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意识形态——文化内涵僵化
广义的意识形态，是支配人们生存方式的文化体系，是人们言行中自觉遵守的价值准则和思维方式，体现在神话、宗教、哲学、历史、文学、艺术、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等文化形态里。
通常说的意识形态是狭义的，即人们常说的主旋律，包括“政治课”、“思想教育”、“政治宣传”里包含的内容。它从国家政治利益出发，体现为政党、政府、军队等部门的行为原则，并主导经济、文化、教育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
传统宗教信仰时代或者伦理教化时代，通常是政治权力与传统教化一致的社会。而在现代民族国家里，不同阶层，不同政党集团，为都是各自理想展开争论，为各自的利益进行斗争，乃至诉诸暴力，以分配政治权力，形成社会结构。
意识形态是政治集团特有的文化体系，它既是一种特定的文化信仰，又是政治权力操作的行动纲领。在理论上，信仰、理想是根本目的，政治、权力是最高手段；而现实中，政治成为信仰的化身，因而也成了目的本身，人们自觉为政治目标奋斗。
因此，它具有多种特性：一是政治性，二是功利性，三是斗争性，四是排它性，五是封闭性，六是教条性。
意识形态创作了这个世纪令人激动的历史画卷。它赋予人们某种政治信仰、社会理想、公共道德，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热情、自信心、想象力、相互友爱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它能构成极大的文化推动力，开拓一个民族全新的发展空间。
意识形态是传统瓦解后，社会重建的特殊文化产物，因此具有准宗教性质、救世性质。它在长期的主导地位上如果逐步僵化为教条，失去生命力，工具化，经院化，成为保守、萎缩、腐败势力的庇护手段，也会成为社会动乱和解体的根源。
130 《圣经》——它支撑着西方人的精神空间。
西方政治法律体系里，民主制度是公民文化的自然体现，其中有确定的文化价值取向和理论思维模式。稳固而无形的意识形态，存在于政治结构的背后——人们相信普遍的、一贯的、超越时空及个人意志的公理存在。公理能够为人的语言、逻辑及数理方法明确表述和掌握。社会舆论，无论是政府观点还是民间意见，都体现着各自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利益立场。
对于非西方民族来说，现代文明不是从自己文化里直接萌生的，而是来自外部强势文明的冲击及其物质实力的覆盖。当传统社会内外交困、国破家亡时，人们普遍产生求变的期盼，少数精英分子才将西方观念引进来，根据自己国情、历史作出选择，建立和普及一种占统治地位并具有排他性的文化观念体系，形成新文化运动，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和履行。
西方前现代就已经准备好了超越信仰和理性权威，而传统中国人没有客观、普遍的公理，要么奉普天之下的皇权至上，要么干脆老子天下第一。历史上，每个专制王朝最终都要腐败，面临改朝换代，而且伴随一场疯狂的大屠杀、大焚烧、大抢劫。直到清朝统治者也不具备理性视野，更无远大信仰，只以一己、一朝之当下权力，甚至脸面为中心，终于断送了天下。
中国两千多年以法家为代表的政治思维，是以政权为中心的功利主义。统治者虽以儒学作为国家哲学，但它主要是一种以个人切身的直观情感把握的伦理原则，是在家庭、家族、邻里、关系网、国家等血缘－亲缘－地缘圈子里才有效的有限性规则。这些经世致用的实用智慧、以功利为目的的实用理性，区别于以客观尺度为标准的西方理性精神。
早期革命者跳不出传统政治思维，他们的革命豪情和社会理想落实在政治集团的功利主义动机上。新文化停留在外表上，是一种激情式的意识形态口号。这种不求甚解的朴素信念，让人相信革命能够带来历史新纪元，从而激发巨大的社会力量。
可是，传统不仅表现为生活方式、权力体系和利益集团，而且扎根在人们的文化观念以及集体无意识里。在革命后的平静岁月里，社会生活的外部结构改变了，但人们内心却固守彻头彻尾的传统腐败观念。新事物渐渐失去生命力，基本生活方式换汤而不换药，滋生新的利益争夺，形成社会结构的失衡和畸变。推翻旧体制的成功之日，正是革命党自我瓦解之始。
社会的全面重建，不可能直接依靠旧体系内部习惯势力。没有现代文化的引导，大众根本不知道现代文明是什么，平民生活走不出世俗功利主义，传统情理道德直接生不出现代公德意识；所谓“资产阶级”只是接受外来经济生产方式，他们在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上与传统暴发户无异，市场只有传统功利主义的驱动，没有现代法理思想的约束，因此也不是真正的现代生产。
