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本身是一所以外来意识形态信仰为核心的大学校。新民学会、觉悟社、少年中国学会等都曾是革命精英的摇篮，农民运动讲习所则是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和红色根据地的重要基础，尤其以延安时期的抗大为典型的标志。
从南方红色根据地到延安，有各式各样的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军政大学，干部学校，随营学校，公学，学院等等。实际上，整个共产党队伍就是一所大学校，其中一以贯之的传统，并不在哪个具体的学校，而在其共同的特征里。
一，各级首长直接兼任校长，都是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说办就办，说分就分，说并就并，说撒就撒。
二，短期培训班，实用技术，切合现实需要，学习内容“少而精”，与日常生活有机结合，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革命豪情由意识形态信仰支撑，但没有系统的学术理论和独立的理性思维。这样能够造成革命队伍的大整合。
三，适应抗战和边区建设需要，培养实际工作者。教育与劳动的结合，理论与实践，学与用一致。以自学为基础的集体互助，师生互学，共同讨论。学习与实习时间六四开，还有经常性的生产劳动。学员一出学校就顶大梁。
长征后，刚稳住阵脚的毛泽东，心中铭记着以王明等教条主义者对他“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的责难，恢复了青年时读书的习惯。1939年12月，他起草党内通知，强调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他指出中国无产阶级人数少，年龄轻，文化水平低。这个缺点需要由知识分子的参与来克服。没有知识分子的参与，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党内一些干部存在着对知识分子的恐惧甚至排斥的心理，不懂得党和军队已经造成了中坚骨干，有了掌握知识分子的能力。他要求全党严重地注意到这个问题。
185 抗日军政大学——共产党的黄埔军校。
毛泽东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两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要强迫日寇出中国，争取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大大增强抗战力量，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增强抗战力量的工作方法很多，然而其中最好有效的办法是办学校。”
抗大学员里，虽有极个别文盲，但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80％以上。1938年抗大总校教师657人，其中外来知识分子占47％；学生4269人，非工农子弟占41％，高中及以上程度占49％。毛泽东强调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抗大像一块磨刀石，把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等，磨它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创新社会，去打倒日本。
1937年到1939年两年间，陕北公学培养了6000多名抗战干部。毛泽东给陕北公学的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批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顺利地解决。”
185 毛泽东在陕北公学——他一生最得意的名号是“导师”。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说：现在我们这个干部教育制度很好，是一个新发明，是一个新发明的大学制度。讲到大学，我们这里有马列学院，抗日军政大学，女子大学等等，这都是很好的。在外边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等，在外国有牛津大学、巴黎大学等等，他们都是学习五年、六年便要毕业，叫做有期大学。而我们这个大学，可算是天下第一，叫做无期大学，年纪大一点也没有关系，只要你是活着，都可以进我们的大学。……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学校的领导者，就是中央。各地党部，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都是这个大学的分校。全党同志以及非党的战士们，都须进这个学校。
