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科技跟踪——人文生态枯萎
●20年来，大陆中国科学家在任何一个领域，没有搞出过任何一项新理论，任何一个新概念，任何一套新方法
所有经历了70年代末“科学春天”到来的人们，决不会忘记当年那份学科学的激情。如今清点中国科技，成就如何？
机械制造专家，前国家科委科技干部管理学院院长施汉民先生告诉我说：20年来，在所有的科技领域里，中国人没有作出过任何一项有价值的新概念、新体系，新方法。最初，他只是说在他的领域，然后把结论推广到所有领域。
事后，我在一系列学科的专家那里得到确认。只有个别人猜测，也许在一些军工部门，还有些中国人独创的项目。
150 华罗庚
中国地大物博，有几千年不断的农业文明。中国生物学也确是一个曾经发达过的学科，60年代还在世界先进行列。可是，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一位高级负责人的说法，如今中国生物学比印度、巴西还落后，而且落后不止一个级别。
有人会说，80年代不是也出了王选吗？是的，王选的成就是巨大的，他的个人境界也很高，但汉字处理技术在整个信息技术里算不上太大的发明。更多比这还小的发明，带来的效益也很可观，但对于国家高科技竞争力的增长贡献很小。
人们还应记得，80年代中期从上到下就掀起新科技革命的热浪，一时新技术革命、第三次浪潮、信息时代、后工业时代等新概念吹遍知识界。人们说在信息时代，传统的资本、设备及整个生产方式都将被超越，我们与发达国家处在同一起跑线上。
而且，中国70年代就拉出了光纤，几乎与世界最发达国家同步。那是多么令人激动，多么豪迈的新起点啊！
可是，今天中国所谓的高科技产业，与西方不可同日而语。2002年元月，朱镕基总理参观印度著名的软件业，希望未来世界第一的中国硬件，与世界第一的印度软件结合。硬件的关键是芯片，中国芯片技术今天还几乎是零！路途多么遥远！
最大的高科技企业都极其脆弱，没有原创产品，没有自己的操作系统，只是跟随外国人跑，拷贝洋软件，倒卖洋硬件。在国外根本不能立足，之所以还在国内苟延残喘，是因为没有开放，可以垄断价格。而这种饮鸩止渴行为，比盗版更为致命。
人们也许还不能接受上面事实——在大力倡导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的中国，科技果真有那么严重的危机么？
如果你以为作者在故意耸人听闻呢！请你继续看各方面触目惊心的事实：近年来科技水平一直呈总体下降趋势。
150 国足们——与中国大学及教授、博导、院士们相比，他们很不幸，因为他们玩个假球，球迷看得出来，而且不依不绕，更要命的是，每过几年就有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压力，是骡子是马，得出去遛遛，出了丑谁也遮不住。
与中国足球相比，中国学者们很幸运，因为他们的观众都是外行，对高深的科学没有批评、指点的份儿，因而它能够无限地承受着人们的敬仰。大学的腐败，知识分子的窝里斗，学术活动的黑哨，在外面几乎没有任何制约力量。
国人们用自己的钱，养着如此庞大的学者队伍，包括教授、博导、院士，其中几乎没有一个世界级的大师。可以想象，他们如若像足球队那样，每过几年得到世界舞台上遛遛，在国人面前露一露是骡，还是马，肯定将丑态百出。
然而，这幸运也是它的不幸。没有公开的竞争，也没有真正的动力。中国大学才成为国外被淘汰人士的收容所，学者们狐假虎威地用假学术粉饰自己，那些占着坑位，养尊处优的假权威们更无所收敛，冠冕堂皇的学术外表包裹着的是垃圾。
●中国科技领先世界水平，文革前后都还有几项，科学春天里反倒绝迹了！近年，科技竞争力居然一直在下滑
中国重大科技成果数量明显减少，质量也在下降。国家发明一等奖由1988年的4项、1991年的2项，到1992年、1993年的零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由1985年的1761项到1993年的441项；自然科学一等奖1983年到1989年，共颁发一等奖13项，年均二项，1990年到1993年四年总共也只有一项，平均每年0．25项，二等奖同样明显减少。
