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制度建设——文化前提空缺
●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弯路：器物进口→技术引进→体制改良→制度革命→文化复兴→精神再造
中国传统社会的变迁，总在农业生产－宗法关系－道德文化的狭小圈子里循环。农业生产在直接经验把握下进行，无需复杂的社会分工、交往及专业知识、技能。复杂的分工和交往，反而会加重社会负担，造成不稳定。
在根深蒂固的世俗唯物主义观念里，生活资料是社会的第一重要，物质生产自然是根本。然而，当生产能够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时，达到繁荣的极限，不仅再没有更高发展，反而会陷入争夺、腐败、分裂，最后跌入动荡的深渊。
每每收拾局面的不是中原地区的文明人，而是北方蛮族、偏远地区农民。亦即原始、自然、质朴力量才是重建的基础。
中国虽有五千年不断改朝换代的文明史，有高度发达的世俗智慧，但是对于分与合的命运却难以积极把握。反正皇帝位子轮流转，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错误、罪过算在前朝皇帝账上。人们把历史描述为一幅荒唐的漫画。
稍有远见一点的皇帝也只能吸取前朝教训，作一些关系调整，一些外在的道德建设，让自己的江山多维持几代。在西方强势面前，中国统治者没有深刻的整体上的自我反省，主动改革，自我更新，只有在挨打中步步退让，直到革命降临到头上。
直到19世纪中叶，西方“船坚炮利”的强力逼迫与挑战，敲开“中央帝国”之门，令其尊严扫地，被迫变革。
但是，如同过去对待蛮族一样，中国不肯承认西方文明教化高于自己，不肯放弃自己内心深处的文化中心，只同意照搬西方外在的器物与技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社会变革从外部物质层面上着手，在思想观念上遭遇的阻力相对要小。
中国古老的文化心态，不能像法国拿破仑、普鲁士威廉三世、俄国彼得大帝那样——他们的文化里，原本就有希腊理性与犹太信仰的因素，所以只需顺应历史趋势，尽早地、主动地、由里向外地、自上而下地实施变革；也难以像日本人那样——由于文化上的自卑，一旦竞争失败，便立志全盘学习自己的对手，不只是从外层的枝叶学起，而是从文化的根上学起。
12 江南制造总局炼钢厂
120 张之洞
120
江南制造总局翻译处
因此，在社会结构外层，在器物、工具、技术上“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挽不回古老文明江河日下、内外交困的命运。
更深层的体制改革不可回避。戊戌变法是历史上首次以外邦为参照系展开体制变革，但只限于体制的外围，且因体制内部利益集团的抵制而失败。有人拿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为依据，把戊戌变法失败归因于历史偶然性，却未看到中国传统的坚固和僵化程度，是日本这一亚文化体系无法比拟的。况且明治维新是社会全面的变革，并不限于政治体制。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唤醒了民族意识。在革命家的主观动机和抽象理论上，这是社会结构的彻底变革。但是从人们的现实生活来说，与其说一夜间建立了新体制，不如说只是那朽木般的旧体制崩溃了。结束了过去，并没有开创未来。
大多数民众没有发动起来，新的制度不仅没有得到社会广泛的文化认同，而且本身也不成形。尽管变革似乎轻而易举，但这种阿Ｑ造反式的无序革命毫无意义。人们对新秩序的建设显得幼稚、天真、盲目，新与旧之间在低起点上又悄然妥协，经历长期徘徊、纠缠，演变成各利益集团之间纷争。军阀混战，列强趁火打劫，整个民族陷入内忧外患之中。
120 康有为
120 梁启超
真正的变革不是从器物上着手，也不是从政治体制上着眼，而要从新的文化与新一代人的培养开始。
西方史学上没有“近代”与“现代”概念之分。中国历史多了一个近代史阶段，为什么？因为中国现代进程是外来文化的植入，要为中国人认同，先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才能建立生长点——由外伤到内省，先在物质上，然后在制度上，最后才在整个民族的精神文化上——以新的思想文化作为社会变革的先导。这就是说，“近代史”是中国现代史之前走的“弯路”。
