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集新文化运动之大成，以剧烈的社会震荡形成理想主义、浪漫主义乌托邦，搅起并冲刷五千年文明沉淀的污泥浊水，并以意识形态化的政党为核心，调动整个民族进行社会重建。与西方现代进程中的宗教教化、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及政治革命相比，这种政治革命和阶级斗争逻辑具有相当的历史合理性。但以政治为中心的意识形态文化是信仰主义、教条主义、政治功利主义，内涵过于肤浅，立场过于偏执，其生命力在短暂爆发后便由狂热走向冷淡和失落。文化大革命企图以封闭意识形态内歇斯底里的思想斗争来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生机与活力，却演变为权力争夺的政治浩劫，随后走向全面窒息、僵化、专制。
邓小平把人们从意识形态信仰引回到现实主义的土壤上，一方面全面利用毛泽东时代建立并保持着的文化、政治、经济遗产（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从物欲释放（改革）和外部推动（开放）中获得动力，通过市场的运作管理，造成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伟大成就。但是，由于文化的缺席（由毫无生机的意识形态和没有理性根基的时髦观念协同代理），这一外表繁荣的现代进程离开了人们心灵的现代文化建设，内在创造力和后劲严重缺乏。今天旧体制下的资源已消耗、流失殆尽，而现代体制仍如水中之月，这个民族千年腐败的癌细胞却实实在在地向整个社会扩张，成为现代中国的深刻危机。
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需要全面的综合与超越，否定之否定。近年来，中央领导人展示了一些全新的战略：文化与政治、经济协调发展，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公民文化素养教育，依法治国，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知识经济与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的新思路，突破了物质文明至上的“现代化”模式，改变精神文化在经济生产和物质生活中的依附、受动的弱势地位，克服精神文明概念的道德化狭隘倾向，走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这一实一虚、一硬一软的概念陷阱，超越经济中心论－制度决定论的二维视野，形成社会发展的三维立体战略，甚至可能成为下个世纪中国崛起里程牌。
但是新思路几乎淹没在宣传口号中，没有落实到国家战略的操作。人们还没有突破文化服务于经济建设的观念，扫除文化建设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不能把文教事业真正放在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上，并落实为全体公民心灵世界的建设。
科教兴国战略以高科技发展生产力，超越了急功近利的低层次经济增长方式，明确了现代社会外在的、工具性的方面，但它还只是实用主义、工具主义、操作主义的就事论事，没有升华到人的生存意义、价值追求以及整个民族的文化素养的高度；只落实在经济建设方面，而不是全面的发展战略，没有解决公民本身现代文化和民族精神这个内在的、根本性问题。
科教落实为科技，科技落实为技术，技术落实为经济效益——终于又回到人外在的消费需求上去了。仅以科技目的的教育只是工具教育，而不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人文教育，这正是中国现代教育的致命弱点。与教育相提并论的是文化，科学只是文化的一个方面，一个国家最高发展战略应是文化教育战略。因此，科教兴国只是一种片面表达，必须进一步提升为文教兴国。
文化战略的关键生长点和动力之源，是现代大学。以大学为中心的文教兴国，与一般理解的科教兴国存在区别：
中心内容：人文精神－科技手段
战略轴心：大学特区－产业基地
精神状态：自由创造－知识运用
哲学基础：人是目的－人是工具
价值取向：人之自由－物质利益
思维方式：整体主义－功利主义
主导人物：知识分子－技术专家
精英标准：健全人格－合格零件
理想图景：社会和谐－市场繁荣
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对现代经济发展模式的超越，是现代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必需的反向制约。人们还没有看到，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真正的人本主义，人不是所谓“经济动物”，人类生存的需要不只是物质消费，还有与社会及环境之间的自由、和谐、互补、协作、创造关系。因此，可持续发展不能局限于经济制约政策，要提升为人类生存与发展哲学。这就要对以经济为中心的现代进程进行深刻的反思，在此基础上开辟新的道路，而不只是在经济指标上赶超发达国家。
