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经济接轨——文化后劲匮乏
●多数中国经济学家思维来自庸俗的传统，术语却仰仗强势的西学；说的话又多又滥，很少切中要害
中国缺乏对社会整体走向的全面把握，多是单纯基于英美教科书的经济现象分析。我把这种学问称为中国特色的“饭桶经济学”，基于三个理由：一是经济学思维的立足点都是孤立地将人作为谋生的动物来看待，也就是“饭桶”而已。二是这种简单的思维支配了关于整个社会的全面思考，因此造成严重的不智。三是我对他们的话语中心地位，心存反感。
上大学时，我向政治经济学老师提出对教科书的质疑：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要如何满足人们物质文化需要，要有计划按比例地安排生产——这能叫规律吗？规律是事物的客观联系，揭示对象是什么或会怎样。规则才是人为了某种目的，要怎样做。
那位教授显然不懂我的意思，回答也更让人糊里糊涂。从此，我再没听这门课了。补考两次，毕业前夕才通过。
那以后，中国经济学家已不受当年斯大林教条约束了，却陷入了英美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窠臼。我仍然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在我看来，经济从来没有按他们所揭示、所展望的轨迹前进过。不管国有企业、乡镇企业、承包制、股份制等等，只要在改革，所有成果都可归于他们的成果，而所有矛盾只是改革的矛盾。反正未来是谁都不可企及，能现在写文章、作报告就行。
说到底，多数中国经济学家缺乏全面的人文素养，基本的哲学思维，更不论道德关怀。尽管他们的大多智商比我高得多，知识也比我丰富，但他们只是西方既定经济学理论的运用者、演绎者、炒作者！他们参与利润丰厚的经济活动，学术包装，为暴富者们提供智囊服务。几年前，我拜访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几句话后就发现他对学术的兴趣，远不及对自己酬金的关心。
西方主流经济学把经济问题看着全球普遍一致的客观现象，并用“科学”的原理和实证的方法进行研究和操作，这又陷入一种新的迷信里。人们相信，人只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理性只是追求方式与协调手段。这里有几个预设前提：
一，“经济人”——需要与欲望的满足是人的根本目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连纯粹的精神追求也被约化为一堆数据。
二，“理性人”——市民社会的契约、法律，人的智慧都只是获取财富与调整利益分配的工具。
三，“看不见的手”——需要与生产之间的市场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支配着，无需人为操纵。
这种经济学支配的社会，会造成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社会结构和人的生存畸形化。只是将人当作利益的动物，把经济活动当作谋求本能欲望的满足，并建立种种数理分析方法，却看不到利益的标准本身，是由具体的文化背景确定的。
首先，文化决定了人的需要，价值的选择，从而决定了经济的目标，财富的尺度。随着技术与生产的发展，人的生理欲望越来越容易满足，物质消费越来越成为文化活动，政治、伦理、法律的因素支配社会生产的动机、对象及利益准则。
人类文明拥有普遍而多样的价值：享受、舒适、富裕、强大、和谐、秩序、活力、进取、安全、自由、尊严、正义、公平、情感、信任、爱心、道德、信仰等等。人不仅是经济人、理性人，还是道德人、自由人、情感人、信仰人、生态人。
其次，文化决定了生产力。生产力、生产率并不是庸俗唯物论者理解的物质因素，而是人对自然改造的能力，而人的能力首先是主观能力，是由传统的积淀文化、现实的社会意识所决定的，然后才能支配物质手段，外化为物质成果。
再次，文化决定了人们的交往方式以及社会形态。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包括政治制度，伦理法制，风俗习惯，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观念所支配和操作的。文明的根本并不在其物质外壳，恰恰在其背后的精神内核。