现代文明，直接表现为经济问题——生产方式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的过渡；内部机制上体现为政治法律制度问题——传统宗法专制向现代民主法制过渡；人的自觉意识这个核心上则是文化教育问题——要确立全社会理性文化，培养公民意识。
三个层次是一个整体，不能以一方面代替其它方面。需要由表及里的功利主义冲动，也需要自内向外的思想文化建设。
改革前后的两种奋斗历程，体现两种相反的变革逻辑、模式：是先文教－政治－经济，再是经济－政治－文教。前者接近西方本来的方式，也是非西方现代革命的方式；后者是非西方遭遇挑战的初期战略，也是革命后一定阶段的回归战略。
非西方国家要建设独立自主的现代社会，有综合的、协调的、长远的、可持续的发展，必须建立自己的文化轴心。
社会的长远进步从根本上是先有“虚”，然后才有“实”。虚的东西不是形式，是人们内在的灵魂，也是社会的生命，实的东西才是虚的东西外化所形成的载体。从人的中心地位来看其内在世界，“虚实”关系其实应倒过来。
●改良、革命、改革主要立足于制度决定论，人们往往对制度建设必需的文化心理背景视而不见
制度、体制是社会的稳定结构，一种权威的秩序、地位、命名，以及运行规范、分配方式。
任何制度的作用都有限度，取决于人们文化观念的认同。没有普遍的、普适的、绝对的、完美的制度。制度是硬件，配套的观念是软件。制度需要人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掌握和支配。它一旦定型，就有封闭、僵化、保守的危险。
近代中国从改良到革命，现代中国从革命到改革，目标一直是变革社会制度。人们总以为有一种正确的制度、模式、道路、真理、必然性等待我们去发现。一旦选择了它，就能通向幸福的金光大道。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天人关系上，中国人只看到现代物质文明，却看不到造成工业文明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的产物。
在社会关系上，中国人更关心现实人际关系，当社会道德日趋疲弱，权力本位更加突出，人们便把焦点聚集在制度上。
在自我世界里，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早已凝固，西方文化难以进入人们内心世界，因此，文化反思与建构落不到实处。
现代革命是在特定的政治文化，即被灌输的意识形态信仰支配下进行的。由一种政治理想、社会理论凝聚的精英组织，通过军事斗争夺取政权，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新的文教体系，政权体系，经济体系，实施社会的变革与建设。
121 变法维新陷入权力斗争，失败后，谭嗣同康广仁等六君子成为祭品。
所有变革的矛头，都是针对制度。可是，否定旧制度，新制度凭什么就能建立起来呢？后人凭什么一定会比前人聪明而不会犯错呢？如果背后没有冷静的文化反思，没有新文化的准备，制度革命的结果不是建设，而只是破坏，反反复复的折腾。
要富国强民，推翻集权制度，摆脱列强的殖民统治，自己建设就好了。——可是没好，持续的革命战争随之而来。
一部中国革命史，正如一部《联共党史》，让人困惑：苏维埃革命本是要打倒外部列强，推翻阶级敌人，但内部斗争的激烈、残酷以及错综复杂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社会权利重组过程中，人与人、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冲突可能是无休止的。
权利的斗争也发生在西方教会、贵族、第三等级及各自内部派别之间。但由于人们认同一种超越个人、集团的普遍信仰－理性原则，斗争最终能够达成社会的妥协、宽容、和解，形成契约与秩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趋于稳固。
那么打倒了反动政权，全面的社会建设该启动了吧！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建立后，人们唾弃私有制、市场经济、自由主义，所有青年知识分子几乎一边倒。——但是时候还是没有到，不久陷入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
经历十年浩劫之后走不通了，迷茫的人们并不作深层的反省，见风就是雨，忽然又恍然大悟，把过去的体制选择看作一种错误，一场历史误会。以为推倒过去，反其道而行。把希望寄托在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把一切过失归于计划经济。
