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总理在麻省理工学院讲演时尖锐地指出，中国缺乏管理人才，国有企业一把手和总会计师大多是不合格的。
其实，中国不仅缺乏专业人才，还有民族精神的沉沦和腐败。经济、政治操作不仅需要特定的专业能力，更需要高尚的人格修养、广阔的文化视野、宏观的战略胸怀。中国不惜沉重的代价开放市场，就是要以外部压力迫使国人觉醒。
在后革命时代，技术专家出身的社会精英普遍务实、明智、重实际操作，却缺乏浪漫、跳跃、长程的战略思维。
175 技术异化——工具理性约束价值理性。
改革开放后，政治经济权力决策者几乎是清一色的工程技术专业出身的人，甚至许多意识形态部门也由非人文学科专业出身的人领导。政治家与实业家的关系比较默契，技术专家包括少数社会科学、管理学谋士，也处在“准中心”位置。
各级政府机关常请科技、经济、管理、法律、政治等方面专家讲座，公务员们虚心学习些技术知识，知道天外还有天，固然必要。可是，几乎没有更加重要的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历史等方面人文讲座（只有文艺汇报演出）。
在畸形的机关文化里，正式语言随着上头文件走，非正式语言随着大流走；生活方式是现代的，思维方式仍是陈腐的；口头上是人民的公仆，内心里却是个人算盘。官场上名与实相分裂，会议成灾，形式主义泛滥，官僚们需要以说话来表现自己，又实在没有自己的语言，只有假话、大话、空话、废话、官话、套话、诡话。只好照稿子念，稿子也不是自己写的。
越来越多的公务员们只会打官腔，普遍缺乏起码的人文自觉与文化修养，导致政府机关文化沙漠化——过去人们之间有一种意识形态语言，现在这种语言的只留在假、大、空的公文里，实际操作则完全世俗化、功利化，甚至赤裸裸的腐败哲学——没有灵魂的肌体，怎有不腐败之理！排斥真正的思想，尤其是涉及人与社会本身的思想，对整个民族是致命的。
官本位体制是庸才寄生之所，仕途是政客官僚的发迹之道。现代公务员制度则是理性化、法制化、技术化的行政体制。
传统政权依靠伦理道德的软性约束，改朝换代的极限威胁，这在现代生活中是不够的。克服政权腐败需要权力制约，有形的制约来自外在于每个人的体制，包括专门的反腐机构，但更重要的民主监督与法制约束却基于人们内心的文化价值。人们强调现代体制的重要性，却看不到体制背后的前提，即人们内心普遍认同于现代文化，这需要自上而下的独立的文化建设。
要让大多数人洁身自好，让贪官污吏“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而不是叫人无奈地认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以至于产生所谓“全民腐败”的现实，当然不光是外在的体制能做到的，而是人的内在文化信念问题，首先是精英阶层的精神素养问题。
现代政党的理想、信仰、价值观淡化之后，精神支柱变得脆弱，党员对社会的表率作用弱化。传统儒家伦理、道家理想及佛教境界失效，灵魂分裂，个人利益、小集团利益恶性膨胀，造成恶性腐败。人们在体制的漏洞里周旋，盘算着自己的私利。
在强大世俗利益诱惑下，受道德楷模感染的人越来越少，即便有感动也难以维持现实的行动。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文凭化，邀请专家来灌输科技、管理、经济、法律知识，只是培训公务员业务工作素养、技术素养，是讲做事而不是讲做人。
真正的文、史、哲学科（当然绝不是那些被时代抛弃的意识形态），比学些科技、经济、法律、管理知识更为重要。
毛泽东好谈文史哲，陈云也曾要人学哲学，这也许是老黄历。但超越具体意识形态背景来看，其中包含着深刻的见识。
知识分子本是变革时代最活跃的深层创造者。但中国政治家与思想家、管理者与学者之间很少有真正的对话。人们觉得，人文知识分子不是现行政策的论证者，吹吹打打的宣传者，就是不安分的异端之辈，或者可以听之任之的书呆子。
