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创造力是财富与价值的最大源泉，然而创造力正是人们内在的精神能力，是由社会的文化内涵及地位决定的。
当一个民族的文化被人认为是先进、有个性、有价值的，它就拥有名牌效应和专利垄断，就有技术中心资格；它的生产就不是简单劳动，而是高技术；它的创造物为人们争相引进、模仿、购买；它的股票居高不下，它敢欠债经营，敢买空卖空。
它开动手中的传媒，对人说一不二，让全世界认同它的生活方式，购买它的产品专利，自己源源不断地收取高额利润。
只要在别人心目中的中心地位不动摇，它甚至可以将垃圾当成艺术、时尚高价卖出去，不怕别人不奉之为宝贝。
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家族，一个政党的影响力，不取决于占有的物质财富，而取决于创造财富的能力；不取决于既定权力，而取决于人的教养、思想与人格。有形的财富总要消耗、腐朽、遗失的，给继承者留下精神文化遗产才有永恒的意义。
中国农业文明的早熟体现在财富集中化、生活享乐化。农业解决人们的温饱并不太难，但人们没有更高的追求，突然暴富，不知道怎么办，于是饱暖思淫欲。物质欲望在低层次上膨胀，造成历朝历代的腐朽与糜烂。没有与悠久历史相匹配的文化后劲，人的精神沉睡不醒。一个人身后只留下显赫的财富、地位、权力，反而可能是个纷争、欺诈、虚伪、腐败的烂摊子。
一心扑在经济建设上，看起来很明智，但并不能使生产力有实质性的发展。不分白天黑夜，辛苦劳作的农民发不了大财。成天泡在业务里的商人撞上机遇也许能暴发，但难以经营真正的现代企业。经济发展是综合性的，非经济因素至关重要，包括没有经济目的的文化、科学活动，包括制约经济活动的法律制度。伟大的科学创造则来自宗教关怀、哲学思想、艺术灵感。
近代以后，中国人面对着外部的强大压力，一心做着发财梦、强国梦，随时想着捞实惠，却不建立内在的基础。人们心里浮躁，没有后劲，只是机会主义、急功近利地把眼睛盯在当下的现金分配和物质交易上。没有德国人精益求精的严谨态度，没有犹太人绞尽脑汁的奇思妙想，没有美国人敢想敢干的冒险精神，也没有日本人不折不扣的敬业精神。
145 不同生产力表现为不同的对象，但根本的差别在智慧内涵上。
毛泽东说，世界上最怕的是认真二字，共产党人最讲认真。中国原子弹能爆炸，卫星能上天，因为人们用心去做一件事，自然做得好。如今，飞速膨胀的建设包含着无数的假冒伪劣、豆腐渣工程。大到大楼、大桥、大堤垮塌，小到厕所漏水、圆珠笔却不流水，并不是知识、智力、能力不够，而是人的精神萎缩。一位外籍教师，指着家里新买不久便散架的漂亮沙发，教训我说，你们消耗着最好的资源，最充裕的劳动力，却生产出如此劣质的产品，是根本没有人用心去管理、去操作。
20年来经济改革的成就和东南亚相似，主要靠低文化水平的工人，在低廉的工资和低践的人格待遇下完成；市场经济里充斥着权力腐败、走私黑市、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等等；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降到最低点，正不压邪，起码的公德和人道原则都受到威胁。这难以建立真正的现代文明，这样的市场经济即便建立起来，也只是西方现代生产方式及其生活方式的附庸而已。
80年代初我在兰州大学上学，学生只要对图书馆的馆员说想要什么方面的书，不一会儿他就会抱出一大堆书来让你挑，与他们说话有一种与师长对话的惊喜和激励。以后，借书需要自己填写书名、书号请人找。再以后有了先进设备，可以入库自选。可是凡是需要用心去做的，包括采购种类、时间管理等方面令人极其失望，服务周到谈不上，馆员经常还要给人颜色看。
多年后回母校，遇到一位熟悉的退休老馆员。我说起这一印象，他回答说，现在的人不像从前，心不在自己的工作上。
建筑是人的生活质量和水平最直接的体现，传统中国建筑文化着重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生活的亲情关系。但现在，五千年的文明史却没有留下太多可供凭吊的古迹。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伴随着大毁灭、大破坏，之后又大兴土木，再建一个更气派的。而且明天又再来一个，把今天的比下去。搞来搞去，只是暴发户们摆阔，直到一个新的末日来临。
