股票、期货、房地产、传销、气功、保健、跳舞、手提电话、私人汽车、上网。北京人有个“玩”字，玩腻了这个再玩那个，反正是一个玩，谁能想出点子让人玩新鲜，谁就能掌握昙花一现的时尚，赚上一把。但其中，完全没有能影响世界潮流，影响国家发展的，让自己安身立命的永久价值。
中国的都市消费，尤其是上层消费，越来越接近世界新潮，我们为此兴奋不已，骄傲不已。却看不到我们生活日趋依附性、低级化、消费化的耻辱。与这种趋势相对应的，是整个民族文化生命力的严重退化、萎缩。
改革依靠利益杠杆操作而不是听从文化向导，许多不合理的事物堂而皇之地出现，而明明合理的事物却无法立足。
没有钱，梦想有钱；一有钱，一心要盘成大暴发户：盖大楼，铺摊子，上项目，高指标，厚泡沫，放卫星，超常规发展。一时，马胜利、禹作敏、史玉柱、牟其中、于志安、步鑫生等明星轮番登场。然而，都只是昙花一现，随后是泡沫破灭。
112 农民从土地“解放”出来，但他们并不构成新的生产力。
中国经济本质上是替其它经济强国打工的，基本上属于打工仔经济。我们不过充其量挣点血汗钱罢了。人家老板一关厂你就没下顿饭吃。市面一冷清，那些个裁缝、鞋匠、补锅的、卖纸风车生计就难着落了。真正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有吗？
中国的“手艺人经济”不升级换代，以后还得看人家的口袋过紧日子。老吹中国电视机做得如何如何的好，冰箱空调机如何如何同外国品牌竞争，电脑产量如何如何翻番，高规格钢材如何如何填补了空白。可是所有制造这些产品的工具机械没有一样是自己能做的，包括芯片全要依赖进口。猴子也会拿榔头捶破核桃壳，人与猴子的不同就在于人会造榔头，没了榔头猴子屁也吃不成。中国经济处于生产链的末端，干死干活，付出是人家的百倍，赚了只能拿小头，亏了“填刀头”，你第一个被宰没饭吃。
经济学家们也是恶补了一阵西方经济学理论，学了点皮毛，也不消化消化就生搬硬套来给中国开药方。想用最省事的方法见最快的效果，以为可以像格林斯潘用利率操控美国经济一样。美国人是在赚外国人的钱，没有外资涌入，道琼斯长个屁。更恶劣的是不鼓励创业，却引诱赌博投机心理，不注资扶植新兴产业，却托扶股市，饥不择食，慌不择路。其结果也只是推迟了危机，却使未来的发作更猛烈，打击更沉重。【摘自网上文章《看看我们二十年来都做了什么》，原文2500字，作者HMZ】
有一次，我裹在一批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里，混上了某著名大学丰盛的免费午餐（那句名言在中国不适用）。听罢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关于大把花钱开启大型工程来刺激经济的高谈阔论，我猛着胆子问，愁钱没处花，为何不用些钱来改变一下中国文化、教育、科学投入在全球最低者之列的状况？大家觉得这好像也是个问题，不过光拿钱看不到效益的事毕竟不是他们考虑的。
也不能说经济学家不考虑教育，后来不是搞什么“教育产业化”么！主意是馊了点，也总算他们考虑到了吧。
我这里多次提到经济学家，实有不敬之处，显得很没有学术风度。在另一所著名大学里听讲座，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说，中国将在21世纪前十五年里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有学生问中国没有高科技怎么办？他说，我们有一个法宝——盗版！
我再次强调，台上的这位是著名经济学家。对这样的宝贝，这样的思维，犯得着用严肃的学术语言来论说吗？
●本来是三位一体的关系，为什么中国人普遍认同经济决定论，或制度决定论，却贬斥文化决定论？
80年代以来，经济决定论一直主导着社会舆论；当经济增长碰到社会腐败、经济无序、稳定动摇的问题日益严重时，才有一种相对深入但仍然一样幼稚的制度或体制决定论流行，认为政治民主化、法治化以及私有化运动才是根本出路。
文化决定论，一听就书生气十足，一般是为传统文化唱高调的人持有，从来没有在普通舆论中流行过。
近年来，人们在对经济、政治、法制建设的反省中，才更多地关注失落的文化传统，下滑的国民素养，空壳化的人文精神。
经济决定论认为：人是经济的动物，承认个人的经济利益关系，就会给社会发展带来动力；而且利益矛盾和冲突本身会自然地促成理性的现代社会制度的形成，现代文化及现代生活方式的形成当然也会顺理成章。