西方人已经建构并认同于理性文化，因此不需要突出的意识形态。但中国还需要深刻的文化反思，引进西方文化，并进行全面改造，树立现代理性的权威。需要革命热情、集体协作、乌托邦憧憬，调动广大的社会力量投入社会变革。必须要有信仰、有组织、有权威的政党，领导全社会在冲突、融合、创生中，进行不懈的意识形态建设和现代文化教育，实现全面的超越。
130 十月革命声炮响，马列主义从外部传入进来，并且灌输到民众的头脑。
旧体制枯萎而被舍弃，新体制只是想当然地移植过来，没有公共文化的滋润来维系它的生命。谁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自行其是，这就非乱不可。仅仅从利益集团的争斗上看待革命，单纯以利益的重新分配来解释今天的改革，都是狭隘、肤浅的。
●毛泽东时代政治信仰与现代理性的矛盾：意识形态是文化建设的核心，但教条主义却造成思想僵化
中国陷入文明危机，人们想更新自己的文化结构，开始学习西方文化。但西方文化枝繁叶茂，从细枝末节上依样画葫芦，有损民族自尊心，远水也不解近渴。于是人们力图总结出一个主义、共同规律、普遍模式，来建立意识形态体系。
新文化运动前后，西方思潮一波波涌入，如达尔文主义，德赛两先生，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潮。早期知识分子试图从文化启蒙着手，建立新的文化信仰与理性精神。要形成社会变革的权威，还需要介入现存的政权体系，或者要加入政治革命。
没有政党和政权，再好的文化理论也是空的。因此，革命要以政治意识形态为先导，求得民族独立和政治解放。
建构意识形态，存在一个矛盾，可能出现信仰对理性的抑制，像西方宗教教化那样。胡适从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立场出发，挑起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主张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反对将特定的文化价值观体系作为意识形态信仰。
左翼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信仰，以阶级斗争的社会理论、劳工阶级整体利益以及共产主义理想，凝聚成为一个大党。孙中山也以三民主义的理论、信仰与政治战略利益为核心，重组国民党，建立黄埔军校，为蒋介石战胜军阀、建立政权奠定了基石。但全党也就变成政治利益集团，成了政治功利主义的工具，因而必然腐败，最后被共产党取代。
青年毛泽东立志从哲学入手，从大本大源的真理出发，把握世界的根本，由此确立人生与社会的远大目标——这种先验论思维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倾向。他是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受民粹主义、共产主义的影响，具有激进的反传统倾向。
毛泽东把共产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现实体验融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中国革命理论。他在30年代便反对王明为代表的先验主义、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延安时期，以此武装了全党，并掌握了整个国家的命运。
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体现在他常用的两个对立统一的基本哲学范畴里：主观能动性，实事求是。
政权体系是否健康，关键在于它的文化灵魂是否有生命。共产党长期保持进取、廉洁，因为它是“特殊材料”做成的，这特殊材料就是其精神信仰。党是以意识形态文化武装的政治组织，一所“准大学”，文化生命扎根在人们内心信念里。
在中国历史上一个破天荒的全民信仰时代，所有人被纳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里生活，以“革命”为最高价值原则，发起、推动和支配这个国家的每个重大事件，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各方面进行了空前的历史变革。
这无疑是对五千年文明的彻底反叛，而且影响了20世纪世界的历史进程，给后人留下的正反两方面的厚重遗产：实现了国家的独立、自主和全面组织化，建立了高度统一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体系，建立了计划经济的工业化体系。
