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20世纪中国大学运动
衡量一个文明，可以依据外在的标准，看它是否实力强，地盘大，生活富足。然而，凡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其核心是内在的文化，即一种超越性的观念体系，给自由的个体以普遍的规则认同，终极的精神归宿，由此凝聚为社会群体。
这种普遍的文化信念让人们从现实的困难中看到希望，在当下的痛苦中得到解脱，在本能的欲望上得到约束，在实际的行动中获得智慧，在成功的快乐里得到升华。这样，整个群体才能维持一定的秩序，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创造力。
一个相对稳定的原始部落就有自己的信仰，圣景、图腾、偶像、祭坛、祭器及祭师都是所有社会事务的核心。前现代的每个文明，通常都是“政教合一”的，社会秩序、政治权力与宗教信仰、伦理教化统一，政权机构同时又是文教组织。
180 西藏的圣山、灵湖与玛尼堆
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区，保持着古老信仰，拉比既是宗教祭师，又是学者，又是教师，还是世俗生活中的长老，领袖。
印度教的社会里，至今仍然维系着顽固的种姓制度。在等级森严的四个种姓中，僧侣（婆罗门）也居于最高级。
俄罗斯本是大草原上并不起眼的部落，但它选择了拜占庭的正教，由原始多神教跃升到高级一神教，建立政教合一的社会。他们经受了蒙古骑兵的沉重打击，并在其强弩之末重又崛起，通过汲取西方文化的滋养，成长为一个超级帝国。
俄罗斯作家普希金说，蒙古人是没有亚里斯多德和代数学的阿拉伯人。蒙古人和匈奴人、日尔曼人等蛮族一样，他们的命运是外部赋予的，所需的技术手段是从别人那里拿来的，他们自己只有征服的野性和掠夺的欲望。成吉思汗说：人类最大的幸福在胜利之中：征服你的敌人，追逐他们，夺取他们的财产，使他们的爱人流泪，骑他们的马，拥抱他们的妻子和女儿。
在短时期内，野性会因为征服的胜利放大到极至。而当征服者一从马背上下来，文化上的弱势立即显现出来。接踵而来的是胜利者的内讧，还有被征服者的抵抗，统治者们无法招架。蒙古人在中国被儒家精神同化，在西亚被伊斯兰教同化，并被逐步淹没；在本土则皈依喇嘛教，并且从此安顿下来，就像多个世纪之前的日尔曼蛮族接受基督教的教化那样。
180 清真寺
伊斯兰国家在发生社会动荡时，教师（有时也称学者、长老、毛拉、阿訇）常常比贵族、军阀更能起凝聚作用。
在今日世界焦点阿富汗，“塔利班”（学生）政权就是由“毛拉”（伊斯兰学者）组织的，它在苏军撤退后的军阀混战中异军突起。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大肆排斥异教，炸毁世界著名的“巴米扬”大佛，强迫异教徒公开标示自己身份。
西方基督教徒以自己的文化优越感，以人道主义援助行动为掩护传播基督教，被恼怒的塔利班政权逮捕，要施以审判。
就在此时，宗教极端分子仅以一部《古兰经》和几把小刀，劫持了四架客机，成为美国人料想不到的“巡航导弹”，撞向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的心脏，造成震惊整个文明世界的恐怖，拉开了亨廷顿数年前预言的文明冲突大幕。
在西欧中世纪，教会权力超越国界，凌驾于世俗王权之上。教皇、主教、神父维持着一个高居于世俗生活之上的信仰体系。人类不同集团之间的争斗，如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教世界之争延续至今一千多年，其实是不同信仰体系的争斗。
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普遍实现了政教分离，学校教育与宗教教化分离，教会失去了特权。但在基督教信仰里酝酿的理性精神演变为现代法律制度、民主程序、公民道德、文化批评、舆论监督等形式，制约着社会生活的每个环节。重要的是，独立学者支撑的大学及其它学术共同体，给予所有社会精英以系统的智能训练，因而左右着社会高层的决策思想、价值取向。
而且，新教牧师依然帮助人们维系着宗教信仰。有的国家君主、贵族与政党、议会并存，作为社会稳定的标志和传统精神的象征。直到20世纪末，多数澳大利亚人仍不肯放弃地球对面的英国女王，尽管他们的祖先可能是作为囚犯被放逐来的。
一，它不是外在于经济基础的傀儡，或者派生出来的象征，而是内在于一个文明的生命里，独立成长且努力传播。
二，它不是服务于物质利益的工具，反而是抑制物欲膨胀，升华精神人格，引导灵魂皈依，凝聚整个文明的旗帜。
三，它不是政治法律制度，也不是为之解说的意识形态，而是超越特定利益群体，能整合全社会的独立文化机构。
四，它不是文明进化的消极现实，而是文化发展的积极动力，甚至是整个社会的活力之源，智慧之寓，灵魂之所。