可是，财富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财富只有在健全的社会体制下转化为生产资料，并为具备现代生产能力的人掌握，才能形成现代经济。利益冲突在任何社会都有，中国历史也不例外。从表面上看，传统伦理重义轻利，实际上不过是利益的分配方式而已。利益关系既可以体现为道德关系，也可体现为恶性的利害冲突，可能形成集权统治，也可能产生黑社会、匪社会，可能形成厌恶人间争斗、不事权贵的仙风道骨。但在中国，却从未产生过普遍的契约与制度，没有建立在独立个体之上的法理文化。
体制决定论认为：人是制度的产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法治，承认私有制的合理性，与国际接轨，自然就会融入不可阻挡的全球秩序，享用统一进程的共同福利。
可是，制定并颁布法律，建立司法体系，并不等于法治形成。民主不是赐予的，法治也不单是要来、争来的，也不是模仿国外体制就可以得到的。法律的权威来自人们内心的文化认同，它要有助于维持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合理规范人们的利益关系。
文化决定论认为：人是文化的动物，各民族具有不可改变的文化之根，文明只能从它上面长出来。必须首先培养具有现代文化修养的精英，给民众以信仰、道德、理性的启蒙，由此建立一种法理制度，并照理性设计的蓝图，实施社会建设和改革。
可是，照搬外人或者沿袭古人，不等于文化提高。由书斋里、故纸堆里的文人虚构“现代化”蓝图，或者在国外转了一趟，依样画葫芦地设计一套方案，然后叫人去实施，这当然很滑稽。文化只有深入人们的内心生活，并且外化为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理性原则，推动经济与社会各个方面的建设，促进社会关系的良性发展，才有灵魂、有活力。
经济以体制为保障，并受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支配。体制只能从文化中来，又要与具体的生存方式的需要相配合。文化只能从生产方式中来，又须外化为具体的体制和工具。由此可见，三种决定论都存在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因为经济、政治、文化三者是一个有机体，本来就不存在机械的决定作用。但也可以说有一种全息式的整体决定论，这正是三种决定论的合理处。
“文化决定论”代表一种思想倾向，以斯宾格勒、汤因比、韦伯及亨廷顿、福山等人的思想为典型。中国大多数人从心理深处轻视、排斥这种视角，当然也缺乏深入理解。这受到三种历史因素影响：一是传统农业社会根深蒂固的朴素唯物主义，实用主义智慧；二是近代以来被外部实力竞争强化了的功利主义；三是来自苏联式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这些因素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中心和物质利益至上的现实中，综合并放大为急功近利的滚滚潮流，抑制了深刻的文化理解、反省、判断及选择。
“文化决定论”容易被人作机械论的理解。文化的“决定”作用不是因果律和一一对应的机械控制，而是一种整体协调下的作用，类似于基因对于物种性状的控制。来自英美社会科学上的实证主义思维反对形而上学思辨，主张以实证科学的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观测、分析、判断、验证。这种自然科学方法本身是无可非议，但人类生存方式不同于因果关系起主导作用的纯客观的物质过程，而是人们的意识能动性居支配地位的实践活动，实证方法反而只能触及这个领域里的一些外在的、皮毛的问题。
文化研究和创作集中体现了民族文化和时代精神，正是文化探索者和创造者才能触摸到社会文化脉搏。
但人们的活动及作品，只是文化的外在化，不是它本身。因此，文化研究不能是抽象概念、思潮、学派、体系的杜撰，不能是脱离人们实际生存状态的形而上学揣测，而应是对支配着人们生产与生活的观念、意识、精神状态的深刻揭示。
许多“文化活动”只是假大空的形式，只是装点摆设和娱乐消费方式，只是概念游戏、随意虚构、商业炒作、做作表演，既不体现社会生活的真实内容，也不是人的心灵创作，与真正的文化建设风马牛不相及，当然也没有任何积极作用。所谓的精神文明的，普遍存在教条主义、随波逐流、玩世不恭倾向，许多知识分子干着追名逐利、欺世盗名、出卖良知的勾当。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从来是并驾齐驱的。过去教科书里的阶级分析，更把信仰、理想、个性、人格的作用当作“唯心主义”问题予以抹煞。好像人不是自主意识支配的，只是历史与现实机器上的零部件。