那个时代造成了许多人今天依然怀念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精神，集体意识、民族意识，社会发展观念，自然科学观念以及一批经典文艺作品。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是仰仗那个时代的文化积淀。直到世俗化的今天，教科书仍在使用。
偶尔要拿几部象征性的经典，还要从那个时代的作品中去寻找，包括不过时的民间文艺，过时的革命文艺，甚至样板戏。
但是，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容易变成封闭的、一元化的教条，信仰趋于政治功利主义，抑制理性精神的成长，意识形态变成个人迷信，陷入偏执、狂热、狭隘、极左情绪。在列宁时代，出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大量实用主义的修改。在斯大林时代，意识形态成了政治实践所需要的简单化、模式化、系统化的教科书。
在中国，一方面，毛泽东在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下展开综合和创造，形成老百姓能掌握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131 毛主席著作出版——那时人人手中有红宝书，其实这并不奇怪，西方人至今不还有《圣经》吗？
囿于封闭圈里的激进变革，非理性的破坏越来越大，理性的建设越来越少。党与知识分子由平行的对话关系变成主仆关系，知识分子由同盟者变成了工具，意识形态文化的生命源泉隔断了，精神信仰失落，致使组织内部的腐败滋生。
一个政权在建立和维护自身权威的过程中，会形成复杂的内外矛盾、利益冲突，旧式宗法关系网在政权体系中滋长、侵蚀，掏空它的资源，消耗它的能量，使它的建设性努力化为泡影。中国历史上每个王朝的千年帝国梦，都断送在利益争夺造成的腐败里。这就是著名的“黄炎培问题”。一旦成为利益关系网的温床，再强大的现实政治组织和权力体系也会腐败。
晚年毛泽东似乎想通过触及灵魂深处的“文化大革命”来扼制这种堕落，他的“主观能动性”被浪漫化地放大，并深深地打上他偏执的个性印记，更加强化政治意识形态的作用，以建立“大公无私”的大同社会。“实事求是”则因为长期的文化封闭和对立造成的视野局限而萎缩。为极左势力所操纵的意识形态，由一般原则延伸到无所不包的领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极左思潮既有先验主义、教条主义的成分，表现在用经典语录代替人的理性思维，因而背离现代潮流；同时也有经验主义的成分，表现在以中国农民的经验改造马克思主义理想，致使传统专制主义的糟粕沉渣泛起。建立在诗人的浪漫主义和政治的冷酷权力结合的乌托邦运动，缺乏现代理性文化，个人迷信，权力斗争，整个国家在阵阵歇斯底里的躁动之后疲塌下来。
“文革”造成整个国家的十年浩劫，虽然无论是时间还是程度，都不及西方历史上的宗教裁判所的迷信、迫害、野蛮。但因为发生在现代潮流中而更刺眼，被当作一场毛骨悚然的恶梦，一幕滑稽可笑的荒诞剧。
左倾思潮企图恢复旧的意识形态，框住变革后的时代，这遭到普遍的嘲讽。但这不合时宜中也有形式上的合理性，如果社会生活不能展开文化的重建，在物质利益原则至上的市场经济里，权力滑向利益集团，日益腐败的趋势将是不可能扼止的。
●邓小平时代改革起点与发展趋势的相背：统一思想原则丧失活力，消费生活潜移默化瓦解意识形态
邓小平曾是毛泽东“实事求是”思维倾向的典型代表者。他以务实开明的路线，把国家拉回到现实主义的理智中，把人从乌托邦理想回归到朴素的经验主义常识里，利用物质利益的合理驱动，带动全社会的变革，并与全球化进程接轨。
极左的教条是对马克思主义不求甚解而迷信的产物。70年代末的“真理标准讨论”清理出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的根，舍去与极左倾向相联系的教条主义，以“解放思想”嫁接新枝，使整个民族释放出巨大潜能，结出丰硕成果。
邓小平强调学马列“要管用”，扫除极左时代的残留影响。然而，人们只是以实用主义为普遍原则，抛弃旧结论，却取消独立的思想，随便捡起另外一些皮毛。而且旧的思路还习惯性、本能性地统治着人的思维，使社会进步大打折扣。