浮躁的人们富了之后，重要的事情是建一所气派的房子。一个城市发达与否，就看是否有林立的高楼。
每座城市不断变换着的“标志性建筑”，中国第几、亚洲第几乃至世界第几的大厦争相竞争。但体现的既不是艺术个性、文化内涵，也不是群体的协调与和谐，只是突出外表的豪华、气派、高大、霸气。第一年出类拔萃，第二年有竞争者崛起，第三年相形见绌，黯然失色，第四年倍受蔑视，第五年之后被人遗忘，十年之后破烂不堪，有碍观瞻，迟早列入拔掉的黑名单。
大量实用性建筑，设计简单，施工粗糙，根本没有规划，乱糟糟地竖在地面上。用两年就成了包袱，拆不是，留也不是。
中国现代建筑只考虑着有形的物质方面，文化因素太少了，即便有也只是一点豪华而俗气的装饰、摆设。
有人悲叹：北京建成纽约几十年就够了，纽约建成北京却要几百年；现在北京几乎和纽约差不多了，只是脏一点、乱一点、俗一点。如果说传统建筑的破坏是工业化初期认识偏差的代价，那么今天历史名城的低劣建设，则是规划者缺少文化教养的结果。
相比起来，西方建筑的文化色彩，特别是宗教精神要浓得多。哥特式建筑直指天空，支撑人的精神信仰空间，也支撑起人们心理上的自信心。欧美城市建筑每一座房子似乎都有着永久文化个性和魅力，它一建起来就永远没有理由拆掉，即使天灾人祸使它损坏了，也得按原样恢复起来，实在不能恢复的就保存遗迹。文化具有比物质形体永恒的价值。
中国旅游业也发展起来了，有的地方还成了产业支柱。但旅游部门只是经济部门，根本没有一丝文化味，靠天吃饭，靠祖宗吃饭。旅游开发都是出于急功近利的目的，招徕文化素养低下，只知道物质消费的人群，严重破坏自然和历史文化遗产。
稍有文化见识的人都认定：哪里被“开发”为旅游区，那里就一定被糟蹋得恶俗不堪，不值得一去了。
不能不承认，中国人的精神内涵普遍贫乏，灵魂的文化空白太多。表现于旅游心态，大多处在简单的感官玩乐上，几乎没有心灵层次的欣赏。什么文化韵味、历史幽情、自然奥妙，根本无心领受。大帮人一窝蜂涌到某名胜，把钱——最好是公款——胡乱花掉，好奇心戳穿，免不了的是大吃一番，摆姿作态地留几张俗不可耐的照片，证明自己“到彼一游”，就心满意足了。
外国游客觉得奇怪：中国人总往人最多的地方钻，总是吵吵嚷嚷，总在给自己拍照，身后总是留下堆堆垃圾。
旅游与居住，是现代生活中一动一静的两道风景。中国与西方的差距突出体现在这里，不是物质上的贫困，而是人文精神的空白。生活的最大价值不是有形的物质占有，不是金钱买来的种种消费，而是那背后只有心灵才能拥有和感受的文化内涵。
●20多年来，所有国有经济改革的逻辑与措施只有两种效应：或者加速它的解体，或者拖延它的死期
苏联改革，改革者的政治功利主义取代既得利益者的政治功利主义；中国改革，旧式政治功利主义和新式经济功利主义搅在一起。苏联解体后，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以经济为中心，比较稳定而成功，苏联以体制为先导，失去后盾而失败。
但是，今天人们已经看到了事情的另一方面，如果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体系建设跟不上，市场经济也有崩溃的危险。
更加本质的问题却没有为人重视：如果没有文化的建设，只是像戈尔巴乔夫一样临时抱佛脚，用一些抽象概念来制造改革舆论，最后将演变为一场盲目的政治游戏。表面上看，苏联体制的瓦解缘于经济崩溃，可是经济崩溃缘于人心麻木和失望。
一种针对信仰主义、愚民政策、专制制度、等级特权的观点认为，只要人们都承认人都是自私的，是利益的动物这个起码常识，大家就可以订出一个理性的制度来保障发展共同的利益，约束个人利益的膨胀。然而，事情并非这么简单。
物质利益是每个社会都承认的基本前提，但人们在利益分配和享受上的观念各不相同。个体自由建立在现代理性原则的基础上，而在非西方，这种平等、公正、理性原则并不存在，利益关系是以禁欲主义、等级制度、专制制度、宗教信仰来约束的。
改革开放总在利益冲动与制度约束这二维平面上做文章，人们企图找一种终极的制度，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原则。
146 国企进行抗大自主权试点，问题是企业的主人到底是谁呢？
在每一轮改革之初，经济学家和传媒总是肯定地说，这是走出困境的最后关键。20年过去了，人们已经尝试过岗位责任制、放权让利、利改税、政企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承包制、股份制等等，尽管还保持着基本体制的骨架，但资本主义的几乎一切模式都直接间接地运行过。可是，至今没有找到一种模式，其效应像它最初被人们看好的那样乐观。