1995年中国在国际上发表科技论文数共6395篇，虽然比上一年增长了7．4％，但引用率几乎没有变化，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中国大专院校的专利申请量在1995年下降的情况下，1996年再度以3％的幅度下降；1996年中国GDP世界排名第7位，从事研究与开发的总人数与企业研发人数均列世界第4位，但科技的国际竞争力却排在28位，是中国国际竞争力8大类指标中唯一连年下降的一项。【摘自杨晓升《告警——中国科技的危机与挑战》，百花文艺出版社】
《瞭望》周刊2000年第2期消息，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1999年度《国家竞争力报告》说，在47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科技竞争力从1998年度的世界第13位降至25位，1996年度为21位。分析这个排名的26项指标便发现，中国占相对优势大多是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的绝对数（如研究与开发人员总数等），如果按科技发展的质量（如取得专业资历的难度、人才外流）、基础设施和人均资源及成果来说，中国还远远在这个名次之后（1999年排名降低正与指标的调整有关）！
新世纪伊始，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和自然科学一等奖继续空缺，但新设立了中国最高科学技术奖引人瞩目。然而，获奖者82岁的吴文俊和71岁的袁隆平——竟然都是从那万劫不复的文化大革命中漏网出来的，而且其主要成就是那个时代做出来的。
那万恶的“极左”运动之后，中国还留下了陈景润、吴文俊、袁隆平等科技大师，至少还留下几项辉煌。
151 人工合成牛胰岛素
151 袁隆平
很少有人反思一个事实：这两个伟大成就的主要完成于文化大革命前后，而不是在“科学的春天”里，不是在改革开放之后。
【本书在寻求出版的两年里，事情并没有起色。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的一等奖仍然空缺。第二批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得主王选的成就是80年代作出的，但基本上国际先进技术在汉字上的应用，而黄昆的主要成就则是40－50年代作出的。】
用今天人们的眼光去看，袁隆平的外表“老土”，内心生活却像天外来客。以下是摘录《经济日报》记者的语言，从中可以看出他与常人的不同。其实，他的“怪异”何尝不是反衬着我们这个以他为怪的时代的病态呢！
1998年6月有人炒出特大新闻：“袁隆平”名字的无形资产值1000亿元。对此他泰然面对：人的身上，最值钱的东西，是脑袋里的知识！我这么个糟老头子，连骨头卖了都值不了几个钱。我们家里从来不谈钱，每月工资1600多元，外加其它共有三四千元，够了！他还把自己与美国水稻技术公司合作所得顾问费全捐献出来，设立“袁隆平杂交水稻奖励基金”。
袁隆平手里掌握着上千万元科研经费，生活却极其简朴，没有名车豪宅，没有海滨别墅，与50多名工作人员吃住在基地。每天睡觉前读半个小时书，平时爱听音乐，激情来了还拉小提琴，或舒伯特的《小夜曲》或舒曼的《梦幻曲》，夫人随他一起弹起电子琴。他没有秘书，没有保镖，一个人来去自由，也不怕绑架，他说自己没有钱，也不需要钱。对于众多的头衔和兼职，能辞去的坚决辞去，能不参加的会议一般不参加，梦魂萦绕的只有杂交稻。“我不在乎那些名利。”
杂交水稻的成果基本上是无偿使用的。杂交水稻研究要不要与市场接轨？袁隆平为什么不申请专利或者垄断经营？那样的话，他将真正成为世界大富翁。对此，袁隆平的回答是：“我没有想这么多。谁想种都欢迎，而且越多越好。”