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是人们普遍认同超越具体事务的理性规则。从西方教会中诞生的现代大学，就是理性文化的中心。
在以色列开国前30年，魏兹曼就开创了希伯莱大学，作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文化堡垒，他因此成为开国总统。
180 牛津，青年学子们神往的地方。
许多中国人可能难以理解，堂堂一国之主，怎么只是与一个我们这里相当于“副部级”的大学校长职务相联系呢？
其实，我们只是忘了，蔡元培开创的中国现代大学本来意味着什么，我们忘了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都曾当过校长。毛泽东晚年与斯诺谈话中，甚至提到自己做过小学校长，并表示不要“四个伟大”，却独钟于“导师”的名号。
连大军阀的儿子张学良，年轻得志，身上免不了沾染些军阀习气，但大是大非却不糊涂，一生最彪炳史册的功绩，除东北易帜、西安事变外，就是拿出大部分家产资助东北大学，并自兼这所全国财政实力最雄厚的大学的校长。尽管有钱不一定就能办好大学，历史也没有给这位少帅更多机会，东北大地很快沦落日寇之手，他自己更陷入半个多世纪的幽禁生涯。
近代社会变革，没有超越性的教堂提升世俗生活，只有靠大学主导的新文化来凝聚民族力量。因此，政党的大学化是其区别于宗法式会党的根本标志。知识分子社团、学校一度是社会重建的先导。“校长”作为文化教育社会地位的象征，一直享有崇高权威。民国时期，县、乡的中小学校长与同级政府首长正职或副职并行，而省长见著名大学校长，称为“拜会”。
新中国初期，大学校长可以直接与最高领导人对话。此后，文教事业日趋工具化，依附于行政体制，地位才一再降低。
现在，我们也在谈教育、人才、大学的重要性。可是，这其中有一个根本性的偏差——只是在工具的意义上，即为经济、政治服务的意义上看待它们，并没有把文化当作社会生活的灵魂，把独立的大学当作文明进步的轴心。
180 哈佛，全球政经精英的摇篮。
●大学是酝酿、培养现代文明所必需的摇篮，也是陶冶现代人格、普及科学理性的“象牙塔”
各民族独立的现代进程的起点，都是教堂或者大学。
现代社会是以普遍的理性原则建构的。韦伯把现代社会称作法理社会，区别于传统世袭的社会和领袖中心的社会。
理性原则表现为普适的真理、公理、法理，引导和约束人们的思维、言论与行动。体现在实证科学、生产技术、交往规则、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法律体制等方面——认知客观化、测量精确化、思维逻辑化、操作程序化、行为规范化、个体独立化、组织制度化、交往契约化。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形成现代工业，通过市场及政治法律体系的结合，演进了西方现代文明。
现代社会的理性原则，不同于中国传统亲情伦理原则，不是直接从世俗生活中总结的，不是个别圣贤独自领悟的，不是像文艺作品那样在生活闲暇里以个人体验创作的，更不可能像传统政治法度那样由权势者规定的。它是具有高度社会权威、超越世俗生活的专业文化共同体，在严格的语言和逻辑规范里，长期孕育、建构、完善，通过一批批人才的培养和训练，辐射到全社会的。
大学就是这样的文化共同体，这个知识精英群体发动的文化运动，为全社会的现代进程奠定了基础。
现代文化源于特殊的古代文明——希腊手工业商业生产及其城邦生活。现代理性思维可以追溯到希腊哲学家，他们发展了原子、作用力、数学、几何、理念、形式、逻各斯、必然性、逻辑等观念，奠定了工商业文明必需的理性思维基础。
毕达哥拉斯建立了集政治、宗教、学术为一体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柏拉图建立了阿卡德米学园（academy一词即源于此）；亚里斯多德建立了吕克昂学园，形成逍遥学派，他的学生亚历山大，每征服一地，都要建立希腊式的学校和图书馆；伊壁鸠鲁建立了花园学校；芝诺建立了廊下学派，即斯多葛学派。这都是大学的原始形式，以某种思想体系为核心形成学术传统。
这种理性文化在中世纪早期似乎被宗教信仰彻底吞没，因为基督教原则是信仰高于理性。但基督教的独特性就在，它是犹太教经过希腊哲学改造过的产物，理性因素已经悄悄地渗透并融入信仰的核心里冬眠起来。上帝以至真至善至美的规则创造世界，这规则是人们理性思维的前提，并扎根于整个社会生活中。中世纪的教会、僧侣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人们对高悬在自己头上的神圣法则、普遍规范、绝对公理的信奉达到痴迷的程度。这是以血缘为纽带的中国宗法社会里的人们难以理解的。