他还说，我们抗大与北大、清华、燕京大学不一样，那时有礼堂、有实验室、有桌椅板凳，我们这里什么也没有，从这点讲，我们就不像大学。但是我们抗大人多，理想大。我们是研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大学，从这方面讲，我们这个大学在中国是唯一的，恐怕世界上也很少。这里条件不好，你们要吃苦，革命就要吃苦，要艰苦奋斗，自己动手，只有吃苦才能革命。
毛泽东在抗大三周年纪念中说：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一的。
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写了《把军队变成为工作队》，指出：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工作队。军队是一个学校，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等于几千个大学和中学，一切工作干部，主要地依靠军队本身来解决。
蒋介石对国家有强烈责任心和使命感，他在30年代领导的建设，成就相当可观；在抗战中成功确立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即便到了台湾，在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等关键问题上都不糊涂，甚至与大陆保持着某种默契。另一方面，毛泽东在政治运动及权力斗争中，搞个人迷信，唯意志论，也很难说是公心。“人民”这个无具体所指的抽象概念，粉饰了个人专制的实质。
可是，超越当事人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的确能从两人的个性及其政治操作中，找到截然不同的特点。
蒋、毛小时都是孩子王。蒋介石童年丧父，由寡母养大，心理趋于早熟、内向、理智、现实主义，以建功立业报答母亲为人生目的；而毛泽东在特殊的家庭背景支持下与严父抗争，成功地赢得了个性的自由，从此自信、浪漫、豪迈地走向社会。
蒋直接进入现实生活，把握现成的社会原则和思想，懂得如何以功利关系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依靠个人之间的利益纽带来赢得属下的忠诚，并通过军事化官僚组织来实现政治统治；毛则更多地深入文化的深层，崇尚某种社会理想，建构了一整套具有普遍意义的意识形态，懂得怎样把它与人们共同的精神需要结合起来，发动每个人自觉投入的社会运动。
蒋介石受传统、西方以及孙中山等各种既定思想信仰影响，缺乏个人独到的思想。他的选择更多从具体的政治利益出发，没有普遍的文化感召力，没有神圣的公理效应。毛泽东凭借意识形态理想进行政治运作，形成革命队伍的灵魂，赢得人们无条件的信仰。人们以它为实践的出发点，并从中找到归宿。他本人性格则与组织化、官僚化体系频频冲突。
蒋是部下的恩人，特定利益集团的领袖；但他的政治谋略一看就是阴谋，被他玩的人恨得要死。毛是人们普遍的精神导师，是公理的化身，是老百姓道义上的救星，他的政治手腕出神入化，被打倒的人还在喊万岁，至少当时是这样。
辛亥革命依靠的会党能破坏旧世界，却不能建设新世界；黄埔时期形成统一的军事集团，一旦成为蒋介石手中的嫡系，也就失去了其革命性；3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中就出现官商勾结、公私不分的严重腐败现象，为40年代的全面腐败埋下了祸根。
抗战胜利前后，腐败颓废的重庆与廉洁进取的延安形成鲜明的对比，有起码眼力的美国外交官和国内民主人士都知道，国民党根本扶不起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国民党被共产党彻底打败，毛泽东本人都没料到胜利会如此快速到来。
解放军在整体实力仍居劣势情况下，一百多天里连续三大战役，三下五除二，消灭国民党有生力量过半。对此，连斯大林在日记中说是一个奇迹。多年后，英国二战元勋蒙哥马利访华，与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及前国民党被俘将军们交谈中，也对淮海大战中以少胜多的战役表示不解。曾在反法西斯战场上赢得国际名望的杜聿明将军一语道破其中的奥妙：我的部队都跑到陈毅元帅的阵地上去了。——这场较量的根本并不是军事，而是政治，而政治的根本又在意识形态，最终在人心上。