最后，精神文化上的自我认识、反省精神、批判精神、创造能力，是文明进化的内在动力。
社会变革不是孤立的经济问题，许多有识之士呼吁政治改革，呼唤法治建设，还有人从哲学、文学、历史、道德、宗教等文化领域考虑问题。各领域的问题构成相互联系的整体。不存在哪个重要与不重要的问题，抛弃哪一个都是不明智的。
经济对象最实，摆在眼前看得见；政治、法律其次，操纵在手上，作用在言行上；文化最虚，看不见，但在人的心中。
物质现实的作用只是表面的、短视的、浅层的，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恰恰是超越这个层面的宗教、哲学、伦理、法律、文学、艺术、科学以及教育。一种务实的变革作用在旧的僵化体制上，可能会有一定的进步。然而，如果这种变革没有植根于深层的文化土壤里，没有对人的本质与社会的发展的深刻把握，会不可避免地走弯路，甚至走入死胡同。
经济改革启动的物质利益原则，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给中国社会基层的发展带来了生机，尤其在农村、街道、集贸市场激发了人们对于发家致富的追求。于是，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不敢正视人的物欲。
其实，物欲是人类的普遍需求，古已有之，决非现代才有。中国传统社会的周期性动荡和繁荣，人的物欲也随之由抑制、复苏、膨胀、放纵，又复归于新的抑制。它既是长期动乱后恢复生息的凝聚力，也是社会腐败和动乱的催发剂。
人的物质欲望只有在文化的合理抑制和提升下，才能提升为真正的建设力量。现代中国缺乏的并不是物欲，而是精神贵族、知识精英、文化群体。他们比道德楷模、正人君子、道学先生更能超越世俗，同时又比道家、佛家更加积极入世。
没有信念和理性基础的道德说教制约物欲，容易变成伪善。道家和佛家的出世哲学是一种精神境界的升华与超越，这种个人消极的精神解脱，是传统社会的消极补充形式，对现代文化也有启示，但不能变成现代社会的主导哲学。
140 吴敬琏被称作经济学家的良心——但大多数人看来，经济是与人心无关的客观存在。
人们说，现代经济是合乎理性的。但这“理”只是市场规则，问题是人类生活不只是市场，还有更多的方面。
●亚当斯密强调“看不见的手”的法律道德前提；不能讳言市场资本主义的实质，市场骗不出体制来
市场经济理论的鼻祖亚当斯密指出，每个人追求自我利益的行为，常常被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牵着走，来达到全社会的整体福利，并非只是他个人的意图。他认为，从未见过那些假借为公众谋利之名的人们作出了多大的贡献。
我们之所以能够吃上饭，并不是由于屠户、酿酒工人、面包师傅的仁慈，而是出于他们本身的利益。
但是他还认为，人是受欲望支配的动物，同时又有思维能力和同情心进行自我节制。这种双重性既使人们相互斗争，又使人们能够创造社会制度来缓和两败俱伤的结果，甚至形成共同的利益。这构成了他的经济学的心理学基础。
141 成交——经济行为服从于人的利益。
他强调，制度可以使因盲目服从欲望而可能发生的混乱得到克服，这种制度就是竞争。由于竞争，人们要改善自身状况的天生愿望就会变成有利于社会的力量。互相竞争的结果迫使商品价格降到与生产成本一致的自然水平。
市场经济运作的规则基础是正义——把自己放到他人的位置上，考察自己对别人所做的事情，并认定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可以接受的。这种对等性建立在个人的自利基础上，个人不用相信他人的感觉，每个人都具备冷静思考的能力。
仅有规则的社会仍然是冷冰冰的，而且任何法律都是不完备的，它的实施和监督需要很大的社会成本，因此还需要同情、仁慈、爱心。这需要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完全不同于动物，崇尚高于本能欲望的文化价值，说到底就是人的文化教养。
可见，亚当斯密的市场理论建构在特定的文化前提之上，如果把他的只言片语嫁接到一切社会，结果是灾难性的。