中世纪后期盛行经院哲学。看起来这些引经据典的争论荒唐而毫无意义，但毕竟争论本身就是讲道理，一批僧侣获得了高度的逻辑思维训练。正是这些虔诚的修道士建立了早期大学，如意大利萨莱诺大学、波伦亚大学、法国巴黎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开始旨在培养僧侣，随着知识的积累，思维日趋精致，独立的理性思维逐步苏醒，并从信仰的保护与约束中脱颖而出。
因此，基督教是现代文化的母体，而欧洲古老的大学从宗教性的文化组织转化为世俗的文化中心，成了现代文明的摇篮。
人们对上帝创造的自然规律的追问，形成系统的公理体系，并在观察和实验中实证化，于是产生自然科学。科学家先还在宗教内部工作，到了牛顿以后，由于科学体系能够自圆其说并且在实证中取得辉煌的成功，渐渐地与宗教信仰分庭抗礼。现代生产方式、社会体制、生活方式就是以此为起点建构起来的。这种文化运动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独特的。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启蒙运动都是人们从宗教禁锢中解放出来，以理性改造信仰的现代文化运动。
现代大学的典型是柏林大学，它是1810年刚刚从战败中苏醒过来并决心工业化的普鲁士帝国建立的。创建者洪堡指出：大学是一种最高手段，通过它，普鲁士才能赢得全德意志以及全世界的尊重，从而取得真正的启蒙和精神教育上的世界领先地位。只有教育的改造，才能优化国民，获得更高的生产率，更高的纳税能力，更多的理性，更多的忠诚，更少的犯罪，更好的官员。
181 莫斯科大学
美国现代文化包含丰富多样的移民文化要素，因此最初的美国大学只是做些简单的传授及运用，文化创造远不及实用技术重要。但随着进步程度的提高，低层次的潜力发挥和工具性的发明创造近于饱和，而全面的社会进步和深层次的技术发明需要系统的理论修养，美国大学也才向欧洲大学，尤其是德国研究型大学看齐，更加注重科学研究和文化品位。
哈佛建校300多年来，培养了6位总统，32位诺贝尔奖得主，美国500家大财团中三分之二的决策经理。它办的研修班，吸引全球人才进行培训，给学校带来了巨额经费和名声。离开哈佛、麻省、耶鲁、普林斯顿等世界一流大学，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崛起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也是因为它通过大学网罗了全世界科技文化资源。
1901－1940年诺贝尔奖得主，德国36人，英国22人，美国只有15人。而1946年后，美国得奖超过总数的一半，100多人。
在里根时代，美国经济面对日本制造业的咄咄逼人之势，连年下滑，政府经过深入研讨，发现自己的优势在大学的高科技，于是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信息产业。1991年美国经济走出谷底，再次稳坐世界龙头地位。
今天，在美国办高技术公司，先要看距自己30分钟路程范围内有没有大学。著名128公路旁的大片高科技企业，离不开哈佛、麻省等大学。没有斯坦福、伯克利这些著名大学，也就没有硅谷。【《告诉你一个真哈佛》，林德尔著，中国城市出版社】
●“天地君亲师”代表的中国政教合一传统：孔子，董仲舒、宋明理学到曾国藩的教化思路
汉民族几千年的文明，静态结构上是集权政治，历史演变上则是改朝换代。一部中国历史，表面上只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政权交替史，成者王侯败者寇；历史只剩下政治，政治只剩下权术；老百姓更只有日常生活的技艺，文明进化似乎终结了。
这个文明之所以能在循环中保持延续，因为其中有一个文化核心，维持着它的生命。传统道家、佛家是出世的，佛寺、道观没有支配世俗生活的权威，但对文明形成缓冲和冷却作用。主导着社会秩序与价值的是儒家“天地君亲师”的政教体系。
儒家文化的鼻祖孔子，本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教育家，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相当于校长吧！生前带着弟子周游列国，穷困潦倒，凄凄惶惶，知其不可而为之。死后两千多年一直被崇尚为文化圣人，也是因他的学说，他的师道的缘故。
秦始皇用法家手段统一了中国，以严刑峻法维持统治，企图开万世基业。他蔑视儒家学说，而且还实行了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焚书坑儒”政策。但极端急功近利的政治功利主义遭到了强烈的反弹，结果二世而亡。