其实，人们走到死胡同里去了，以为社会变革纯粹是经济学的问题。事实上，物质欲望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利益原则所能激发和释放的能量达到了极限，甚至造成社会失衡，逼近危机的边缘。现在恰恰缺乏制约欲望的理性原则。
又终于有经济学家轻松地说，搞了这么多年的体制改革，最后才搞清楚改革的实质是产权划分问题，实行股份制，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可是，这张国企改革最后的王牌，真像主流经济学家和传媒炒作的那样神奇吗？国企股份化，把责任推到股东手里，谁是国有资产的股东呢？他如何管理国有资产呢？所谓国有资本营运“搭便车”，将国有资产与非国有资产掺在一起，依托后者顺带实现国家的利益，可谁能保证这不会使瓜分国有资产变得更方便呢？这是太幼稚，还是因为无奈而自欺欺人呢？
孤立的经济学认识是肤浅的。国有经济只要存在，就要人进行有效管理，管他是厂长、经理，还是国有股东，他们要是没有认同国有经济的价值原则和现代法理，任何体制都是没有生命的空架子。绕再多圈子，根本矛盾还是回避不了。
强调国有控股，就需要有切实代表国家利益的国有股东，国有股东能够挽救国有资产，那么就不存在国企问题。想让国有资产搭私有股份的便车，依托私有经济而发展，还是需要有人来代表国家利益，否则不可能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经济领域不仅有体制问题，也有文化问题。对经济运行过程背后的思想观念和情感等无形因素，人们常常视而不见。
人是主体，体制是人造的机器，是硬件。硬件结构太具体，规定太死，就会僵化；结构不严密，漏洞太多，容易出现混乱，腐败滋生。体制的运行需要人们自觉遵守规范——相当于软件，还需要人的能动性、创造性、目的性的操作。
谁代表国家利益来真正掌握和保障国有资产，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体制问题，同时是相应的法理和文化依据问题。西方民主国家的解决，是把这些公共事务诉诸于公共会议，选举出权力机构来管理并对选民负责。这在中国的现实中尚难实现。
中国现代国家是在意识形态化的政党领导下，靠军事斗争建立的。党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旗帜，以政治权威作后盾，代表国家建立并经营企业。一方面，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生产领域完全社会化，个人只有分配与消费的利益，没有生产与经营的利益。另一方面，党员原则上是由一批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超越个人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英分子组成的非利益集团。
这种意识形态在一定时期内激发了群众高昂的积极性，取得了工业化初期的辉煌成就。但它难以回避个人物质利益造成的离心力，不能节制至高无上的权力造成的腐败，长期维持下去必然陷入政治、经济的困境，最后被迫改革。
在改革开放时代，以个人为单位的利益原则，渐渐消解了以“国家”、“人民”为单位的信任关系、道德规范。物质欲望无限膨胀，现代理性和法制观念却无从立足。国有资产流失，实质上是国家利益的代表者失职、缺席、退场的问题。
计划与市场，由主辅关系到双轨制，再到完全市场化，国有经济从主导地位到简单多数，再到控股，最后到被非国有企业吞并。所谓改革的深入，就是国有经济萧条、萎缩、崩溃、开小差、收编、易帜的过程，股份制也只是这一总退却中的一步。
国有经济山穷水尽，龟缩在最后堡垒中，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彻底“投诚起义”，接受私有经济的改编；要么重建代表公众利益的企业家队伍，同时接受国家法律和企业民主监督。此外，任何虚构或者照搬的制度模式都挽救不了它夕阳西下的命运。
●国有企业改革不单是经济操作与制度建设，从根本上是如何重建人的价值认同，选择新的文化目标
