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江泽民主席在美国会晤了刚刚获得诺贝尔奖的华裔物理学家朱棣文。这位美国科学家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留学生缺乏创新能力。此后，全国上下宣传创新。让古老的中国焕发新的生命活力，确是简洁、明智、有针对性的口号。
155 没有人文精神，科学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国家强大靠经济，经济增长靠生产，生产发展靠技术，技术进步以科学为基础，科学以教育来维系。因此，科技兴国、科教兴国体现了很高的远见。但人们只看到繁荣科学对于现代理性文化的作用，过分强调文化建设中的科学内容。更重要的是，科学与文化是子与母、枝和树、鱼和水的关系，从广泛的文化母体、背景中吸取思想灵感和精神力量，是科学生命之所系。
只是从技术运用的需要出发，将科学独立于文化之外，让它养尊处优，科学就会成为没有生命源泉的孤儿、枯木、干鱼。
政府强调解决长期困扰科教事业的经费问题，这的确是一个瓶颈。但千年传统、五四文化、行政体制沿袭至今，使文、教、科体系存在先天的内部畸形，外部更是腐败、溃烂、发臭，假冒伪劣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有钱不仅不顶用，反而可能更烂。
教育和科学部门正在展开一系列改革，如大学的合并重组、科技创新体系的建立、知识分子待遇的进一步提高等等，这些措施是一些重要的外科手术，但还不是从教育、科学内在的文化灵魂上培养新的生命，形成整体上的国家文化战略。
要技术就得有科学；要科学就得有新的文化；教育与文化的发展是相配合的。科技兴农，兴林，兴乡，兴县能算有远见，而科技兴国或科教兴国作为国家的远景战略就不够了，应进一步提升为文教兴国。或者说，科技兴国，文教先行。
作为人类文化的特殊领域，科学技术的生命不在现成知识和技艺，而在摆脱既定框框的束缚，发现新问题，运用理性思维，展开想象与创新的过程中。一个民族的创造能力不是从天而降的，是长期文化教育建设的结果，需要唤起人们与生俱来的生命冲动，需要自由进取的环境熏陶和文化启迪，需要深厚的文化修养和精神底蕴。创新能力除了社会激励和物质条件，更为根本的是健全的心智，深厚的修养，坚定的信念，超越的精神，开阔的胸怀，广泛的对话。今天中国最缺乏的是这个。
奥地利神父孟德尔，在修道院里作不同性状的豌豆杂交实验，通过观察两万多株后代的遗传结果，以统计学方法发现遗传性状的分离组合规律，于1865年提出遗传基因学说。这一发现在他生前不被理解，但他坚信自己的时代将会到来。直到1900年后重新被人独立发现，开创遗传学的新纪元。这样的故事在科学史上屡见不鲜，可是在我们身上却难以发生，为什么？
一是没有那个志趣，做这事看不出有任何好处，中国人一般不做这傻事。二是没有那个思路，例如原子论、数字单位论、单子论相信，基本的、简单的要素的排列组合，合乎规律地构造出复杂的事物，这种思维方式从古希腊开始有几千年的传统。
爱因斯坦将科学家分成三类型。一是功利型，大多数从事科学事业只是一个职业选择，为了谋求自己的收入、名誉、地位，倾向于争取有直接效应的成果。二是兴趣型，少数人从事科学事业是出于个性化的爱好，为了实现自我的价值，从好奇心出发，因而能获得更出人意料的发现。三是信仰型，极少数有着执著信仰的人把科学作为神圣的事业，以宗教般的使命感、忘我的天职感去探索宇宙的奥秘，往往能得到最大的发现。这三种类型其实可以推广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中去。
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这在西方传统上意味走出象牙塔，由内在文化的创作转向外在文明的生产，由僧侣传统走向工匠传统，由理论科学转向实用技术。然而，培根的口号并没有成为西方知识分子唯一的价值选择。英国的绅士风度，法国的浪漫情怀，德国人的古典气质，甚至包括美国人的平等意识，都体现着各个民族特有的内在信念和人文精神。