拨乱反正了，总该集中精力建设“现代化”了吧！——也许还没有，遍地的腐败，正构成社会动乱的隐患。
有人以为开放了，与国际接轨，走别人已经成功的路，就会一路光明，至少不会有大错。可是，一个民族真能靠模仿别人的制度获得新生么？体制接轨，包括形式秩序与操作手段上的合作、对话、交流是必要的，但不能单纯跟大流。
再有一天发现又错了呢？那时未必还有回头的余地，多次简单的否定，社会信任和秩序崩溃了，在混乱中如何从头开始？
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反动，调动全社会的理想主义信仰、浪漫主义热情。但随之而来的社会官僚化造成了民众的积极性逐步消退，依赖性增长。计划经济失去意识形态的有效支持，就会沦成特权经济，自发的市场对它构成无序和腐败。
市场经济在没有法制秩序、道德基础的国家同样是低效的，所谓“亚洲之癌”就是政治腐败与经济无序的恶性膨胀。
人是社会经济、政治的核心，物质文明的创造者，体制的承担者，人的根本就是文化意识和精神能动作用。60年代西方管理学有一个基本共识：企业只有一项真正的资源，不是资本，而是人。只有富有活力的人力资源才能完成真正的经济使命。
毛泽东的“鞍钢宪法”作为国企体制，一度是有活力的。但由于歇斯底里的政治运动，渐渐失去凝聚力。移植到日本，与其传统结合，居然至今具有生命力。日本基层社会传统色彩浓厚，采用着美国人、中国人不可思议的论资排辈的终身制。
121 苏联计划经济曾创造了工业化速度的奇迹。
文化的自我反省、相互对话、整体协调，是保持社会的生机，促进健康成长的关键。历史遗产、文化经验不是单一的，人的精神能动性、创造性无轨可接，除非自我瓦解、依附别人。和而不同，这才是最基本的现代理性原则。
●中国现代政党的特殊历史使命：建构非西方民族所缺乏的现代文化权威、政治支柱、经济基础
在传统皇权解体之后，没有各利益集团及其政党共处、对话、竞争、宽容所必须的信仰－理性文化前提，甚至没有统一的民族国家，要动员、凝聚和组织力量进行社会重建，不得不首先建立一种政治支柱和文化权威。因此，中国现代政党的使命不同于西方现代政党，是典型的列宁主义模式：信仰＋组织。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区别，即强调党的纪律和服从。
首先，是一个精神文化组织，相当于西方的教会，担负着社会教化使命，为社会树立共同的文化信念。
其次，是一个军事组织，要在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社会混乱中建立政权，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
其次，是一个法权组织，给一盘散沙的东方社会确立权威，成为弱者、无产者的靠山，黑势力的克星。
最后，是一个经济组织，发展中国家没有经济实力在内部市场立足，更不用说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便靠政治力量集中全社会的资源，建立内部发展动力体系。最典型的就是苏联式的封闭、自力、计划、行政的社会主义经济道路。
122 中华革命党——孙中山组织的政党，内部完全实行独裁制，所有党员必须宣誓效忠于他。
中国现代政党扮演着全能的领导者角色，既像信仰虔诚的宗教教士，又像不畏牺牲的贵族骑士，又像秉公服务的现代公仆，还是领导文教事业的知识精英，更是主持建设的中产阶级。可扎根在传统背景下，容易陷入难以解脱的矛盾中：
一是精神上，表现为信仰主义、理想主义、革命精神，但缺乏科学与理性精神，可能演变成教条主义的政治狂热。
二是目标上，代表大众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但一旦变成执政党，遭遇现实利益，理想可能变成空谈，甚至幌子。
三是组织原则上，强调政治服从、步调一致、集体主义，可能为恶性的专制主义、集权主义、官僚主义提供温床。
四是共同信仰基础上，建立的同志关系，一旦深入现实生活，会渗透传统帮会、宗派痕迹，酿成恶性的权力斗争。
五是整个运动中，领袖的政治统率和精神导师地位导致个人崇拜、造神运动，在他之后，社会进程必然发生断裂。
122 胡适
中国没有民主制度所必需的理性文化。中国现代政党的历史使命就是聚集社会精英，领导现代进程。但要逐步建设多元、开放、对话的理性文化，取代单一、封闭、专制的意识形态，克服信仰凌驾于理性，抑制权贵阶层的泛滥。
第一，民族统一的政治核心。以亨廷顿的视角来看，未来世界的格局是以文明、民族为基本的生存和发展单位。中国人必须有自己的民族核心，需要一个全面领导民族的文化、政治、经济，同时能超越具体利益关系的精英集团。
