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中国大学的“沼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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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巴黎大学
这里预设的进步、进化、发展趋向的时间（历史）观念，常常被人用来解释无奈现实为“落后”，其实这是一种外来的、抽象的、虚幻的现代教条。人们忘记了在中国背景下，时间（历史）还可能包含循环、倒退、反动的趋向。
第一，中国传统的太学、书院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它们只是依附于各历史阶段里的现实需要，本身没有形成具有普遍超越性的文化结构，没有形成分门别类的知识共同体。因此，没有给一百年来的现代大学留下可承启的传统。
中国文化里，人与世界构成浑然一体的生态体系，对象直接渗透在生命的直觉里，因此没有永恒的彼岸。现实的生活本身就赋予了生命的全部意义，而道、理、学问、知识等都在对生活的体悟中。这就使宗教、学术、知识传统失去独立存在，并且居高临下的理由，只融入现实生活中。佛教试图营造一个超越的精神世界，但最终还是被禅宗拉回到生命直觉里。
西方文化里，人的主观性与对象客观性是相互外在而且对立的。对象作为异己的、彼岸的存在，永远是有限的主体想要达到却又不能彻底穷尽的目标。因此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不断地给人以挑战，形成了巨大的张力。这种外在的对立需要超越时，人们便转向内心，形成彼岸的、形而上的目标，这就是对上帝的虔诚信仰，或者对绝对理念、真理、至善永恒的理性追求。
这就使得脱离生活具象的精神世界、理想世界、象牙塔、乌托邦、教堂、圣地、大学、实验室，具有比现实存在更加真实，更加神圣，更加纯粹的意义。信仰和理性对现实生活具有绝对支配作用，这成为法律、科技主导的现代文明的前提。
第二，纵观中国几千年文明史，每一个王朝，每个家族的兴旺都只是一时的，无法积淀为持续的文化传统。
190 北京国子监——中国文化的创造期过了，留下的遗产太沉重了。
横看新中国几十年来建立起来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大多数都垮掉了，剩下的也陷入无休止的利益争斗之中。
由于没有健全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环境，没有自由成长的文化与教育。在社会相对稳定时，人们目光短浅，急功近利，不思进取，不能进入深层的反省和建设；当社会发生危机时，人们又过于偏激，过于简单，缺乏冷静的理性思维。
深层的根源在于，这些集团的文化凝聚力乃是中国特色的功利主义，没有超越的文化价值引导人们追求更高的境界。
以这种功利主义原则建立的中国高校，自然也没有生命力。只是因为没有直接的效益尺度来衡量，才得以苟延残喘。上千所高校，数万大学教授、上千名院士，半个世纪里没有一个得诺贝尔奖，搞不出世界领先的成就，还不算破产吗？
第三，北大、黄埔、抗大、西南联大等之所以成为现代中国转折的大学或准大学，是因为它们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四分五裂，内外交困，民不聊生——形成了多元文化的共处、协作与整合，因而在一批热血青年身上激发出巨大的创造力。
多元文化的共处合作需要健全的人格、自由的交流、良性的氛围。但是，现实却不能长期维系这种状态，一旦外部境况出现好转，开始有利可争时，利益集团就会自我膨胀、急功近利、不可一世，繁荣很快被毒化，瓦解，随后就成为昙花一现的历史。
在这个意义上，有理由质疑我虚构了北大、黄埔、抗大、西南联大的象征意义，并把它们的作用拔高了。
——北大的意义，首先是实现了来自不同学术背景、不同思想信仰的多元文化大融合，其次是把社会变革的焦点放在文化改造上。知识分子热衷于文化研究，政治本位传统有所抑制，学生们努力用新文化升华自己的理想，升官发财观念有所收敛。
但是，政治本位的社会思维和经世致用的个人抱负，在人们的集体无意识里依然存在并起支配作用。新文化运动中的偏激情绪，就是人们急于作价值选择，而不是耐心作学理反思。而选择一旦作出，立即形成了不同的政治信念、政治立场、政治集团、政治实践，文化研究也就凝固为政治意识形态。这就是不久后文化热情转向五四政治运动的内在根缘。
——黄埔军校一开始虽然实现了国共合作，并且用当时先进的意识形态理论，激发学员民族主义的理想与抱负。但是它本身的政治军事目标注定了它的文化极限，而且无法摆脱浓厚的会党色彩，个人没有独立思维，只能绝对忠于上级。虽然在各地方军阀面前，国民革命军有更多的意识形态优越性，但从根本上说它本身也只是一个最大军阀，只是蒋介石手中的政治工具。
——延安学习运动虽然实现了革命家、老红军、知识分子、农民子弟等不同背景的人的文化融合。但革命理想背后自然也是以政治为核心，而政治落实为权力分配与权力争夺，理想主义就会被架空，这衬托出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的局限。
