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精英集团——人文精神萎缩
●每个强大的民族，都有一个精神充实、人格独立、底蕴深厚的精英集团，引领着社会的方向
稳定的社会总有一个精英集团构成其核心，萨满教祭司对于早期各民族，长老、绅士对于传统社群，拉比对于犹太，毛拉、阿訇对于穆斯林，喇嘛对于喇嘛教徒……，他们维系着社会的道德、法律秩序以及长远利益，引导社会发展的潮流与方向。
这些精英是社会的文化核心，是那些以其思想和意志能力，主导社会潮流的人们，而不是指有钱有势的权贵，既得利益者。一个民族成长、兴盛与衰落的命运，取决于这个核心集团的内在文化素养。分裂的社会，则有分立的不同精英集团。
西方精英是人格独立的，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主体角色，并不是我们理解的为人所用的“人才”。他们有三个来源：
一是自由工商业者，他们服从普遍的法治；二是中世纪僧侣，他们服从天国的上帝；三是贵族阶级，他们的权力相互制约。
希腊哲学家多是自由工商业者，有自己的生存依托。苏格拉底以自己的死，警示世人认识自己，不要沉于虚妄的自以为是。柏拉图执着于建构纯粹的理念世界，主张未来世界要由哲学家做国王。亚里斯多德更是建构了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体系。
170 教皇英诺森十世（委拉斯开兹）——西方中世纪，佩剑者听从捧《圣经》者。
以后，在市民社会里成长的资产阶级，一方面与世袭贵族和僧侣的特权作斗争，另一方面继承他们的文化，建立起人人平等的法治社会。正是僧侣、学者、贵族和资产阶级相互制约，教会、大学、国家、市场相互推动，形成了现代进程。
现代民主社会不再有法定的特权阶层，君主、贵族退出政治舞台，上议院只有名义上的特权。人人都有成为精英的可能。
不过，现实的精英权力仍然取决于特定的运作机构，无论是议员、市长、总裁，还是传播大亨，大多来自一些著名大学；不同人群的现实机遇也不相同，美国就有概率计算上无法解释的叔侄总统、父子总统，却没有黑人总统、女性总统。
西方政治和经济决策部门依靠智囊机构，通过多学科分析研究、综合评价、方向预测，提供决策参考，它既有事实归纳，又有理论演绎，是典型的西方人文传统和科学思维的产物。西方智囊大多在大学，那里有富有天性和创造力的学术生态。
西方公务员制度区分行政决策与行政执行两部分。主体即决策部分是通过民主途径选拔带政治立场的政务官来充当，执行部分则是仿效中国科举考试制度来的，它是由依法行政而不体现个性的职业官员构成。前者是人才，后者是精英。
真正意义的知识精英，不是社会阶层中的学历群体或者职业群体，不是以所拥有的专门知识，或从事脑力劳动为标准的。他们应当是超越现实生活之上，以所承载的社会使命与时代精神为标志的文化群体。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如下特点：
——不只看到事物对于自己直接的功利价值，而更多关注其客观规律，其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其宗教与审美的意义。
——不只算计着今天的、眼下的事情，而更有一种历史的、广阔的视野，特别是看到事情的发展方向以及全局性的意义。
——不是狭隘的个人主义者，而有博爱的心胸，慈悲的情怀，对于他人、社会以及自然有责任感和使命感。
——不是盲目顺从体制、时尚与潮流，而有自己独立的体验、感悟与判断，有经常的反思，执着的信念，创造性的思维，以及脚踏实地的行动能力与毅力，在不断追求中获得自己生命的提升，找寻精神的归宿。
学历、职业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有专门性的知识和技能，并不一定有崇高的品格和德行。没有知识的人也许是纯朴善良的，而将知识和技能作为对象性工具来掌握，即使有再高的能力，也不等于会选择高尚的价值目标。
精英区别于普通社会成员。他们的生存境况相对优越，但没有沉溺于物欲，而是超越个体的生存需要，关怀群体的利益、理想、信仰；他们有广泛的视野，有深厚的积淀，是民族传统的继承者、时代精神的承担者，未来理想的规划者。