汉初统治者汲取教训，改行道家清心寡欲的“黄老之学”，崇尚无为而治，让民休养生息，天下太平，人给家足。此后，统治者才懂得，民心教化是事关国家命运的大事，政权的稳固要得人心，顺民意。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逐步凸现出来。
182 董仲舒
“儒”其实就是教师，享有“天、地、君、亲、师”并列之尊。无论地方还是中央，文教部门都由具有特殊资格的绅士、大儒掌管。这样，与皇权至上的政治相配套的儒家伦理体系被固定为主流文化，成为文明教化的权威，覆盖着全社会。
平时，政权体系需要借助于社会的道德教化维持秩序。改朝换代时，伦理教化对于社会重建的作用尤为突出。
宋明之际，儒学融合了佛、道思想，把具体的“礼”诠释为普遍的“理”，形成理学。朱熹建立以理（太极）为宇宙最高本体的思辨体系：理借气而存在，气派生万物，理即随气进入物中，物中之理经过格物穷理的环节，向自身复归。
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人对天理的自觉就达到人伦的自律，获得主观能动性，从而给人伦道德关系以本体论的确认。由内圣而外王：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进一步巩固了政治道德教化的政教合一理论体系。
王阳明则以心学取代理学，主张心即理，心外无理。人是天地万物之心；心是天地万物之主。知行合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他直接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否定人心之外的天理，对正统儒学构成瓦解之势。
传统教育体系是这种文化的产物。它可以追溯到西周的辟雍、泮宫，汉以后的太学，晋以后的国子学，大多依附于政治权力体系，难以构成独立的学术传统。唐以后兴起的书院有较独立的学术传统，但在改朝换代的剧烈社会变迁中难以延续。
科举制度是影响社会结构最关键的文教体系，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大学。自汉代形成以来，一直是传统社会的结构核心，社会运行的稳定保障。每个王朝建立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重开科举，笼络天下人才，沟通新政权与传统文化的血脉，以取得文化合理性，并在广泛的社会认同中获得智力资源，使政权体系得到稳定和充实。西方现代公务员制度也汲取了它的合理因素。
科举制度把大学传统放之于民间教育而不是国家机构里，但以儒家伦理哲学来贯通。“大学之道”集中体现为《礼记》里的概括：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三大纲领，以及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大条目。
清政府取消科举制度，一是因为科举方式本身与整个社会结构一样陈腐和僵化，二因为科举体系的文化内涵受到日益旺盛的西方现代文化的挑战。但是，这一运行了上千年的制度突然取消之后，却没有一个成形的教化体系取代它，造成了社会文化的空白，旧政权的精英流失，人心涣散，凝聚力瓦解，逐步失去了它的合理性，从而加速了整个体制的覆灭。
182 黄宗羲
黄宗羲主张建立中央太学，普及地方官学，太学祭酒和郡县学官拥有巨大权威，不由官方任命，而由民众推举。
与现代众多杰出人物一样，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曾敬佩曾国藩。青年毛泽东看来，曾国藩的境界比康有为、孙中山、袁世凯高（“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这位文人出身的湘军领袖，军事才能并不突出，但他具有深厚的传统理学根底，掌握了“动天下之心”的“大本大源”。他治军强调精神教育，以传统纲常伦理陶冶维系军心，以忠义血性、亲子师友关系用将带兵，训练出一支精悍的地方武装，彻底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182 曾国藩——蒋介石和毛泽东共同推崇的人。
慈禧太后和袁世凯作为传统中国政治家，其老道的见识与圆熟的韬略，不只是年轻冲动的光绪皇帝不可比拟，也是受西方文明洗礼的孙中山所不能匹敌。他们是生不逢时，如果不是处在几千年来没有过的变故之中，按照传统的成王败寇的逻辑，他们的历史形象完全不会这样臭名昭著，他们可能在成功后大肆张扬崇孔祭祖活动，给自己抹上“神圣”的光彩。
然而，传统的伦理教化体系再不能构成新的社会权威了，这就决定了慈禧和袁世凯这类“权术大师”身败名裂的命运。
●大学运动孕育了20世纪中国觉醒的新文化：蔡元培开创的北京大学翻开了历史的全新一页
非西方民族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现代经济、政治方式与传统宗教、伦理教化难以协调，甚至背道而驰。