第二，社会变革的政治后盾。现代社会的基础是普遍的法理原则和统一的国家秩序。现代的多元，以前现代的统一为基础；个性的自由，需要社会规则的基本认同。从天而降的民主制度，反而只会导致这个庞大社会体系的彻底混乱。
传统农业社会依靠宗法伦理和中央集权维系。皇权解体后，一盘散沙，只有道德在狭小关系圈里起协调作用，各种利益与人情依附的网络，成为宗派、党阀、军阀、地头蛇和黑社会的温床，使社会整合更加困难。这就需要一个组织核心，秉承中央集权的政治权威，打破宗法权威，最大程度地实现民主，体现民族意志，主持新的现代文化建设，领导社会变革。
第三，基层民众利益的代表。现代社会阶级分化，贫富悬殊，巨大震荡，民众处在激烈的生存竞争里。这就需要现代政党激发底层劳动者的自我意识，提升他们的社会理想，动员组织他们充当社会变革和建设的主人。
传统社会里，个人平常虽然自由散漫，但在社会关系里却讲上下尊卑。人们内心深处的自卑与傲慢、奴性与暴虐心态并存。现代革命进程中，由于文化基础的狭窄，政治容易向家长制集权收缩，旧的心态以极左形式变本加厉地发作。改革开放后，对社会进行现代文化改造的使命被淡忘、放弃了，腐朽的人际关系更加突出。动摇社会稳定的基础，是动乱的祸根。
第四，上下对话、相互制约的中介。社会变革既需要自上而下自觉力量，又需要自下而上的自发力量。共产党以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自上而下的理论指导，动员和组织基层民众起来，展开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党组织必须在基层社会和现代文化之间完成自己的中介使命。一旦成为高高在上的权力集团，只上不下，下不能上，便会由社会动力的中枢，病变为腐败的肿瘤。
第五，国家文化战略的主持者。过去共产党以意识形态文化为指导，成功实现了社会革命和建设。更加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需要高屋建瓴的主持者，通过更加广泛的社会文化教育，将现代理性文化、科学思维自上而下地普及到全社会。
第六，市场经济的制约者。市场经济以个体利益为本，但自发、盲目、无序的竞争威胁着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健康的市场以特定的政治、法律、道德价值观为制约。这需要超越具体利益集团的政党，代表社会发展的长期利益，制定宏观计划，克服个体竞争的短视、内耗、掠夺性经营，制止人口、资源使用、生态环境的恶性膨胀，防范经济与社会震荡。
第七，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精神支柱。超越现实生活的精神力量是民族进取心、创造力的内在基础。没有它，整个民族便是平庸、黯淡、浅薄、势利、狭隘、懦弱、萎靡、腐败的。现代中国革命曾以新的社会理想，英雄主义精神唤醒了古老民族本已麻木的心智，使其焕发出新智慧和创造力。好容易走出水深火热，生活刚达到小康，却失去了这种精神。
只满足于在世界潮流中充当微不足道的泡沫，我们将重新堕入黑暗的深渊。现代政党的历史责任是不可推卸的。
●中国现代政党崛起的沉重历史：从一盘散沙走向统一，不得不牺牲生命、财力及传统道德代价
中国革命需要人们普遍认同的信仰来重组社会，这正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意义。但由于意识形态在人们心目中表现为领袖崇拜、党派原则、教条主义，现代理性的内容为不断的政治斗争利益所肢解，越来越空洞，最后趋于瓦解。
今天人们难以体验“解放”时“东方红，太阳升”的激动了。那种真实而强烈的感觉，来自中国文化心理结构里对中央权威或“真龙天子”的依赖，来自灾难深重的人们对新秩序的憧憬，来自共产党人执著的文化信仰和社会理想的感染力。
然而今天，人们才发现《东方红》与“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的《国际歌》背道而驰。
知识分子觉得自己在政治运动中交出自我，接受改造，是政治专制以及自己的奴性。大家都成了受害者，当年95％的群众哪里去了呢？问题不好追究。对文革的真正反省，亦即人们内心的自我反省，从来没有形成气候，连文革纪念也是忌讳。
人们终于找到一个真正的思想者顾准，但当顾准日记发表时，人们发现真正的顾准似乎也不是今天想象的那样。