人总是有基本生存需要，但在某种社会的契机下，简单的欲望会转化为复杂多样的人格追求。宽裕可能让欲望提升为更高的追求，也可能变成不可自拔的沉溺；匮乏可能产生对欲望的节制，也可能形成永不满足的渴望、乞求与贪婪。
人是有自由意志的个体，又是共同文化凝聚成的群体。群体里的个体是有差异的，相互间的角色不同。一些个人处在人与人关系的核心，他们的个体人格被赋予了更多的群体使命感和权威影响力。他们之所以构成精英，取决于以下特点：
第一，从外部的生存条件来看，他们在生存压力面前有相对的自由，较少顾及个人的生存需要。可能是出身比较富裕，或者个人的职业地位优越，或者个人生存技能有优势，能够提供相对宽松，不失体面的物质生活保证。但是，精英阶层不是由外在的富裕标准衡量的。上层权贵、暴发户、既得利益者为自己特殊的利益所束缚，反而成为自己地位的奴隶。
第二，从个人的生命状态来看，他们的欲望被抑制在合理的需要内，生命热情升华为理性层面上的群体抱负。修士、信徒、革命者甚至抑制自己的欲望，以超越个体的自我，追求群体的自我为快乐，这是弗洛依德所谓“本我”升华为“超我”。
第三，从个人的文化生态来说，他们有良好的文化教养，能够在广阔的视野里选择远大的人生抱负，能够在较高的思维水平上获得充分的智力支持。他们能够在自己的现实背景下，广泛继承文化传统，汲取外来文化因素，开拓新的文化潮流。
第四，从个人的历史使命来说，他们的奋斗不是孤立的，能够凝聚为普遍的文化共同体，形成社会潮流，影响历史趋势。
当中国精英们能够气宇轩昂地走路，神态自若地与外人对话，胸怀宽广地与同胞协作时，就不会被人蔑视了。
●精英是由某种文化凝聚的共同体，不是一个个富豪、权贵、大腕，也不是秀才、幕僚、人才
罗素说西方僧侣有一种知识的权力，现代知识分子继承了这种权力。他说，中国儒家也有这种权威，这还要具体分析。
传统中国农民生活在家庭、家族、村落等封闭的小圈子里，他们以血缘、亲缘、地缘维系人际关系，其中家长、长辈是自然的精英。国家、民族对于他们来说，基本上是外在的，只有在政权实力触及他们的生活，或者外敌入侵时才起作用。
农业生产方式及环境影响着人的文化心理和智慧。因地制宜，因势利导，顺应自然，天人合一，以和为贵，以柔克刚，静以待变，言不尽意，上代向下代直接传授，无需专门的知识体系。书面文化主要是统治者治理国家需要的工具，或者是人们酒足饭饱后自娱自乐的奢侈、消遣。因此，文化人最重要的关怀是在社会伦理、政治哲学上，其它社会功能很少。
国家是个别家庭实力膨胀，形成对整个地域的统治权。秦汉以后，国家大事由至高无上的朝廷说了算，再没有封土建制的世袭贵族。由于中央集权制度既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约束，也没有稳定的世袭贵族牵系，文化基础和权力基础都很脆弱。
171 文天祥——忠诚服务于朝廷的文人典范。
但是，汉语里“人才”一词，是指有才干的人，通常是“有用之才”，即有能力为某一目的效力，为某一利益集团服务的的工具，而不是主体的人。因此，“人才”的标准在于其知识素养和工作能力，而不是其自身的思想理念和文化信仰。
传统中国的儒生、书生、秀才与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有本质区别。士大夫们只是一个个孤立的人，不构成独立的贵族阶级。科举考试录用的人才，只是为现行体制服务，相互间对话合作少于利益竞争，不构成一个文化共同体。
传统文人是统治者从农民子弟中提拔起来使用的“人才”，他们被视为“吃公家饭”、“吃国家粮”的“公家人”。读书是为了考功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考上便获得入世为官的资格，做高级奴才，考不上就只有当孔乙己。
171 唐太宗
在政权之外，文人没有自己的独立庄园，只能依附于政权，把意志、人格、智慧完全交给特定的利益集团。只是一朝考场得意而被朝廷网罗，成为供养的工具，终究只是王朝之体上的所附着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171 科举考试——世界上最公平的公务员制度的源头。