创新就是一个民族生命力，不仅要有应付文明潮流的“躯体”，更要有领导新潮流的“大脑”。创新是非功利主义的，需要物质条件以及政策、体制、操作方式的合理保障，更重要的是获得自由成长的精神文化氛围，不是形式主义的精神文明，不只是现成的知识，不只是科学的结论，而是智慧，是民族精神，是公民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宗教等方面的素养，是一切深层次人文创作与科学创新的内在基础。所以，创新体系的中心是现代大学，而不是孤立的研究机构。
基层民主化进程、法治建设、舆论监督作用已有全面的进步。但不能忘记，中国现代进程一直围绕着制度问题进行改良、革命、立法的探索；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不得不付出全民族沉重的物力、人力、生命及道德的代价，通过军事斗争建立政治权威，还要形成有效的意识形态教化。之所以如此艰难，在于现代制度需要统一的理性原则、普遍的正义标准，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本不存在这类资源。民主化、法治化进程必须与自上而下的现代文化运动相结合，否则又将是一场水中捞月。
近年来的教育与科技体系的改革，都是必要的外科手术。但文教科技的内在创新能力以及整个社会土壤的培养，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如果不能落实到人的内在文化调养上，所有努力都是徒劳的。科研机构的根本出路要么企业化，要么大学化。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媒体上，中国领导人在西方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保持镇静和信心，同时也表现出对西方价值相当的熟悉和更多的认同，他们努力让西方人相信，中国正在努力与西方熟悉的文化标准接轨。
这与意识形态对峙时期中国领导人的世界形象截然不同。但是，中国人还没有向世界展示自己深刻的文化视野和远大的战略胸怀，尤其是以相当的文化实力向人证明，中国不是一个跟随别人走的国家，而是一个正在自主开拓人类新文明的国家。
说到底，上述方面从各个具体领域的现实需要出发，提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远程规划，却没有从文化视野出发，把它们综合为国家文化战略。人们确信文化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但仅仅把这种反映视为点缀，而不是提升和超越，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推动社会的发展进程。西方文化长期孕育出来的信仰－理性－自由的文化传统，像太阳一样居高临下、自上而下地作用于全面的社会生活，才有了现代进程。如果不能形成中国自己的文化战略，所有现实的政治改革与经济建设都只是盲人瞎马。
主流舆论天真而且乐观地认为：政治开放、民主化、法治化改革势在必行，水一到渠便成；只要与国际接轨，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当长期极左思维成为一条死狗，被随意嘲弄时，近年来一种“超越左右”的呼声，特别是一种被称作“新左派”的思潮，道出了对中国发展的深层忧患：改革开放的内在动力已经耗尽，凝聚力正在消解，整个国家正在滑向全面的危机。
●文教兴国战略超越改革开放的特殊模式：实现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的伟大综合、否定之否定
革命年代的文化动员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进行，现实越是急迫，一有振臂一呼，越是应者云集，人心的凝聚立竿见影。
新文化运动开始时有人决心30年不谈政治，结果只两三年就卷入五四运动；黄埔军校学生一面学习，一面就上战场；抗战期间，后方的战时大学在艰难条件下，进行了八年的文化建设。同时，延安的毛泽东主张到敌人后方去，扩大根据地，吸收知识分子，发动学习运动，建设了一个强大的党，随后只三年解放战争，就实现中国人期盼了一百年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
在长期革命震荡后实现了全民族的统一，形成了毛泽东时代以政治信仰为中心的意识形态，以政党一元化的国家集权，自上而下的计划体制，自力更生的工业化道路，独立自主的教育、科技、文化体系。有了这个基础，经济恢复和工业化、集体化都是说干就干，雷厉风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更只用几个月就实现了总动员，一场席卷全国的群众运动就铺天盖地而来。
不论其中存在多少问题，人们还把它视为一种特殊的现代进程。正是在贫瘠的土地上建起的这道“拦河大坝”，构成了改革开放的基础和前提。离开了前30年政权建设，科技文化教育建设以及工业化基础，以后的经济起飞就是空中楼阁。
积极的经验在：其一，以文化与意识形态为先导；
其二，文化、政治与经济的统一和协调；
其三，以浪漫主义的造势，激发青年人的热情；
其四，唤醒民族精神，树立爱国主义旗帜。
然而，这其中掺杂着传统农业社会的乌托邦因素，集权政治和极左意识形态运动造成了严酷的事实，甚至与现代社会背道而驰。时间短促，基础脆弱，缺乏后劲。爆发之后带来经济失调、环境恶化、政治专制、文化禁锢、个人迷信的恶果。
深刻的教训在：一，传统农民的习气太深，复仇性、破坏性的革命热情，代替了深层的建设；