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态形式上维持着旧的格局，但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日趋务实、开放、宽容、多元化。高明的政治家以明智务实的态度，将它的内容和影响缩小到极限。高调的旧理论越来越抽象、模糊，逐步退出舞台，代之以爱国主义一类的基本口号。一些假、大、空、套的词汇和习惯思维尽管还充斥传媒，但人们并不当真，只是心照不宣地漠视、厌倦、嘲讽它。
当怀疑主义、虚无主义滋长，灵魂窒息而死，正气不敌邪气，腐败丛生，赤裸裸地暴露出来，防不胜防。意识形态的惨淡格局和畸形发展，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问题，而是长期对学术与思想的抑制，造成文化的苍白和封闭。
权威者远离现代理性精神，丧失了与社会思潮对话的内涵和自信，只有以正统自居，凭借政治高压来抵制新思想，造成自由化与反自由化恶性对峙和周期性学潮。这掏空了旧体系的基础，又扼制了新思想的形成，导致新旧难以过渡的危机。
改革开放依托过去的文化根据和政治基础，旧体系的生命力受到挑战，腐败的病毒蔓延。没有新文化代替或激活僵化的意识形态，社会发展就失去文化依托，失去长远目标，失去内在灵魂，失去生命力和创造力，急功近利、盲目崇洋都泛滥开来。
改革开放建立在五四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几十年的政治、意识形态、文化教育以及经济建设的基础上。尽管这个基础的许多因素成为进步的阻碍以及改革的对象，但要是没有这个基础及内在矛盾所形成的动力，今天的成就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说的“改革”，是针对所继承的遗产；而“解放思想”，也是利用打开思想禁锢时压抑的势能进行创造。
物欲只有在特定的社会背景及价值观中，才能提升为创造力，如清教徒们造成的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而本能的谋生，贪婪的争夺，通常只带来破坏与混乱，像中国传统社会后期西门庆式的暴发户，只带来社会周期性的毁灭。
经济问题并不是孤立的，它与政治、文化具有整体的联系。社会的每个进步都是某种由内在文化推动的。
按照弗洛依德的理论，任何文化都是某种禁欲主义。以既定的文化结构、社会秩序为铺垫，开放被压抑、被绷紧的物欲，当然能够产生像水库放水发电一样的作功效应。但如果开放过度，没有新的能量积蕴，张力与势能越来越弱，被外部有形、无形的渠道拖着走，只会停留在低水平上，外力推动会随着内外差异性的消失而消失。对此，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视而不见。
132 经济特区成为全国的旗帜，任何理论学习，都要管用才行。
剩下的就只以现代理性文化建设为先导的渐进变革，也就是以人自身的变革为核心，由内而外的全面变革。
因此，无论是内部解放还是外部开放，都不是积极的、永久性的动力，要是不能以此启动内在的文化价值体系、政治体制和经济结构的建设，不能首先提高人的素养，并组织他们去开拓和创造，那么最后结果可能是解体、无序和动乱。
中国在20世纪末的经济成长在达到顶峰之后，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自身。根本问题并不是经济，而是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建设的问题，其中新文化的建设最是迫切。
多年来，正统意识形态在西方思想中国化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信仰主义和实践方法上，而很少在理性思维上。今天，那些所谓基本理论大多被遗忘，所谓的“学术成果”除了历史资料价值外，几乎是一堆废纸。
就哲学教科书来说，许多基本范畴都被歪曲了，望文生义，不求甚解，以讹传讹。如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形而上学、社会发展模式、生产力、实践、人的本质、个人主义、宗教等等，多与马克思的思想相差甚远，只不过是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的大众普及读物。这与苏联和中国的具体需要相关联——要快速跨越西方几百年工业化道路，只有囫囵吞枣。
改变人们长期习以为常的观念，会让教条化的头脑特别疼痛，于是，大家宁愿从细枝末节的改革做起，造成既成事实，越改越深，且大势所趋，不改不行，最后教条只有靠边站。这似乎很明智，其实顺势、模仿、照搬越多，盲目性越大。
当外部力量作为既成事实膨胀时，会使改革者身不由己，彻底丧失能动性、创造性，社会失去良性发展的主动权。