毛泽东去世，全国哭成一片。以后个人崇拜没有了，这当然是时代的进步。但是，如果有一种普遍的时代精神，不是僵化的意识形态，不是个人迷信，而是宽容、自由的对话氛围，多元化、个性化的文化选择，那么社会变革会是更加良性的。
●大学运动积淀了20世纪中国崛起的推动力：蒋介石支持的战时大学培植了成熟的学术文化
抗战爆发后，高校被迫内迁。当时有一种“战时教育”的舆论：学校应服务于抗战，调整学科，开设军事课。教育就以民众为对象，以当时的社会情形为教材，以国家民族复兴为目标，如化学师生可从事军用品制造。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应予以改组或即停办；俾员生应征服役，捍卫祖国；初中以下学生未及兵役年龄，可变更课程，缩短年限。
对此，一批有识之士却表现得十分冷静而理智。胡适说：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教育，是常态的教育。
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曾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也劝导学生不要为外界浮言所动：“救国有心避危无术”的观念，是亡国的观念！有一点事就栖栖皇皇，是我们气衰力弱的表示。至于想活动活动，做做小领袖，而借此以“夺取民众”，更是极可笑的观念。
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也指出：现代战争是参战国整个民族知识的比赛和科学的测验，大学的使命是高深学问研究和专门人才培养。纵在战时，仍不能完全抛弃其责任，否则不妨直截了当改为军事学校。
一位叫吴景宏的作者说：无计划地使青年尽上一士兵的贡献，那无异是大学生等于中学生，未免浪费过多。因为一个大学生去当兵，其效果尚不及一个兵；反之，在科学上未出路，其效果有胜于十万兵时候。若学生都参战，教育本身动摇，而且无作战经验，冒失地跑上前线，岂但送死而已，还妨碍整个军事。即令学生确能胜任，然在他人也能做时，为何一定要学生去？
教育部长陈立夫指出：国防之内涵，并不限于狭义之军事教育，各级学校之课程不为必须培养之基本知识，即为所由造就之专门技能，均各有其充实国力之意义。纵在平时，其可伸缩者亦至有限，断不能任意废弃，致使国力根本动摇，将来国家无人可用之危险。因此，他主张在战争发生时要力持镇静，就地维持课务；危城讲学，百年树人。
蒋介石全面提出了“战时教育平时看”的观点：目前教育上，一般辩论最激烈的问题，就是战时教育和正常教育的问题，亦就是说我们应该一概打破所有的正规教育的方法呢？还是保持着正常的教育系统而参用非常时期教育的方法呢？……我们决不能说所有教育都可以遗世独立于国家需要之外，关起门户，不管外面环境，甚至外敌压境了，还可以安常蹈故，一些不紧张起来。但我们也不能说因为在战时，所有一切的学制课程和教育法全部可以摆在一边，因为在战时了，我们就把所有现代的青年无条件的都从课室、实验室、研究室赶出来，送到另一种环境里无选择无目的地去做应急的工作……总而言之，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就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对此，共产党办的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评价说：过去一般教育学术界的最大弱点，就是还不能充分把握抗日现实，还不能使理论与实践密切的相结合，使书本与现实溶合为一；甚至故意逃避抗日现实，……千方百计阻挠青年学生思想之发展。
社论提出不同的教育学术的总方针：必须着重加强国防力量之培养，增进抗战建国人才之造就，彻底实行国防教育政策。……必须付与极大的努力和牺牲，有勇气去面迎现实，去把握现实，改变学校的课程、教育方法，加强国防科学的研究，打破一切把科学与抗战建国分离的现实。社论提出改进的意见：学校教育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均须以少而能精为原则，以速成而能实用为原则；教育方法应该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原则，应以教育与生活相联系为原则；学术研究方面，应该真能集中在目前抗战建国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加深研究，真能去发现新的材料，真能去完成新的发明；真正用孙中山先生争取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的理想去教育青年一代，激发他们为民族独立自由解放而奋斗的牺牲精神。