二，没有真正清算文化深层对权威的迷信，使盲目、狂热、唯意志论登峰造极；
三，为政治集团的功利主义所支配，陷入宗派集团无休止的权力争夺和内耗之中；
四，缺乏现代文化的熏陶，缺乏个体的自我意识、自由意志，远离现代理性精神和科学思维。
20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是以新中国建立的经济体系为基础，以既定政治体制及意识形态体系为保障，以五四以来的文化教育和现代科技资源为内驱力，在世界市场的推动下进行的。“基本原则”维系和保护的是过去30年所蓄积的势能，而“改革开放”则是放弃过去的乌托邦理想，回到国内民生的现实和世界一体化潮流，把势能转化为动能。
围绕“一个中心”，抓住“两个基本点”，这一战略构思，饱含辩证法智慧，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明智选择。
一方面，基本原则既是出发点和根据地，也是避风港和退路。其实质是调动和利用毛泽东时代政治集权、计划经济及统一意识形态文化系统中的资源，以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威稳住基础，掌握大局，补充资源，在遭遇危机时退回来，进行休整。
另一方面，改革是以物质利益原则，激活旧体系的基层，把旧体系中有形无形的资源，转移到以经济为中心的市场，形成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的新生长点。开放是要突破外围，打开国门，走出去，引进来，实现中国社会与国际接轨。
这两方面有旧有新，静动结合，稳中求变，可进可退；协调规范与进步动力结合，但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目标。
118 大坝.模型——一种合理的体制建构，是社会生活全面提升的前提。
后来又有一位智者，一面放水滋润下游，一面鼓励人们另找外来水源，于是上上下下便活跃起来。但新问题又产生了，水库的水位渐渐降到最低点，资源濒于枯竭，中心失重，坝体百孔千疮，腐败丛生；外来水源失控，造成下游泛滥。
新的目标还要以本土为中心，自主调节外来水源，建立良性的生态循环体系，扩大上游的自然水源，合理控制高低水位。
借这一动力学模型，是要说明：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改朝换代，如同大江大河周期性肆虐一样，形不成理性的文化传统。革命者以一种现代乌托邦的信仰将整个民族统一起来，并以半现代半传统的方式，蓄积了空前的社会动力。不管后人如何评价从前人们付出的生命、自由、人权的代价，包括传统专制的肆虐，事实上这都构成了后来经济奇迹的现实前提。
在改革开放时代，经济建设是多干少说，全面启动并正常运作也只有几年。从延安延续下来的政治基础继续沿用，文化内涵则以经验主义的务实态度予以扩展，利用物质的、功利的、世俗的、传统的、尤其是外部的因素，顺着潮流往前走。
这是一个大轮回，毛泽东建党、建军、建国，以意识形态信仰为统率，相当于建坝蓄势。邓小平则取得大坝的控制权并利用大坝能量，开流、放水、发电，促进下游建设。但是，他最后意识到改革最大失误是教育。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体制没有建立起来。因此，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不只是改革开放，更要在新的国际背景下建立自己的内在动力体系。
一个长期停滞的民族，思想缺乏创造，没有远大战略，缺乏自主，只能走在人家的后头。刚走出水深火热并吃饱穿暖，便失去理想和信念而“思淫欲”，满足于“今朝有酒今朝醉”，只顾经营自己的小天地、关系网，腐败猖獗，末世心态瘟疫般蔓延。
现代文化运动不能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四处煽风点火，搞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只能像办经济特区一样办大学文化特区，在冷静的、理性的、内省的多元文化氛围中，形成深厚的积淀，并且自上而下、和风细雨般地辐射到全社会。当一个社会绝大多数老百姓生活有所着落时就能稳定，但只有当最有活力的青年和知识分子被调动起来时才能发展。
●文教兴国的误区与防范：维持文化、政治、经济协调发展，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发挥人的创造力
文化战略的实质，是把基于个人动物性的物质性、生存性的谋生冲动，凝聚升华为基于社会普遍文化认同的理性、高智慧的创造性力量。本书认为，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的核心，是应当以新的大学文化运动自上而下地启动社会变革。
119 1934年纽伦堡纳粹分子集会——这是一种偏执的精神所造成的。
一、文化狂热：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热情泛滥，但缺乏现代理性精神，脱离现实，背离现代文明进程。
二、文化封闭：极端民族主义造成群体性迷狂，自我优越，自我中心，集体复仇，傲慢自负，恃强凌弱。
三、文化偏执：政治理想或宗教信仰高度膨胀，造成暴虐的极权主义、偏执的教条主义以及洁癖式的原教旨主义。