那个时代反而搞出了今天人搞不出的世界一流成就，其中必有内在的原因。袁隆平的地位并不高，出身不好，被扣上“搞资产阶级盆盆钵钵”、“走白专道路”等帽子，甚至被打成“反革命”，精心培育的不育试验秧苗被人扯掉丢在井里。可是，他内心的纯朴信念没有改变——“我做过一个好梦，我们种的水稻像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粒子像花生米那么大。”
151 吴文俊
还有人所共知的“两弹一星”，也主要是在60－70年代，完全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人勒紧腰带做出来的——杨振宁确证这个事实时，感动得哽咽起来——虽然不是世界领先，但与世界最先进的水平相差不太远。
151 中国自己研制的原子弹与卫星
面对今日西方高科技，我们在目瞪口呆中得出结论，战争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已经让位于科技的强大了，人海战术再也行不通了。可是不能忘记，正是在50－60年代人们饿着肚子的时候，中国的顶端科技在绝对封闭的情况下却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其发展势头远远超过今天口口声声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实际上却无所作为，并且腐败得无以复加的科技界。
当然，不能夸大、美化那个时代。实际上，那时集中国力发展的高科技，大多出于国防需要，包括意识形态需要，而不是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这些成就大多没有形成相应的产业。而且，当时得益于建国前后从欧美归来的教育和科技力量，借助于此后从苏联获得的基础。另外，人们的创造力主要来自信仰与情感层面，由于教条主义蔓延，人们在科学的文化底蕴上，在理性思维上的优势日益弱化，到70年代，大师级人物就老化了。如今，那个时代的弱势并无改善，优势却一去而不返了。
我曾在前核工业部所属的一所高校任教，同事中许多人来自前核工部门，许多学生也是各地核工业战线的子弟。两年间听过许许多多关于那个时代的动人心弦的故事。可是，这所学校的现实生活却再没有过去那番生机。一方面，许多人奋斗了大半生之后，却迷失在新时代里，把单位当作养老、托少的地方，使它充满低级的名利争夺。另一方面，它又比任何单位都一本正经，极左意识形态的眼光扫视着每个角落。在直观里，你很难把这里的人们和过去“两弹一星”相联系，很难想象当年那些工作、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山沟里却情怀高尚的人们，在如今开放的时代里，在城市生活中，会变得如此狭隘、自私、平庸、浅薄。
●中国历来有知识崇拜，对赛先生顶礼膜拜也80年了，还经常得奥林匹克竞赛冠军，为何至今与诺贝尔奖无缘？
在形式上，诺贝尔奖与“世界第八大奇迹”、“东方巴黎”、“中国莎士比亚”一样，都是用西方标准定位文明成就。
不过，前者更多地体现全人类对话的文化成就（尤其是科学奖），而后者只是一种外在的面子，里面包含弱势文化屈尊的因素，强势文化以国际化的名义表现其傲慢的心态。诺贝尔奖设立近百年，科学奖的获奖者450多人，其中南非、阿根廷、印度各有几个，巴基斯坦也有一个。1949年，日本人得了一个诺贝尔奖，举国欢腾——日本有救了！
世界人口数中国最多，除了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崔琦、朱棣文这些华人或华裔获奖者，大陆大学或科研机构培养的一个没有。中国的科学与民主口号喊了80多年，早已家喻户晓，为什么却进入不了世界最高科学殿堂？
中国小学、初中学生知识水平分别相当于西方的初中、高中学生水平，中学生在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上连连披金挂银，中国孩子一出国就无法回来跟上班。可是，同样是这十二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本土上的科学家们至今连一个诺贝尔奖也拿不到。