八年抗战期间，全国专科以上高校增加了33所（31％），教员增加了3623人（48％），学生增加了41575人（99％）。
内地的大学图书资料及仪器设备奇缺，住简陋的民房和破旧的寺庙。尤其在1940年，日寇完全封锁大后方通往境外的陆海交通之后，物质生活极端贫乏，物价飞涨，师生们生活水平每况愈下。教授们都不得不兼课，写稿卖文，甚至摆摊卖东西。但人们精神十分饱满。教授们备课特别起劲，学生学习特别踊跃，以此警告敌人，中国的文化不是其飞机大炮可以摧毁的。
尽管国民党的方针维护了旧的教育目标、教育体系及方法，但这种政治与教育相对分离的大学模式，恰恰是在国民党的党化教育之外，保留了一个独立文化空间，造成知识传统与政治现实需要的相对分离。一大批科学文化大师，我们耳熟能详的如苏步青、华罗庚、茅以升、竺可桢、周培源、吴大猷、严济慈、卢嘉锡、李四光、王淦昌、王力、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贺麟、汤用彤、陈寅恪、钱穆、朱光潜、金岳霖、马寅初、徐悲鸿等等，创造了大后方科学文化的空前繁荣。
186 西南联合大学——这就是世界一流的大学。谁说建立世界一流大学需要三五十年呢？
平时，三所大学说合就合是很难的。但国难当头，人们以救亡图存为己任，把个人的、小圈子的利益和狭隘观念抛之脑后，真正表现出以民族大义为重的精神。尤其有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位校长的精诚团结，三个学校合在一起，短长互见，可以取长补短，而人才集中，达成的优势为任何一校所不及。大家彼此竞争，不仅希望个人好，而且更希望别人好。
正是这种空前的民族团结，形成了西南联大校训所规定的品格：刚毅坚卓；体现了校歌描述的悲壮情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中兴业，需人杰；从而培养了支撑中国几十年建设的大批文化、科学的栋梁之才。
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冯友兰写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自由知识分子传统没有在政治上起主导作用，但它渗入国、共两党各自的体系之中。它的理性与良知，在后来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瓦解过程中，无疑充当了颠覆者的角色。它所积淀的深厚学术资源，融进新中国建立后的意识形态中，成为文化、教育、科技重建的核心力量，其业绩尤以“两弹一星”为代表。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自由知识分子作为独立的文化力量不幸瓦解了。改革开放后，这一传统虽然得到一定的恢复。但在功利主义的冲击下，古典精神难以延续，现代理性文化亦未能建立。
一批人流向海外，在华人世界中形成以杨振宁、李政道为代表的科学精英，及其他以弘扬中华传统为使命的文化精英。
●30年代乡土中国内部社会改造的系列尝试：梁漱溟、陶行知、晏阳初分别展开了乡村教育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政治斗争的夹缝里，在民族危机到来之前，有一批教育救国的理想主义者，直接深入乡土社会内部，展开以教育改造社会的一系列尝试。由于他们所依托的政治背景十分脆弱，效果有限；抗战爆发后，尝试更是完全失败。
把社会改造的根本目标放到广大的农村，并立足于现代文化教育，这对后来毛泽东的社会改革运动留下间接的影响。
187 梁漱溟
在梁漱溟看来，乡治就是替农村求新生命的方法，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最后的新方向，是一种最实在的文化运动。
他认为，文化改造表面上很像改良，其实是一场革命。要到农村去变革社会秩序，要克服种种旧秩序，涉及经济、政治诸多方面的革新，最终由君主专制政治，个人本位的经济，根本改造成一全新的秩序——民主政治，社会本位的经济。
中国问题之解决，其发动以至于完成，全在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打并一起，所构成之一力量。知识分子有知识、有文化，如果再能热心中国问题，就可以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中国革命的上层动力。上层去接引下层，即革命的知识分子下到乡间去，与乡间人接近而浑融。乡间人磨砺变化革命知识分子，使其转移变化乡间人；最后没有分别了，中国问题也就解决了。