可是，中国实用主义者从不满足于走出象牙塔，他们还要从根本上否定象牙塔。他们说，并非所有的知识都是力量，中国古代书生大多手无缚鸡之力，若中不了科举，饱读诗书反而会使人迂腐、软弱、穷酸。因此，知识还得分为强势知识、弱势知识、零势知识，前者是在现实里居支配地位，因而给人力量的有用知识，像科学技术和企业经营管理等功用性知识；后者则是过时的、冷门的因而没有力量的无用知识，哲学、宗教、文学、历史之类，大多关于好坏、对错、美丑等价值判断的知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的区别就在这里。所谓“人文精神”失落，只是弱势知识的失落。而“知识经济”时代，需要的是强势知识。
在南方，为学术而学术尤其遭到进取青年的不屑。说人是知识分子、文人、作家，不是恭维，而是奚落。一位下海知识分子横竖被人看不顺眼，某日一不小心，漏嘴说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如何如何，别人反驳：“谁不是知识分子”，他顿时哑口无言，发现了上述惊人的真理，恍然大悟。回头整理自己的书架，发现自己以前读过的书，90％是落后、腐朽的知识！
为学术而学术，为科学而科学，为技术而技术，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为思想而思想，为发现而发现，为创作而创作，为发明而发明……，“为A而A”曾被用作一种否定语式，反对一件事情本身的意义，要求肯定的则是要落实在有用、产生效益上。只有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做奉献，为四化做贡献，文化搭台经济来唱戏，这才落到了实处。
诗人、作家、哲学家不是疯子、狂人、傻瓜，就是流氓、骗子、变态。探讨“歌德巴赫猜想”问题没有任何看得见的利益，花钱、费时、耗力，苦苦探索一生最后可能一事无成。当年陈景润是因为社会需要一个科学偶像取代政治偶像而家喻户晓，当时科学被抽象地看成服务于社会的有效工具，从而成了许多人的抱负，同时也是追逐时尚与功名的手段。然而，现在人们认识到这种纯学问与功利目标相距太远，社会地位和报酬也极其微薄，因此几乎再没有人愿意做这种“傻瓜”了。
马克思的确说：“从前的哲学家只是为了认识世界，而问题是如何改变世界”。然而，这是建立在理论高于现实、认知指导行动这一西方文化的基本逻辑之上的。尽管人们日常生活是现实而具体的，但人们的精神世界里唯心主义、唯理主义占优势。
马克思是西方文化背景下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的典范。但如果只抓住他现实主义的片面，形成简单化、庸俗化的唯物主义，只关注客观世界，而将主观世界的能动性、自主性抛在一边，或者交给自欺欺人的意识形态，那么我们对世界的改变不过是一场急功近利的政治、经济躁动，与现代文明的远程目标背道而驰，至多只能在表层上模仿别人。
香港《亚洲新闻》周刊一篇题为《让人笑不起来的事情——亚洲必须提高科学水平，否则前景堪虞》的文章指出，亚洲人把有限的精力和资金投在实用技术上，以图立竿见影的效果，不像西方人那样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因此打开未来大门的钥匙总是掌握在西方人手中，他们决定优先发展的项目和制定相关标准，亚洲人连参与讨论的机会都没有。【2000年2月3日《参考消息》】
可是以本书立场来看，问题到这个层面仍然没有到位。基础科学研究并不是有国家政策的重视，基金和机构的支撑就能搞上去的，它的背后所依托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亚洲文化土壤中普遍没有扎下根来。这，才是真正的要害！
尊敬的中国科学家，请放下你的傲慢，没有人文素养，你是成不了大器的！
●有原创活力的实证科学，源自古希腊哲学及基督教信仰，是西方文化的特殊产物，并非人类文化的普遍形式
各民族的生存方式不同，社会生活的中心内容不同，文化特点及其成就也不同。以人的情感为核心，便是一个浪漫的或冒险的社会；以人的信仰为核心，便是一个宗教的社会；以人际关系为核心，便是一个伦理的或政治的社会；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核心，便是个自然崇拜的或科技的社会。梁漱溟认为，社会生活可能选择人与神、人与自然、人与人三种关系之一作为中心。