文人们依附于官本位的世俗政治权威上，他们没有稳固的地位，也没有独立的学术传统作为根基，没有自己独立的社会使命和理想，不能形成统一的阶级。相互间激烈的竞争，造成文人相轻，内耗，嫉妒、内讧、算计、构陷、倾轧多于信任、默契、合作。入世之前或许还有热情搞“公车上书”，一旦沉入官场就像《红楼梦》里的贾雨村那样，马上便没了脾气。
儒家的文化权威比起帝王的政治权势来，通常是微不足道的。即便是皇帝的老师，也因为一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有暗讽当朝统治之嫌而掉脑袋。文化成了当权者权力运作的工具，因此，历代统治的文明进化空间十分有限。
中国社会还有帮会、结义兄弟、关系网、地方门阀、“八旗子弟”、“太子党”等利益集团。它们内部以共同的生存利益、人情关系和传统道义原则为纽带，既无超越的理想信仰，又无社会历史使命。这些小圈子与中央集权相抗衡，在社会动乱时的利益真空里，占山头、拉帮派、趁火打劫的破坏性，能量不小。但是，缺乏创造新文明，建立新秩序的能力。
面对改朝换代的压力，帝王与士大夫没有西方僧侣对信仰的执著和贵族对纯粹文化的雅兴。在江山社稷稳固后，没有外部挑战，没有更高的外在目标可以追求，腐败的蔓延也就无法遏制，改朝换代也终究不可避免。一旦发生动乱，社会结构会遭遇连根拔起的毁灭性破坏。这就是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社会周期性的振荡，总没有实质性的提升。
传统文人有着深深的从政、恋政、干政情结，有意无意间要影响政治，一有机会就要发表政见；而且说话就要有人听，否则就会牢骚满腹，就要骂人、静坐、绝食；如果有实力，必定争个死去活来，最后不是挨揍，就是揍人。
通常，只有被官方权力放逐的失败者、落魄者，才具有某种独立性，他们游离于政权之外，甚至退出社会生活，回到个人体验。有的人形成很高的生命境界，发展出灿烂的古典诗词歌赋、书画琴棋。有的人则在故纸堆里研究学问，打发时光。
文人们的所谓高尚气节，常常是得不到重用时的愤世嫉俗，其所谓豁达姿态，甚至是“待价而沽”的一种姿态。
这些出世者求道、尚佛，限于个人生存，缺乏人类关怀，只能依托于文明的边缘，不能凝聚社会创造新文明，也不以智力影响社会生活。有的人做出了一些化学成就，本意是炼丹，追求个人健康长寿，并不是要建立理论化、系统化的知识体系。
依附于权力体系的幕僚、军师、谋士、师爷，以诸葛亮、吴用最为典型，这些天才的个人，在密室里运筹帷幄，出谋划策，捉刀代笔，以直觉进行揣测和算计，却没有独立立场，没有是非。他们既不同于奠定古典文化基础的思想家（像孔子、老子、苏格拉底、牛顿、马克思），也不同于现代意义自由、理性、开放、合作的知识集团（如智囊团、研究所）。
中国文人要么是仙风道骨般的出世者，在社会之外自我陶醉；要么是紧贴在现实生活上的实用工具，但没有普遍的公理化的实证理论，因而抬不高。诸葛亮式的谋士多少带些妖气和神秘主义，碰上好郎中，手到病除，碰不好就是江湖骗术。
西方知识分子与社会生活有距离，只有在一定程度上超然于政治、经济利益，才能维持文化对于现实的高尚地位，充当学理上的批评者、监督者、裁判者。在现代高度科学化、智囊化，但科学有时反而脱离人的直接把握，从整体上反而盲目。
●百年中国，为什么如此缺乏创造力，为什么不能左右世界潮流，为什么出不了世界文化大师？
与灿若群星的犹太人相比，为什么现代中国出不了具有世界影响、具有人类意义的思想文化大师？为什么我们在科学、技术、经济、管理以及哲学、历史、文学、诗歌、音乐、绘画、电影、建筑等等几乎所有领域都是一派平庸，没有传世佳作？
曾有一些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对传统或西方的经典滚瓜烂熟，无所不知，却没有影响世界的思想家。既不能产生目光深邃的自然科学家，也没有视野宽广的社会思想家和战略家。当代中国思想家仍然走不出去，没有以中国人命名的“主义”。
陈独秀是革命家；鲁迅是文化斗士；胡适只是接受外来的文化标准，并没有自己的思想体系；梁漱溟是个独立的思想家，但理想化的思维不被理解和容纳，未能充分发展便退出历史舞台；陈寅恪只是独立的学问家。