那些从英美教科书出发的市场浪漫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家们，相信市场经济有自整合功能，他们说市场经济本身能够建立自己的规范和体制，只有当自己不行时才需要政府力量。他们对转轨中普遍存在的腐败无法作出解释，开始说它是社会转型的合理代价，并要人们相信市场可以“骗出一套体制来”。可是，当腐败恶性膨胀时，只能保持沉默了。
他们不知道，这种“市场经济”在西方的确是存在的，因为西方文化里，或者说在西方原始文明的生存方式里，就建立了一种契约精神和理性文化。而这在中国根本就不存在，也不可能在原有基础上自然产生。
微软公司因市场垄断被美国司法部搞得焦头烂额，但频频向中国公司展开巨额盗版索赔。在中国前卫媒体上，市场主义者们对它的同情一边倒。甚至抱怨：红眼病不光中国有，原来在美国人那里也有，似乎美国市场经济还不够彻底。
经济学家里也有清醒的人。《报刊文摘》转摘茅于轼的观点——标题《市场制度也有毛病》耐人寻味，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才几年，人们对“市场”这个概念就已经迷信到这种地步了，中国人如此没有历史感、反省意识和批判精神！——
市场制度最大的毛病在于消费的巨大浪费，它只是从生产方面保证了高效率，同时却造成了物欲横流，挥霍无度，以过度消费为荣，更不用说浪费于广告、竞争、包装等方面的资源，但丝毫不增加人们对真实而不是虚荣的需求的满足。
另外，市场制度建立在人与人权利平等基础上，但结果却产生了贫富的分化，形成了人与人之间在新的起点上的不平等，美国上流社会里出生的孩子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孩子之间根本谈不上平等。财富还造成富人对穷人的凌辱，有钱能使鬼推磨，包括请最好的律师，于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也被动摇。这就是市场的基础被其结果所异化。
社会主义运动是作为市场的对立物形成的，尤其在非西方国家得到广泛实践。因为这里缺乏西方资本主义法律、道德前提，而且这些民族处于市场的劣势，无法在西方主导的市场上平等竞争，因此只有以政权主导经济、文化的发展。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行几十年，出现严重问题后，通过改革重新回归市场经济。但由于意识形态的惯性，把新的市场经济定义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甚至干脆取消“姓资姓社”问题，并毫无拘束地尝试着资本主义的一切经营方式。
人们说，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还没有搞清楚。过去的社会主义是假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还要探索，这不合逻辑。社会主义本是人类的一种理想，一种实践方式，是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对立物出现的，并不存在抽象的、先验的、客观的模式。
当人们回归（应当说是部分地）市场时，不应轻言计划经济一无是处，也不应讳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固有问题。
人们看不到现代市场经济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和对立：市场经济成了现代社会基本生产方式，它不只是服务于人的消费需求的手段，而且是激发、放大、制造人的消费需求的超人力量。尤其当走出短缺经济，形成买方市场之后，消费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可是超前消费、过度消费形成的经济发展，并不等于社会本身的进步和人的目的的实现。
有人说，改革让每个人都得到了实惠，即便是那些生活底层的人，也有在未来得到改善的期望。可是，过去的体制保持着低水平下的平等，多数人（被管制的“地富反坏右”除外）保持着自己的面子。而现在处在底层的许多人，失去基本的生活保障，失去了自己基本的人格尊严和发展权力，这都是无法以利益来衡量的。法制在这里沉默了，更不要说它需要的文化背景。