一般认为，科学技术是所有文化共有的，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尤其是科学在现代中国已经成了普遍真理的代名词。
其实，现代科技对于绝大多数民族来说并不是文明的必然产物，只是舶来的异质文明。科学本身是特殊的文化产物，不是无所不包的真理体系。现代意义的“科学技术”是由理论科学、生产技术两个不同的传统在西方现代进程中综合而成的。
数学的、逻辑的、实证的理论科学，依托于西方特定的哲学、文学、艺术、宗教、道德，主要源于古希腊哲学家和中世纪僧侣的学者传统，技术直接依附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实用的、操作的技术源于工匠传统。【参见梅森著《自然科学史》】
156 亚里斯多德——古代哲学的集大成者。
156 阿基米德——西方古代科学的代表。
156 欧几里德——为近代科学提供思维范式。
156 哥白尼——实现古代科学的近代转换。
156 伽利略——为近代科学奠定实证基础。
156 刻卜勒——开始近代科学的新发现。
156 牛顿——近代科学的伟大综合者。
人类都有自己的技术，古代世界尤以中国和阿拉伯对世界的推动和影响最大。四大发明是西方人总结的中国技术最高成就。中国古代技术远不止这些，因为人口众多，历史绵延久远，在生产、炼丹活动中偶然摸索出来的各种诀窍多不胜数。由于没有系统的理论，这些被视为雕虫小技、奇技淫巧性质的技术发明不仅不能广泛继承和进一步发展，而且常常会失传。
西方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彻底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才形成每个民族不可抗拒的全球化潮流。现代技术不再是直接积累的生产经验和技巧，而是在现代科学理论的指导下的发明创造。
非西方民族在全球化进程最大关键是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因为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生产体系中，科技是所有人共同的操作规则和手段。科学知识具有可实证的效应，尤其对生产技术和生活方式产生神奇的推动，因而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
但是，这样传播科学和技术只限于简单的结论和技巧。高技术，以及它所基于的前沿科学，需要不断的科学发现思维、技术创造能力，这必须具备科学技术所依赖的深厚文化背景。而在这一点上，落后国家是难以与先进国家同步的。
矛盾在于：谁都可以获得科学知识，并享用技术成果，但作为一种宇宙观，一种探索的科学精神却不是普世的。
自然科学特有的哲学信仰、数理思维、实证方法作为一种特殊的认识客观对象的方式，是在西方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生成和发展的。科学源于古希腊的形而上学理性和基督教的信仰，对客观对象的好奇、探索、求知、理解本身构成人的追求。
科学发现还需要文学、艺术给予悟性、想象力，需要历史文化视野的不断拓展，需要对科学本身历史的清理和反思。
离开这些背景，到西方以外的文明里普及这种分析的、机械的、实证的、精确的、非生命的、非目的的、非价值的思维就比较困难。不是所有民族都能全面接受并创造性地把握，就像离开了根的枝条，要适应它所嫁接的基础，需要艰难的过程。
信息化、网络化是今天最突出的世界性话题，发展最快的产业也是信息技术，而且基因生物学也开始与之合流。现代信息论思想的源头，要追溯到希腊伟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特别是柏拉图的理念论。信息一方面支配着现实世界的过程，另一方面可以为人掌握并虚拟化、游戏化。信息技术以丰富的想象力，重建了人类的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方面。
知识经济，千头万绪，关键在于占有独立创造的知识产权。将投资集中在跟从、模仿、追赶别人上，最终只是猴子摘苞谷。因此，要争取主动权，就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人本身及其创造能力的培养上，而不是在有形设施体系的建设上。