西方人文主义、启蒙哲学、科学主义、经济决定论等，是以千年基督教信仰以及更久远的理性传统为铺垫的。
思想解放了几百年至今，尽管出现了怀疑论、无神论，“上帝死了”，但从整体上看，宗教信仰与理性精神不仅没有消失，而且作为内在灵魂、活力源泉、终极原则，渗透于科学、教育、政治、经济、法律、道德中。
中国思想解放的对象是历史悠久、内容烂熟的宗法伦理，还有几十年的意识形态。两者十几年就反掉了，除了造成物质表层的繁荣，没有留下其它成果。人们思维方式从过去精致的“唯物主义”理论，到现在粗俗的唯物主义观念，并没有实质变化。
西方学者对人物的研究或描述，更重视心理过程。而西方色情小说里，也夹杂着中国人看不懂且讨厌的心理体验。
113 金瓶梅
在中国背景上，即便不是“小人之心”，而是“君子之腹”，也只考虑到道德的层面。而且“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常常十分准确，它具有现实的合理性。这种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体现着中国文化特殊性：文明程度低而且早熟。只有以功利主义为内容的道德，精神空间极其狭窄，几乎没有超越的宗教理想，没有独立的贵族文化，没有自由的知识传统。
●启动社会变革需要外部经济与政治力量的挑战，但实现社会进步取决于民族内部文化轴心的驱动
社会的存在与发展，革命与建设，变革与创造，不是外力推动的机械运动，是由内在生命力驱动的自我发展。
社会动力最终是人的生命中能动的、目的性的力量。一方面，人的生命欲望以消费来满足，外部环境刺激人的欲望与期盼，挑起人的嫉妒与仇恨，投入财富的竞争、地位的追求、权力的占有、享乐的迷恋，追逐外部权力和利益。
另一方面，人类与生俱来的生命冲动、欲望、激情、灵感，升华为想象、爱恋、崇拜、好奇、良知、自尊、自强，在内心世界追求宗教信仰、道德境界、艺术情感，在社会生活里追求个人成就、社会理想、客观真理，开拓新的空间，新的时代。
马克思、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是社会进步的动力。阶级斗争这种动力是受迫的，是处于外在势力压抑、挑衅、剥夺下激发的力量。中国近现代革命就是靠两种外在力量推动社会变革的，一是外国列强和市场经济的压力，一是内部阶级矛盾的激发。
毛泽东的革命理论，在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失衡，阶级分化严重的背景之下，调动了底层绝大多数民众，通过与现成制度进行对立和斗争，实现了全社会的重组。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区分敌人与朋友，然后是发动人数众多的底层无产者，团结中间阶级，推翻少数上层阶级的统治。这个理论轮廓清晰，操作性强，成为矛盾重重的旧社会夺取革命胜利的思想保证。
毛泽东从他的斗争哲学里引申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实践。阶级斗争是人们被迫的较量，而不是靠人们内心自由的追求。当国家获得独立，民族获得解放，人民当家作主，对立阶级被消灭后，社会反而失去进步的动力。
生产斗争是战胜饥寒，改造自然。革命成功后，人们乘着革命胜利的豪情，展开想象力的翅膀，战天斗地、向大自然进军、搞“大跃进”式的群众运动。但随着经济的恢复，这种受迫的斗争激情难以长久维持，逐步被消费的欲望所取代。科学实验本是要认识自然的规律，但由于没有相应的理性文化与科学精神的引导和支撑，相应的探索越来越功利化，低水平化。
找不到斗争对象，人们变得空虚、失落，于是阶级斗争又被人为地制造出来，人们退回到无休止的人际争斗和内耗中。
这种斗争哲学超越个体的物质利益，需要具有更多的精神文化力量，容易升华为信仰主义、理想主义、道德主义，但也容易在神圣的乌托邦的背后，造成权力斗争的恶性内耗和残酷迫害。因为说到底，阶级斗争虽然超越个人的直接利益，但仍然是围绕集团之间根本利益关系展开的，当被压抑起来的物欲发泄在政治权力的角逐时，其破坏作用比直接的利益竞争更大。