国有经济的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经济问题，而是一个以文化为根的社会问题。这样说，像书生气的大道理。
可是，在你笑声过后，敢问国企在经历了近20年的改革－衰落、改革－破产之后，谁还在经济、制度上有别的招术么？
如果没有，为什么？请试从这个可笑的视角考虑一下。经济生活不是动物的求生，也不是机器的运转。国企的衰落和私企的繁荣，根本原因在后者有企业的主体，前者丧失了原有的企业主体，成了麻木的植物人，或者无头的僵尸。
有人说，国有经济的权利可以诉诸制度和法律来保障。可是，国家利益早被这个时代的观念抽象掉了。个人物质利益成为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个体经济高速膨胀，国有企业成了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资产源源不断地流失，一步步陷入泥潭里。
147 国营经济的根本问题，是要有一种体现国家利益的文化认同。
主流经济学家解释说，国企制度本身不合理。“国有”太抽象，谁都有谁都没有，谁都不负责任，因此这个利益代表者不可能存在。国企经营者和法人代表们头顶上只有抽象的天空，不可能从中直接获得自己的价值。脚底下却是现实的利益，回避不了利益的无序瓜分，本来就不健全的法制变得更加脆弱。这就是说，国有资产的流失以至于彻底瓦解是必然趋势。
按照“经济人”的基本逻辑——人都是自私的动物，各人只扫门前雪——国家公务员同样有自己的利益，公共事务就不可能实现有效管理，那么国家政权最终是不是也一定瓦解呢？也是，中国历史几千年，都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然而，每个社会的利益关系并不全是以个人为单位。国家、集团、家庭都是不同层次的利益主体。传统社会的国王、诸侯、贵族就是社会利益的代表；中国士大夫虽然受君权支配，也表现为社会主体，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西方社会以独立的个人为基础，国家法律上的主体是所有公民。公民通过法定选举程序授权给议会和政府，相互间以理性和法律相约束。国家管理的公共事务只是一般规则，一般不充当利益实体，也就是只当裁判而不打球。
在后资本主义时代，政府也干预经济，形成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各种不同的利益实体构成股份制企业。这是资本主义矛盾尖锐化后改革形成的产物，现代企业制度可以保障其利益分配合理性（尽管也存在没人管、效率低的问题）。
中国经济不能由国企一统天下。把经济运行放到市场竞争中，经济资源和权力会迅速分散，可能转化为新的生长点。但是，这也可能演变为无序状态，传统暴发户的膨胀甚至黑社会势力的滋长。因为，在国家政权至上的传统背景下，公民自主和现代法理意识缺乏，没有具有现代理性的中产阶级集团，没有政治法律体制的保障，法制体系不可能在短期里健全。
如果国企彻底萎缩，一旦有了危机，传统社会门阀势力、宗法势力、邪教势力、黑势力寄生于私有经济上滋生和肆虐。国家失去国有经济的后盾，政治的绝对权威动摇，其政治整合能力因此而削弱，又缺乏法律制约，可能酿成民族的灾难。
这根本不是什么姓资姓社问题，而是从未突破过的历史命运，也是中国最大的现代危机。
把国有经济全部交付出去是不行的，还要守住国有经济一些阵地，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个方向的力量能达到某种有张力的平衡。国家把握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并且控制经济的主干。问题是在市场条件下，如何使国有经济的发展不致萎缩呢？
紧缩战线，抓大放小，重组结构，形成体系，明确产权，建立法制，这都是走出困境的途径。组建新的企业集团更重要的是一个“黄埔”，培养一批有现代科技管理与现代文化素养，有信念、有理想、有责任感、使命感的企业家。
报载朱镕基总理要找一百位经济改革人才，国务院在行政学院培训高级国企经理，国家行政学院在培训国企人才及国企稽查特派员。共产党员最基本的是信仰，然后才是能力。要超越自己的利益去领导、管理国家的事业与企业。
社会需要一支非“经济人”国家企业家队伍，在法律和行政监督、保障和约束下，管理和经营国有资产。国家保障他们的职业待遇，但他们的职业追求是超越个人经济利益的，像公务员、法官、文化人、科学家、教师一样。