哲学家冯友兰备受奚落，说他如何在蒋介石面前卑躬屈膝，又如何在江青面前奴颜媚骨。人们只是停留在抽象的道德评点上，缺乏历史主义的观点。既然大多数人都无保留地倒向从农村崛起的共产党，这里一定有更深刻的原因。
冯友兰当年的学生涂又光先生回忆的一个细节耐人寻味：解放军包围北平，城郊的清华大学校门口，一个小战士脚穿草鞋，在冬天的寒风里站岗。冯友兰夫人回家拿了一双鞋送给小战士，被礼貌地谢绝。此事很快传遍清华园。
在不断改朝换代的中国，一个新政权的崛起，必须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同时还必须付出极大的文明代价。
123 国民党反动派在砍杀共产党员。
123 国民党士兵在枪杀一名女共产党员之前，用皮革将她的嘴巴勒起来，以防止她呼喊口号
一位身经百战的著名将军到老也不敢回到当年的根据地，他说自己无法面对当初被他带走却已牺牲的烈士的亲人们。
内部斗争的代价：死在敌人的枪口上还名正言顺，内部权力斗争的牺牲却不明不白。由于社会关系极为复杂，界限和阵营的划分并不都是为了纯粹的信仰，也没有绝对的善恶是非标准。但在敌对状态下，严酷的政治斗争却要求立场分明，政治利益是最高原则。在没有个体权利和自由选择的背景下，没有道德、法律、理性制约，人很难保持冷静、平和的心态，容易神经过敏。
有的失去了生命，有的失去了青春和幸福，有的蒙冤到死。典型有富田事变、根据地肃反运动、延安抢救运动，以及反右运动、彭德怀事件、文化大革命等等。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甚至非人道的逼供讯，伤害了许多一腔热血的革命者。
社会动乱的代价：长期的战乱使经济、政治及社会变革倍受挫折，人民自愿或被迫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生命代价。
这种代价延续到革命胜利后无休止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中。一方面，历史赋予了这种代价以崇高的意义，实现了民族独立与解放，开始了辉煌的民族复兴。另一方面，革命党本身一旦成为既得利益者，腐败便是人们始料所不及的。
国家分裂的代价：党派间由于信仰不同、理想不同，形成对立的政治集团，磨擦不断。一方面，斗争是打倒专制腐败、实现革命理想的高尚选择；另一方面，这种对立对于抵御外敌也是巨大的内耗，并且阻碍了现代民主制度的建设。
123 台军大口径炮演习——台湾问题，至今梗在中国人心上。
民族利益的代价：现代民族内外危机交织在一起，内部革命（阶级矛盾）与外部竞争（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内部斗争的双方需要寻找外部势力的支持和依托，势必给民族利益带来损害，有时不得不作外交让步，有时甚至直接出让国家利益。
布列斯特和约式的耻辱，中国同样有。1912－1918年间，孙中山多次向日本人（包括陆军参谋总长）说：“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这白纸黑字记载的惨痛悲剧，是掩不住的事实。至于袁世凯、汪精卫的汉奸卖国行为就更不用说了。
文化道德的代价：尽管文化的意识形态化突出了文化对于社会变革的先导作用，但这种政治功利主义的一元文化也造成了文化本身的停滞。成千上万知识青年进入革命队伍，放弃了自己的个人意志和独立思想，成为党的文化信仰、政治利益、集体团结和领袖意志的工具。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几乎完全倒向党的意识形态信仰里，他们把所有的追求交给了党。
一位将军曾在山东被日军追赶时，躲进一家富裕农户的地窖里，善良的农妇骗过日本追兵，救了他一命，并待以白面馒头。可解放后，这位将军却没有任何感恩的表示，因为那家人是地主。【吴东峰《开国将军轶事》，《新华文摘》2000年第1期】
中国现代政党崛起的痛苦，是特殊历史文化背景下的现代进程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历史反省应当超越道德的评价。
既不能用纯粹的感情尺度、宗派立场代替理性的反思，也不能用抽象的道德标准评头论足。一味给成功者添抹神圣、悲壮的色彩，或者以偏执的情绪给它抹黑，说它是民族悲剧、历史误会。两种极端的态度离开了历史本身的逻辑，都是危险的。
●中国现代政党的定位：不同于西方利益集团，而是社会精英组织，以文化理想为最高政治利益
西方各政党明确代表不同集团的选民权利，不允许某一利益集团掌握绝对权力，实行专制统治。前提是：一，超个体利益的共同文化准则。二，若干平行的党相互牵制。三，党内遵循理性的原则。四，普遍的法律制约与保障。五，公开的舆论监督。