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经验在于，以民族内部的文化变革为先导，激发大众的革命热情、乌托邦理想，利用叛逆力量，以政治革命为核心，实现国家统一，全面扫荡腐朽、庸俗、势利、萎靡、懒惰势力，推动社会的自主创新。
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教训在于，在世界潮流和传统文化之外，偏执于狭隘的政治意识形态，陷入政治功利主义、官本位及权力斗争，无法升华到人类的信仰和现代理性文化层面，为了煽动一时的情绪，造成狂热、虚伪、形式主义、假大空。
114 蛇口——中国人习惯于摸着石头过河，先干再说。观念落后于实践，可那观念缺席的“实践”能怎样呢？
但是，如果社会只是以人的被动的、本能的欲望为基础，而不是以人的自由的创造性追求为主导时，经济增长带来的消费满足容易使人麻木，开放带来的外部强势容易使人迷失。人们为外在物质力量所支配，特别是为外部经济、科技上的强势力量所左右。社会深层的文化动力日渐萎缩，人们的精神世界日益空虚，社会腐败几近病入膏肓。
今天，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体制问题，较少考虑社会发展动力的激发。人们从简单的经济学假定出发，认为人是经济的动物，社会的活力来自个体对利益的合理追求。只要承认个人利益、天赋人权这个前提，社会的建构就会形成良性的状态。
在革命斗争与计划经济时代，社会动力是在被压迫、被剥夺、必需品匮乏的人们中激发的群体冲动。这时，个人没有自由选择，多数人没有独立思想，但并未意识到不自由，人们体验的是自由、随意而浪漫的群体文化。
到了市场竞争的时代，社会动力则是对物质获取、占有、享受所诱发的个体欲望。这时，个人有了自由，但因为被利益与潮流所牵系，失去了职业保障和群体依赖，充分自由、浪漫、超越的体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反而更加困难。
两个时代都激发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带来了社会变革的动力，但两种力量都是被动的，人们为群体或者个体的基本生存需要所支配，潜能没有充分展开，没有自由、从容、多样的创造与选择，精神文化的修养所展开的生活空间极其狭小。
社会必须从阶级斗争、物质竞争中解脱出来，实现人与人之间个性化、多元化的交流，其平台是现代理性文化，焦点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至于具体内容，并不存在铁的规律和单一的模式，也不存在哪条路绝对优越、正确。
计划经济也好，市场经济也好，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中国曾在特定历史条件，一面倒向苏联模式。其实，两极的综合可能赢得更多自主，不至于背上一种模式的包袱，也不至于今天在相反的美国模式上盲目行进，在此之外看不到其它出路。
●片面理解“一个中心”与“三个有利于”会使经济与政治、文化关系畸变，掏空资源，丧失后劲
在鄂西某贫困县，没去之前想象，那里会有宜人的气候和丰富的物产。去了发现找不到一家清静的旅馆。县报记者告诉我，半年间全县涌现数百家“发廊”，不过他们没有报道过。因为，根据领导的意图，这事有利于经济发展，只能做，不能说。
经济、政治、文化在整个社会中相互作用，谁也没有绝对支配权。哪个为中心，哪个优先发展，得由具体历史条件来确定，没有普遍的定则。特定时期内，需要以某一方面为中心任务，但它不能带来社会的全面持久发展。
中国革命经历过信仰中心，军事中心，政权中心。为了改造社会，需要建立政权，因此要有革命的队伍。而革命队伍要有凝聚力，必须以统一的意识形态信仰为核心。革命逻辑就是“党指挥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政治是统帅”。
在政治功利主义背景下，革命利益高于一切。但人们常常忘记，革命的目的在于创造新生活，不是为革命而革命，否则就会变质成为革命癖，权力痴，征服狂。文革中以政治－意识形态为中心，专制主义，非理性的盲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改革时代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物质利益成为高于一切的基本价值，随之而来的却是物欲横流的现实。当社会的秩序和稳定受到威胁时，强调政治原则，当社会生活日益腐败和萎靡时，强化意识形态宣传，即所谓主旋律。这都十分被动。