西方法理社会有效的秩序，是以深厚的民族凝聚力及文化认同为前提的，一种超越个人物质利益的理性文化，它从根本上来自宗教的普遍信仰及其价值观念。这是传统中国不具备的，因此，任何深刻的社会变革就不能撇开文化建设。
●消费过剩的警告：不可回避可持续发展与市场经济的对立，全球村必须定位于人本主义的生存方式
18世纪以来，大气二氧化碳含量增长了30％。现在，每年仍以0.5％速度递增，森林继续被大规模砍伐。
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要求各国制定并组织实施相应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规定各国政府必须将国民生产总值的0.58％用于保护环境。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京都议定书》。
但美国政府和国会却不肯接受全球限制排放温室气体的协议，除非主要发展中国家也作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承诺。
工业化国家人均消耗能源7千瓦以上，占世界人口约25％的人消费着75％的能源。约占全球5％的美国、加拿大人口消耗了全球33％的资源。全球消费的有关破坏臭氧层的113万吨受控物质中，发达国家占了86％。
148 波音767飞机——文明生活令人神往，但如果它无限膨胀，灾难就会来临。
谁来养活13亿中国人的问题一度沸沸扬扬，被粮食过剩的现实渐渐淡化了。谁给中国提供能源问题似乎也不存在了，近年来中国电力供应也已经饱和，尤其是经济停滞的情况下，人们还被市场力量鼓励起来扩大用电。
可是，表面上的稳定隐藏着深刻的危机。中国耕地有限，人均耕地面积比1957年减少了60％。土地开发早已打破生态平衡，几乎达到了极限。三峡工程的移民安置难度之大，就是因为实在没有多余的生存空间。粮食产量翻一番，需要投入巨大的资源。而且化学肥料、农药，尤其是工业废物，可能造成土地、资源、生态的永久性枯竭。
中国自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进口量持续攀升。国际油价不高时，人们不觉得有什么危险，一旦卷入世界性的能源危机，就很被动了。按目前趋势发展下去，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将由目前7亿吨增长到2015年的21亿吨，而目前全球为60亿吨。如果未来中国人均排放量达目前美国的三分之二，仅中国的资源消耗就将达到今天全球资源消耗，那无疑是全人类的环境灾难。
改革开放以来，所有树立起来的繁荣的标志，背后莫不是石油和煤的滥用。传统农民利用光合作用形成的植物，如今却成为负担，四处都是人为放火焚烧的痕迹。我们在使用着亿万年以来地球储蓄的能量，而这很快就枯竭，并且导致生态失衡。
农村土地荒芜，四处都是工业化的消费垃圾、白色污染——小时在农村劳动，赤脚下田，最怕的是玻璃片的伤害，那时碎玻璃片是必须小心处理的。可是，今天再没有顾及这些了。很难想象，若干年之后，我们会不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呢？
经济学的职业眼光普遍较短浅，只看到眼前，时间穿透力超不过三五年。频频更新的改革思潮没有带来深层的文化进步，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却被强化为新的教条。我们不能盲目乐观！只有中国人口不再膨胀，沙漠不再扩张，河床不再抬高，森林不再减少，江河、湖泊、湿地不再干枯，空气、土壤、水源不再毒化，动物、植物不再灭绝，我们才有理由乐观一点。
像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建设那样，可持续发展观念大多停留在空谈的大道理阶段。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很少有人将它与人的生存的根本问题联系起来，上升到对整个生活方式及现代文明的全面反省。发展不是绝对的；外在力量、工具、物质的发展终究不是人本身的全部意义。信仰、理性、道德、艺术、情感、价值、自由、自尊、和谐、游戏、创造力更重要。