形式主义、数学主义是西方现代科学的前提，是人们构造关于自然对象规律的理论体系的工具。其实质是在人的直观经验之上，构造纯粹逻辑化、形式化、数学化的理论模型，与现实的物质对象形成对应，以达到认识、理解、控制、改变对象的目的。
传统中国人在农耕生活中看到的自然，是有生命的动植物及相关的土地、气候。人们只是依赖和顺应自然，很少积极的改变和再造。其思维方式主要不是在手工业制造、商业运作方式中形成，而是从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的农业生产中形成。
156 假如中国传统是以墨子学说为主导，可能会有类似于现代科技的东西，而实际上墨家几乎失传了。
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中国也有自己历史悠久的逻辑、算术、几何方法及游戏方式。但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与近代实证科学区别甚大，要接受现代科学精神，在严格的形式化概念、公理化体系、精确化测量，需要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
中国对于西方文化、现代科技的了解主要是简单的实用主义，低级一点是为得一技之长，谋一生存职业，高级一点则是救国救民，为了父老乡亲效力。高低之间在思维方式上没有区别，都在传统的功利主义及其道德伦理内部。人们只是一般地了解西方文化，不加置疑地作为标准、模式，用以充当工具、手段，只是基于西方的成功，“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156 郑和宝船与哥伦布船队旗舰的对比（詹·阿德金绘）——最有前途的不一定是最强大的。
●中国传统并无科学精神，现代孕成科学主义怪胎，有迷信、巫术基因，生出的“科学”徒有外形，并无灵魂
西方科学发展的逻辑，先只有理念－逻各斯－规律－实证科学的理论体系，然后才通过技术进步，提升经济发展。
近代中国正相反，国门被坚船利炮打开，才被迫承认器物、技艺不如西方，于是采购现成的洋枪洋炮。为了自己造出这些东西，才师夷之长技。但西方技术是不能直接学到手的，其背后有科学理论为基础，这样自然科学才缓慢地引进来。
然而，中国人背负着几千年的农耕传统，只是从直观经验、实用技术的层面上把握外来文明的物质外壳，用其功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无意去究其所以然。按强国家－师长技－兴科学的逻辑，从外部搬运、使用赛先生的木头，而不是种植、培育赛先生的大树。没有学术研究与思想发现，只有知识复制，思想灌输。许多人供奉科学的尸体，少有人探究科学的灵魂。
汉语“科学”的概念是翻译时现造的，西学是分门别类的，所以称作“分科之学”，以区别于中国传统无所不包的经学。
新文化运动祭起“德、赛”两先生。此后“科学”、“民主”作为普遍的进步尺度，在汉语里的地位蒸蒸日上，比在几乎所有其他民族（包括在它们的故乡）语言中都更具绝对权威，谁也不敢稍有微词。说中国人不重视科学，不重视民主，至少在语言层面上说不过去。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无论改革派还是保守派，无论正统意识形态还是民间语言，“科学”和“民主”（人民当家作主）一样，在社会生活及整个文化观念中都处于正面的、主导的、至高无上的绝对地位，并且从未动摇过。
157 近一个世纪以来，汉语“科学”一词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可是，中国人真的有了科学精神吗？
“科学”成了真理的代名词，成了其它文化形式的评判标准，文学、艺术、道德、法律、政治统统要“科学”才行；不论真假，还是善恶、美丑都要以“科学”为准绳，意识形态当然也成了科学，这就形成了唯科学主义。
中国科学是畸形的，人们只是将它作为一种有用的知识、结论、原理、方法、技艺，类似过去的祖传经验、迷信、秘方、巫术，而不是一种好奇的探索，一种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因此尽管科学主义、科学至上论盛行，但没有基本的科学精神。