●左与右、激进与保守、集权与抗争、自由化与反自由化此消彼长的死结，是文明共性还是中国特色？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思维有个重大误区：纠缠在开放与保守、自由化与反自由化、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东方等两极对立中。一方是消极的固守，一方是盲目的开放；执一端反对、排斥、抛弃另一端，而没有两端之间理性的对话。
思想界也卡在两元对立的思维里，在自由化与反自由化、激进与保守的怪圈里拉锯，意识形态教条与外来泡沫学术对立。双方都缺乏真正的建设与创造，因为这根本不是思想文化问题，而是政治权力斗争的体现和反映。
封闭的意识形态教育留下了一左一右两个严重的恶果。如果你想做点真正的文化建设，思想正统的人马上会警告你，并机警地注视着你；同时又有人似乎心照不宣地认定你在为某种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准备；某些在人文学科里只有半瓶醋的人，或是具有过分政治情结的人，不说话则已，一说话就要抹上神秘的政治色彩，好像不这样就无法表明他有主见。
思想站在政权的对立者、批判者的立场上，连平常的问题上也要表达一种政治对抗情绪，好像不谈政治就没有学问，这种状态与过去日常生活也要与政治口号保持一致似乎反过来了，但两者在思维方式上是一致的，政治与学术纠缠过于密切。
见马屁就“打”与见马屁就“拍”，态度完全相反，但内心还是间接地借政治本位来实现自我的心理满足。
北大自建校以来，与中国的政治本位就难舍难分。尽管新文化运动倡导研究高深学问，蔡元培反对以升官发财为上大学的目的，陈独秀发誓30年不谈政治，可维持了短短两三年，就被五四救亡运动打断了。此后，除了文革期间，北大的主要倾向就是与当局对着干。明明与政治不沾边的文学讲座，最后学生提问也要窜到政治上去，而且带着火药味。
知识分子不能成为政治的附庸，需要有拒绝政治的气节和勇气，要能讲真话，体现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然而简单的对立不能促成良性的解决，政治存在的问题不在权力人物个人意志，腐败有深层的体制及其文化原因。
学术与政治关系一直存在根深蒂固的历史成见：百家争鸣的学术大综合，只有在春秋战国时期政治混乱的夹缝和间歇里才能产生。学术繁荣兴旺需要政治混乱给予的自由和激发；政治统一却要求学术一元化，为某种社会秩序的稳定服务。
这个死结并非普遍规律，而是中国传统背景下的特殊局限：
一是传统的政治本位思维，人的所有抱负总是成为政治抱负，一切问题都被有意无意地归到政治上去。
二是人们在政治上所经历的波折太多，压抑太大，忧虑过多，过于敏感，越是紧张越是把问题都往政治上扯。
三是这种思维导致敏感对立性的压制，造成一批反对派的存在，形成越来越难以解开的死循环。
归根结底，这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发展空间的有限性相关，历史进程只有以彼此消长的循环模式展开。
“左”与“右”两个概念本是18世纪法国革命的产物。左代表激进、冒进、急于求成，右代表保守、妥协、安于现状。各偏执一端，就是机会主义。它们广泛用于政治革命时代，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斗争中，左代表激进的革命主张，而右代表对旧制度的妥协。左可能造成脱离现实而失败，但它代表了革命的方向；右可能丧失立场，甚至与敌人同流合污。
133 文革中的大字报墙。
旧体制的压抑，会滋长反体制、反权威的激进思潮。在中国集权主义、专制主义传统中，集权制度没有权力约束，存在激进思潮的土壤。暴民运动与集权制度形成一种难以解开的恶性循环，两个冤家恰恰成了对方的存在和发展的理由。
顶峰上的权力依赖一个只对自己负责的官吏系统。由于缺乏普遍的社会理性的控制，必然造成利益集团的腐败，邪气压倒正气，他们拒绝触及既得利益者的改革。仁人志士的社会抱负无法实现，才华不能施展，底层公众更在绝望中挣扎。
危机一到，大批投机者一哄而起，浑水摸鱼，火中取栗，唯恐天下不乱，这样，社会动乱就在所难免。
20年来政坛上的落马者大多是右派，左派常常安然无恙，甚至还能升官。按汤因比的分析，这个道理很简单：革命时代的创造者成为统治者之后，失去创造能力，成为改革时代的既得利益者，由进步趋于保守。旧体制内培养的人，长期为权力意志提供包装和宣传，维护旧体制的稳定。他们阻碍改革，但在既得利益集团看来，并不直接危及体制本身的存亡，因此一般不会受到太多追究。而右派要冲破旧体制，要重新分配利益，要争夺政治或意识形态的权利，就会带来体系的失衡，触犯了既得利益者，就会遭到打击，成为牺牲品——尽管他们的使命又会有新的人来完成。显然，这里左派和右派与激进和保守之本意已经颠倒了。