从民族的经济利益出发，从人权平等出发，我们要争取平等排放工业废物的权利。但这一权利会导致全球自杀性的结果时，我们就要对自己、对全人类负责。正是这种责任感，才使中华民族真正成为全人类的表率和楷模，才使自己真正走在人类文明的最前列。只有大义为重的胸怀和气度，才能赢得一切有理性有良知的人们的普遍尊敬。
工业消费与日俱增，食品多得摧残人的体质，新衣服堆满衣橱，经济学家还在抱怨市场需求不旺，想方设法刺激消费。低技术、低质量、低品位带来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人力浪费，生活品质低下，社会信任危机。私人小汽车被暴富的传媒操纵者们炒成消费热点。可是高品位的文化爱好，如文化收藏，博物馆，私人山林，私人自然保护区，却越来越少。
148 飘动在城市上空的夜。
然而，好大喜功的巨型工程，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各种实体纷纷上马，争奇斗妍，无限竞争，在低水平重复建设，浪费本不充裕的资源，包括资本、市场、智力、传统。结果无法与国际市场早已形成的垄断形成抗衡，造成低级产品过剩。
在今天中国，公路、铁路与航空竞争；私企、乡企、外企与国企竞争；国家已有京珠高速铁路，地方上还要再修高速公路；广深高速公路和高速火车竞争白热化；澳门建造了机场，相邻的珠海也要建立一个，结果业务量只达到设计能力的十分之一；伶仃洋还要建造大桥连接珠海、澳门、香港，预计耗资200个亿，中国人气派多大呀！
这里有没有真正创造奇迹？没有！谁的损失最大呢？环境、资源、文化、教育、生活、国力！资源浪费在低水平的物质竞争上，却没有钱改善文化，提高教育，促进合作，规划未来，与自己竞争，与世界竞争。我们在一系列土跃进、洋跃进的狂奔突进里，消耗了太多太多的激情和理智！如果在无形的精神文化领域里也有这般想象力和宏伟气派，如今该是另一番景象。
说来说去，九九归一，“现代化”只是经济全球化，只是模仿西方人现在的生活方式标准，而不是基于自我内在需要和创造性追求。现代经济学不断地发明各种模型，却越来越不具有描述实质性经济过程的能力，与这个学科的理论前提的狭隘有关。经济学家需要从知识谱系及其分科原则上作深刻检讨。经济学的哲学前提需要一个转换：由“经济人”回到人本身。
●超越消费社会不是权宜之计，应综合为新的文化哲学，强力扼制广告污染，挽救人类的自由与健康
中国经济由需求短缺到消费过剩，由卖方市场转化为买方市场，标志着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功，同时也意味着改革开放的核心使命及动力资源已经终结了。此后需要的是罗斯福式的主动的自上而下的新动作，以高瞻远瞩的国家行动建立新的生长点。
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劳动是受苦，消费才是享福。这通常是一个异化的社会，或者一个腐败烂熟的文明里，徘徊在生活底层的人们的观念。在自由、积极、进取、创造性的背景里，人们更多的快乐在马克思所谓劳动，亦即能动的实践过程中。
人的生活不只是物质消费，更多是精神体验。物质消费给匮乏的人以真切的满足感，但物质占有只给人消极的保障。
幸福是幸福的感受和体验，是人超越其基本生存需要，以自由的创造性劳动，发挥自己的潜能，安排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价值。自由劳动作为人的基本生存活动，本身就是幸福与快乐之源。在人的创造活动中，社会生活得到全面的提升。
探索、创造、游戏、交友、表达等活动本身就是人的快乐之源，成就感、荣誉感、美感、爱心、自信心、尊重感、自由感就是幸福感。在这里，消费只是验证劳动过程实现的一个环节，也带有更多的品尝、探索、冒险、欣赏的内容。
人生的幸福感、满足感在多大程度上来自自主的活动，这是判断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生存状态是进步还是堕落的标志。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里，人们只是以本能的欲望为本位，文化的提升也限于道德和情感上。儒家伦理道德，是对于物质享受的克制、谦让、共享。孔融让梨，把物质享受让给别人，以获得人与人、人与家庭、人与国家关系上的伦理之爱。
