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与人文的二元对立是现代社会中严重的文化分裂。人们普遍把科学技术视为第一性的物质力量，现代文明的关键，人文精神只是第二性的精神文明，是附属物。然而人乃万物之灵，人的目的、人的理想、信念、意愿，是衡量万物最后的尺度。
对任何文明来说，人文精神才是它内在的灵魂，科学技术只是实现人的目的的外在手段。人文精神的萎落是一个民族僵化、停滞和衰落的征兆。科技发展的动力也来自人文精神，而凝固的科技成果和膨胀的物质化科技体系凌驾于整个文化之上，形成科技沙文主义，物质生产的相对过剩导致社会生活消费化，人们完全被物质消费品包围，失去进取精神和原创力。
思想、灵魂更是被大众传媒，特别是被生产机器和市场机制所支配，心灵深层的直觉体验被逻辑化、概念化的科学结论所取代，宗教、哲学、文学、艺术、道德、历史，都失去了其直接的人文意义，甚至被科学理性支解和阉割，这导致人们精神瓦解、信念崩溃，思维僵化，道德沦丧，社会的生活都被有形的物质体系所操纵，人的自由彻底失落。
社会学家韦伯有一对著名范畴：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是从人自身的目的、需要、理想、道德、意志、愿望出发虑问题，工具理性则是从效率、技术、操作、手段、途径出发考虑问题。它们本来是统一的，分别代表着社会生活目的和手段。
但韦伯指出，现代社会中技术手段和操作规则膨胀起来，形成对于人的目的、需要、理想、道德的脱离、背叛和操纵，使手段与目的、工具与价值的本来关系完全颠倒过来。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手段和工具对于本质目的的异化。
以科学理性为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法理制度，尤其是庞大的生产技术体系，几乎把一切不确定的因素凝固化、规范化、逻辑化。这对高度文明的保持和运行是有效和必需的，但对于人类的原创思维却是致命的扼杀，人们几乎所有的经验都来自特定的人化自然，而不是丰富多样千变万化的大自然，人也就囚禁在现成的体系里，创造思维能力由钝化而退化。
这种异化在许多非西方国家的现代进程中更加突出。人们意识到全球化是不可抗拒的潮流，要在潮流中立稳脚根，就得依靠现代科技手段及市场操作方式，经济发展成了决定一切的中心，连人的全面发展这个根本目的以及社会的正义、公平、道德、法律、信仰、良知、人格、情感等等，统统作为追求效率的成本和代价被抛在一边。东南亚国家所走的路就是这样。
在中国，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畸形关系，倒不是完全不讲价值理性，而是将它分裂为一虚一实的两张皮。虚的是指形式主义宣传，即意识形态那一套，实际上再没有人相信了；实的是指人们心照不宣地奉行的个人或宗法关系网为中心的功利主义。
这种功利主义价值是低级的、反理性的，以经济利益为中心而不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工具理性的膨胀，走到极端就会导致社会失去理性控制。大多数人持一种浅薄的科学进步主义、乐观主义态度，对于现代科技可能造成对人的尊严、价值、神圣性、生命独特性体验的挑战和威胁无动于衷。少数人提出伦理考虑，也只是受西方反对者的影响。西方科学立于人本主义背景之上。而在中国，科学是无根的，因而是无生命的，但它却具有绝对地位，本身成了价值，被视为绝对客观的知识。
从工具理性思维出发，科教兴国实质就是科技兴国，教育是为科技服务的；科技兴国的实质就是技术兴国，科学只是技术的背景；技术兴国的实质就是追求经济增长，生产物质财富。这样一来，这一极富远见的现代战略又回到平庸的起点上。
现代进程的根本问题是价值理性问题。人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不能仅从生产效率、技术手段上考虑问题，尤其不能仅以科技人才的培养作为教育的基本使命，工具理性必须为一定的价值理性服务，才有意义，也才有生命力。
165 少年班，把人当有用的苗子，而不是有灵魂的个人。