西方有形的经济、政治及文教体系容易引进，但其社会教化体系的内核无法简单照搬过来。学校教育只是给未成年人传授具体的科学知识、职业技能以及制度规范，却不能对全体公民进行深层的文明教化，不能给人们心灵信仰、文化修养。
近代中国被拖入现代工业文明潮流中，最初并没有新文化建设的自觉意识，一批思想家针砭时弊的根据仍是来自传统文化本身的原则。西方文化除了少许宗教因素外，大都是通过坚船利炮的作用强行闯进来的。
向来务实的中国人怀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目的，逐步引进西方器物文明，包括生产设备、生产技艺，这样不伤大体。开始了“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在办洋务的过程中，人们发现西方的物质生产技术不是一种孤立的技艺，而是建立在理论体系的基础上。要掌握技术，非依据其科学理论不可。这才开始大量翻译西学著作，两种文化的对话开始了。
但是，光引进西方器物文明不够，还需要体制的配套，这就需要社会改良运动。但渐进的改良与传统的内核形成尖锐对立，遭到权力集团的扼杀。最后社会日益腐败，矛盾无法调和，只有革命。可是，革命之后却只有一团混乱，更没有真正的建设。
随着两种文明冲突、交融的深化，深层的文化反思才得以展开。西方文明，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体制层面，都建立在特有的文化基础上，并落实在每个人的文化素养中。面对史无前例的西方挑战，仅在器物、体制上努力，而不触及整个传统观念体系，不培养全新的一代人，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都只及皮毛、肌肤而不及灵魂，不可能摆脱落后挨打的命运。
世纪之初，中国仁人志士就认识到民族复兴不仅要从器物上着手，而且更要从文化上进行变革；教育对象不只限于孩子，内容不只限于技术，要像西方教会一样实行公民教育，心灵教育。伟大思想家梁启超将民族希望寄托在“新民”上。
梁启超认为教育改革是政治改革的根本。“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教育要以“造就国民为目的”，教人学做人，学做现代人，养成一种具有新精神的国民，使之结成国体，以致力于冲破优胜劣败之地。新民是具有健全人格的人，需要“淬历其本有而新之”，“采补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不可。新人格有国家思想、权利思想、政治能力、冒险精神、义务感，以及公德、私德、自由、自治、自尊、尚武、合群、生利、民气、毅力等18种特征。
这一认识翻开了社会变革的全新一页。新文化运动标志着社会精英的真正觉悟，从文化这个内核上建构新的社会体系，成为现代社会的起点。完成这个伟大转折的社会精英的大本营则是北京大学——中国近代与现代的分水岭。
本来，与大多数非西方国家一样，中国大学一开始并不是作为现代文化中心来建设的，而是按西方现代模式，灌输学生新的知识，使之成为社会特定需要有用之才。它培养的只是一些专门人才，而不是全面发展的新人。
183 蔡元培——中国现代文化的伟大奠基者。
蔡元培也曾组织过光复会，加入同盟会，但在政治前线冲锋陷阵不多，他的思想没有进入过政治意识形态的中心。五四运动中，作为北大校长他还苦口婆心劝学生回校上课。20－30年代，他一直寻求在既定的政治权力框架内实现他的教育理想。
蔡元培曾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研究大学教育，深受现代教育之父洪堡的思想影响。他认为，大学是人格养成之所，是人文精神的摇篮，是理性和良知的支撑，但不是道德楷模，不是宗教之所。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囊括大典，网罗众学之学府。
他还说：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
蔡元培认为，学与术可分为二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
大学不同于各专门学校，不是培养专门技术人才的。文理两科是农工医法商等应用学科的基础。只有法商等科而没有文科者不得为大学，有医工农等学科而没有理科也不得为大学。或者至少三个学院，文理学院为必备，再加一个专业学院。
他说，知识分子要开辟自己的领地，发挥影响力，不依赖于政治，不顺应当权者，切断大学文凭与国家俸禄的等同关系。