市场经济无限膨胀，会对人性、自然、文化、社会构成严重的毒害和冲击：一是刺激人过度的物欲，消解人的内在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二是强化人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工具地位，让人成为消费机器；三是过度的资源消耗，加剧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恶化。四是造成了人与人关系的紧张。这警告人们，市场经济为中心的现代生产方式不是绝对的，它必须受到合理节制。
市场希望人们放开使用资源，煤、石油烧得猛猛的，用电量大大的，小孩零食吃得多多的，房子住得大大的，医生开药越贵越好，衣服每天一换，家具频繁更换才好。为了扩大消费需要，私人汽车成为时尚，没有钱还可以搞信贷消费。
但另一方面，文化、教育、科学得不到最起码的财政支持，真正的文化古迹得不到最低限度的维护；博物馆成为家具商场，一旦失火，珍贵文物全毁；多数大中城市高楼林立，光有气派却没有文化；小城镇楼房林立，而城市规划一踏糊涂，又脏又乱；人的生存环境和生态环境恶化得不到扼制；还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没有现代生存的基本条件，社会危机日益突出。
改善物质生活消费并没有什么不好，但脱离人的实际需要和积极心态，单纯物质消费的增长既不是社会的进步，也不是人的真正健康、幸福和满足，会不可逆转地带来人类公共资源的恶性消耗，文化古迹的全面破坏，生存环境恶化，纯朴生活传统的瓦解，人的创造性主体地位的丧失。人成为生产工具和消费机器，灵魂空虚，精神麻木，心理失衡，身体病态；于是吃喝成风、色情成狂、赌博成潮、毒品成害、邪教成灾，形成社会的严重病态，解除身心疾病的渴望便形成了保健热、宗教热。
不受政治、文化制约的经济必然失败。没有公共利益原则，没有健全的法制和道德力量，没有代表社会良知的文化机构及知识精英，没有像绿色和平组织这样执著的有识之士，没有高效率的行政权威，市场的恶性膨胀将带来不可恢复的损害。
●重新检讨中国现代工业化的观念基础——只看到物质的开采、制造与流通，看不到技术创新的意义
中国“现代化”，就是照搬西方既定模式。先是拿来实实在在的产品，然后是拿来生产的设备、工艺，再是学习实用的科学知识，以及现代市场经济所需的法律、道德、政治体制。最后轮到文化观念，只是敷衍而已。虽然一度也上升到了科学与民主的高度，但仍只在技术操作与利益争斗里，而不是社会生活的文化改造，这注定了中国总在别人屁股后面捡破烂。
中国工业从西方工业的末梢开始模仿，只是获得既定的静态结果，没有自己的独立创造。在经济生活中，虽然强调高科技的领先，也讲基层的技术革新，但两者脱节；虽然有大干快上，有国民生产总值的突飞猛进，但生产力水平几乎是停滞的。
142 安阳农民运铁矿。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既有战争年代的特点，又有传统农业社会的印迹。它不是现代工业社会不断改变着的生活方式，除了既定的生活需要，人们不会设想一种从未有过的需要。既定生活必需品的供给是经济生产的全部目的。火柴这么一个东西，十年百年不变，没有它社会就紧张。70年代，一时一地火柴奇缺，那东西比什么都重要，折腾得人够呛。
这样建立的生产方式几十年不变，恰如政治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教条几十年不变一样：尽管基层群众在经验层面上发挥了创造性，现代意识、文化科学知识水平大大提高，但僵化的教条主义思维覆盖在他们观念上，取消了人的创造能力。
那时，天天也喊“技术革新”，主要是工人师傅技艺上的革新，最低层次的东西。重物质轻智力，重要素轻结构，重质料轻工艺，重技艺轻学理，重知识轻思维。工人阶级的地位往往体现为师傅的手艺的重要性，甚至比工程师的设计还重要。
中国曾全盘学习苏联，也有“铁人精神”，“大寨精神”，却没有学到斯大林时代的对技术和人才的强调。设备、技术、产品的基本模式几乎一成不变。之所以搞全民性的大炼钢铁，是因为钢铁是工业化的主要物质材料。
当时机器设备的折旧率很低（有的仅3％左右），人们打算能用多久就尽量用多久，几乎没有考虑技术因素的淘汰。用铁锤砸掉生产设备，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犯罪。多年后不得不进行彻底技术改造时，才发现积累的技改资金只是杯水车薪。