建设知识经济示范区、科技创新实验区，都是必要的。但是，一是不够，单从科学技术亦即工具理性上着手，光有科技没有人文，对于社会的作用有限；二是不能，没有大学的综合文化氛围，孤立的科技没有创造力，也形成不了顶端高科技。
应将文化、教育、科学等部门综合起来，形成整体性战略，提升经济、政治及其它领域，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
●信任、尊重赢得理解，防范、压制造成叛逆；“乖”、“听话”的标准，体现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奴性教育
西方社会讲究法治和公德，而东方社会建立法治和现代道德却很困难，根本差别不只在体制上，而在基本的文化观念里。
基督教看上去剥夺人的理性，但上帝是居于彼岸世界的至高无上的精神存在，反而支撑起信仰者自由的精神空间。因为至上的力量并不存在于物质现实里，只存在于人的信仰中，这样宗教追求恰恰提升并完善了人的内在精神。
尤其在宗教改革后，连教会、教士也不再是上帝的代言人，个人更是完全以自己的经验和理性直接面对上帝，建立自己的信念与思维。这样在每个人精神深处自觉成长起来的理性思维和道德准则更加牢靠，而且因为超越具体现实而有更高的普遍性。
中国人生活在现实的生存环境中，没有这样超越的信仰与理性，每个人只能从现实的利益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主导地位。
因此，成年人总是从既定的生活观念及其功利目标出发，把孩子看作不懂事、未成熟、待训练、任人摆布的“未成”人，让娃娃、小鬼们被动接受知识、规矩和技能，却无视他们比自己更加敏锐的灵性、趣味、主动性、创造性。普遍存在的世俗教育者心态就是：以“听话”作为好学生标准，迫使其服从教师意志，随时随地听大人的话，看大人眼色行事。
传统的家庭教育中有两个当然的关键词：“听话”、“乖”。孩子要听大人的话，听老师话，不听话的孩子不是乖孩子、好学生。人们确信“严师出高徒”、“打是亲，骂是爱”，“笞帚之下出好人”；趁他未成人，趁他还是新生，趁他还不敢反抗，施以压力，加紧管教。孩子受制于家长、老师、领导的外部意志。没有自由选择的空间，没有自己的信仰、理想、个性、爱好和追求，也就没有深厚的修养，没有灵魂深处的充实，内心的自信无法建立。像笼中鸟，要么不会飞，要么乱飞。
随着年龄增长，激情、冲动加剧，欲望膨胀，需要更大的空间来伸展自己，实现自己，可他却被简单的听话原则和教条话语所支配，没有判断和创造的理性空间。这样他要么完全被压抑，一心要做个乖孩子，要么就以冲破禁忌为乐，在逆反行为与快感之间形成条件反射。在每一次突破中发泄能量，获得一种自由的快感。将来可能出现以上几类结果：
第一类，听话的“乖孩子”。他们经常受表扬，从听话中得到对自我的肯定，也因此产生对名誉、对形式、对舆论的心理依赖，没有独立主见和创造性，为了虚荣而产生嫉妒、竞争、矫情，心理承受能力低，也容易受挫折而走向反面。
电视里，主持人唠叨、官员表态令人生厌。然而，最令人难受的是听城市学校的孩子们说话，全是成人甚至官僚语言，背书的神态——眼睛呆滞，生怕背错，错了重来一遍，背完才抬起头来，现出胜利或无辜的样子——那背后隐藏着一种残忍。
166 压制与逆反心理
中国家长、老师经常训斥孩子天生有惰性、奴性；领导、老板动不动就归罪底下的人素质低，奴性十足。可是，管教者并不想追究这奴性到底是从哪里来。其实就是从小训斥出来的，管教出来的。奴隶一有自由，就会变本加厉地捣乱。
第三类，表里不一的伪君子。受管制时无条件服从，当面讨好权威，投其所好，八面玲珑，其实心里另有所图。卑微者一当上官，一旦有了权威，一有机会就变本加利地摆谱、弄权，趾高气扬，颐指气使，耀武扬威，不可一世，以清算长期的自卑。
有人一当上教师或辅导员，小媳妇终于熬成婆，就想如何吓唬清纯幼稚的新生，要别人听自己的话，装模作样地品尝起“做大人”的味儿！心态经过扭曲而更加畸形，更加没有人味了，多数迫害狂都有这种由受虐狂变成虐待狂的心理历程。
第四类，被折断脊梁的人。他们彻底失去自主能力，一生胆小怕事，不敢做主，不敢出头，不敢暴发，夹着尾巴做人，唯唯诺诺，畏畏缩缩，意志萎缩，听天由命。他们被磨得没有灵魂，没有脾气，缺乏理性，胸怀狭窄。