丧失文化自觉的人们建构的现代生活，正如民间建筑一样，排列混乱，呲牙列嘴，庸俗不堪，毫无特色，毫无修养。
根本原因不是中国的外部挑战不够，不是社会资源的投入不够，不是人的勤奋不够，而是人们内心的精神空间狭窄。
中国农业文明的传统精神空间寄托的天人合一的自然境界，它造就了以孔孟、老庄为代表的先秦智慧，孕育了秦汉、唐宋为代表的社会繁荣。但延续一千多年之后，人们内心的禁忌、敬畏与皈依日益淡漠，传统体系渐趋烂熟、腐朽、解体。
西方工业化造成强大的、有形的物质文明，侵袭、渗透到近代中国，打破传统文化的封闭体系，并诱惑人们急切地追赶，导致急功近利的盲目冲动。处在中西文化碰撞中的知识分子，要实现自我复兴，却面临传统文化内在凝聚力、创造力的彻底丧失；要重新开始启蒙，却没有内心的根基，对大多数人来说，西学始终只是外在现实。因此，造成内在文化的荒芜：
一，工具主义。社会重视人才，也是把他们当作工具，只要能做某些专门工作就够了，并不要他们成为有独立思想的人。
文化建构的出发点不是人的内在发展，不是以真、善、美作为价值取向，以知识、学理为追求目的，而是依附于生活现实，服务于权力，甚至完全是权威所支配的装饰品。对个人来说，文化事业只是一种职业，一种待价而沽的手段、道具、本钱、资本及装饰，经世致用，争取功利目标。缺乏独立的科学事业，也缺乏远大的社会理想，只有实用技术和谋略。
由于现代文化的缺失，知识分子先天发育不全，缺乏人文关怀，历史责任，社会正义，没有独立的文化智慧和精神境界，只是在自己私人生活里，机心重重，蝇营狗苟，从自己的世俗职业中谋求地位、名誉、财富，著书只为稻梁谋。
二，教条主义。现代文明是从外部给予的，知识分子只是依据某种结论，没有一个内在发育的过程，这就形成教条主义。
早年知识分子受多元文化教育，内涵较为丰富，在革命运动洗礼之后，虽为意识形态理想主义所激励，内心的纯朴信念基本不变。但是文革前后，知识分子浸泡在单一的意识形态氛围中，缺乏理性思维，传统教育淡化，被政治风暴连根拔起，形成精神空白。有人悉读几十卷马列著作，更有人将毛选倒背如流，却只能狂热地、偏执地、机械地、功利主义地、玩世不恭地维持意识形态思维。
政治运动总是先向文人开刀，被整得最惨的是其中最有良知的，而主持整人的是其中最卑鄙的，其表演淋漓尽致。
在教条化的理想主义、政治权力的英雄主义的情节里成长的知识分子，一旦受赤裸裸的物欲的诱惑，僵化的道德观念很快瓦解。80年代青年开始反叛，现在的孩子几乎没有任何道德约束，早早地自私起来，在人际交往里展开权力斗争。
思想解放只是在“收”紧旧框框，与“放”开大门吸收外面的东西这中间拉锯，自我探索却被反“自由化”扼制。
172 时尚
缺乏理性思维，没有长期的思想建构；凭借狡黠，小聪明，投机取巧、哗众取宠，赶潮流，一阵阵风，一股股热。昨天现象学，今天海德格尔，明天后现代，后天后殖民；主义－思潮－文本－话语……，却从没有自己的心声。
经济大潮把所有脆弱的文化建设淹没，人文知识分子队伍几乎瓦解。80年代末的政治危机过去之后，腐败愈演愈烈，只是经济增长才掩盖实际上的不断尖锐化。强力手段克服危机，加剧精英组织的官僚化，从长远看会酿成更大的破坏力。
四，崇洋心态。中国没有几个真正的高科技公司，大多不过是政府注册的国外科技代理公司，人们满足于给洋人作买办。学外语本身是低智力的重复性工作，通常它要折腾一个人从中学到大学的十年，外语考试甚至伴随一生的职称评定。
一味对“海归派”的政策倾斜，损害了公平竞争原则，反而助长了投机心理，养出一批钱钟书笔下的徒有虚名的“克莱顿博士”。到国外去的人大多不再回来，回来的人有出于爱国心的，但大多出于个人原因，其中包括在国外混不下去的。
五，学阀作派。为了讨好权贵，相互间争名利，甚至出卖他人；拉帮结伙，相互吹捧，关系网作风；瓜分学术地盘，抢占制高点；人为树立学术敌人作为目标，目标越大越广自己名气越大；靠个人一技之长吃饭，传统作坊作风，思想封闭，相互轻蔑，闭门造车，死不往来；只有师生间的单向模仿和传递，没有集体交流与合作，没有学术共同体的继承和发展。
体制为既得利益者、成功人士、有产者、资本家所掌握，沦为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扼杀有文化生命的新生力量。大学等文化机构脆弱，社会没有确定的思想平台，没有超然的文化氛围，没有从容的智力交流，没有稳定的文化内核。