这一矛盾的事实能够清楚地说明很多问题：
首先，中国孩子能有如此成绩，说明中国人普遍智商并不低，也不缺勤奋进取的精神。
其次，中国缺乏独立的思想、信念、想象和创造，只有知识教育，只是照搬和模仿别人现成结果。
再次，中国人缺乏文化提升和精神激发，知识不仅不能变成发现和创造的能力，反而成为文化包袱、思想禁锢、心理逃避。
最后，中国人急功近利地接受前人和别人的结果，少年就老成，越老成越无能。文教科技事业在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分配上消耗了太多的精力。西方科学史上为了真理、为了信仰，多少人面对孤独，遭受迫害。而当今多少中国知识分子为了职称、学历、名望、权力奔走，争斗可谓惊心动魄。教授、研究员、博导甚至院士的名份，成了虚荣与势利的目标。多少人陶醉在成功里，踌躇满志，飘飘欲仙，又有多少人挣扎在竞争的泥淖，失败后痛哭流涕，甚至轻身自杀。
据说，中国最有可能获诺贝尔奖的人是经济学家。不过，我有一私愿，我要祈祷上苍，在别的项目未得奖之前，让中国经济学家得此殊荣。因为那样，自卑而好面子的国人更会发狂地走向经济思维，中国将成为一个可怕的经济动物王国。
152 奥运冠军——中国人善于玩人家的游戏，要自己独立玩一种游戏，就不行了。所以，中国人能得奥赛冠军（运动或考试），却无缘诺贝尔奖。
中国人太多实惠主义，很少笨蛋傻瓜。机心太重，城府太深，小聪明太多。说穿了就是自私狭隘，虚伪厚黑，急功近利，勾心斗角，沽名钓誉，欺世盗名。这个四大农业文明古国中唯一完整维持的国度，其文化烂熟到极点。人的理想、抱负、进取心以及人际关系，陷入相互间无序的内耗之中难以自拔。“与人斗争，其乐无穷”。有势有权的政客、官僚、权威、名人、大腕大多凭借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明争暗斗来获得成功，而这种成功又是人的地位、尊严、荣誉、面子的标志。
人与人之间竞争、协作只是自己生存的需要，至多是大家生存的需要。几乎从不指向更高的目标，指向人生的终极价值，指向世界的客观真理，指向上帝或艺术。说到底，中国科学的全面堕落，也不只是体制问题，更是深层的文化心理问题。
没有反思，就没有真正的智慧。有一位生物学老师，每年都要问那些只关心学习知识应付考试的学生，什么是科学，几乎没有人能直接回答。让他们回去找资料，写来的文章多把科学等同于神圣信仰，科学史就是真理终于战胜了谬误的历史，达尔文就是勇往直前，一身正气，不折不挠的真理化身。怀疑、反问、探索通通只有过去式。
功利主义也带来创造性，其实任何人的行为都是功利主义的，就看他离开人的本能有多远，越是中间增加了信仰、理性、道德、情感的因素，也就越包括文化的因素。我们说某人是功利主义，是说他急功近利，出于自己本能地捞取好处。其实在为上帝而履行职责的宗教信徒那里，在为国献身的战士那里，在特定的目的与行为关系上，仍是广义上的功利主义。
近年来，听说中国科学院，还有一些高等学校的科研机构要搞一系列重大改革，非常欣慰，非常痛快。可是，体制上的改革不过是外科手术，只能割除明显的有形的积弊，扶持的人也只有一时的冲劲，整个体系仍然沉浸在功利主义的大氛围里，这样新的利益纠缠不久又会形成新的恶性循环。在狭隘功利主义的圈子里的改革不可能改变现代中国的根本问题。
作为一种抽象可能性，这完全没有问题。现代背景下的10年，20年，任何人间奇迹都有可能创造出来。因此，这里实质的问题并不在时间的迟早，而在社会的科学氛围与人文生态，在科学家的内心状态与实际行动中。可是，如果考虑中国大学教育与科研体系的日益腐败，学术文化氛围的严重空白，那么这一预测实在缺乏现实的依据，除非寄望于极偶然的个案。
也许杨先生本意是给青年鼓劲，他有很多批评中国科学与教育的话，经常是借分析中国人优势时委婉说出的，粗一看是在表扬我们；也许他并不了解中国科技界致命的腐败，毕竟年过古稀的他，再不可能有30来岁做出一流成就时的敏锐眼光了。
与此同时，另一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回答记者中国何时获得诺贝尔奖的提问时，似乎答非所问地反问，巴基斯坦有没有？记者不知道，其实是有的，不过是在国外作出的成就。李先生借此说，国外工作的华人得的奖也应当算中国人的。