直到今天，这种道德仍是社会倡导的主要内容，更高层次的人生价值，如对自由、个性、创造性的追求，对大自然的好奇、探索、改造，对无限世界的思考、信仰等等，道家、佛家虽有涉及但比较消极，只为少数出世的知识分子所崇尚。中国人的观念里，物质生活是至上的，经济、生产力、科技倍受重视，而文化、教育、道德、法律、社会制度、精神文明等等都围着它转。
生产性社会里，生产决定消费。而现代西方社会进入了消费社会，消费支配着生产；中国的短缺经济也已经结束，卖方市场转化为买方市场，这是一个进步，但问题也随之而来。生产社会里，人们努力工作，辛勤劳动，其中有创造和探索的快乐，有对文化的向往，有信仰，有神秘感，有未满足而产生的期待和幻想，有生存的压力而产生的某种悲壮感。而现在人们面对着远远超出自己实际需要的消费品，反而不知所措，于是以刺激出来的欲望来增加消费需要，以维持生产的运行。
一个只是为了物质消费而生存的人，在爱因斯坦看来，与一头被豢养的猪没有什么两样。他还说：光有知识和技能并不能使人类过上幸福而优裕的生活，人类有充分理由把对高尚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的赞美置于对客观真理的发现之上。人类从佛陀、摩西、耶稣这样的伟人身上得到的教益，就我来说要比所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建设性的见解更为重要。
毛泽东晚年与西方许多思想家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消费社会的问题，他认为人们丧失了革命战争年代那种革命热情和拚命的精神。这种忧虑虽然是一个农业国的精神领袖对于现代文明的反省，与他的极左思路，尤其是斗争哲学的偏执相联系，但也不能简单地归于过分的浪漫主义和乌托邦理想。我们不能走回到那个荒唐的动乱年代去，但也不能认为从此走的路一定是康庄大道。
1995年夏，我独行在神秘的青藏高原，一个多月里去过那么多神奇的地方：唐古拉－布达拉－乃堆拉－珠穆朗玛－希夏邦玛－聂拉木，花销仅两千多元，通常的旅游者在拉萨及周围地方转一个星期就需要这个数的两倍。在步行两天到珠穆朗玛峰的山路上，很多健壮的欧洲男女，背着沉甸甸的大包，有的骑着（经常是推）自行车，大口喘气，但精神焕发。在最艰苦的环境里碰到的欧洲旅行者居多，而到拉萨游玩的内地汉人远多于欧洲人。正在攀登珠峰的九支登山队，除一支来自台湾，全是外国人。
与一位主要靠徒步上山的英国人同行，我谈到一百年前英国军队到过这里。他说那时英国军队无处不至，他们是最强大的军队。现在英国军队呢？不再强大。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再去教堂，只关心汽车、房子、钞票！
我深深体会到，一个民族的落后从根本上不是物质上的匮乏，而是精神的平庸，人格的苍白，灵魂的空虚，性格的懦弱，心理的疲软，身体的懒惰。骑自行车的旅行者肯定比乘小房车的旅行者健康——这完全是从个人出发的，无需任何道德标准。
西方人在反思工业文明的人类中心主义，提出建立人和自然的新关系，这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天人关系上的消极无为有某种相似性，但也不可相提并论。在延续几千年的农业文明之后，我们在工业化道路上又过分狂热，还来不及形成全民性的思考，就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其程度早已超过别人。再拿祖先的“天人合一”来炫耀，实在有点自欺欺人。
况且，美洲、欧洲有大片没有人烟的森林、草原、荒漠、湿地，而中国农业社会的土地开发程度，是世界上最彻底的。中原地区视野之内，一派田园化的景观；沿海地区人口膨胀，更是没有一片自然的土地和水源；连云贵川山地，也被过度开垦。
我们需要冷静地反思消费社会存在的问题，从被动的、消极的、无节制的、被操纵的、依赖性的过度消费中走出来，进入文化生活之中，更多地进入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艺术、科学里，回归大自然中，寻找人的价值。
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一个大国对全人类承担的责任，真正体现我们古老民族的智慧。这比让外国人拖着我们一边敷衍，一边跑，更加主动、更加有创造性、更加有实质内容。只是目前还停留在有限的概念宣传和舆论约束上，没有形成整体的战略思维。