中国问题根本不是谁对谁革命，而是改造文化，民族自救的问题。乡村是中国社会的主要构成部分，只有农村兴盛了国家才能兴盛，农村没有新生命，中国也就不能有新生命，我们只能从农村的新生命里，求中国的新生命。
要将偏于知识的教育改为着眼于人生行谊的教育，由官府办学改为社会上私人办学。要依靠乡村伦理情谊的基础建立乡村自治组织，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一村一村地做，一步一步地前进，最后达到全社会的理想化。
经济方面，谋求农业的发达，技术改革，信用合作，生产合作。农业合作自治体发展工矿业，逐步实现机械化。
政治方面，走乡村自治道路，在经济普遍合作提高的基础上，形成政治自治组织。
文化方面，以全民教育为中心，包括学校教育，乡间礼俗兴革，禁除积弊，树立文明风尚。
西方都市文明的后果，内而形成阶级压迫的惨剧，外而酿成国际大战的灾祸，中国再蹈覆辙，也无条件去走，因此必争取乡村文明。西洋文明是一条个人本位的发财之路，它的动力是竞争使少数人发财，多数人受饥饿。中国无法照搬西方宪政体系，乡村建设要以社会本位，走合作之路，与个人竞争相区分。农业合作，集体进步最是养济众人的道路。
革命的知识分子和乡间民众分别构成中国革命的上层动力和下层动力，如果两者总不接近，中国的问题永不可能解决。过去农村简陋，用不上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只有跻身军界、政界去做高级乞丐，结果农村愈是愚、弱、贫，知识分子也走进死胡同。知识分子必须主动回到乡村去做建设，转移变化为乡村人，把乡间人拖引上来，这才是一条民族自救的光明大道。
187 陶行知
好的乡村教师第一有农夫的身手，第二有科学的头脑，第三有改造社会的精神。他足迹所到，一年能使学校气象生动，二年能使社会信仰教育，三年能使科学农业著效，四年能使村自治告成，五年能使活的教育普及，十年能使荒山成林，废人生利。
倡导社会大学运动，把有形的社会大学普及出去，使每一个人都处在无形社会大学之中，随时随地进行学习。人人都是同学，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人人都是先生，又都是学生。创造新世界是其主要功课。活到老，学到老，进步到老。
无形社会大学只有社会而没有大学之名，它以青天为顶，大地为底，二十八宿为围墙。它是最伟大的大学，最自由的大学，最合乎穷人需要的大学。人民创造大社会，社会变成大学堂。各尽所能，各学所需，各教所知，各得其所。
187 晏阳初
回国后，他推行旨在“除文盲，作新民”的平民教育。1929年，扫盲运动由城市转入农村，在河北定县成立实验区，几十名学有专长的归国博士，高级知识分子和五百多位本专科毕业生，抛弃城市舒适优裕的生活，到落后的农村从事乡村建设。
他认为，中国亡不亡全在教育界，实现民族再造的使命必须以教育来完成。在社会组织未经改良之前，惟有努力于教育机会的平等，使人人所蕴藏的无限能力都有发展的机会，人格不平等的原因就可以消除了。
中国的问题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最根本归于人的改造。“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必须从四亿同胞着手，提高其文化水平，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问题。中国不是没有人才，而是世俗的“脑矿”未开。他期望五年之内在全国普及识字教育。
平民教育不是救济性的贫民教育，不是贵族教育，不是成人补习教育，而是培养国民元气，改进国民生活，巩固国家基础，为全民服务的一种新兴教育，为在国家教育系统上不占位置的广大青年与成人文盲创造受教育机会。
这种教育不是传统教育，也不是舶来教育，而是实验的改造民族生活的教育，教育即生命，教育即生活，要求教者和学者不只是停留在知识上，要到实际生活中历炼，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改造生活，创造生活。
乡村改造者必须具备四种素养，专业能力，创造力，奉献精神，品行。向平民学习，不持成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
乡村改造与社会教育融为一体，包括经济、政治、心理、习俗、文化环境、人口素养在内的综合性的社会教化，不是零零碎碎、枝枝节节，而是整个体系的统盘筹划。针对导致中国农村落后的愚、穷、弱、私四大劣根，开展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倡导学校、家庭、社会三大教育方式相互配合，以提高农民的智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团结力。