许多学校缺乏完整的人格教育，把学生驯养成“绵羊”，而不是当成自觉自醒的人。孩子的人格成长服从于既定的模式、原则、规范、知识、答案。长大以后，当然就不可能成为具有健全人格，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人。
第五类，浪子的回头。使坏的孩子长大后，如果生命冲动能够自我收敛，探索的经历转化为内在创造力，反而可能成就更大事业。那时，他们儿时的恶作剧反而成为一种珍贵的回忆，一种引以为戒，也引以为傲的记忆。现代教育特别注重人格的独立、尊严、个性，从小培养人的自主意识，从正面把原本纯洁的天性朝积极的方向引导，所谓“作恶的天性”也就不存在了。
有人说，孩子有恶作剧的天性。经常干些害人不利己的勾当，并且乐此不疲：趁主人不注意，把好端端的东西搞烂，干得胆颤、心惊、肉跳，然后躲在附近，看着主人气愤的样子得意。但准确地说，孩子有的并不是破坏天性，只是生命的冲动。只有在受到过分严厉的管教，必须听话，没有自由选择的环境里，探索的冲动得不到正常实现，才会变成背着人搞破坏的欲望。
第六类，叛逆者。当旧秩序急剧瓦解时，越是那些胆敢偷尝禁果的人，甚至无法无天的人，往往越能获得意外的收获。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这就是为什么越是坏孩子，反倒越能有所“成就”。但是，长期的压抑普遍剥夺了人们深层的创造能力。叛逆者站在现存秩序的对立面，他们能够破坏业已腐朽的旧体系，却不一定能够建立一个真正的新体系。
王朔小说里，人越坏越能引起异性好奇和青睐。听话，成绩好，正人君子，一定没劲；你是捣蛋鬼，成绩差，忒坏，倒要知道怎么坏法，说不定跟你一起坏！“我是流氓我怕谁”。要坏得人心跳，有激情，有瘾！干脆“过把瘾就死”。
突破让人获得能量发泄的快感。但人们缺乏现代理性文化的训练和制约，缺乏相应的自我负责、自由选择的观念和能力，于是频频带来社会的失衡与震荡。今天，泛滥的自由散漫、违法乱纪，都是这种“听话”教育的后遗症。
过去，意识形态教育就是听话教育。80年代，当社会生活趋于自由化与多元化，被压抑的好奇、激情、冲动、欲望日益膨胀起来，需要更大的伸展空间。空洞的说教造成信任危机，专横的管制导致能量的压抑，事态越绷越紧，不得不以强力维持局面，重新强化旧权威反自由化，让人服从，而这又给将来积下更深的怨，演变为周期性的对抗浪潮。
在文革的极左背景下受过年轻人冲击的干部，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对青年运动心怀本能的怀疑、反感和拒斥。他们把青年学生视为不安定因素，特别是对有独立思考的学生严加防范，采取专制手段将其强迫纳入既定的秩序，就像毛泽东当年批评教育者把教育对象视为敌人那样。其实，所谓代沟问题，背后是既得利益者要维护自己不甘退出的地位。
●思想教育和文化建设的习惯性误区：精神理想道德化，道德建设楷模化，楷模宣传表演化，空洞滑稽又肉麻
今天，一提精神信仰、人格理想、人生观、价值观等概念，人们自然要想到道德说教，就有腻味、肉麻的感觉。
长期以来，这些词失去文化内涵，覆盖的假、大、空、官、套、废太多了，让人产生本能的抗拒。这些年来，政治思想教育叫得越响，社会道德的滑坡就越厉害。如果有学生问我这类问题，我马上会警觉：我是否令他们肉麻了。
道德作为一种自觉的约束力量，需要有内在的心理基础：情感与理性。没有这个基础的依附，道德就只是空洞的说教。
人不能回避内心的真实需要，社会不能没有价值追求。人们常说树立什么意识、形成什么观念、提升什么境界、建立什么形象、提高什么素质，认真分析会发现，这不是知识、技能的把握，而是人的价值选择，非得从人生观的根本出发不可。
一些习惯性的言行规范，可能是从环境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来的，但如果没有信仰与理想的支撑，也经不住外界环境的冲击。没有精神信仰和文化理想支撑的任何道德规范，都是靠不住的空中楼阁。空洞、虚假的道德说教只能说服弱者、幼者。