但是，这恰恰揭示了改革开放的严重问题：改革不是靠全社会文化的自觉意识来展开，不是大家理性地走向市场经济和现代法制，而是靠物质利益驱动，一部分人不断地冲破旧的体制，最后旧秩序瓦解，大家被迫抛到市场之中。这种改革缺乏理性的建设，造成社会的思想贫乏、立场偏执、隔阂加深、道德失落，外在对立、创造力萎缩，形成社会振荡的危险。
只有独立自由的文化氛围才能为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提供思想和智慧。必须超越外在的两极对立和权利的你争我夺，代之以内在的辩证思考和理性的平等对话。摆脱作为政治权力斗争影子的意识形态争论，回到思想本身，平心静气地进行反思，保持积极的、主动的、进取的、创造的思维和行动，避免不负责的冒进、浑水摸鱼、逆反心理、唯恐天下不乱。
回头看一些吵得很凶的问题，其实大多只是一时需要制造出来的假问题。某些所谓基本原则，不过是人的基本良知。
●文化建设是社会稳定的保障：不讨论，做的不说，说的不做，做与说两张皮，从长远来看是危险的
制约文化教育发展的因素，除了急功近利外，社会稳定的担忧最为突出。整个社会生活日趋功利化、物欲化，民族精神日渐瓦解，组织凝聚力松驰，一旦危机暴发，占有者纷纷退缩、逃亡，无产者怒不可遏，社会秩序的崩溃就是致命性的。
改革开放只在政治与经济领域展开，文化领域却处在缺席、受动、附庸的状态，这使改革丧失灵魂，为个体或小集团的利益所支配。国有经济与官僚权力结成隐形联盟，将资源转移到自己手中。而这暴发阶层无论是经营能力、政治责任感，还是文化科学道德素养，都无法对内承担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责任，对外抗衡国际跨国资本的侵入。他们所获得的利益本身没有合法性，没有人（包括他们自己）相信他们暴发的路子是正当的。他们不具有承担社会责任的自信，公众更不会承认他们的权威。
群众情绪冲动起来就难于对话，没有理性，不讲道理。聚集起来的人更容易煽动，憋一口气，一切道理都撇在一边。
中国人从小在感性的氛围中长大，仅有的理性也只是孤立的道德规范，没有彼岸的、普遍的、客观的、超越的信仰支持，其实质是背后的感情与利益。这样看来，要保持社会的稳定，舆论控制似乎是需要的，也是有效的。
于是，要维持社会稳定，只有靠非理性的政治权威：权威就是道理，稳定压倒一切，不能乱说乱动；你有能耐，只有人家用你才行，让你做什么才是什么，没有意义也可大吹一通；没让做你做了，是好事也要干预你，就不让你做下去。
然而，越是危机，越不敢放开文化批评，越会纵容腐败，形成更深的积怨，越容易触发不可预料的恶性经济与社会危机……。发生在东南亚的经济、社会危机，让人与中国80年代发生的周期性学潮联系起来。现实的矛盾已经如此尖锐化，连一个法轮功都能闹起如此风波，这就不得不设想万一暴发社会危机怎么办？显然再采取高压手段，风险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几千年来强调以导疏的方法处理现实矛盾。讲道理，天下有道，再乱也乱不到哪里去。如果讲道理的渠道堵死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没有发泄的地方，造成民怨沸腾，不乱则已，一旦乱起来，就会天翻地覆。文化是一片讲理的阵地，理性的天地，哪怕是唇枪舌战，毕竟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任何矛盾的解决要尽可能以理服人，万不得已时施以重压来稳定局势，事后也要通过长期的调理，排解所压抑的巨大的能量，防止怨恨集结，形成新的症结，成为下次危机的新火山口。
对思想文化进行粗暴的意识形态管制，是造成恶性循环的罪魁祸首。一是失去真正的知识分子的信任与合作，二是形成大批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不耻的文痞，三是弱化以至泯灭社会的良知，生活日益腐败，降低全社会的理性文化水平。
80年代的学潮，实际上是对陈腐的意识形态体制的报复。内容陈旧、形式古板的政治课，警察式的管理制度，摧残了健康的思想文化，造成学生心理逆反、牢骚积怨；丧失独立人格和尊严，沦为抽象概念的附庸；正义和良知沦落，创造活力减弱。
134 股市风云。
社会只维持简单的稳定，就等于慢性自杀，一旦有外部思潮从天而降，乘虚而入，旧思想体系便会分崩离析。
人文学科是人的自我意识，社会科学是人对社会的理性认识。深刻的社会变革不是盲目的，而是有理性地展开的，要以思想的变革为先导。一个民族有共同的信念与理性，人们能冷静和坦然地面对公开的、合法的、负责的政治批评和舆论监督，歧见、冲突、危机才有商量的余地，恶势力才能得到扼制，施虐、积怨与报复的恶性循环才能避免。