中国科学没有生命力，因为人们缺乏对现代文明的反思，缺乏创造力，盲目西化，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没有理论准备。
宗教、哲学本高于科学，而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平行于科学，但都被囊括到科学的范畴里。人们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门科学，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其真理性、正确性。连神秘主义也打出科学的招牌，而否定一个东西便说它是“伪科学”。
西方每次科技进步，移山填海、核能利用、信息技术，化肥农药、试管婴儿、器官移植、转基因食品、克隆实验都有人文主义者与环境主义者质疑、抑制和监督，人们要追问人作为主体的自由、尊严及传统、环境、生态是否遭到破坏。
在中国，科技成果总是受到毫不犹豫的推广。教科书总是把科学发展看作真理战胜迷信和愚昧的历史进步，人们一看今日西方竟然仍有人还反对科技进步，觉得不可思议，巴不得也当一回“科学斗士”。中国有一位年轻生物学家，在电视里自豪地陈述说，在某国际学术会议上，四百位专家里仅三人举手，表示对吃转基因食品无所顾及，他就是其中一个。
可是，为什么今天中国的科技仍然落后，这个人口最多的大国至今培养不出一流的科学家呢？正如为什么中国在半个世纪的“人民当家作主”之后，还总被西方资本主义揪辫子呢？原来，中国人的科学、民主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人们把中国人“素质低”归于没有掌握科学知识，迷信传统宗教、方术、神秘主义。其实，根本问题不在这里——迷信和伪科学哪个国度都有，西方也有，况且科学的基础和边缘与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甚至梦想相联系。
本来是特殊的文化，脱离其文化母体的滋养，就会单调、古板、僵化。科学精神的根本，首先是一种探索世界的精神冲动，对事物穷根究底的好奇心和探索热情。其次是一种不满足于直观经验和现成结论的怀疑意识。再其次是以严谨的理性思维解释现象，包括数学、逻辑思维，最后是实证方法，它必须与经验事实达成精确的一致。这才是中国传统缺乏的。
在大家心目中，科技是由科学家们和工程师们研究、发明的，具有某种呼风唤雨般的神奇功效的东西。这种缺乏理性思维的发胀的科学主义，实际上还是迷信！这种被泛化、神圣化的科学，反而削弱、模糊了认识世界的专职。它盲从的科学权威离开了文化之根，只是接受来自西方体系化教科书里既定的知识、原理、成果、结论，而不是人们探索的过程。
中国社会接受科学之后，物质层面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深层的文化却没有改变。科学只是一种为单纯的功利目标服务的工具，只是机械地学习、引进、模仿、消化、吸收，当然就无法走到世界科技的最前沿，只能跟在别人背后跑。真正超越功利目的的科学精神至今没有在中国扎下根来。被拿来的只是科学的结论，科学精神始终外在于中国社会及其文化。
固然，我们也学会了演绎逻辑，数学方法，实验方法，实证思维，也做了许多探索，也有不少发现，但世界一流的科学成就极少，人们创造性思维不够，缺乏为求知而求知，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这种没有科学精神的科学主义与迷信共存，不是成长着的、活生生的、有创造力的科学技术。人们对科学顶礼膜拜，奉之为遵守客观规律，却不敢怀疑、不敢探索、不敢想象。
学校教育只有现成知识技艺的灌输和训练，并不关心学生科学探索的兴趣和发现。工科专业在功能性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口径上也精打细算，只学那些就业容易、有“钱”途的专业，只学那些与本专业相关的原理和结论，缺乏基础理论。科学研究更缺乏深入的基础探索，只是老老实实遵守已知原理、原则，重复有限的事实，缺乏有想象力的大胆假说，没有创造性的追求。
157 一心要为自己带来好处，这种心态去搞科技，就难免出现科学迷信，技术欺诈。