172 鲁迅
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使命、角色，是中国百年现代进程的关键。在政治专制和社会腐败上，知识分子也难脱干系。因此，知识分子的改造当然是必要的。问题是这种改造只能是文化反省，而不是政治运动，不能和政治斗争搅在一起。
知识分子自我改造，形成独立思维，保持对世俗的超越性、创造性，对新事物的合理判断。这是文化，而不是政治。
●蒋介石和毛泽东对待文化与知识分子的两种出发点、两种态度、两种方式、两种结果及教训
政治是社会变革的最高手段。从长远来看，政治集团的文化素养、运作体制对民族兴衰起决定作用。
韦伯将社会秩序和权力结构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传统世袭制度，二是现代法理制度，三是以领袖个人魅力为核心的组织。一个社会由传统世袭制度过渡到现代法理制度，通常要经历领袖个人魅力感召下的革命进程。
革命队伍由革命领袖、职业革命家、干部、战士以及群众组成。领袖是在革命运动中产生的权威人物，他具有准宗教领袖的个人魅力和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威，他的政治信仰和道德理想形成的理论，像远处的光芒，引领着人们的革命实践。
新文化运动培养了具有现代民族意识和文化素养的大批知识青年，奠定了精英集团的基础，形成两种自上而下的力量：
一是大学，代表多元的文化力量，它是灵魂，是文化前提；一是政党，代表统一的组织力量，它是体制，是政治保障。
两种力量各有使命，各有优点和缺陷，形成互补的关系。它们最初是统一的，但又在复杂的现实斗争中分分合合。
文化内涵是政党意识形态的活水源头。但急迫的现实需要常常造成政治一元化，文化精英窒息。思想僵化和枯竭造成社会认同的削弱，精英集团文化失落和信仰淡化，它便会沦为政治利益集团。国共两党的沉浮，都与知识分子问题相关。
国民党的文化力量相对单薄，蒋介石在军阀战争中建立正统地位，是依靠“黄埔精神”凝聚起来的新国民党精英集团。但由于摆脱不了狭隘的宗法、帮会习气，必然与自由知识群体发生冲突。一方面，它试图通过思想控制，把知识群体变成自己的政治工具和利益集团，但做不到。另一方面，它没有强有力的国际意识形态背景，因此需要大批有外来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提供文化的支持。一旦失去知识分子，也就失去了其道义上的基础，就会沦为赤裸裸的利益集团，垮台也就顺理成章了。
共产党却在艰苦环境下长期保持着精英集团的本色，特别是将马列主义中国化，形成人们的共同信仰，于是“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子孙”。它以信仰为核心的文化力量更为坚实，还有强大的国际政治文化背景的支持，这使它一方面能够吸取、利用并支配、控制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它以其单一的意识形态思维统一思想，渐渐地瓦解了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
没有独立的知识分子，文化渐渐沉寂，理性趋于丧失，权力欲和物欲占上风，便相继走向政治狂热和经济中心主义。
173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蒋介石、赫尔利等合影。
蒋本人军校出身，缺少思想的深度和文化的魅力。因此一方面，无论他政治上多少专制、冷酷，但对知识分子有一份敬重，在文化领域里不会过于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另一方面，他像传统的开国之君一样，毕竟只是利用知识分子，将他们当作自己的工具。他需要知识分子，却难以从内心把握知识分子，包括他们的弱点。他可以凭个人手段个别地笼络一批知识分子，但不能从普遍的道义上赢得并且把握知识分子群体，多数人纷纷谴责他，反对他，背离他，最后使他失去道义上的合法性。