到80年代，中国的工业生产体系，基本上是不同时期从苏联、日本、欧美引进的。外国人发现他们50年甚至100年前的设备，还在这里发挥作用，惊诧不已，有的用全新的现代设备换回去，放进博物馆。中国人得到新机器，捡了便宜，也很欣喜。
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状况似乎改变了，引进成套流水线，进口关键部件，成为企业广告里自我炫耀的关键词。看到哪个老总与外国人签字、握手，准又有什么成套设备要来！大多不过是人家淘汰的夕阳工业设备，拿过来算捡了大便宜。
中国从国外引进技术设备的费用高于人才技术费用，其比例和日本等国相比正好相反，而且不只相差一倍，两倍，而是十倍！这是直到今天仍然存在的事实啊！可见，观念的深层并没有实质的变化，只不过是在新的阶梯上照搬别人的成套设备。
看着某人开某种商店、办某种工厂赚钱，纷纷效法。这种模仿心态是农业社会留下的，但工业社会就不灵了。生产家电、汽车，重复引进，盲目立项，把别人淘汰的生产线买回来，大都没有好结果。这仍然是典型的农民“现代化”。
142 时装——实物的价值是有限的，设计的空间却是无限的。
有人在企业文化上总结说：过去企业是卖产品，现在企业是卖牌子，现代企业则是卖文化，将来最有影响力的企业则是卖哲学；过去企业有什么卖什么，现代企业根据市场要什么产什么，而将来企业趋势预测，创意化生产，能够产什么卖什么。
千万别以为在所谓的知识经济时代，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知识经济对于今天最新潮的中国人来说，也只是买一张门票进入别人的殿堂，欣赏并且模仿别人的表演罢了，与过去接受美孚油灯、苏联机床、日产彩电并没有什么两样。
的确存在一个客观现实：现代生产方式瞬息万变，中国这么多人口，老百姓不可能都紧跟高科技走。保持相对稳定的生存方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包括在有限土地上，依靠科技建立新型生态农业，使农民获得稳定的生活保障。但是，国家必须培养部分知识精英队伍，形成集高文化、高教育、高科学及高技术产业于一体的创造中心，追赶世界领先水平。
●重新审视知识经济之下虚与实的关系——实实在在的“知识霸权”，来自西方文化的整体创新垄断
“泡沫经济”是货币融资与期股交易中造成的经济符号虚假增长，脱离实际的产业基础。但是，当代产业的核心并非有形的物质资料（生产设备、自然资源、劳动力），无形的文化、科技、教育资源（人才素养、技术因素、信息资源）可能更关键。
没有后者，前者倒可能在经济动荡和产业转型中变成废品、垃圾。可见，实体和泡沫的区分并不能以直观来论。
无形资源里，科技又是外在的，更深层的是文化内涵。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建立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之上，想象力、创造力，越来越直接地依托人的文化素养。生产不再是单纯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直接依托人际协作，社会秩序、制度（即所谓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越来越直接影响着生产过程。因此，文化内涵少的产品只能摆在低级市场里，只是现代生活的泡沫。
以直观来理解，经济是基础，文化是泡沫。但这文化只是外在装饰、鼓噪，形式主义铺张、表演，消费性娱乐、游戏。真正的文化是人们内心信奉的、恪守的精神内涵。经济是文明的载体，文化是文明的生命。没有文化的经济繁荣才是空壳或泡沫。
市场繁荣是经济生活的表层现象，有相当程度的泡沫成分。经济生活的内核是生产方式，人的生产能力，人际间的契约、法律、制度。技术置根于科学理论之中，创造力来自文化素养，竞争是某种生存理想与信念支撑的，秩序基于现代理性。
这样，我们又回到西方文化的鼻祖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那里：文明的物质载体是质料，内在的文化理念才是实质。