中国传统道德建立在人际间的直接情感上，亲情、友情、乡情维系共同生活的圈子。伦理道德是人们共同利益的纽带，而不是普遍的理性原则。不讲道德的人会被生活的圈子抛弃，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一旦走出这个由熟人构成的圈子，或者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迁，道德约束力就大大冲淡了。因此，传统道德在现代社会化的生活中有全面解体的危险。
人生信仰和理想是个人内心的事，人与人之间只有心灵的对话才有意义。西方道德是建立在超越的宗教信仰与理性原则之上的，宗教建立在人的死亡恐惧和终极关怀之上，高级的宗教形成一个信仰体系，其中包括人生的道德准则。这种来自内心宗教信仰的道德是一种无条件的律令，超出具体的生活环境及社会关系，现代社会的公德意识是从中演变来的。
要讲清这个问题，有必要搞清为什么“做示范”、“树榜样”、“身体力行”、“耳濡目染”、“言传身教”在中国传统教育中如此重要。楷模教育以人的真实言行为参照标准，让人模仿、效法、练习，这种直接、朴素、原始的经验主义教育方式，具有形象、生动、可信的特点，尤其适应中国农业社会里上下代之间一成不变的文化模式传承的需要。
中国人的道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风尚、核心人物风范所构成的外部环境。风气不好，尤其是做示范的人乱套了，上梁不正下梁歪，大家都乱了。四邻八舍的影响也很重要，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孟子母亲为了教育他，多次择邻而居。
为推行道德建设，一味强调并无限夸大榜样的力量，结果会适得其反。汉代“举孝廉”，发现、推荐、表彰和提升那些在家守孝道，当官行廉政的人，最后却是许多人只做表面文章：一位在父母坟上守孝二十年的人，背后却过着奢侈的生活。
隋唐以后的科举考试强调人的学识、修养，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这一问题。但又出现了理性知识与做人言行不一致的问题，于是又需要一些感性形象的示范作用作补充。宋明理学之后，传统道德教科书的模式是一些规范，以一些故事作为榜样，让人照着去做，什么孔融让梨、割股疗亲及二十四孝图等等。鲁迅曾经辛辣地揭露这种道德教化方式的虚伪性。电视剧《宰相刘罗锅》里官员们高价抢购、争相穿戴破旧官服，以捞清贫廉洁之名的滑稽场面，也是一种生动的体现。
167 功利主义的“精神文明”
这种“榜样教育”或“楷模教育”如果用来作现代教育的主导方式，那么不是不切实际，就是表现出虚伪和做作。因为在高层次的文化生活里，尤其是关系复杂、个人自主空间更大的现代社会生活中，更需要人们内心个人化的理性思考，需要自觉自为的主观选择，“学习榜样”只能是最初级的方式了，必须深入到理性层次上建立自己独立的思维与判断。
西方基督教道德的建立是耐人寻味的。它也有榜样教育，不过那不是平常的人，而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被上帝派来人间传播福音，被犹大出卖给罗马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西方到处都有十字架作为耶稣受难的象征，圣餐上的饼和葡萄酒成为耶稣肉体和血液的象征，给人一种深深的道德敬畏。这种高级一神教的道德楷模是超凡脱俗的，不同于低级宗教和邪教的偶像崇拜，不是由某个人来表演，因此更能深入人们的灵魂生活里，使人建立高度的自觉意识，成为自为的人。
中世纪，天主教的道德教化标准太高，非一般人可以达到，在世俗和天国之间形成等级森严的教会与修道院。但教士们一旦被捧在禁欲主义的圣坛上，就虚伪起来，弄得乌烟瘴气。宗教改革就是要摆脱教会的中介，让人们回到自己内心的信仰上。
因此，我们再次看到了上面多次提到的结论：西方文化是宗教本位，道德建立在人们内心的超验信仰和普遍理性上，反而比较牢固，形成现代精神文明。而中国文化是伦理道德本位，但人们总是徘徊在道德礼教与功名利欲两个极端，很不稳定。
在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理想主导信仰，它与西方宗教的作用相似，给全社会一种普遍的理想主义、集体主义道德价值观。
这种教化的特点：一是个人的利益冲动被压抑到最小程度，没有自己的个人选择，需要一个外在的现成的榜样引导。