国民政府吸收了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倡导旨在提高民众公德水准的“新生活运动”，初步建立了全国文教科技体系。当时大批知识分子进入政界，当然也有一批人拒绝从政，情愿作自由知识分子，甘于学术生涯。
抗战爆发后，有人主张战时大学要为国防服务，但蒋介石强调，战时教育要平时看，不乏一种远见。应当承认，正是由于知识分子的相对自由，才使那个时代涌现了一批文化、科学的大师，为以后中国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毛本人出身于知识分子，他对于中国文化及传统文人深有参悟。因此一方面，他能够以思想、信仰、政策获得知识分子的共鸣，并以自己的文化魅力赢得知识群体的高度认同；另一方面，他深谙知识分子的弱点，在革命年代对党外知识分子很客气，但在革命成功后，对党内知识分子都以居高临下的家长作风，发动一次次思想改造运动，将整个他们收拾得服服帖帖，有的盲从，有的狂热，有的检讨，有的沉默，有的自杀，导致五四以来成长起来的整个现代知识精英的断档。
共产党本是左翼知识分子开创的，它引导的革命运动之所以能够掌握中国的命运，是因为它给传统失落之后不讲道理、也没有道理可讲的社会，带来了新的道理，建立了大家共同讲道理的政治保障。知识分子为党的理想与主义所感召，参与到政治生活中。但在经历反右、文革、反自由化之后，他们由敬仰、钦佩、服从，到忏悔、恐惧、辩白、申诉，再到牢骚、积怨、逆反、阳奉阴违，形成隔阂、对峙的状态。多年后，他们一说起毛泽东时代，仍有一种鞭子抽在身上、抽在灵魂上的痛楚。
一味强化政党自身的政治权威，以此取代理性文化，就会失去自持与自制，堕入自负、狂妄和腐败。要消除腐败，建设合理的社会秩序，巩固执政党地位，赢得民众的认同，必须在现代理性文化的基础上，形成讲道理的文化机制，建设政治－经济－文化联盟及其良性关系。尤其要解开政治集团与知识分子之间对峙的死结，保持思维独立、自主平等、相互监督的张力。
50年代的反右运动更是打断了一代知识精英的脊梁，社会的理性和良知受到致命挫伤，极左政治脱离了现实主义的基础，文化理念日趋孤立与偏执，全民卷入非理性的乌托邦狂热，造成动乱。文革后，在实事求是的旗帜下恢复了现实主义精神。
●革命队伍、国有单位组织性退化的根本威胁：宗派化、地方化，“五湖四海”的凝聚力瓦解
在后革命时代，政权一经建立，就有权力的分配与继承问题。政治不再是神圣理想，而会渗入现实利益。
蒋介石成于黄埔嫡系，最终也败在这个封闭的准宗法利益集团的腐败上——政治家的政客化，公务员的官僚化。
政治家具有社会理想、政治抱负及基本理性，他有言不由衷的政治谋略，但手段是为了抱负而施展的，自己的心声、良知、道德及民众声望从根本上支配他的事业。公务员则是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他们不带自己的政治倾向，尤其不在公务中夹带自己的恶，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和技术能力，能够按照法定程序完成权力机关交办的各种事务。
政客没有政治信仰、理想及责任感，出于私欲而追逐权力、名誉和地位，他们内心深处阴暗而扭曲，迷恋政治表演、投机取巧、玩弄权术，不择手段捞取自己的私利。与政客相联系的官僚，是一群寄生于体制内的一般公务员，逢上唯唯诺诺，遇事敷衍推诿，在公务上循规蹈矩、无所作为，为了个人的地位及小集团利益却会暗地里兴风作浪。
由于民族危难的急迫性，建构革命信仰的理性层次较低，汲取和消化不足，没有深厚修养的内在支撑，带有浓厚的功利化、简单化、教条化色彩。意识形态停留在道德约束上，常常回归传统儒学，回到政治本位的老路上。
在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时代，人们的观念被捆绑在集体主义政治里，信仰容易保持——尽管在理想主义的表演中充斥着现实的权力斗争。一旦以个人为中心的物质利益原则重新启动，僵化的道德遭遇汹涌澎湃的物欲冲击，便会土崩瓦解。