在伦理－政治本位的中国，没有至高无上的宗教信仰和绵延千年的贵族文化的约束，只有儒家伦理－法家政治的影响。宗法道德很容易被物欲、权欲的瓦解，剩下赤裸裸的个人利益，造成了政治的必然腐败，形成不可克服的周期性社会动荡。
中国现代政党区别于西方政党，首先是信仰组织——要承担类似于西方教会的文化使命，而不是利益集团。由于它拥有至高无上、没有挑战，不受制约的普遍权威，一旦变成特殊的利益集团，必然走向专制和腐败，最终失去其合法地位。
政党赖以凝聚的意识形态信仰一旦凝固，会逐步丧失生命力，退化为上层利益集团腐败的工具，走向僵化、瓦解。根本出路是走出官僚化、政客化陷阱，摆脱狭隘的政治功利主义、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在广泛的理性文化背景下保持生机。
124 长征——如若不是一种信仰，共产党人无法生存下来。
升官发财的价值取向根深蒂固，构成人们心照不宣的主流意识，甚至公开语言。官场沦为社会最污浊的地方，没有责任，没有良知，没有理性，没有理想，没有信仰，没有文化，没有人格，没有使命感，没有正义感，没有真正的自由意志。
政党固然有自己的政治利益，但这是其长远的政治信仰和文化理想，而不是党员的私利。在社会变革或政治转折时代，权力交替是无序的，很难以一般的正义与公平的尺度去衡量具体的政治行为，这时政权是目的，宣传是手段；但是当政权稳定下来，就必须从道义、公正出发，以现代理性文化的原则建设长治久安的社会秩序，这时文化是目的，政治是手段。
政党的政治与经济需要现实主义运作，需要理想与信念的引领，道德与纪律的约束。在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之后，在狂涨狂落的经济泡沫之后，在纷纷扬扬的舆论时尚之后，人们内心的体验、反思，社会理性的准则，才是最可珍视的财富。
政党的传统是珍贵的，但时代进步需要更广泛的历史视野，对隔代、隔几代以至于整个历史的前车之鉴作客观、全面的剖析和借鉴。每一历史进程既有教训、耻辱，也有经验、光荣。传统底部的基础越宽，就越巩固、越稳定，越能有创新与超越。
强调打江山者坐江山，势必回归传统的专制，成为官僚化和腐败的依据；相反，无视中国的特殊文化背景，否定历史选择的合理性，动摇来之不易的民族统一和社会权威，现代民主也会成为空中楼阁，造成新的社会动乱。
要确认一个历史观：现代文明并不是一种先验的规律与模式让社会自然地进化来的，而是社会内部不断形成的革命性、建设性的力量实现的。这个力量是源于西方漫长的基督教教化－贵族文化－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大学运动。
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当传统崩溃，社会陷入动乱，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在外力逼迫而非自然进化状态下，要重新选择并确立一个新的文化、政治、军事、经济的权威核心，这是更加紧迫的，又更加痛苦的。
125 那个时代虽然是套话，但也大体上支配着全社会的价值选择。
如果中国再度崩溃，步清王朝和国民党的后尘，经历一场动乱，现代进程又将成为一场水中捞月，民主理想又化为一厢情愿的幻影，一阵混乱之后重新陷入水深火热里，于是只有再祈盼新的一轮太阳出来拯救，并为此付出前辈人付出过的自由代价。
印度是持各种语言、文字、信仰的众多民族杂居的地域。在历史上不同时期里征服过这里的不同民族之间，几乎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但正因为完全没有现代社会的基础，因为存在许多迥然不同的民族实体——在传统社会里可能非拼杀个你死我活不可——在西方殖民势力统治的背景下，反而有可能达成理性的契约关系，形成相互制约的现代民主制度。
因此，印度地区在圣雄甘地的感召和尼赫鲁的领导下，统一为现代民主国家，既是堪称奇迹，也有背后的理由。
南非、菲律宾、柬埔寨、印尼都没有中国这般深厚的传统，没有这样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庞大的社会体系。在全球化潮流的长期冲击下，他们几乎没有自主选择的余地，只有强权政治和民主体制两种对立的选择。这些国家失去民族文化的代价是巨大的，而且在世界舞台上一直是弱势的，很难有领先世界的发展。它们像印度一样，时不时需要一点民族主义的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