只求能管用就行，至于它怎么来的，本身有什么奥妙，都不重要。在中国，科学又好比是一根搬来的珍贵而神奇的木头，人们相信它的作用是万能的；可它不是一棵活生生的树，没有它植根的文化土壤，也没有它成长的社会环境。
所有这一切表明，中国人骨子里只关心生存需要，只是在现代文明的外壳上作文章，至今没有真正的现代科学精神。
●科学追求是好奇心驱动的，技术才讲实用效率；知识迷信、科学崇拜、科学主义、教科书主义是科学的异化
江泽民在美国《科学》杂志上撰文说，中国政府支持科学家在国家需要和科学前沿的结合上开展基础研究，尊重科学家独特的敏感和创造精神，鼓励他们进行“好奇心驱动的研究”。【转引自金吾伦《别把“理论创新”看得太神秘了》，报刊文摘】
在中国科技领域里，功利主义的研究很多，但这好奇心驱动的研究是太少了。
中国人对科学极大的误解是把现成知识、公认原理视为客观规律本身。历来宣传的科学精神，便是“老老实实地遵守客观规律”，引经据典，逻辑实证，实事求是。殊不知正是这些死的结论，形成一种新式迷信，一种科学教条主义，培养了无数的科学呆子。真正的科学精神还必须有海阔天高、天马行空的假想，需要有宽容、多元、无拘无束的对话。
科学主义是科学在取得整个现代文化中的权威之后形成的异化，人们满足于现成的科学结论，对它毕恭毕敬，顶礼膜拜，维护它为无上的权威，作为社会生活的根本原则，否定人们的主观价值取向，否定传统规则，甚至吓唬老百姓。
现代科学教育的第一个典型特征，是与工业流程十分相似的课程教学，即以班级为传授单位，一个教授主体，面对众多学习受体。这种教学规范性强，效率高，但师生之间个别对话和相互启发很少，主体的能动性、创造性、多样性被忽视。
158 教科书，既给人现成的知识，也会约束人的智慧。
但是，人们在把握以先辈们的智慧荟萃成的知识体系的同时，常常忘记了它的反面：因为省略了这个学科漫长的发展过程，把人们在生生不息的探索过程中的不同思路、不同表达方式、还有不完善或错误统统去掉了，留下来的虽然是目前为止这个领域里最正确的知识，但它的生命却凝固了。人们通过教科书掌握知识、应付考试，用它解决具体问题，也被它禁锢，没有创造能力，把它当成真理的标准，从未想到它可能会错，也发现不了它还有的缺陷，永远走不出它的思维框架。
总之，这种教育，只能学到死的知识。学生接受训练，并不怀疑这些知识是真理，不懂或者有疑问那是因为他的智力未及，不要有自作聪明的想象和质问。这种教育能够培养存储知识、处理程序的能力，却难以得出新的知识，编出新的程序。
现代科学文化来自西方，最便捷的“现代化”便是掌握西方现成的知识和技能编成的教科书。教科书成为教学的核心，学校教育的唯一依据。中国学生去美国，发现自己掌握的知识远比那里的同龄人多，就因为走了教科书的捷径。但是，他们缺少独立思考的体验，没有无数试错性的游戏，没有个人化的即兴探索，独立工作、探索创新的能力远不及别人。
158 杨振宁
克服教科书教育的缺陷，一方面要从课程教学本身着手，课程应当更多，增加个人的选择余地；上课应当更多对话，更多的思考；教科书应当多一些学科历史，多一些前沿领域的最新进展，多一些问题，包括还没有解决的问题。
另一方面要从课程之外着手，学校不仅是上课的地方，还是自修、研究、对话、交流、游戏、实践的园地。
今天的教育就是明天的现实，但教育不是由过去或今天的教科书去规定、控制和支配明天，而是昨天、今天和明天对话。教育不仅是文化的传承、扩散和推广，也是文化的创造和再生。
我记得有一本伊林写的《人怎么变成巨人》，沿着科学发展史介绍了很多科学家，如法拉第、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等。这本书给我的影响，一是对大自然的奥秘充满了好奇。发现大自然的美，并由此爱自然，追求大自然给自己心灵带来的安慰。二是惊讶于科学对人类的贡献。现在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直接受益于科学的探索发现，但我们并不那么注意。第三就是科学家们崇高的精神境界和状态。人们常常受益于科学而不自知，但从来没有一位真正的科学家因此而有怨言，他们只把科学的真理看得最高。
过去出了很多好的科普读物，像《十万个为什么》。现在的科普有两大误区，一是过于强调单纯的知识，其实科学普及的不只是知识，更多的是一种科学观、世界观、人文素养、心灵的修炼。二是太功利化，什么有了科学养猪就肥、养蝎子就赚，这种对科学庸俗化的通俗解释，当然也有它的作用，但如果只有这种解释，而没有更高层次的科学理念，是很糟糕的。