首先是一个历史反省问题。工业化以来，人类的能力超出了自然生态的循环，也就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所剩无几的自然风光是千百万年上天赐予的遗产，搞宏大的建设需要综合考虑其后果，再不能被唯利是图的开发者破坏下去了。
其次是生存信念重建问题。哲学家海德格尔提出“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人类的生存是一种境界，生产与消费需要保持环境的平衡与和谐。狂妄、征服、傲慢、轻率、好高鹜远、刚愎自用、自我中心，无节制的浪费，恰恰是恐惧、匮乏与自卑的反应。
再其次是法律和道德问题。现代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仍然无法解决个体与整体、当下与长远的利益协调问题。自律的原则，节约的原则，自信的境界，需要一种超越市场的学校、传媒等社会文化力量来建立，要努力实现全球性的立法与约束。
最后是工具和途径问题。科学技术造就了现代工业生产，它的使用必须小心谨慎，不能把具体的手段凌驾于整体性的目的之上，必须消除技术手段的异化。同时解铃还须系铃人，需要合理利用它来解决出现的问题。
149 广告垃圾——现代技术可以让谎言重复千遍万遍。
广告以商业为目的控制人的自由意志。人的感觉和判断被商业利益的包装效应所操纵，只得身不由己，随波逐流。
广告狡猾地钻进文化语言里，以文化形式伪装自己，却像噬菌体在寄生体上繁殖一样，抽空了文化的内容并瓦解它。利用人们认同的观念诱导人，挑逗和刺激并放大其欲望，说服人接受眼花缭乱的时尚支配，购买自己本不需要的消费品。
广告使文化作品和文化活动支离破碎。“文化搭台，广告唱戏”，文化活动和文化作品成了广告的点缀、工具。看一个好节目，不得不每天守着电视，被灌之以大堆广告垃圾，你还得感谢广告赞助商的解囊。
广告假借现代科学名义，传播着非科学、反科学的迷信。一小瓶无色无味的液体被传媒广告赋予神奇的效应，与过去江湖法师们在一碗清水里画符念咒无异。后者依据的是神祉保佑，前者依据的是随意杜撰的“科学”道理，没有任何实质的不同。
广告语言不是中性的描述语言，为了体现卖方利益，随心所欲地夸大商品的价值，甚至将假冒伪劣产品推销给买方。制造虚假的逻辑、信息和概念，歪曲和混淆人的感觉、判断、思维、情感、想象力，以达浑水摸鱼，操纵人的购买和消费选择之目的。
广告悄悄地给人注入消费至上的价值观，它看似为人服务的软绵绵、温吞吞，实际上却弱化着人的正常理智，助长人的矫情和虚伪，挤占认知空间，消磨自由意志，瓦解文化结构，淡化个性，毒化心灵，污染精神，使人傻瓜化、动物化、机器化。
149 消费垃圾——现代生活的烂疮。
广告对儿童的心灵毒害尤其严重，儿童缺乏经验，缺乏理智和判断能力，受到精心设计的废话、假话的操纵与诱惑，他们的观察、思维、想象力、价值观都将发生严重畸形。广告对现代人精神上的操纵，与香烟、毒品对于人生理上的操纵本质上是一样的。毫无文化内涵的流行时尚，丧失理智的狂热追星族，就是现代消费社会的典型表现。
行政部门有责任对广告实施更有效的监督、审查，税收部门从广告中提起更高的财政收入。必须控制传媒的广告，工商管理部门和消费者保护组织，要对广告的筛选、制作、发布实施监督。可否将广告管理与国家对经济宏观调控的功能结合起来，旨在维护正当的经济和市场秩序，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为国家政治、文化、教育事业提供经济支持。
控制广告泛滥，污染公共生活，并不是禁止生产和消费的信息交流，而是限制那些有碍公众自由选择的强制性广告存在，并且防止广告对文化的瓦解和肢解。实行广告分类，开办专门的广告杂志、电视频道，免费宣传品，不影响公共视野的广告牌，提供消费者自愿选择的咨询信息，是目前有效的替代方式。应当绝对禁止儿童商业表演及针对儿童的商业广告。
消费生活应由“扮酷”、“作秀”、扔垃圾，回归到以内心生活为主导的精致、优雅、内秀上，更多的诗意化，艺术化。
人的全面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只在物质生活条件上理解可持续发展是不够的，必须落实到人本主义的归宿上。
人类需要自由的心灵体验、活泼的原创思维、纯真的人际温情、崇高的审美情趣。一句话，需要唤醒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