另据北京电视台报道，记者问一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今天中国数学在国际上是什么地位？回答是：完全不入流。
●中国科技触目惊心的烂疮：教授、院士满天飞，硕士、博士遍地滚；学术泡沫泛滥成灾，权威体系劣胜优汰
太平天国初期，封了5个王；到寿终正寝时，已经封了2700多王。据说天京街头，走十步可以撞到一个“王爷”。
今日中国著名大学校园，走五步可以撞上个“教授”，走十步可以撞上个“博导”，走五十步可以撞上个“院士”。
1955年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仅172人。出于谦虚，当时不敢沿袭苏联科学院叫“院士”，而只叫“学部委员”。
现在，每两年增选的两院院士就接近这个数，这样增长下去，总数将会达到2000人。教育部负责人在一次会议上说，院士里有没有假，外人没有资格说三道四，但一些明显的现象，如某单位投票人越多，自家人当选率越大，叫人疑惑不解。
中国科技大师怎样形成的？投机取巧中捞得一点原始资本，用于宣传包装、疏通关系，实际上就是泡沫艺术，粉饰假成果，制造假鉴定，捞到真实惠，真奖励，成倍的资源滚滚而来；这些资源，就是成功的资历，成了新的通行证，然后照此逻辑，重演“泡沫的扩大再生产”。这样不断循环，以至于一位无可置疑的“科技大师”终于形成。
这中间，当然需要一些“螺旋式”上升，譬如长期在本单位当“牛人”，可能会露馅。就像那缝制皇帝新装的裁缝师傅，不时要转一个地盘，不仅可以避免泡沫兑现的窘境，而且可以趁机猛抬身价。毕竟，今天是个“重视人才”的时代。
没有原始资本的人，或者有点资本不懂如此营运的人，包括一些想做真工夫而不懂包装的人，定会被中途淘汰掉。
牟其中制造泡沫，圈的钱越多，损的人越多，他自己离毁灭也越近；街头传销越狂热，底层被煽起受骗的越多，就注定要被取缔了；股票猛涨，众人拚老本追涨，长期以往，股灾就不可避免。但是，“科技大师”的神话不用担心破灭，为什么？
第一，“大师”们获得的名誉、地位是一种无形的资源，而科研经费并不来自个人的腰包，也不受市场效益约束。
第二，现代科技，尤其是高科技，一般人不懂，各专业间也是隔行如隔山，而中国根本没有健全的学术同行评价。
第三，大家都是各搞各的小摊子，即便一个单位也老死不相往来。需要时才找帮哥们来吃个饭，就算鉴定通过了。
第四，中国科学无比神圣，人们像中世纪圣徒一样崇拜科学家，几乎不可能形成法律、行政、道德、舆论的监督。
第五，在这知识爆炸的时代，“大师”们只需随意抄袭一点洋玩艺，甚至连改头换面都懒得搞，就可以拿来唬人。
第六，在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巨大的经济效益极易造成一种假象，把真正原创者的功劳转移到众多运用者身上。
中国“科技大师”们很像职业魔术师。但魔术师承认他在骗人，而“大师”们却通常不承认。因此，他们又更像法轮功！
再联想到国有企业，由于利益的主体之间没有规范，绝大多数都垮了。而科技文化单位无法直接计算效益，根本跨不了。
中国体育黑哨、黑球泛滥，背后交易横行，但毕竟还有一个联赛制度。科技界却没有透明、过硬的竞技场，能看真工夫。科学基金项目的申报，里面的腐败对行内里的人来说，是公开的秘密。真东西极少，绝大多数都是浪费。
据报道，中国工程院一个道德委员会取消了少数以贿选等不正当方式影响投票的院士候选人资格，多少给人一点欣慰。
我们以为，腐败只是在官场，科学仍然是高尚的，干净的。人们看到“导弹不如茶叶蛋”、“教授卖烧饼”之类脑体倒挂的外部现象，但很少有人看到在中国科技界、知识界内部，另一种现实如今正在突现出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学事业正在彻底烂掉。“假球”重重，“黑哨”重重，黑幕重重，有效性工作只有10％，无效的、假的工作90％，甚至100％，全军覆没。