二是人们普遍缺乏独立的思想，内心处于没有自我没有自信的朴素、简单状态，容易受给予的情感所感染。
这种道德教化抑制个性的独立：抹灭个体能动性的社会发展规律，没有自由人格的唯物主义，没有个人意志的集体主义，缺乏文化认同的爱国主义，还有乌托邦的理想主义等。因此，它在文化上十分肤浅，而且体系十分脆弱。
长期以来，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方式是树标兵、模范、英雄，上级表彰，领导题词，举行“英模事迹报告会”，铺天盖地地渲染、鼓噪。这种道德教化方式以革命英雄人物的宣传，尤其是雷锋形象的成功塑造与推广最为典型。
开放以后，意识形态信仰日趋淡化，道德支柱已被蚀空。舆论内涵空洞，形式还在，只是行尸走肉般的怪物，蜕变为表演性的滑稽的道德说教。物欲的膨胀让普通百姓漠视这些宣传；稍有社会经验和独立意志的人再不以道德榜样来选择自我。
精神文明只是空洞的形式主义的应酬、表演、门面、排场、附属品。职业思想工作者们的“这碗饭越来越难吃”，本人并不相信，只是哗众取宠，常常漏洞百出，最后大家都视之为骗局。这对社会的基本道德与良知的损害，比不教育更坏。
在80年代，就有作家、批评家揭示了这种楷模教育的荒谬。我们现在就在品尝着这种风尚沉沦、文化迷失的恶果。
把大家当成傻瓜或者小学生，动不动就居高临下号召“向谁谁谁学习”。这类模范教育会给单纯的人受一点现场感染，产生一时的效果，但多了受众就会厌倦、麻木。一旦被看破背后有假，会给人的信仰、理想、道德、良知以毁灭性的打击。
楷模牺牲了还好，要是活着四处巡回演说，表演的色彩更浓。他们回到现实生活，因为落差太大，常常走向反面。
然而，由于没有深刻的文化运动，至今社会教育仍是这种方式。人们职业性操作和表演，心照不宣地说着让人肉麻的套话。它与现实生活相背离，又与理性、良知相脱节，抹去社会的诚实、朴素，把人引向虚幻、盲从，助长了投机、虚荣。
正常的奖励、荣誉、宣传当然是需要的。只是要以平常的、朴实的、恰如其分的方式和语言，表现人的真实的内心活动。不要把这些可贵的东西淹没在脱离人之常情的仪式、表态、扮演等形式里，把楷模描述、炒作成为怪物。
楷模宣传只能作为道德教育的辅助形式，真正的主旋律应是公民的现代理性文化素养。应当尊重个人的自由人格和独立思维，提高人们在现代条件下广泛的文化修养，包括对历史文化、现代进程、科技发展、未来趋势的理解和把握，树立内心的信仰、理想、情操。这样，现代道德才有内在的依据，才成为每个人内心的自律原则，而不是相互间的表演、模仿、做作。
1992年，山西大同矿区一两岁小孩掉进20厘米宽、40多米深的山缝，孩子母亲跪在地上央求救人，许诺给1000元。家境贫寒的矿上安检工张明，把自己12岁的孩子张喜忠拉到山缝边，以严厉口吻要求他下去，把小孩托了上来。
平时调皮捣蛋学习不好的张喜忠，忽然光环耀顶，荣誉滚滚而来：全省“优秀少先队员”，全国“十佳少先队员”，还被中央领导接见。一年大半时间被省、市各单位请去领奖、做报告、出席各种会议。太原电视台一班人来到大同，让张喜忠出演高、大、全的英雄张喜忠，拍成上下两集电视剧《矿山小英雄》，在中央电视台各套节目播放，获得一项国家级大奖。
张喜忠名气大了，家里也时来运转，住进两室一厅的干部楼，房价便宜了１万元。父亲从井下调到井上，先后到材料科、运销科。期间20多天无故不上班，单位扣他工资，他找领导给补上。本来没工作的母亲，连姨姨在一起，也都因他安排了工作。
少年英雄转到矿务局新区二小，学校发动学生向他学习。但很快发现宣传中“品学兼优”的小英雄原来并不爱学习，考试不及格，不守纪律，无故旷课。起先，他们还专门派老师为他补课，不久就骑虎难下，左右不得。校长向上请示，要求开除张喜忠。但《矿山小英雄》仍在播放，明星不能坠落。矿务局团委好言相劝加组织命令，总算留他到1995年小学毕业。
矿务局团委不能眼看着自己竖起的旗帜落地，给小英雄安排未来成为一项政治任务。于是，张喜忠又破格进入大同矿务局第二职业学校。不久他便旧态复萌，打架旷课，成天和小痞混在一起，年龄越大胆也越大。考试成绩只有一二十分，操行评语一栏都空着，没有人敢为他写评语，几次面临处分逃过了。人们私下说：“只要张喜忠不出格，我们就把他当‘神’供着。”