●泛大学运动支配着50年代以后的社会重建：毛泽东开创的五七道路实践着杜威的教育理念
毛泽东与梁漱溟、陶行知一样，都曾受到过美国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思想的影响。杜威认为，宇宙是一个大生命，核心是人，人的核心又是人心。要认识宇宙的生命，便要认识人心。教育就是把握人心，是个体生命通向社会生命的纽带。因此，教育是人生的中心，社会的枢纽。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应从做中学，从自身活动中学习。
毛泽东1917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创办工人夜校，1918年创办新民学会，1919年尝试半工半读的“新村”实验。1920年杜威、罗素等人来湖南讲演，毛泽东担任记录员，事后他在《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提出“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的问题。
这一年，在法国勤工俭学和留在湖南的新民学会会员，在改造社会的途径上出现意见分歧，以萧子升为代表的一批人主张温和革命，以教育和舆论为手段；以蔡和森和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人认为，只有平民阶级夺取政权，才能获得包括教育在内的一切权利。单纯用教育手段改造社会，只能是给资产阶级帮忙而已。毛泽东说：罗素的主张在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
此后，毛泽东选择了一条通过革命达到社会全面改造的道路。教育虽然不是本位的，但始终是社会改造的基本手段。1921年他创办湖南自修大学，1922年创办安源工人夜校，1925年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还建立了韶山农民夜校。
尤其是在抗战时期，他主持了一生事业中最重要的延安学习运动，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信仰吸引了知识青年，武装了工农子弟，形成一支革命队伍，成为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强大政治力量，推动社会的革命运动，从而掌握了中国命运。
推翻国民党建立新中国后，毛泽东亲自领导意识形态工作。50年代初，他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学习社会发展史，旨在树立唯物史观。党的意识形态成为整个民族的灵魂，一切重大工作及转折，无不从与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宣传开始。
他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通过对一个行乞兴学的典型的否定，破除人们对旧式教育救国论的幻想。他认为那种孤立的教育培养的只是统治者维系旧社会秩序所需要的工具。而他主张教育必须和社会的全面改造相结合，并且为之服务。
188 业余学校——大规模的社会改造，先要改变每个人的思想观念。
两者在许多具体方式上却有相通之处，一是经济、政治、文化的改造综合为一体，二是教育成为社会全面改造的手段。
这种社会教育，不是在学校的象牙塔里，而是直接地在社会生活中建构一种新文化，我把它称之为“泛大学运动”。
政治与教育的结合，不仅能对经济、文化建设具有创造性的建构力量，而且增进政治本身的稳定、廉洁、效率。对农村基层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有效动员和组织亿万农民进入人民公社。打破传统家庭本位，家族本位的社会结构。大有迅速告别几千年传统生活的态势，传统宗法关系、自给自足、不事工商、一盘散沙、缺乏信仰等落后状态，有望一夜间随风吹走。
在“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原则推动下，实现了语言文字的改革，简化汉字，推广汉语拼音，普通话，让大多数人能够认字读书看报，并能够实现全国语言的沟通。青壮年文盲的减少速度在各发展中国家中是相当快的。
各级学校建立起来，在学制缩短的同时，连农村的最基层也建立起了九年制完全中学。文革后期激烈的“教育革命”，旨在打破把既定知识体系灌输给学生的教学模式，废除相应的考试制度，实施“五七”道路，即杜威式的实践教育。