对政治家和实业家来说，学者们在概念上绕圈子，闭门造车，文人相轻，吃饱撑的，叫人厌倦；思想家们言论天马行空、喋喋不休、没大没小，不顾及现实的利害关系，小题大做，哗众取宠，惹事生非；文艺家们浪漫轻浮，没有主见，却好使性子，要么是女人气，要么是长不大的孩子，要么是又犟又怪的硬石头。因此，知识分子不可不用，也不可重用，得加以提防、管束。
长期意识形态化的文科教育，造成了人文学科的全面瓦解，人才匮乏。在更深的历史背景上，革命家与知识分子之间存在很深的隔膜，先天的不信任，乃至本能的轻蔑、仇视。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与国家所有的不幸联系在一起。究其原因：
一是上层革命家出自传统而又叛逆了它，他们一旦树立特定的革命信仰，便与传统或西方的其它知识体系形成隔阂。
二是其他干部大多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出身，从受压迫者转变为革命政权的主人，他们与向来有地位的知识分子保持着天然的距离与反感。这种情绪，在深受人们尊敬的彭德怀元帅晚年逆境中写的自述里，未加掩饰。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与工农出身的革命干部保持着距离。据邓小平遗孀卓琳女士回忆，延安的许多女学生认为，选工农干部做丈夫缺乏情调。
三是在开放时代，人们尚实干，不争论。这本是为了抑制极左意识形态，却也抑制了整个人文学科的成长。
对于独立的人文知识分子来说，自己的文化天地是安身立命之本。政治权力是他物，离政治越远越好。政治却总是以自己为中心，将某种带有利害关系的意识形态渗入包括文化在内的社会各个领域，干预思想独立和学术自由。
一些知识分子试图通过与政权的合作来实现自己的抱负，但常常要放弃自己的信念与理想，为官方既定言行作注解和论证，或出谋划策。这种传统幕僚行为，常常是为了功利目的，有时演变成个人的投机钻营，为独立知识分子所不耻的。
政治与经济联手排斥文化，造成实践与思想间的隔阂，造成了各自的狭隘、浅薄与偏执、空洞。政治是社会的心脏和中枢，文化是社会的头脑与灵魂，实现全社会良性、协调的互动，需要相互间经常的、冷静的、平等的、建设性的对话。
在革命时代，政权的争夺和巩固是焦点，以政治信仰来武装党，党指挥枪，意识形态与军事联姻，战时经济是共产主义式的供给制。在和平时代，军事作为国家的后盾和保障受到严格的法律制约，文化、政治、经济的立体关系便突现出来。
庸俗唯物主义、功利主义思维，从根本上妨碍社会的深层次建设。以市场为中心，看得见的经济生活主导整个社会。政治、法律、文化、教育的独立地位和功能被取消，被市场操作，为市场服务；政治、法律不再是社会秩序的支柱，文化不再是人们内心的准则，教育不再培养完全的人格，一切都卷入市场交易和世俗消费。毫无疑问，其结果是灾难性的。
●人文精神失落，自由人格缺乏；知识分子边缘化其实是逃避，下海当中产阶级更是自欺欺人
一般认为，文化世俗化与知识精英边缘化，是后现代消费社会的普遍趋势，因而也是合理的。
人们很少看到，西方“后现代”现象是以全民知识化为前提，它也是西方文化面对新危机时主动反省的姿态。只有自由、独立、超越、高品位的知识精英阶层，才能造成超越世俗利益的话语系统，才能引导社会营构现代文化。
文明是人的生命生生不息的创造过程，不是与某种强势力量接轨，不是某种终极模式的引进、建成、推广、复制。知识精英的使命，就是超越一般功利性的日常生活，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进行认知、创作、构造和监督、评价，引导社会的发展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