后来组织上根据本人和家庭的意愿，联系大同市少年军校，将他转学到那里。军校在矿务局影响力之外，当校规校纪也约束不了小英雄时，便“忍痛割爱”将他开除。8年过去，当年的小英雄已是20岁的青年，披肩的长发染成红色，胳膊上刺着龙虎，在游戏厅门口当保安。经常和一帮留着寸头的小青年浪荡街头，夜不归宿，不买票进歌厅、影院，如入无人之境……【摘自《报刊文摘》，《小英雄为什么成了“街痞”》，作者米厚民】
●教育积蕴着民族内部文化潜能，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但意识形态化、官僚化及产业化，都会使其流入沙漠
文化教育市场化是否是明智之举，这是一个问题；而文化教育在行政控制下畸形发展，不得己而市场化，又是另一个问题。
今天，事情不是按理性的逻辑发展，而是被现实的逻辑推动。文化“市场化”已经是现实了，教育的国家垄断正在受到市场“卖”和“买”双方的觊觎，市场化、产业化的声音不绝于耳。按照通常的开放与改革逻辑，彻底市场化是迟早的事：
——让原有体制自己烂下去，让市场体系悄悄立起来，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大家无可选择地接受它。传媒先造出舆论说：教育部门是最保守的。这不过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作为舆论造出来，弦外之音就是：教育市场化不得不开大口子了。
目前的现实是：国家控制着文化教育体系，掌握着巨大的文教资源。但文教体制不是由文化人、教育家掌握，而是由文教官僚掌握。文教官员们既不再有意识形态信仰，也缺乏独立的现代文化精神，主要为短视的政治、经济需要和时尚观念所支配。大学也成了谋求资格的机构，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同为资格（职称与学位）奔忙，自由探索、创造性的教育受到威胁。
一个民族的文化教育体系，可分为精神核心部分和知识应用部分。内在的核心部分是超越人们具体现实需要的基本信仰、理想、价值，是文明体系的建构依据，支撑社会整体结构，引导社会发展走向，它不能产业化、产品化。外在的应用部分包括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具体知识、操作规则、实用技术，它作为智力劳动，可以通过产业化、市场化而广泛地推广、普及、运用。
前者在中国是由意识形态教育实现的，由于它先天性的偏窄，其文化内涵正在日益萎缩，难以全面突破和提升；后者构成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由于它只是实用的、工具性的、职业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也缺乏创造的活力。
开放文化教育市场，允许私有经济和其它各种社会经济实体办文教事业，可以扩大文化教育投入，为多元化、多特色及质量与效率的竞争开辟道路。但应该看到，中国不具备现代文化基础，民间和市场缺乏高级文化资源。文教市场化会趋于功利化、世俗化、工具化、实用化。因此，文化教育只能部分地寻求市场支持，主体部分和主导权力不能市场化。
文化教育的市场化，只能挽救局部的实用部分，不能从整体上重建民族文化的灵魂。国家必须立足于远大的文化战略，掌握充分的资源，满足两个极端的需要，一是普及的全民基本文化教育，二是为宏观文化战略提供核心、关键的动力。
全面整顿大学和文化核心部门，调整中小学教育政策，重新反省课程设置、教科书建设中的问题，挽救濒临沙漠化的文化教育资源，恢复其自身的活力。否则，教育的全部生命力将彻底枯竭，整个民族的文化生命也将长期窒息。
改革开放是在官僚系统的支配下进行的。在经济部门，大量官僚控制的国有经济资源逐步流入私有经济，形成伴生在国有经济体制之外的市场，它随着私有化的加速而逐步成为主流经济，国有经济部门却在资源流失殆尽之后分崩离析。
168 邓小平说，改革开放最大的失误在教育。
意识形态淡化之后，文化教育支配权还掌握在意识形态体系中。官僚们一方面在旧体制里维持着稳定，另一方面被动地顺应着市场化的大气候，不同程度地参与腐败。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幌子下，私有化进程只做不说，悄悄地把公有资源转移掉。