所谓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观念，可持续发展的观念，科教兴国的观念，就是要克服某种过度的功利主义思维。
首先，经济生产只是解决社会的基本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物质资料，并不等于人的生存和发展本身。
社会生活是由经济、政治、文化及教育、科技、法律、道德、军事、体育、卫生、环境等方面构成，单纯的经济发展并不等于社会进步。还需要政治秩序稳定，保证利益分配的公正，还要有文化上的理性和远见，要有广阔的视野，未来的憧憬。
人的外部表象是经济动物，而内在本质却是文化动物。人不是一般的物质，也不是仅由本能驱使的动物，是以精神为核心的存在。人们追求的自由、平等、秩序、尊严、良知、亲情、友爱、信仰、真理、美感，是更加永恒更具本质意义的价值。
经济生产是人生存的保障与发展的前提，这是常识。“三个有利于”就是经济生活的原则，但它也与整个社会生活相联系。生产力不只是物质生产的效率，而且是人对生存环境的协调与创造的能力；人民生活不只是物质消费和财富占有，更包括人的精神品位、道德水准；综合国力是国家经济、政治、外交、科技、文化、教育以及生态、地理、自然资源等方面的综合实力。
115 平遥古城——幸亏有发展旅游经济的理由，才被保留下来，
有人说，承认人的本能欲望、物质利益、人性自私等一些基本常识，现代社会法律制度的建立就有了经验的前提。其实并不尽然，任何民族都承认人的物质欲望的客观存在，恰恰是一些高级文明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物欲，升华为文化创造的动力。
占有癖、守财奴、消费机器、经济动物是社会异化的产物。其实韦伯说，资本主义并不是源于纵欲主义，恰恰来自清教徒的禁欲主义。它以特殊的文化方式渗透并左右经济过程，如天职观念，信用与契约关系，簿计与核算方式，科学与技术力量等。
经济不等于动物谋生，它靠政治、文化来维系。这里，根本没有无机自然界那种普遍的客观定律。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需要结合。但不是文化市场化，这等于取消文化，正如政治市场化，权钱可以交易，官位可以出卖，不论直接还是间接，哪还能有政治可言？市场经济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必然导致全面腐败、混乱与危机，结果是一个民族内在动力机制的长期萎缩。
其次，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依托着政治、文化的潜在资源，后者是有限而不是无限的。
社会生活长期强调一方面的发展，它所依赖的其它资源渐渐地消耗、掏空，发展就会减速、停滞、变形，以至混乱。
市场经济是西方人特定的生存方式及文化的产物。没有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及体制的变革，即使有外延的、有形的、静态的层面的发展，也不会有内涵的、核心的、创造的层面的建树。靠透支传统资源，消耗老底子来配合外来市场的急剧渗透，追求片面的、孤立的经济膨胀速度，没有自主消化的时间和独立创造的空间，只是简单、麻木、机械地跟着西方走，模仿、顺应、加入市场经济，只能做西方为中心的大机器的从属者，根本经不起突发的经济、政治风浪。
旧经济、政治、文化体制内的资源已经释放殆尽，活力萎缩，新的社会秩序、内在动力机制及远景战略未能建立，发展进程日益为外力所牵制，精英流失，信心丧失，腐败滋长，公共资源流失，社会严重分裂，民族凝聚力枯竭，灵魂萎靡和疲惫。人们富裕在外表上，贫穷却深入内心，人格平面化，精神空虚以至于变态。国家的肌肤肥硕，体质却虚弱。
经济增长指标孤军突进，与社会系统中的政治、法律、文化、教育、科技状况以及自然系统中的环境、生态、资源的矛盾日益突出。高速增长的只是泡沫的、数量的货币符号及廉价物质产品，而不是内涵的、实质性的生产力和生活品质，更不是人格的提升，文明的进化。一个传统农民几年间变为一掷千金的暴发户，谈不上任何进步。