现代社会是多元的，选择自由度极大，统一的权威、规则和舆论体系不再存在。这一方面需要社会教育给予成员以理性文化教养，提高公民的自觉意识和自律意识；另一方面需要一批知识分子主持的传媒对社会进行全方位批判、评价、监督。
法制监督过于正式而不能常用，是一种硬性的制度行为；舆论监督过于随意而不具法律效应，容易被操纵而失去公正性独立性。两者都是外在的监督，在没有公民意识和理性原则的背景下并没有力量。文化渗透、文化批评和文化监督则可能深入体制内部，进行深刻地剖析，批评，有利于体制本身全面的、建设性的改造。它主要由大学等独立的文化机构实施。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文化建设的基本方法。自我批评保持个人的自觉意识，批评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文化约束。这个文化模式在相当长时期里成功地维系了封闭的意识形态，但自我批评也窒息了人的自由思想，批评则由文化手段变成了政治上整人的工具，权力斗争，宗派斗争，迫害异己，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内耗、分裂加剧。
今天，文化批评和对话的气氛更加稀薄。学术争论超越不了各自狭隘的政治立场、个人经历、感情色彩，甚至为哗众取宠的目的所左右。对话与争论本来是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式，但中国改革进程中总是导致对立、冲突。于是只得采取回避争论，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改革实践很难说丰富了人们未来生活的智慧，却给了混水摸鱼的腐败分子可乘之机。
文人下海，知识分子队伍瓦解，文化建设停滞，这使文化批评和文化监督的力量更加微弱，社会如同1957年知识分子缺席后那样丧失了理智。80年代新诗人如雨后春笋般涌出，90年代几乎没有人写诗了。诗人是民族精神的体温表。当杂文家都觉得已经无话可说，说了也白说的时候，就该提防与1958年大跃进、1966年文革，以及“法轮功”相同或相似的不理智了。
●普鲁士与沙俄两种模式：文化渗透、批评、监督是社会的解毒剂，隔阂、对峙与压制最终导致颠覆
135 哲学家黑格尔宣称，普鲁士国家是政治制度的最高形式。
“对话”一词是80年代出现的，后来因为它与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而被淡化，只是常用作国际政治和外交术语。其实，它应当成为现代社会，特别是“后意识形态”社会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共处与合作的普遍方式和准则。
每个人都有认知的视角，行动的立场，选择的理由。相互差异本是丰富内涵的体现，不能成为相互的隔阂和局限。善于与别人对话，获得不同的智慧，激发自己的灵性、悟性、理性，才能建构最大的理解空间，拥有最宽阔的胸怀和见识。
生活在开放、多元、宽容的现代社会里，当意见发生分歧时，我不同意你，你也不能强迫我，但相互可以讨论。没有对话和争论，智慧就没有发展，就会陷入狭窄、封闭、偏见、偏执、自以为是、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结果都不会有大智慧。
真正的学者、思想家以及理性的团体之间进行正常的、良性的对话，可以达成宽容理解、互补互动，以至于相互融合。
敌对者之间观点的差异，可能比友善者之间的差异还小。但宗教偏执狂、家长制权威、独裁者、利益集团却无法与人对话，其结果是对峙、压制、冲突与毁灭。压制学术自由，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敌视、轻蔑，是失去人心，并造成逆反心理的根本原因。大规模学潮是社会存在严重问题的一种反映，是长期不信任、不透明、高压抑造成的。
对话是思想文化领域里创造力产生的基本途径。学术观点变化万千，在健康的环境里，学者们自己会找到一种平衡规则，不致于普遍平庸，众口一辞，也不致于哗众取宠、标新立异。如果学术是在某种外力控制下生存，权势、金钱、地位、名气、私情等非文化因素便会介入，通过垄断、炒作，造成大量假学问、假思想、假艺术、假科学的泛滥。
对话不是一方报告、汇报、献策，另一方聆听、咨询、选择。而是各有主见，独立表达、倾听、争论，相互宽容、妥协、尊重。真正的对话能够克服偏执，摒弃成见，磨练思想，打开视野，拓展胸怀，扩大合作，赢得机遇，促进共同进步。
对话需要胸怀坦荡、态度真诚，否则一旦击中自己的要害，失了面子，便怀恨在心，秋后算账，甚至恼羞成怒，拳脚相加，兵戈相见。因此，只有具有内在自信、有独立人格的健康人，才敢于无拘束地与人对话。