事后，人们以国际接轨的观点来检验，发现这一试图摆脱西方主流知识体系的教育改革，拉大了与西方的差距。
然而，检讨今天教育的另一个极端——在国际接轨的知识教育、应试教育中，学生自主能动性被抹煞，沦为接受现成知识、服从既定准则的机器——我们不能不说那是一种应当予以尊重的探索，不完全是极左势力的破坏和“读书无用论”的毒害。
尽管科学研究与国际学术联系不多，重点转向实际应用，但在个别领域里反而取得了独特的成就，2001年获得国家科技最高奖的吴文俊、袁隆平都成就于那个时代，1977年初完成的“吴氏定理”居然是以响应研究中国传统数学的号召为契机的。
科学的概念家喻户晓，推广种子、化肥、农药、绿肥、沼气、农田基本建设，建立社队企业（乡镇企业前身）。
普遍建立群众性的文化艺术体系，县级都有图书馆、文化馆、艺术团，电影、戏剧及其它文化活动深入乡村。
建立了全国医疗卫生网，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下移，农村普及赤脚医生，缺医少药的状况有了根本改变。
打破数千年的宗法家族体系，移风易俗，破旧立新，建立新的集体主义道德，70年代普遍实行了计划生育。
188 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善于把握青年内心的冲动：要改变世界。
188 上山下乡运动——缺乏与现代文明的对话，这种民粹主义的乌托邦必然陷入死胡同。
虽然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毛泽东看到，中国底层无产者主要是缺乏现代工业训练的农民。他始终把中国社会的改造看作一个社会教育过程，也把自己当作一个教育者。他在70年代还对斯诺说，不要林彪的“四个伟大”，但保留“导师”一项。
然而，政治意识形态本身有特定的文化内涵，政治斗争的功利主义造成了它的封闭和僵化。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不厌其烦的思想工作，政治学习，反省整风，太脱离人们传统的生活，而乌托邦的信仰造成了文化内容的单调、枯燥、盲从，表现为文革的教条主义、个人迷信、反理性、反文化的极左倾向，与国际潮流脱节，因而注定了失败的结果，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改革开放以后，整个国家回归实事求是路线，现代理性意识在增长。但意识形态没有充分吸取新的文化内涵，未得到创造性发展，信仰淡化，利益集团滋长，腐败蔓延，只有以外部强力手段维系结构的稳定，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震荡。
●泛大学运动引导了20世纪中国的最后辉煌：邓小平设计的经济特区充当改革开放的桥头堡
邓小平时代的起点，也与大学相关。一方面，邓小平以精明的政治谋略掌握党政军权力，另一方面，他直接分管的却是文教工作，与知识分子打交道。最有影响力的战略措施无疑是大学恢复招生，大批优秀青年受到象牙塔的提升，立即形成最具有活力和影响力的文化中心，改变了社会文化生态，改革开放进程也获得了智力与人才的保障。
因为毛泽东留下的是政治与教育结合，务虚和务实统一的体系，所以邓小平深谋远虑地从意识形态着手，通过真理标准讨论取得了指导思想的主导权，并通过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赢得了科教文艺界的广泛支持。
20年前的真理标准讨论，是一场特殊背景下具有准大学性质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意识形态讨论以及人们熟知的“猫论”、“不争论”、“管用论”的根本意义不在理论，而在实践，旨在结束教条主义的神圣权威，为新的实践探索开辟道路。
189 高考——重新进入现代知识体系，融入全球化潮流中。但不久后，大学的地位被更务实的经济特区替代了。
在完成政治权力交替后，思想者就昙花一现地退出了历史舞台，理性思维本身甚至也沉默了。讨论者多是意识形态工作者、党政干部，他们没有融入创造性的大学文化中，没有人成为真正的思想家。许多人转过去成了意识形态的看门人。
80年代中期后，思想解放与政治权威出现裂缝。人道主义、社会异化问题的反思被迫中断，失去文化头脑的意识形态专家回归保守。随后是“自由化”与“反自由化”的长期拉锯，造成人们理性思维的空白，思想文化的贫困，民族精神的消沉。
思想一旦解放，却又没有自己真正的建构，就只有跟着感觉走，摸石头过河了。免不了随波逐流，为外部强势文化及其物质力量所左右。在经济－政治二维的改革思维之中，文化市场化，西方及港台的消费娱乐文化大举入侵。