欺世盗名的需要都已经形成了可观的产业，并且造成了众多投机者的暴发。最低一级有非法的假文凭假证书，大街上就可买到；高级一点有高校廉价批发的介于非法与合法之间的硕士、博士文凭；再高级一点，近年稍有学术活动的人都会经常收到各种变相资助的用稿通知，全国名人甚至世界名人候选登记；庞大的文化学术机构、学术出版物、舆论宣传，在崇高的科学名义下包裹着多少假冒伪劣成分。在普遍劣胜优败、劣币驱逐良币的背景下，剩下几个傻瓜又能成什么气候呢？
一年多以前，我听到来自某个著名研究项目的内部传闻，说项目是假家伙。我惊讶万分，正好认识当事人，便用电话询问。不料他当即十分惶恐地跑到我家里来，澄清他决没有说过这个话，并要求我绝对不要外传。我一时不知深浅，以为自己听错了，差点闯了祸。现在无需如此紧张了，因为该项目早已“寿终正寝”了。其实，这类事情根本不新鲜了。
中国学者的论文创见少，在国际学术刊物上的引用率低。国内多数杂志论文质量更是低劣，人们为了谋求学术地位、职称、工作量，一点成果，一点见解，被灌水并复制成无数篇泛泛而谈、不知所云的文章，甚至干脆用剪刀加浆糊来抄袭、剽窃。引用文献时，最主要的文献故意不提，好像是自己的东西。许多学术杂志为作者们欺世盗名的目的而办，靠收取版面费生存。
科研事业的社会代价是折腾造纸工人和印刷工人，制造废纸，甚至有理由照搬文革中“四人帮”的荒诞话语：知识分子比工人阶级低级得多；用今天经济学家的话说，这种折腾有利于扩大就业；但在环保人士看来，破坏了森林生态。
没有客观的评估系统。常听说什么鉴定会，行外人听了肃然起敬。可是，几乎所有行内人都说，“鉴定会”早就烂掉了。客气一点说90％是假的，不客气点说99％假的。通常成了“吃喝会”，人们在酒足饭饱之后即便明知结果有问题，也写不出来了。那些认真提问题的“死脑筋”，根本没有人来请。还有一种“追悼会”的说法：一个课题做不下去，该结束了，于是清理一下能够给自己留下的名份，请些哥们来给自己作个总结，然后换个地方再去捞另一把。
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一般认为有两个，一是投入不足，二是科技效率不高。前者从根本上是决策的实用主义、急功近利心态决定的；后者与科技工作者本身的文化科学素养低下也是相联的，绝大多数人只是将科技当作自己一份谋生的职业。
我们一直以为，科学老老实实的，是不能讲情面的。科学家头上有一轮神圣的光环，我们想不到他们也是我们中间的人，他可能只是一个打着自己小算盘从事这个职业的人。他的科学探索，受他内在的人文素养和人文关怀的支配。
153 学术泡沫
一位已故著名数学家晚年面对应接不暇的荣誉和待遇私下悲伤：年轻正需要扶持时得不到，人到晚年实在不可能有作为了，却在高喊振兴中华，作“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状。王选也说，年轻时我是真正的权威，没人理我，现在年老了，跟不上学科发展了，却成了权威。三年三个院士头衔。不知那些有幸得此殊荣却不幸当作偶像的人们，有多少人有这样的自知之明。
文教科技部门官僚化，没有学术对话与交流氛围，学术文化名流中假冒伪劣多了。什么“学术带头人”、“跨世纪人才”的培养，大都是凭人情关系与行政手段在暗箱里操作，没有公开、公正的实力竞争，结果是优败劣胜。
重视人才挂在嘴边上，重名不重实。各单位想尽花招，争先恐后，将那些有种种辉煌灿烂的头衔却再不可能发展的名人，那些七老八十的院士们挖进自己单位，献上尊敬、热爱、吹捧，呈上洋楼、汽车、钞票，当作活菩萨供奉起来。
单位间为某人才的归属发生争执，还可能翻脸。但这不过是无耻官僚们玩的游戏：游戏双方为各自的面子，争相应允当事人各种条件、资源。有时为捞一条小鱼搅起千层浪，几个回合下来，大家越搞越惊心动魄，外人以为真有条大鱼在里面。聪明人参透了其中奥妙，便学钱钟书小说里的人物反玩一把，吊起众多单位的胃口，纷纷前来垂钓，顿时自己身价大增，名利双收。
怎样一种“叶公好龙”——捏在自己手里的真人才并不重视，而好大喜功地去外面挖人，显示自己的政绩！
怎样一种“皇帝新衣”——以现代科学的神圣名义给自己脸上涂抹荣光，一种古老的虚伪和腐朽的幽灵借尸还魂！
怎样一种“狐假虎威”——原本平庸的投机者吹捧权威、大师、名流，向不再有作为的老朽献媚，谁也不敢不买账！