这种表面上稳定的格局，逐步显现出严重恶果来：民族精神的失落，创造力的萎缩，经济增长高速而低水平，官僚体制腐败一发不可收拾，文化教育水平严重退化，法治建设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文化教育本身是民族精神的载体，是民族创造力的中心，知识分子无论从左的还是右的方面较真起来，都会构成对现实利益集团的有力制约和监督。
在一定条件下，对国家文化教育资源的垄断，能够维护政治权威，保持对现代进程的全面领导和宏观把握。
但是，这种垄断应当积极、宽容而富有活力，尊重文化教育事业本身的独立性、主动性、创造性。在文教领域，如果官僚们只是从现行体制出发，从自己手中的权势、关系网的利益出发，以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专制主义、宗派主义、功利主义手段窒息文化教育的活力，在它生命奄奄一息时，才不得不当作包袱抛向社会和市场，那就会断送国家与民族拥有的无形的、核心的精神文化资源。正如国有经济领域里的官僚们断送几十年建设起来的有形的、外在的物质资源一样。
共产党本是民族自由与解放的中流砥柱。应当把握主动，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远大战略出发，发挥自己在特殊社会背景下的优势，培养精英文化力量，保持自身在社会发展中的活力和创造力，不断重建和巩固自己在社会发展中的文化权威。
●传媒本是现代社会的巨大教育资源，权力垄断造成腐败，商业操纵造成堕落，唯有立足于文化才能健康发展
20世纪大规模城市化，大众传媒异常发达，作为现代一切重大事件的目击者和参与者，其角色不亚于炮火与机器。
无论是整个世界的中心还是地区中心，所有强大的政治实体的形成，都是现代传媒有效发挥作用的结果；所有大规模的社会运动，要加入或者抗拒强势的现代潮流，搞革命，搞运动，搞政变，闹学潮，关键是要掌握自己的传媒。
希特勒的谎言所以能“重复一千遍”而成为“真理”，靠的是广播、电影、报刊为代表的传播手段，煽动威胁整个世界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戴高乐可以说“我是法兰西”，并因此两次拯救法国；苏联、中国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建立，包括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运动和个人迷信，也是国家控制的有线无线广播网、报刊等作用的结果。
电视成为今天的无冕之王，美国的总统选举、苏联的瓦解、好莱坞的运作、麦当劳的推广等等全球政治与商业文化更是与电视传播网相联系。美国总统行踪及艳情会闹出全球风雨，就连中国县乡级官员都把上镜头当成工作的重要节目。
传媒本是文化传播的工具。西方现代文化的基础是普遍、客观、公理化的理性原则，一方面以数理化、逻辑化、实证化的规律认识把握客观对象，另一方面制定合理的规范、法则、契约来约束个人的言行，形成社会生活的秩序。
这种理性原则通过传媒的复制和传播，有效地推进着整个世界的一体化进程。如果说造纸术、印刷术造成了西方的现代工业和资本主义，那么19世纪末以来高度发达的现代电子传媒，代表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进程的再一次飞跃。科技进步将整个世界发生的事件信息化，将所有的文化内涵形式化，通过传媒向所有人同时传播，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距离。
表面上看来，传媒代表着公共的、先进的、统一的、必然的客观趋势和价值取向。但实际上，和所有高效率、高技术、高成本的现代工具设施一样，技术条件和资源常常掌握在特定的集团、机构和阶层手中，而不是均匀地分布和掌握在每个人手中。这样，传媒远远超出人际交流的具体需要，不再是社会生活的直接手段，而是少数人的利益和意志控制下的专制霸权的工具。