80年代以来，政治权威的最大挑战并非来自外部。一方面，人的物欲无限膨胀，官僚、政客、文痞、贪污者令政权内部滋生腐败。政治由公共手段成为利益集团的操纵社会的工具，便堕入围绕权力展开的勾心斗角、投机取巧、阳奉阴违之中。
一些曾经很有作为，甚至出生入死的革命者，最后失去心理平衡，晚节不保，构成世纪末中国的典型社会现象。他们之所以有深刻的信仰危机，是因为昔日的辉煌在市场化时代如将逝的夕阳，人已老去，再度拼搏已经不再可能。他们内心孤独，没有归属，没有依托，无所适从，只有回顾传统家庭利益，服从本能欲望，以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捞上一把。
不少革命者总在教育后代珍惜过去，保持本色，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可是，高干子女仍首当其冲地浸染于腐败中。因为，人格养成不能凭简单的道德教育，而要有深层的文化素养。没有超越的精神信仰和独立的文化人格，仅仅以朴素感情和直接经验维系的理想是不可靠的，更不用说进行代际传递。老人的记忆很容易成为自我中心的昔日荣耀，而那些尽管教育程度高，但优越感极强的年轻人一旦自主，便会厌烦老一套，迅速滑向虚无主义和情感放纵，甚至抛弃起码责任与道德。
另一方面，封闭的意识形态僵化之后，人们内心深处没有接受现代文化的勇气，反而抑制文化的开放和创新，粗暴对待内部的文化批评、文化监督和文化创造，并把民族内部作为防腐抗体、解毒剂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推向西方主义。
西方政坛人物常常巴不得有人理睬他，因为他的权力基础是选民，他需要制造亲民的形象。许多中国官员也乐于和国外高层政客，甚至外国记者进行坦诚、平等、机智、幽默的对话，但他们与国内民众之间却保持距离，很少有内部的平等交流。
这让人想起传统家长在家庭内外的不同形象。强烈的民族自卑感，使现代中国人心理上需要外部的对话者，需要外国人的态度和言说来验证自己的思想与实践。一些地位高而内心孤独的政治人物，尤其没有信心在内部平等对话中展示自己。
中国没有一贯的贵族传统。宗法家族由嫡传子孙世袭家业，但很难维持上百年的兴旺，历代政权超不过三百年。统治者要维系宗法关系，又要抑制它的腐败。为此，官员全国调动，异地作官，如明代规定必须出五百里外才能做官。朝廷的军队更是不能由本地产生。只有吏与绅是地方的，乡土事务取决于他们。这样既保证了乡土社会的稳定，又保证了国家的统一。
社会学所谓“初级化社会”由面对面的血缘、亲缘以及业缘、学缘、地缘等人际关系为纽带形成的。传统集体主义的基础主要是血缘、亲缘关系，夫妻拜天地是血缘化的仪式，结拜兄弟间的歃血为盟也是血缘化，不同于现代老板与雇员的契约关系。
17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但到80年代初，社会学家费孝通从他的乡土社会理论出发，指出建国后逐步形成的各种企事业单位的内部，封闭的人际关系日趋血缘化、亲缘化、世俗化。海外来的学者，也发现每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单位，生老病死全是单位管。
174 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葛维墨）
改革开放之后，基层自主权扩大，世俗化色彩随之强化，人情关系网回归，传统生活观念、生活方式也就膨胀开来。这使政府部门、国有企事业单位，尤其是地方政府、中小企业中，占主导地位的“党政领导＋同志式关系”结构渐渐瓦解。
80年代初，我的中学母校外县籍教师还相当多，教师与当地没有明显的关系网，因此更多保持知识分子的文化品位，学校与地方生活之间存在明显的反差。一进学校，就能感受到与社会完全不同的文化氛围。可是，后来教师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本县籍，他们深陷本地复杂的人际关系网中，学校完全融入当地社会生活中，几乎没有文化反差，学校风尚与教学质量也急转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