中国学者英年早逝者的很多。他们苦行僧般的工作，包含很大的功利主义因素。许多人周末不休息，精力折腾在职称、待遇上，消磨在一般事务性工作上，消耗在官僚政客的扯皮环境里。他们许多人值得同情，却并不值得敬仰。
写到这里，特别想到旧日的朋友梁安辉君，一位曾与我有许多跨学科思想交流的朋友。这位刚从名校毕业的硕士，一面连连在国际著名刊物上发表多篇高质量论文，一面却陷入周围环境的扼制之中。他满怀一腔报国之志，爱校之情，花了一个月时间写出一份针对本单位学术现状与发展的长篇报告，领导甚至还印发给了上层某个圈子。然而一年后，他彻底绝望了，连个讲师职称也没要，矢志向海外寻求发展。在中国，说这种故事的人总是痛心疾首，听的人却一点也不感到新鲜。
就在他无比感伤地出走时，我正投入一项更加疯狂、更加持久的文化建构中，事情当时看起来势不可挡，本身又绝对不对任何人构成损害，没有任何理由失败。但如他所料，三年后我也落入更深的陷阱。事后回忆，我们先后的心理轨迹惊人一致。
中国，莫非你真的太老了，不可能承载真正的现代精神了！你的资源只剩下倚老卖老，一如越是自称“老朽”的人，越是能够赢得尊敬。爱因斯坦说，谁要是把自己标榜为真理和知识领域里的裁判官，他就会被神的笑声所覆灭。
梁兄不知今安在，欧风美雨可耕耘？
●中国曾有个“小心求证”的陈景润，却没有“大胆假说”的哥德巴赫；863项目大都是些实用主义的跟踪研究
154 陈景润——假如他钻研的所谓“1＋1”问题不是在西方人早先提出的，而是他自己想到的，别人不叫他疯子才怪呢！
这个计划希望通过15年的努力，跟踪国际水平，缩小同国外的差距，并力争在有优势的领域有所突破，培养新一代高水平的科技人才，带动相关方面的科学技术进步，为世纪之交的经济发展和国防安全创造条件。
但是，由于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十分有限，只能以“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的方针，选择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等高技术领域的15个主题作为研究与开发的重点。
今天不难看出，这个计划本身存在致命的弱点：其一，投入有限——中国落后，拿不出更多的钱来，这是事实。可科研经费的增长远低于经济增长，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就说不过去了。其二，领域有限——只选择了几个重点的领域，这固然有明智的成分。可是，现代科技是整体发展的，尤其是基础科学不能企图立竿见影，急功近利会适得其反。其三，目标和方式有限——只是跟踪世界先进水平，缩小同国外的差距，人家有的东西我们跟着搞，不是独立发现和创新。
中国科技研究与发展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1990－1994年分别为0.91％、0.72％、0.70％、0.52％、0.56％。国家科学研究支出在财政支出中所比例，1983年、1986年、1990年、1992年分别为6.1％、5.1％、3.6％、3.4％，依次递减。
突出的功利主义使这个原本长远、宏伟的科技振兴计划成了短视、应急之策，在有限目标上似乎缩小了差距，却未能从宏观战略上提升中国科技整体实力。在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春天里，出现上述结果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惊异地发现，中国科技发展战略思维有一些关键语，大到国家发展规划，小到每个人的项目选择，开口闭口离不开一句行话：“跟踪”国际新领域、新思潮、新方法，或者说与国外先进水平“同步”，或者叫“瞄准世界先进水平”。一个“跟”字，经常挂在最前沿的中国科学家口头上，说穿了就是跟着别人搞。外国人领先的高科技，成为衡量水平的唯一标准。