知识带有其创造者独特的思维方式与视角，它与生活方式及经验传统、理想信念、价值取向、情趣倾向相关联，并不都是客观的、普适的。因此，知识经济存在一个陷阱，知识是既定模式，西方先有，别人再有。先有者拥有一种无形的权力。
世界一体化并不是均匀、对等的，有中心与边缘之分。知识经济时代，文化中心很容易将自己的核心观念和价值普遍化，其他民族就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文化，丧失自己的主体性、创造性，只是简单地跟从西方传统，作为知识的受体。
文化、科学、教育的中心，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及话语权的中心，其经济拥有对其它地区的支配权。市场从来不是均匀的，而是由发达国家具有原创力的经济中心控制的。他打个喷嚏，别人就要感冒。
可口可乐、麦当劳连高科技也谈不上，只因为它是一种强势文化的符号，一种消费方式的标志，就具有无形的霸权地位。繁荣的消费市场是核心文化科技辐射出来的，它像漂在沼泽里的浮萍，一有风吹草动，就有倾覆的危险。
日本人凭着他们刻苦耐劳，以深层的适应与仿造，几乎赶上美国。但是美国人凭着他们对国际人才的吸引，以文化原创力与价值影响力的中心地位，在新崛起的知识经济中又遥遥领先，使日产汽车和电器很快失去昨日的光环。
有人预言，世界文明的中心将会转移到亚太地区，21世纪是东亚的世纪。这种估计基于一度东亚长期持高不下的经济增长趋势，对其文化内核的分析不够。迄今为止，成功的现代国家大都产生在基督教文化圈，特别是新教文化圈里。
基督教树立的反省精神、忏悔意识、天职观念、理性思维、独立个性、博爱情怀等品质构成现代文明的内核。
经济学家说，东南亚的危机是泡沫经济的破灭。其实，与其说经济本身存在泡沫，不如说整个社会立于泡沫之上。
非西方民族只是照搬西方体制、操作方式及物质设备和技术软件，没有创造能力、选择能力、决策能力。它的繁荣只是西方中心的经济体系在边缘世界派生出的一时假象，却掩盖了人们内在的匮乏，也是他们的生产能力以及社会制度的掌握不了的。当脆弱的繁荣被一阵风吹走，文化基础的空虚、贫困、肤浅、有裂缝便暴露无遗，社会便陷入混乱、腐败、无序之中。
有人认为儒家文化也能够推进现代文明，但人们只考虑到对既定现代生活的适应、补充上，没有考虑文化原创力。儒家文化的确可以补充、改造和超越西方文化，必须首先实现自我超越。不只在市场上生存下来，而要以不断创造和追求，建立现代人格和理性精神。要真正建立现代文明的核心，必须建立新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培养自己的精英、新的公民。
143 精确模仿，自动服从强势标准。
然而，这是狭隘的思维。仅从经济学上讨论，也要看到当信息技术传入时，你得承受了多大的代价。今天美国人能够赚取巨额利润，就是来自高技术垄断；日本对于美国的劣势，对于其它国家的优势，都在领先技术的占有上。
核心问题还在经济学之外，一种绝对领先的经济，决不只是人力、资源等有形的优势，更重要的是源于深厚的文化教育背景下的普遍创造力——不只在个别孤立的领域，而且在各关键领域发挥作用，这种创新优势才能综合为一种集团优势。
一个领先的国家在各方面都是自信的，说话管用的，有权制定产业标准，别人在一切领域都要受它的指挥，把各种资源投到那里以求发展。它的每一种产品都能卖高价，并不在于它真的好，而在于它代表这个世界的先进潮流。别人的产品，只要打上它的品牌，或符合它的标准，经过它的质量认证（当然不是免费的）——也能卖出高价。它的大学是全球文化中心，各国精英争相到那里展现才智，并交纳学费。这样，信息与知识的霸权成为旧殖民主义时代的军事、政治、经济侵略不可比拟的力量。
本来，美国对专利制度带来的垄断有相当戒备。但近年来它在全球化进程的优势越来越明显，不仅在技术上，而且在包装、品牌、结构上扩大了专利保护范围，几乎所有创意特征都置于保护范围内。这意味着所有跟随美国跑的任何尝试，都将付出高昂的代价。所向披靡的好莱坞，让人乐不思蜀的迪斯尼，消解人创造力的吉尼斯，让我们成为快乐的、幸福的亡国奴。
澳大利亚人发现微软软件中就有神秘的“特洛伊木马”功能，可能与美国情报部门的需要有关。
●财富价值的绝对性－相对性：不仅在消费功能，更在文化认同；喝咖啡比喝茶更有强势文化的派头