好的科普读物应该在知识的传递之外，贯穿这样几个重点：首先是做人。爱因斯坦说，伟大的科学家的成就往往还不如其人格魅力对世界的贡献大。科学家追求真理、探索未知都是非功利的，特别是搞基础科学的，可能一辈子默默无闻，他们凭的是信念。其次，恰恰是非功利的追求带给整个人类最大的功利。科学和知识从本质上是属于全人类，服务全社会的，现在都讲知识产权和专利，其实真正的科学家并不重视这些，科学是一代代人积累的，你在前人基础上有所进步，那是你一个人的成果吗？科学的价值不在专利，它只有服务人类才能体现其价值。第三是训练培养当代科学的思维方法，也就是实证和理性的思考方法。历史上有的科学家之所以迷信，是因为蔑视理性，只相信自己的经验和感觉。感觉是不可靠的，科学的基石是实验、实证，在同样条件下，实验结果要可以重复。现在有人大谈“后现代”、“后科学”，用经验否定实验，是很浅薄的，也违背科学精神。
自然是美的，科学也是美的。要培养孩子的审美观、美感。孩子从小有一个敏感的心灵去感受世界的美，会受益终生。对孩子普及科学，一开始不必太郑重其事，也不必背太多知识，主要是培养他们的好奇心，对自然和科学的热爱，并为以后发展抽象思维能力打下基础。要有趣、生动一点，要有书本以外的东西，还要有些人文方面的内容。这些比让孩子记住地球离太阳多远、闪电为什么在打雷前等等，效果要好得多，也重要得多。【摘自甘子钊《科学普及的不仅是知识》，中华读书报】
●科学精神立足于特定的哲学、宗教信念，并依托广泛的文学、艺术修养，专业研究不是科学探索的全部内容
科学创造力的源泉在于广泛的文化修养，其中主要是人文修养，而不是单纯的科学知识本身。任何学科，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都是通向自由的阶梯。一切思想在它最终的状态下是一致的，共通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最深处是一体的。
活生生的科学精神浸透着人的主观能动性，它是人的信仰、好奇、直觉、想象、联想、试错以及执着精神的产物。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真正的科学大师都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历史等方面有很高的素养的根本道理。
科学的每一重大发展都来自非科学的滋养。哲学及宗教构成各种文化形式、各门学科内在的思想基石。
现代科学是从基督教内部孕育出来的，没有信仰的作用，就没有科学思维的哲学基础。牛顿晚年研究宗教，这在我们的教科书里是背叛和堕落，其实他要不这样才不正常呢！他要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一个自然神论者，他的整个科学体系中机械唯物主义的基础就会悬空。他晚年去向自己终生的信仰作最后交代，向上帝报账，这与今天伟人们晚年喜欢谈谈哲学是一回事。
文学和艺术给科学以想象和灵感，活生生的思想史给科学以自我认识和定位的镜子。宗教是科学想象力的重要源泉，当然这宗教是摆脱了原始巫术、迷信的高级精神信仰。在科学哲学家库恩的科学历史主义和科学革命论看来，科学的发展中充斥着非理性的因素。而费依阿本德的“科学无政府主义”甚至说，神秘主义和巫术都是潜科学宝贵资源。
达芬奇既是科学家、工程师、建筑师，又是艺术家、哲学家。华罗庚、杨振宁都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化根底。钱学森说他的科学成就与夫人的声乐艺术的影响分不开。袁隆平平时看上去比农民还土，但喜欢音乐，兴致来了能拉几曲小提琴。
没有宗教、哲学、艺术、历史修养的人，觉得这奇怪，而这也正是我们无法突破伟人奠定的科学体系，有新的创造的原因。
159 李政道
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美国朝野一片哗然，纷纷检讨自己的教育。哈佛大学有一项被称作“零点方案”的研究发现：历来被西方视为落后、野蛮的东方国家跃到世界科技最前列，是旧俄时代留下的深厚文化艺术传统给了科学家不竭的创造力。相比之下，美国的文化艺术传统十分贫乏，缺少文化创造力的内在积淀。他们的科技成就主要靠活泼的生活体验，特别是依赖源源不断的移民们带来的异质文化形成的综合效应。为此，美国总统签署法案，推广艺术教育。【沈致隆《哈佛大学零点项目及其启示》】