经济发展走势越来越丧失理智，一旦发生经济振荡、政治风波及其它内外冲突，结果可能是疯狂与崩溃。再开动破败的意识形态机器，强调任何主义、思想、理论、楷模，都不再有感召力，所有人都会摇头；靠强力控制局面，风险更是不可想象。
东南亚泡沫经济的教训就在于：生产力不是货币，不是期股指数，不是地产价格，不是固定资产，不是物质产品，不是国民生产总值。这一切充其量只是生产力的表象，都可能在一夜间遭遇雪崩式的危机，缩水一半，甚至全面崩溃，化为乌有。
真正的生产力作为人的能力，是由人的文化教育水平决定的，是人文修养、科技素养的综合。我们需要超越过去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分析思维，综合理解生产力概念，特别是不能忘记生产方式的主体就是人本身。
能否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直接表现为经济、技术、效率及增长速度之类的实证数据，但那些看似虚无飘渺的精神文化因素却起着内在的决定作用。社会发展不能从表面经济和物质的表象上追求，应当从整个民族的精神创造力包括人文精神、科学理性上去作文章。不抓住这个实质，再摸索一百年，也还在一治一乱中折腾，在专制与腐败中徘徊。
●全球化应是双向的：经济的自主与开放、政治的独立与接轨、文化的自持与交流之间要保持张力
国际接轨，加入国际市场经济大循环，接纳知识经济，遵守国际惯例等等，对于现代中国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当今占统治地位的观念普遍缺乏深层战略性、动力学的思考，以为市场当然是均匀、平等、自由、公平、随机的，以为“现代化”是一种结构的普及、延伸与模仿；列车同轨，就可以轰隆隆地开进来。然而，更为复杂的反面却很少为人所把握。
保守和开放是有机体的内在矛盾。适度封闭、保守是生命存在的必需条件，绝对开放只能意味着生命的解体。
生命体的开放，是与外界进行交流、对话、竞争，旨在谋求、吸收、利用外部资源；保守是保持自己既定的物质、能量、结构、秩序，旨在维护生命的主体地位。两个方面共存于生命体里。某一方面一时占主导地位，但没有绝对的价值。
稳定、成熟的生命体系容易趋于保守，内因起主导作用。因为它有自己的既定结构，能够保障外部资源的获得。但一味保守就是扼制生命，导致僵化、窒息。如果它的活力充沛，会不满足既定程序，主动探索不确定领域。
幼稚、失衡的生命体系被迫走向开放，外因起主导作用。因为不断受到外部力量的挑战，它需要主动寻求外力推动，以实现自己的强大。但单纯开放等于丧失自主，造成混乱、解体，因此它还要努力抗争，保卫自己固有的体系。
今日中国人的观念里，开放是个无条件的褒义词，具有不言而喻的优越性，保守、封闭则是不言自明的贬义词。然而，只是靠引进和模仿，没有自己内在创造力的觉醒，只是跟着别人后面走，这样的“现代化”最终也是没有出路的。
市场经济并不像它的抽象原则那样自由、平等、公平，现实的全球化进程不是均匀发展的，它从一个中心出发，将周边变成自己的市场、原料供应地。中心是主动的、原创的，边缘则是被动的、依附的。这种格局的划分当然是中心主导的。
整个现代文明都是以西方文化为价值核心与权力中心的。大学、政府、议会、公司总部、智囊中心、新闻传媒集中于西方国际大都会，它依次带动中等发达的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心城市，再由此带动一般城市，带动周边近郊乡镇，最后深入边远山区，形成全球一体化的等级差序结构。全球化进程与其说有均匀延伸的平行轨道，不如说是以动力源为中心的波纹结构。
中心和边缘两极，是主动－被动、动力－工作、创造－模仿、高新技术－廉价资源、跨国集团－市场代理的关系。
西方现代进程从西欧小国的中心城市出发，伴随地理大发现，通过海洋向整个世界扩张，把周边无限的资源吞入工业化大机器，并把周边变成自己的市场。这就造成了今天的世界格局，优势的中心和弱势的边缘形成马太效应，造成两极分化。
116 伦敦塔桥。
这一进程中的每个民族都会面对保守与开放的问题，但不同地位的民族却有完全不同的表现。中心国家无论在内在文化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是极其保守的，自我中心的，他们带着自己的信念和理想满世界跑，外部上表现为咄咄逼人的开放架势。因为以它为中心的开放，并不构成其内在强势的任何损害，而只是瓦解边缘弱势文明，并把它纳入自己控制的体系中。