对这一基本思路提出质疑，人们可能会本能地反对，会振振有词地说，这还能有错？不了解别人发展，没有知己知彼，闭门造车能搞出什么先进的东西来？在主观上，他们也是想突破的——想先跟上，然而再赶超。
实际上，根本不可能——你先要知道人家的先进目标，然后瞄准，再行动，就已经落后了——你毕竟不是“爱国者导弹”。
我斗胆刺激一下尊敬的中国科学家们，中国科学上不了档次的真正陷阱就在这里！诺大一个中国，庞大的职业科学家队伍，居然通通跟在别人后面赶。人们都在做着有一天赶上西方的梦，事情说穿了原来竟是如此，这太刺伤人的爱国心了！
当你在“跟”的时候，只是把别人尝过的番茄看作寻找的目标，你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能够发现一个个大点的番茄，或者一个变种的番茄，就算你的幸运。可是，周围便有遍地的弥猴挑，你却视而不见，直到有一天让欧洲人来发现了它，然后把剩下的工作留给你，于是又开始了新的历程。你累不累呀，累得值吗？还有没有别的工作可做呢？
美国人执全球高科技之牛耳，而且教育那么发达，居然人才缺乏，每年要给印度（占46％）、中国大陆（占10％）、加拿大、菲律宾、台湾（2％）、韩国等地约10万高科技人才发放H－1B签证。这里也许有美国人的懒惰，但也有他们的狡黠。
杨振宁描述物理学家泰勒教授，每天有十个新想法，其中九个半是错的，他还不断要找人说。这在中国绝不会有的，我们经常得到的教训是，错误几乎等于罪过，会有人打小报告的。即便正确也要小心，可能遭人嫉妒、排斥，出头的椽子先烂。
原创的发明总是最笨的，原生的思想总是最蠢的，全新的产品风险总是最大的，要突发奇想，要标新立异。重复别人的，改进一点就行了，紧跟别人走自然保险，但永远只能跟人走。这就是中国“实用理性”的命运，聪明反被聪明误。
所以，对于人云亦云者，尤其对于抄袭者，我有一种“虐待狂”。从当教师的第一年起，我就要求学生完全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体验和思想，主题、文体、内容、观点一概不限，不说假话、大话、空话、废话、官话、套话、鬼话就行；即便观点有错误，只要人诚实，改正就行；实在不知说什么，每天记流水账，也放他及格！唯一绝对禁止的是，不能抄袭。
可是，无论我事先怎样把话说到极端，直到考试还要最后强调一遍，每年总有几个人要抄。有的为了得高分而抄，有的则纯系习惯性抄袭。很多人不甘心，有的想检讨过关，有的想蒙哄过关。这给我自己带来不尽的麻烦，有时要耗上数小时和抄袭者周旋，以验证他（她）是抄的。还要应付对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你实施各种心理战，最后做到铁石心肠，也不容易！
湖北省有一所著名的中学，据称是“奥林匹克知识竞赛冠军的摇篮”，高中班升学率几乎百分之百。然而，据来自该校的学生说，该校校友里很少有人有什么大的作为。我见识过好些这样考无不胜的学生，有两个印象最深。
一个自称废物，大学四年从不上自习，课也很少上，每次考前突击72小时，考后24小时内通通忘光，但成绩班上第一，还轻而易举考上研究生。另一个平常讲起中学母校来骄傲得不行，课外不读别的书，上我的课还想得高分，便只有抄了。被发现后又哭又检讨，勉强及格。可这宝贝因为其它成绩好，人又机灵，居然被保送上研究生。她的理想是将来留校当教授！气你半死！
有学生犟嘴说，从小学到大学，还从来没见你这样写文章的；大一老师就说，天下文章一大抄；如今有几个人作报告念的是自己写的稿子，又有几个教授不是抄出来的！气你半死！我孩子般恨恨地想，让他们撞在我身上吧，一定饱给一番“虐待”。
一日我的同事发现，某一级学科权威杂志的副主编，居然在自己编的杂志和另一份杂志的新世纪首期上，赫然刊登两篇相差不到一百字的文章，说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耐着性子才读完其中一自然段，叹息：这伙计要撞在我的班上，肯定零分！
问题就在这里，如果那些平时令人尊敬的教授、博导，甚至院士们也作假，谁来这么费力不讨好地追究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