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的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尤其是在这竞争剧烈的20世纪更要依靠学术。所以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反之，学术幼稚和智识蒙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
教育有隶属于政治者，有超轶乎政治者，前者是专制时代的产物，后者是共和时代的产物。
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蔡元培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
在蔡元培心目中，大学是社会的特区。文化建设的实验场。他在北大倡导进德会，戒酒，戒赌，戒嫖，培养正直的德行。
学校的腐败，是因为把求学当作做官发财的手段——许多人为了将来做官，多选择法科而不重视文科和理科。知识分子要成为社会的栋梁，但不是做官吏，议员；要在社会堕落、政治腐败的浊世中做伸张正义的清流之士，做勇敢的人，与敝俗奋斗。
蔡元培反对把宗教引入大学，认为在中国不需要，也不可能普及宗教。他指责西方传教士通过教会学校，“用种种暗示，来诱惑未成年的学生，去信仰他们的基督教”。因此，他主张大学只把宗教作为学问来研究，而不允许参与传教活动。
蔡元培主张用美学代宗教，以纯粹的美育陶冶人的感情，培养高尚的情操。“提起一种超越利害的兴趣，融合一种划分人我的僻见，保持一种永久平和的心境”；不因见小利，争功利而失节堕行，不因挫折而颓废以至厌世，使人具有远大的抱负和进取的精神。他认为，教育内容不外乎科学与美术。他把德、智、体、美并列为“四育”，倡导音乐、绘画、书画等艺术活动。
他主张的“超然人”教育还独立于政党：其一，政党总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去抹杀个性。其二，教育是远效的。其三，教育不随政党更替而更替。这样，他说的教育的确具有比政治更为根本的社会意义。但是，这在中国是难以立足的。
蔡元培以兼容并包的原则治校，延聘当时不同倾向、不同主张的文化精英荟萃北京大学，有传统的，也有反传统的，有受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及苏俄等不同国家文化思潮影响的学术名流，很快形成全国文化中心，把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运动推向最高潮。这些多元的文化杂合看起来充满矛盾、争执乃至冲突，但正是这样才产生真正的文化创造力。
183 北大红楼
1919年5月4日的学潮暴发后，新文化运动就转化为政治运动，文化层面的建构在急剧变化的现实面前中止了。但它唤起了中国人的现代民族意识，因而标志着中华民族的真正觉醒。这一大学文化运动所培养的精英们演变、分化并汇入国民党、共产党及自由知识分子三支力量，形成三个准大学运动，并演出了中国现代史的几乎全部剧目，直到今天仍在延续。
大学对于每个民族的贡献是普遍的。但在中国，这种作用却以一种特殊的形式，体现在一位杰出的大学校长身上。胡适曾经转述美国哲学家杜威的话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在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金以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
●准大学运动结束了20世纪中国的混乱局面：孙中山创办的黄埔军校实现了国家的重新统一
有人质疑，服务于政治军事目的黄埔军校、延安抗大，怎能与以现代大学原则建立的北大、西南联大混为一淡呢？
的确，黄埔军校及以后的延安抗大，与一般意义的现代大学有着根本的区别。但是，它们又与现代大学极其相似，都是中国面对外部挑战，自身的传统丧失社会整合功能之后，社会重建的基本生长点。因此，我称之为“准大学”。
其一，它兴起于国家内外交困，失去秩序和组织的混乱中，旨在为社会革命形成文化认同，但这一文化只是意识形态的。
其二，它从一种与其说是真理，不如说是信仰的新理念出发，革命领袖们借此凝聚新生力量，训练掌握社会的有效方法。
其三，它以富有革命精神的青年人，尤其是知识青年为主体，他们积极进取、乐观向上，为社会革命提供生命的原动力。
其四，它代表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超越当下的物质生活需要，小集团的利益，培养新的理想人格和道德体系。
其五，它包容了现实社会各阶层的不同力量，既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同时又能服从于共同的原则，整合为统一的集体。