传媒由上而下地覆盖社会，为了特殊的商业利益、政治目的，甚至仅仅为了哗众取宠，随心所欲地造成强大的信息刺激，制造各种稀奇古怪的大众热点，瓦解各具特色的习俗和传统，操纵每颗漂浮的心灵，削弱个人的独立体验，剥夺人的自主判断，淹没人的思维和理想目标。它凌驾于一切之上，没有思想内涵和现实依据的观念充斥社会生活，构成严重泛滥的精神污染。
169 电视人——小孩举起玩具刀挺胸自刺（作者轶名）。
市场、交通、传媒广泛普及，势不可挡，人的生活日益中介化、工具化、低级化、通俗化、普遍化。直观体验、原始经验、直接对话越来越少。文化工业颠倒了灵魂与载体的关系，为迎合市场价值、票房收入、消遣娱乐、低级趣味，文化工具左右甚至取代文化本身，形成反文化甚至反民族、反人类的倾向，这不是文化的繁荣，而是文化的堕落，也是专业文化群体的堕落。
1997年国产电视剧一万集，耗资20亿，其中40％是废品，能放的也没几部优秀作品。粗制滥造的产品充斥传媒。好的读物出版艰难，而传媒炒起的人物，连句子也写不通，居然能冒充作家，出版数十万上百万册的自传。
传媒的灵魂需要由大学来赋予并且保持。大学文化保持个性、自由、对话的状态，正是克服传媒工具异化的保障。但中国大学文化本身并不健全，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理论思维古板、僵化、形式主义，没有活力，没有主见，没有文化头脑。
大学新闻专业很热，却是最失败的学科之一，这里很少有真正的学者。学生入学前考分最高，但大学期间大多只掌握一些简单的专业技巧，缺乏思想，甚至不具备起码的文化教养和理论思维。而且给媒体习气污染得很黑，早熟、浅薄、自命不凡、老于世故。
进入传媒的还有大批闲人、混世者、寄生者、关系户，依附着这个有油水、旱涝保收部门，电视台最为典型。每年，从全国各地新闻机构实习回来的新闻专业学生，亲身体验腐败前沿的状态，经常带回一身的晦气，一身的脏臭。
西方传媒是独立的，对自己负责，这抑制了自我腐败。相互制约和法律监督，也能保证其社会行为的相对公正。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竞争，也有个别传媒在开放中崛起，形成一批有思想抱负，有事业心、责任心、使命感、正义感的记者。
改革开放后，旧意识形态逐步瓦解，传统体制日趋腐败，本是需要传媒和法制的社会监督。但是，传媒一方面整体上敏感地体现着现行政策，是政治上的左与右倾向的晴雨表；另一方面又日益明显地走向市场，在越来越大的空间里填进非政治因素，包括消费文化、商业广告、色情文化，为少数操纵者捞取市场利益。这一突出矛盾，导致传媒的腐败。
社会腐败的程度，秩序、正义和良知瓦解的程度，老百姓心中失落的程度，已经使报纸书刊评论、电视报道、官方统计、调查报告显得天真幼稚，书生气十足，隔靴搔痒，站着说话不腰疼。更何况新闻队伍本身也严重官僚化，脱离了文化轨道。
一味责怪民众素质不高或人们天生有自由化倾向，担心放松新闻管制便会出现政治自由化，这是没道理的。养着这么多人不信任，丧失对于社会有效的文化向导或者舆论领导，这种“放－乱－收－死”的低水平管理套路本身就有问题。
舆论和法治在现代社会具有特殊使命，但它们只有建立在深入人们内心的现代文化上，才能对全社会实施无处不在的有效监督。舆论监督是外在的、表面的、个别的、随机的；文化监督是内在的、深层的、普遍的、广泛的。
政府控制的报刊、电视、广播等新闻传播体系，与大学及整个文化教育体系一起，构成权威与秩序最要害、最敏感的文化资源。但是，教条化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要脱离全面的文化发展需要，成为官僚体制的工具。
传媒本身会直接或间接带有立场，要么是政府意志，要么完全是商业目的，要么立足于多元的文化立场，取决于它所依附的主体。目前，党和政府控制的国家传媒占绝对优势，商业化的传媒也会随着开放的深入而扩张。
传媒面向大众生活，要实现一定的政治、经济目的，但根本任务是辐射现代文化。因此，传媒的文化导向应当更多地交给文化部门，让知识分子独立地行使顾问、指导、监督、批评作用，并接受相应的行政管理和法律监督。
大学作为最高的文化权威和文化中心，作为传媒的文化母体、依托，可以直接主持传媒，实现其社会教育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