财富就是有用的东西。衡量财富的尺度是昂贵的金银，钞票是金银的符号。可是，财富之为财富，无论价值还是使用价值，都不是单纯的物质对象——有形的外壳及其固有的自然属性，而是它为人所创造，合乎人的目的，为人所使用的关系。
一个对象的价值并没有绝对的衡量尺度，只有从具体的需要、习俗、历史、时尚以及人与人关系等因素出发来判断。
经济价值的数学计算以及货币操作所遵循的规则决非自然规律，而是人们的主观认同，因此包含游戏、赌博的随机性。
贫穷与富裕，有确定的一面：人在特定的生活方式下，基本生存需求相对稳定。当起码需求无法保障，要依靠并服从他人，从而丧失自己的独立和尊严，就是贫穷、弱小；当满足需求尚有剩余，足以帮助或者支配别人时，就是富有、强大。
然而，贫穷与富裕也是相对的：不同生活方式下的人们拥有的财富是难以比较的。民族文化，地区特产，部落风俗，群体性格，都有独特的价值。只有当一件事物引起别人好奇，习惯接受，或者不得不接受时，它才成为共同的财富与价值。
一个被认为落后的民族，通常没什么东西卖得高价钱。中国古典艺术作品根本卖不到西方经典艺术同样高的价位，因为别人不认同你的文化价值。但某种手工产品被当成艺术，某种民俗当成文明的活化石时，拿它们作交易，也能发点小财。
人们总以为，贫穷与富有、落后与先进的标准是绝对的——现代科技决定并受到市场检验的生产力水平。
几个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将世界联在一起，并造成西方社会在全世界的绝对优势甚至霸权的地位。但从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来看，科技的出现是极为偶然的，在其他文明里几乎都没有过。而且今天人们也看得越来越清楚：科技只是特定领域、特定形式的文化，科学是人对客观对象的认识，技术是人对待对象的手段，它们不是人类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的全部。
各民族特有的生存方式及其多元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人文价值。从全球化的现实来看，发展科技仍是多数国家长时期里的主要任务。但从人类整体命运来看，如果科技像目前这样，傲慢地瓦解人类文化的多样性，那它只是灾难而不是幸运。
现代社会中，市场经济常常把社会生活以人为中心的本质掩盖了，财富、资本、工具、技术等物质手段独立于人之外，中介反过来把人的主体性挤压掉了。“金钱万能”也好，“没有金钱万万不能”也好，都是人被自己创造的现实奴役的结果。
人类的命运里，最大的贫穷是丧失自信与尊严，放弃自己的创造能力，是交出自己的价值标准，模仿别人的生存方式。
通过国际接轨由传统生存方式向现代生存方式转变，也是财富标准的变更，但这需要学习的主动性、选择性和创造性。买办是以别人现成的生产方式及产品来控制本国消费市场。洋奴作风抹灭民族的自信，是走向绝对贫穷的根本原因。
物质财富是社会生存的现实条件，但不是决定力量。当一种财富标准被认定为绝对的尺度时，人们的生存方式便凝固了，社会的发展也趋于停滞。人们以这种财富的积累和消费为中心，并支配其它方面，人的创造力被窒息在急功近利的目标里，它的经济会有量的增长，会形成过量消费、刺激性消费、名牌消费、包装消费、排场消费，但实质性的发展不再可能。
人的生存基于动物的生命，但已经提升为文化了。越是文明社会，人的消费越是由文化心理结构所支配。吃、喝、穿、住、坐、用、乘、玩，注重的不是实物及其直感，而是符号、概念、名气、品牌、派头、意味、情趣、品位。
西方文化中的理性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思维产生了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工业文明，随后又形成了今天以信息论思维为基础的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西方人牢牢地占据世界的统治地位，他们文化作品也随之进驻世界文化的几乎所有巅峰。
全球化以西方为中心，这意味着西方文化产品有近水楼台之便，拥有价值决定权，拥有知识产权，就拥有源源不断的丰厚利润，拥有对于世界的支配权。深谙此道的美国总统、国务卿走到哪里，都不放过一切机会推销美国价值、美国品牌。