经济特区功利主义和经验主义思维对于社会的引导，完全覆盖了意识形态的作用。这对现代文化建设既有推动，也有倒退。教条主义理论作为形式上的对立面，反而有了维持下来的理由，万不得已时还得回到旧的窠臼里，虚晃一枪后再折回来。
邓小平注重科学、文化、教育对于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意义，强调要放在优先发展地位上。1989年春他说，十年改革开放最大的失误在教育。而在此之前10年，教育部长蒋南翔就说：建国30年来，对文化教育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吃了大亏。
又是10年过去，文教事业对于经济发展的附庸地位却没有根本上的改变。虽然科学被从文化里单独拿出来，并与技术一起列入生产力的范畴，但科学脱离它所寄寓的文化教育母体，不过是低层次的技术手段而已。真正的科学精神，独立的科学探索，在中国并没有立足。直到近年来，虽然一再强调精神文明建设，文化繁荣，教育优先发展，却总是落实不到操作层面。
文化观念的矛盾，表面上可能很尖锐，并不总是涉及利益冲突，多是一阵情绪，在开明、宽容、理性的交往氛围里，并不直接造成社会对立。可是，为什么改革开放恰恰要反对争论呢？这里有一个中国人从古代、近代到现代都难以走出的观念陷阱。
中国近代和现代历史的分界标志，是社会变革的顺序从器物→制度→文化，反转到文化→制度→器物。现代革命从文化与意识形态建设开始，但改革开放却又回归近代史的逻辑，即从经济变革开始，由此影响政治与文化变革。这归因于以下因素：
其一，马克思主义是外部传来的，不是中国本土的产物。毛泽东将它作了中国化的改造，但在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由于理性思维缺乏，难以避免这种意识形态的教条化、非理性化倾向，总在极右、极左间来回振荡。意识形态及其支配的思想文化界在长期封闭中造成了偏执、敏感、空洞、狭隘，在这里要寻找理论自身的建树是极其困难的。
其二，以意识形态信仰为核心凝聚起来的政党，是现代历史进程选择的组织化力量，是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走向现代整合的政治支柱和权威中心。官僚化的意识形态及其支配的思想文化教育界，渐渐成为保守力量的焦点，一旦触犯，火药味比直接经济利益还大。因此，聪明的办法是用传统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思维来搞经济建设。况且新的探索是摸石头过河，也没有理论可说，道理也未必讲得清楚，只有干脆“不争论”，绕开走，只干不说；必要时表个态，实际操作的逻辑心照不宣就是了。
其三，文化建设需要比经济特区更加宽容的政治基础和慷慨的经济保障，要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要有根底深厚、视野开阔的文化精英引导。然而，中国缺乏驾驭全局建设性的思想文化大师。在正统意识形态内部，也曾形成一批思想反省和建设的力量，但他们地位低微，还没有充分展开，就被教条势力认定为“精神污染”受到粗暴扼制。这使意识形态失去了自我更新、自我发展、自我超越的能力，不可能充当改革先导，在关键问题关键时刻上只能干脆靠边站，顶多放放马后炮。
其四，80年代中期，思想文化界新生力量普遍受到政治压抑，知识界纷纷脱离正统意识形态体系，又盲目引进并崇尚西方思潮和价值观，造成“自由化”和“反自由化”的恶性对立和长期拉锯，导致越来越严重的周期性学潮。结果文化建设总是一片狼藉，如被严霜覆盖，完全萎缩下来。人们不得不经常牺牲文化建设的有生力量，去照料意识形态。
其五，经济改革对于务实的中国人来说更重要的是它能带来眼见为实的效益，而且经验允许拿国外现成的模式作参照，又有本身看得见的物质成就作为支持。虽然也有矛盾的激发，但都能获得政治上及时而合理、务实的疏导和解决。于是形成现实的社会潮流，大批知识精英在绝望中也只有纷纷弃文下海，寻找出路，文化、教育、科学只有进一步失血了。
除了上述现实因素，要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直接启动全面的现代文化建设，还有心理背景上的障碍：一是文革的记忆造成务实的改革家对文人摇笔杆子的不信任乃至轻蔑的态度，对大学生政治热情的普遍戒备，使意识形态过于敏感，削弱了思想文化的核心或前沿地位。二是传统官本位之下，政治直接管制文化，文化聚焦于政治，容易造成相互的偏激和双方的紧张。三是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习惯性的庸俗唯物主义思维，只看见眼前的、有形的物质利益，却无视长远的、无形的精神价值。
第十八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