184 黄埔学生——关键不在于学到什么，而在于信服什么。
这种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政治大学，有效地组织了大批革命知识青年，在思想信念上实现高度融合，形成统一的政党。这既是国民党基本统一中国的奥秘，也是共产党在国民党成为既得利益集团而腐败之后，迅速取而代之的奥秘。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准大学”由于政治与文化的完全统一，学术、文艺彻底意识形态化，因而丧失独立性。如果它在革命后的建设进程中，失去文化上的创新能力，会一步步落入政治斗争的陷阱里，最终造成经验主义的浅薄与教条主义的僵化。
最后，他在列宁启发下，才着手以民族主义（三民主义）信仰为核心，将国民党改组为新式政党，并建立黄埔军校。
在“建国大纲”里，他把建国程序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其中包括要通过社会教育来培养革命者的精神。
184 孙中山出席开学典礼——如果没有黄埔在他死后的业绩，孙中山到底能成就什么呢？
从前叫做革命军，同在一个革命政府之下的军队，因为利害不同，竟会倒戈相向，做敌人所做不到的行为。因此，知道不明白革命主义的军队，究竟不能除却自私自利的观念，如果和他们本身的利害相反，马上便靠不住；所以我们的革命，总是失败。我今天到此地来和诸君讲话，是要把以往的成败，当作一场大梦，一概不要回顾他；要从今天起，重新来创造革命的基础，另外成立一种理想的革命军。诸君不远千里或者数千里的道路，来此校求学，既是已经明白了我们的宗旨，要造成一种革命军，一定是富有这种志愿，来做革命的事业。要做革命事业，是从什么地方做起呢？就是要从自己的方寸之地做起，要把自己从前不好的思想、习惯和性质，像兽性罪恶性和一切不仁不义的性质，都一概革除。所以诸君要在政治上革命，便先要从自己的心中革起；自己能够在心理上革命，将来在政治上的革命，便有希望可以成功。如果自己不能在心理上革命，就是此刻在这样设备完全的军官学校之内，研究军事学，将来还是不能成革命军，做革命的事业。所以诸君要革命，便先要立革命的志气，此时有了革命的志气，将来便可以充当革命军的将领。我们要把革命做成功，便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救国救民的事业，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一心意的来革命，才可以达到革命的目的。如果不然就是诸君将来成立军队，打许多胜仗，得许多土地，各人都能够扩充到几万人，还是不能够叫做革命军的。
立志做革命军，先要有什么根本呢？要有高深学问做根本！有了高深学问，才有大胆量，有了大胆量，才可以做革命军。
黄埔军校开学时仅500多人，到1927年3月已发展到2000余人。来自全国26个省，还有外国青年。第一至第四期毕业学生达4981人。多数师生成为国民政府所属各部门的核心和骨干。
军校原定三年为一期，后因军情紧逼，用人迫切，缩短为六个月一期。军事教学日夜进行，课堂讲授与实战演习相结合，称为“知行合一”。各种讨论、宣传活动，大量报刊、文集、讲义、教材等出版物提供了丰富的学习途径。
军校的政治课目包括国民党史、三民主义、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苏联研究、各国政党史、各国革命史、各国宪法比较、社会主义、社会进化史、社会科学概论、社会问题、政治学、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军队政治工作、党的组织问题、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等等。蒋介石、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周恩来、恽代英、熊雄、萧楚女等担任演讲。
谭延闿、李济深、李烈钧、甘乃光、戴季陶、陈果夫、施存统、宋子文、孙科、张静江、彭湃、毛泽东、刘少奇、何香凝、鲁迅、邓中夏、苏兆征、吴玉章等也被应邀来校演讲。
国民党与受苏联影响的共产党两种力量汇合，组建了黄埔军校，很快打开了全国局面。军校由一批新人组成，他们既继承老的革命理想，同时又打破了各个小集团的利益格局，并迅速整合为新兴力量。
蒋介石掌握的国民党能够崛起于军阀之林，成功收拾局面，基本统一国家，并展开一定规模的建设，最后还仰仗三民主义旗帜以及黄埔军校这笔政治文化遗产，挺住抗日战争。黄埔“校长”的尊严，赋予他的政治权力以的文化权威，赢得学生集团的无条件服从。但由于政治利益逐步取代政治信仰，文化内涵日渐僵化，蒋最终被打败，1949年后独守台湾一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