国家领导人频繁与国外领导人及传媒对话，涉及国际惯例和普遍舆论时，还得作出妥协；与港澳台人士也有对话，尽管其中不乏三教九流之辈；与国内实业界人士之间也有一定程度的对话，内容都是些实际的问题。然而，中国政界人士很少与内部的知识分子形成相互尊重事实、学理的建设性的平等对话。只有独立的文化建设，才构成民族自主性建设的内在动力。
135 交通部长章伯钧被打成右派——当一个社会只剩下一种声音时，危机就会到来。
文化事业应重建设少压制，意识形态也要“抓大放小”。非原则和整体导向问题的观点分歧不应受到压制。这不是要给人开明的印象，政党的生存，民族的崛起是太需要创见了。没有独立思考，最终伤害的是这个时代的每一项事业、每一个人、每一个集团。政党和知识分子要建立一种互相信任、互相监督的关系。这种关系宜整体把握，不应过多地纠缠细节。
以宽阔的胸怀面对矛盾、承受挑战，摆脱传统家长式的居高临下的权威心态，积极参与理性的对话，以批评力量来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社会会日益稳定。相反，以强力压制矛盾，要求无条件服从，在批评面前恼羞成怒，会造成意识形态日益僵化，文化生命灵魂窒息，将为专制、盲从、个人迷信、政治功利主义、投机取巧、官僚化、利益集团化及社会腐败埋下祸根。
良性的社会基于人们内心的相互信任与理解。必须养成开放、自由、宽容、进取和创造性的文化氛围，提高社会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品位，摆脱畸形“精神文明”和僵化意识形态的阴影，剔除形式化套话、模式化典型、仪式化排场。
政治家抛弃民众天生具有奴隶性的观念，抛弃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是动乱之源的观念，以自信、宽容、积极的姿态开放舆论，拓展文化的自由空间。民众不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政府，不以过激行为冲击现行体制，增强自己把握现代生活的能力。知识分子不是去搞改革、搞民主、搞革命，推行多党政治、议会选举、法律制度，而是做广泛、彻底、深入、持久的社会文化建构。
如果能够在文化上实现三方面的相互理解、沟通、合作、监督，让所有人体验同一民族困境，憧憬同一民族希望，那么现代进程会顺当多了。当人们面对腐败而气愤时，也需要反问，自己处在那个位置上时会怎样；当自己身处优越，不能得意忘形、妄自尊大，更不要得志猖狂，应当更多利用掌握的文化资源去创造，升华自己的追求，获得真正高尚的价值。
卢梭说，强者并不能永远保持其统治地位，除非他将力量化为正义，将服从化为责任。毛泽东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国家机器是社会稳定的保障，但只是硬件，它的运行依赖文化的合理性。只有获得人们内心的认同和支持，体制才有生机。没有精神凝聚力的专制政权再强大也会僵化；没有文化眼光的政客集团，急功近利、任人唯亲、浑浑噩噩，结果只能是腐败。
国家的权威靠什么建立和维护？一是军事硬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二是政治框架——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三是经济基础——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共产党曾经历过军事中心，然后有政治中心，再有经济中心。
不论哪个时期，它的力量来自内在的文化凝聚力。20世纪60年代初有成千上万人饿死，到处有被打倒的“阶级敌人”，包括刚被打倒的55万右派，台湾虎视眈眈，国际反华势力封锁，和苏联也闹翻了，社会却还是稳定的。这归结于国家机器的强大，但它背后是有生命力的意识形态，党和政府的威望还在，多数人的信心没有丧失。否则是不可想象的。
回顾20年来文化建设的历程会发现，许多曾被视为自由化、精神污染的东西恰恰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如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西方思潮引起的反思。由于非学术的压制，学术文化界高品质的创作越来越少，而真正的精神污染却层出不穷。
完善的体制能减小权力交替造成的振荡，体制是人掌握的，因此需要全社会的文化认同。
谁培育了主流文化，谁就开创了社会的未来。主流文化需要宏观把握与引导，但不是人为制造或控制，而是自由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