四、文化工具化：文化教育沦为新的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工具，文化内涵被外在的政治权威架空，只剩下形式主义外壳。
五、文化道德化：文化教育沦为空洞的道德说教，伪权威、卫道士、伪君子以“青年导师”名义，欺世盗名、招摇撞骗。
六、文化商业化：文化教育堕落为商业游戏、市场炒作，追名逐利的浅薄的文人们纷纷哗众取宠，玩世不恭，越痞越香。
第一种情况，是精神迷茫、心态幼稚的人群，对普遍文化的渴望，对神圣文化的膜拜，大多昙花一现，难有持续的创造力。
第二、三种情况，是某种偏狭的文化膨胀，升级为群体性、一元化的意识形态，统一广泛的社会势力，建立专制集权社会。
第四和第五种情况，是在意识形态权威凝固后的时期，既定的统治势力，使用异化了的文化工具，维护僵化的秩序。
第六种情况，是这种权威处于解体过程中，基本的文化信念深层失去魅力，它的有形资源被利用，作为消费生活的刺激。
前三种情况，是一个民族在追求文化提升的进取过程，可能出现的不良状态，现代中国已经反复经历过了。后三种情况，则是一个民族在既定的文化停滞、僵化、颓废、势利时，必然出现的消极状态，这是我们正在经历着的。
历史经验和教训大体上可以概括为这样。近代以来，本是一盘散沙的中华民族，面对从未有过的挑战和危机，寻找一种理想主义信仰，以求重新凝聚和动员起来，形成统一而强大的政治力量，并快速实现工业化，这是经验。
但迫于政治救亡的功利主义需要，采取教条主义形式选择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既没有汲取其在西方文化背景中的理性精神，又没有彻底克服传统的落后心态，因此很容易在无形中倒退到文化封闭、政治专制、经济控制，这是教训。
过去的经历不应被简单地否定、抛弃和遗忘，需要人们深刻的反省、剖析、扬弃。精英人士与底层百姓对于文革态度不尽相同，因为前者曾被改造、被玩弄，后者曾被调动、被动员起来“当家做主”，两种态度都浮于浅层。
毛泽东将政治意识形态置于优先地位，这在形式上具有某种合理性。全面开放的今天，孤立、僵化的意识形态再不能统率文化建设，应当推广为全面、多元的现代文化，实现类似于西方宗教改革那样的转换，让马克思主义从悬空的神坛回归人类文化的土壤中来，由枯萎的教条变成活的大树，生长出多层次、全方位、丰富多样的现代文化来。
以这一角度看待90年代对“清洁的精神”向往、对“人文精神”的呼唤、对“工具理性”的反省、对社会道德的忧患，可以得到更多的启示，从而防范可能出现的危机。
将文化建设置于现代潮流的先导地位，会不会引发激进思潮、社会动荡，甚至出现政治批判、阶级斗争、文化专制呢？
应以全方位开放、交流、对话保持多元文化，以丰富的思想资源，保持深度的思想容量与创造力；
应以思想对立面的并存与挑战，形成文化的张力，防止在单一思维的定势下，形成僵化、教条化；
应以规范的学术文化争论化解冲突和偏执，防止假、冒、伪、劣的学术以及哗众取宠的学风泛滥；
应以文化教育培养社会良知，形成普遍的社会理性，法治与公德，引导公共舆论，监督社会行为。
政党的意识形态保持其先进性、高品位、宽容度、适应性、创造力，在实践中形成主导权威，演奏社会文化的主旋律，成为多数人信念、理想的寄托，民族精神的支柱。要以国家力量和政党的威望给大学提供政治、经济上的后盾，维护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主体地位，保障大学的独立、尊严、自由、宽容、理性精神，以大学本身的规范抵制其它非文化势力的干预和支配。
文教兴国要超越现存的约束，但并不是放弃现实的努力，先去培养一代人，再由他们按照构想的蓝图改造现实。
大学等文化机构需要国家政治与经济的现实承载和支撑。自上而下的文化建设应与自下而上的社会演变相结合。
一，明明要反对教条主义，却又提倡文化教育运动，是否又要搞什么“文化革命”式的理想主义运动？
我们要有理想主义，但不是以某种特定的理想强加于人，不是要用某种教条化的意识形态作为文化建设的先验模式，而要建设理性、宽容、多元、对话的文化环境。我把作为教育家和思想自由倡导者的蔡元培，而不是作为思想家和社会理想倡导者的陈独秀或胡适，以及革命家如孙中山，看作现代中国的“助产婆”，道理就在于此。
二，总是以西方文化为肯定性的参照来否定中国传统，却又反对全盘西化，这是不是文化虚无主义？
我们要批判传统，又不能照搬西方，还要反对摸石头过河的经验主义，那么到底以什么建设现代文化呢？本书反对直接沿用现成的文化结果，强调人作为文化主体的批判性、能动性、创造性，主张建立自己民族内在的文化动力体系。传统也好、西方也好、现实也好，都是自由创造所凭借的文化资源，但都不是现在模式，更不是绝对标准。
人们总是试图在回归传统－走向现代这两个极端中作出选择。我主张走出这个窠臼，学习毛泽东既反帝，又反封建，还反现实的强权的态度。毛泽东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反对任何历史的、国际的以及现实的力量主导自己的未来。但毛泽东时代是在封闭条件下推翻－批判－革命，而今天我们却是在开放、包容、建设、创造中，达到更高的否定和超越。
三，对中国现实的估计和评价常常否定到极端，为什么以文化战略展望的未来却乐观得神话一般？
本书经常对历史与现实作否定的分析，对未来却满怀憧憬。这在学理上并不矛盾，未来是不确定的，不完全取决于历史与现实，人们面前充满机遇与挑战，能够进行自觉选择与自由创造。预测未来需要现实主义思维，创造未来则取决于人的文化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