自然科学沿着牛顿建立的范式前进，便从哲学的母体里分立出来。科学家以为他们超越了哲学，哲学母体老了，落后于时代了，再没有新的创造了。科学家们开始变得自以为是、傲慢自大。其实，只是他们自己将一种特定的哲学固化了。
科学家用无情的客观性打碎了人类主观世界的浪漫想象，夜空不再给人诗意，星星不再让人联想恋人的眼睛，月光不再勾起故乡的回忆，一切不过是客观规律支配下的物质。对此，哲学家、文学家的确不比科学家。德国文豪歌德对牛顿的关于白色由彩色构成的理论很不以为然，美丽的彩色怎么会合成单调的白色呢？他力图证明牛顿错了。黑格尔这样顽固的哲学家则批评科学家心胸狭隘，只看当下，看不到宇宙。科学家干脆不理这一套，认为哲学家的思辨、诗人的虚构都不过是人的臆想。
此后，哲学家们要么跟在科学背后作一些科学方法论、认识论工作，要么干脆退到人文与社会领域，这里虽然也有科学思维的入侵，形成社会科学、人类学、心理学，但人的问题毕竟不能都由科学来分析，因此形成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分裂。
科学从天文学、力学延伸到整个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学甚至社会学。19世纪物理学的大厦已经基本落成，物理学家们劝自己的孩子再不要选择物理作为学业了，因为以后只有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要做了。1900年世界物理学家大会上，汤姆生说，物理学的天空一片晴朗。只有天边还有两朵云，一是黑体辐射，一是以太实验，现有理论解释不了。
大家并不觉得是什么大问题，可两朵云却越来越大，最后弄得天空乌云翻滚，黑云压城城欲摧，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切都乱了，一位物理学家甚至说，他真想五年前看到自己毕生献身的科学大厦快要建成时死去！还真有物理学家自杀而死。
一些有见识的大科学家也预感到将要到来的风暴，他们力图对科学本身进行全面反省，以找到科学基础的裂缝。
马赫、彭加勒等一批伟大的科学家都是这样。他们对近代科学的经验主义基础作了类似于贝克莱唯心主义的还原，认为科学理论其实只是人们对感觉经验的一种人为的表达、约定、解释、整理。整理的方式是人选择的，因此不是绝对的。因此他们大胆地提出了新的假说，彭加勒甚至已经走到发现相对论的门槛上，而马赫的唯心主义哲学深深影响了青年爱因斯坦。
159 爱因斯坦说，与其称我为物理学家，不如称我为哲学家。
牛顿以来根深蒂固的机械唯物主义的宇宙图景和观念基础发生动摇，物质不是在时间空间的空框架里运动，时空不是一种独立存在，只是物质运动的一种关系，它随着物质的运动关系而改变。狭义相对论从两个基本原则出发推出来，一是光速不变原理，一是物理学规律在惯性系里等价。爱因斯坦凭他丰富的想象力，从全新的宇宙论图景出发，重新为物理学奠定基础。
爱因斯坦有虔诚的宗教信仰，将科学研究视为天职。他是孤独的，一生主要是独立发现。他还有艺术爱好，是个不错的提琴手。喜欢和小女孩说话，玩游戏，很随和，谁都能与他一起合影。对原子弹与现代文明的忧患是他晚年最大的心病。
爱因斯坦晚年倾向于唯物主义，相信宇宙存在必然的规律。为此，他企图建立综合四种相互作用的统一场理论，与另一位物理学大师波尔发生持久而友好的争论，互不相让。波尔从量子论出发，坚持认为寻找宇宙统一规律的尝试是枉然的。
波尔也是一位有魅力的物理学家，个人成就不如爱因斯坦，但他特别善于发现和挖掘年轻人的潜力，发挥他们的长处，组织有效的配合与协作。他培养了一个学派，其中包括玻恩、泡利、薛定谔等等，还有24岁就发现测不准原则的海森堡。
波尔成为科学家们的楷模，不断给人探索的启示。协作是伟大创造必要的前提。一个有所作为的人应当胸怀宽广，善于接纳别人，肯定别人成就，替别人着想。越是善于给予别人关怀和友爱的人，越是能够得到大家的爱戴和拥护。
只是工于心计的人，把别人当成为自己工具的人，用了别人之后一脚踢开的人，可能会有一些成就，但不值得尊敬。
第十五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