西方殖民者掌握北美之后，坚持按照清教徒的理想建设新的国家，利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地理屏障保护自己，而一旦它成为市场中心，高高在上的中心地位本身就是一道外人难以进入的高墙。他们大大方方走出去，要求别人“门户开放，利益均沾”。
南美的情况就不妙了，伊比利亚人去那里寻找黄金，却无心将自己的文化带过去，他们随意与当地人混血，算是相当开放、大方，结果形成的文明长期停滞不前。20世纪北美崛起之后，他们只得在强势市场面前伏首就范，或者进行软弱的抵抗。
在亚洲，典型的例子是日本与韩国，这两个市场化国家外表上无疑是开放的。尤其日本以善于模仿别人而著称，其实这只是在技术层面上。在其文化内核上却完全是民族主义的，这使它的市场开放受内在需要的支配，贸易保护十分明显。
单向国际接轨，全面放弃自我，接受外来规则。永远只能处在西方中心的边缘或夹缝里流浪、乞讨、跟班、打杂，充当低级苦力和初级资源供应地，接受推销商精心设计的消费观念、价值观及廉价商品，甚至沦为21世纪经济、政治、文化的殖民地。
80年代主张“全盘西化”的人，提出让外国人来办大学，办公司，甚至治理国家，要国人承认自己是“劣等民族”，心甘情愿当三百年的亡国奴。说这话的人并不都是为哗众取宠，更不都是存心要卖国，何况任何一个西方国家也不可能背上十多亿人口大国的这个包袱。这其中有一种振聋发聩的悲剧意识，激发人们的忧患、反思与行动，表达一种怒其不争的痛切。
然而到今天，这已经成了越来越多的人们悲观情绪下无奈的结论。我们再不能自欺欺人了。
社会应该在国际接轨与自力更生两个对立原则的张力中前进。内因与外因，只顾任何一个极端都会付出沉重代价。
接轨必须具备充分的自信和起码的实力，接受挑战同时发出挑战，不是仓促应战。自力更生需要民族主体精神的觉醒，思想文化的活跃，科学技术的提升，创造活力的兴旺，社会公德的普及，政治秩序的稳定，法律制度的公正，人际关系的和谐。
近代中国被迫卷入世界市场，长期处在被动挨打的境地，丧失领土完整、主权独立、政治统一，沦落为任人奴役、欺凌、宰割的半殖民地。通过新文化运动和民族革命与解放战争，终于实现了民族的独立、解放与统一。但在国际冷战格局中，又受西方孤立，只得憋足一口气，瞄准外部模式，用土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形成毛泽东时代自力更生的重建之路。
持续的社会变革和创造毕竟不同于一场战争，封闭状态下，用教条主义方法汲取的先进思想与信仰会很快僵化，鼓足的干劲会很快耗尽，刚刚激发的生命力会很快窒息。这条路已经走到了死胡同，但也不能否定它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合理性：社会发展必须是自我发展，自主地接受挑战，拥有自决能力，创造能力；必须建立内在的动力发生机制，不能依赖外部。
毛泽东时代所建立的文化教育、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科学技术、经济体系，积累着巨大的潜能，实际上不仅是改革开放过程中所背靠的强大后盾（四项基本原则），而且是在转型过程中被汲取、转化、解体、瓜分、流失的雄厚资源。
有人说，20年的繁荣是靠巨大的外债、内债，惊人的环境、资源、道德代价，还有过去几十年留下的巨额浮财托起的。剃除评价者的肯定、否定情绪，冷静地说，这确是部分事实。潜能释放殆尽，新的势能和内在动力发生机制没有形成，权力资本利用“藏富于民”的幌子瓜分着国有资源。人们一厢情愿地把希望托付给所谓“国际接轨”，内部经济、政治、文化及科技方面越来越被动，在强大的外部市场压力面前便只能受制于人。人们被眼前的经济泡沫陶醉，但东南亚危机的幽灵也在我们身边徘徊。
交流对话与自我创新，是现代社会的两个支点，单向的接轨、开放、顺势与封闭、回归、保守都是死路。
中国政府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方面的态度是积极而审慎的，但这一正确态度并没有在多数国际事务中得到普遍坚持。
经济地位并不取决于有形资产和一般商品的支配权。在市场竞争中执牛耳者，一靠高科技与知识产权，二靠核心文化与价值中心，三靠核心产品与名牌产品，四靠资源垄断与市场分割。其中，文化科学的创造力是决定性的。
因此，创新、创造的重心不在技术的小玩艺、商业的小花招上，而应在人的根本生存状态上，在社会的发展战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