据说，60年代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上，美国政府甚至动用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手段，撼动六位评委，使其波普艺术获奖。
圣诞节在西方家庭是表达亲情，给孩子带来纯真幻想的节日。而在非西方却成了模仿西方，推销西化，追赶新潮的狂欢节。
为什么喝健力宝不如喝可口可乐爽？为什么穿中国丝绸不如穿美国牛仔“酷”？因为，前者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潮流中处在边缘位置，因而不给人以骄傲。而后者代表着全球一体化，它作为来自彼岸的偶像，给我们空虚的心灵以寄托。
赶潮流的人们，宁愿花高价钱喝咖啡、吃肯德鸡、啃汉堡包——追求的是那个品位、时尚、品牌、姿态、派头，带来融入西方的尊严与自豪；不愿用低价钱喝茶、吃烤白薯，嚼油条——代表保守、掉价、凑合、老土，不会有口腹之外的快意。
麦当劳原是一种简单、快捷、省钱、马马虎虎填饱肚子的方式，到中国却成了享受、优雅、轻松、悠闲、交际、节庆的象征，给人自豪感。麦当劳的赠品带来消费热，孩子们坐两小时公共汽车，排长队花十几元钱吃一份快餐，只为得到个“免费”赠送的小玩具。在经济不景气的香港，有人为得到它而买数份，造成大量食物浪费，有舆论称这使港人在国际上蒙羞。
有人把中国和西方文明的较量，概括为几种植物的较量：先是中国茶叶以它的神奇提神效应，使西方黄金、白银不断注入；后来西方人找到了罂粟，毒害并击倒了中国人。今天，西方用咖啡支配市场。喝茶还是喝咖啡，看起来只是生理上的习惯，可习惯选择与形成的体验，基于不同的文化心态。中国茶叶的优势却不复存在，日本茶道也远比中国出名。
我们总觉得西方的东西神奇、美妙、高档，能拿来一定很棒。至于自己，生来是卖苦力的，费力生产一个东西，能够进入欧美市场就很自豪。只要能被世界市场接受，哪怕贱点，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与国际接轨就不远了，怎么着也比闭关自守强。
于是，为了大量出口，只是一个劲地降价，从来不考虑如何建立自己的品牌，打上自己骄傲的标志。
今日西方到处充斥着中国货，却没有中国名牌。10年前，丝绸之国生产一件衬衣10美元，今天只卖7、8元——有人要就行！景德镇瓷器、宜兴的紫陶，湖南的湘绣，曾经令罗马皇帝、葡萄牙皇室、英国贵族，拿破仑、华盛顿赞叹不已的那些精美绝伦的珍宝，如今却形不成现代国际品牌。西安秦始皇陵兵马俑名垂千古，但一元钱可以买几个复制品，反正泥巴做的！
144 后期印象绘画与晚清任伯年的花鸟画轴——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创作，被市场定价时，强势文化占尽便宜。
中心文化圈的人有时也会对边缘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和手工艺品发生兴趣，可那只是游客们一时猎奇，一种优越感的满足。由于边缘文化缺乏自信，也没有世界普遍认同的文化后盾，缺乏文化中心的提升，最终在市场中形不成什么气候。
也有一些成功地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反抗西方中心主义、美国中心主义的事例。韩国人抵抗西方消费品，拒绝美国和日本电影，人们还相信只有吃本国产的食物才能有健康的身体；高傲的法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愤怒地拒绝英语，拒绝苍白的好莱坞电影；俄罗斯人、丹麦人、捷克人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努力去拍一些注定要赔本的艺术电影，去演奏他们各自民族的保留节目；印度电影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保持着生命力；伊斯兰世界较为完整地保存着自己的文化独立性、自主性及自信心。
汉人天生却是世界主义者，自己历来是泱泱大国，世界中心，无须所谓民族主义。不管什么，能吃、能喝、能穿、能用、好看、好玩、别人新奇的东西全能接受。中山装比西装整齐且保暖，西装既然代表新时尚，农民也宁愿穿不入格的西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