十多年以来，自由主义思潮兴起，对当年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的历史遭遇，尤其是“抢救运动”中出现的极左倾向，进行发人深省的分析，王实味、丁玲事件陆续浮出水面。不久前《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一文在知识界引起轰动，作者李南央写自己的亲生母亲如何由一个激情澎湃、才华横溢的知识女性，在政治斗争的漩涡里渐渐扭曲为一个严重病态的人。
——关于西南联大及其它战时大学，我们看到的大多是正面的回顾，这主要是国难当头的悲壮民族意识，无论给当事人还是回忆者都是正面的支撑。过去，党史教科书还讲知识分子反对国民党独裁，现在这个敌人不再重要，话题也淡化了。
只有剖析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层性格，才会发现事情的另一面：知识分子堆里固有的各种病态只是被暂时地掩盖了，甚至只是在后来的回忆里有意无意地遗忘了。其实，钱钟书《围城》的“三闾大学”里，关于战时知识分子的各种复杂的人和事，几乎没有正面因素，曾有人批评这是作者的歪曲。然而，在今天有如此惊人相似的影子，我们相信那不都是文学虚构。
第四，新中国建立之后，以抗大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与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如果长期并肩携手，本可能为中国社会变化带来更大的辉煌。实际上，中国民族独立和革命胜利对于知识分子曾经形成巨大的感召力，他们甚至完全抛弃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心甘情愿地融入革命建设的洪流之中，甚至诚恳地——并不像许多人回忆的那样被迫——接受内心深处的思想改造。
但是，由于文化成为政治的工具，政党权力一元化、利益集团化，意识形态教条化、非理性化，渐渐形成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极左思潮。独立的知识传统在1957年就可悲地中断了，这是以后20年间整个民族一系列悲剧的开始。
大学与知识分子沦为工具，失去独立的文化灵魂，其悲剧没有随着政治运动中止而结束，又在市场大潮中延续。
近年来，国家加大教育、科技的投入，体制内的大批“知识分子”社会地位大幅提升，甚至以其职业的稳定，收入的增长变得令人羡慕起来。但是，真正的学术文化和大学精神未能恢复，急功近利的风气反而助长了，学术腐败愈演愈烈。
地方化、世俗化、宗法化、人情化、关系网、近亲繁殖，是中国大学文化生态最严重的病变。我称之为“沼泽化”。
沼泽化是一种自然生态现象：一潭死水，有机质不断沉积在水底，形成富营养区，各种低级生物在有限的空间里疯长，并使鱼类和其它高级动植物窒息而死。这沼泽里的腐植质浮起来，就形成草地，人和动物行走其上，会陷入并葬身其中。
这个过程与中国历史上宗法组织的演变，人情关系网的运作，与现代中国大学的命运，有相似的原理。中国现代大学刚过百年历史，已普遍老化、僵化、腐败，陷入劣胜优败、“劣币驱逐良币”体制泥潭里。
老牌大学近亲繁殖，关系网错综复杂，程度甚至超过年轻高校。很少外来人被选作校领导，更不用说当校长；学生大多来自本地，研究生、博士生、教师也大多本校毕业，本校提职称；从小不离父母，而且已经走不出去的家属子弟充斥各个部门。
领导、导师把自己的学生当亲信，千方百计把他们留在身边或者附近，相互照应，在低水平的封闭小圈子里；同一学校的毕业生拉帮结派，排斥异己，妒贤嫉能，武大郎开店，人际关系功利化，人才压抑，新人难以脱颖而出……。
●大学的畸形——工具化、手段化、官僚化，行政支配学术，权威压倒理性，循规蹈矩办学
大学本是现代社会的火车头，在中国却只是车尾的服务厢。
50年代的院校调整，以苏联模式改造大学，让它培训职业技能，以意识形态内容教导年轻人，给各行业输送工具型专业人才（又红又专）。高校数量、规模得到大幅度发展，但体制和文化却在僵化，在整个社会发展体系中被降到工具地位。
意识形态成为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大学与自由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逐步统一到政治思想工作里。尽管这种信仰曾维持它的廉洁，现在却为官僚化、宗派化的利益关系所腐蚀，学术发展的需要让位于封闭式关系网的利益分配。
191 文革时的劳动大学
文革结束后，大学恢复招生，并在最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扮演了活跃角色。它自上而下对于社会的文化辐射功能苏醒过来。高校规模扩大，从单纯知识传授转向教学与科研并重，部分专业学院转向综合化，学术氛围，学科渗透，综合素养受到关注。但由于缺乏自由而独立的文化，所谓科研要么在既定概念体系里游戏，要么限于运用知识和技术为具体的经济需要服务。
高校的工具性地位没有改变，只是由服务于政治变成服务于市场。而且意识形态的弦也一直绷紧着，成为保守和激进、自由化与反自由化两种倾向撞击的是非地带，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革。人文教育、心灵教育被实在太老的意识形态老婆婆管着，没有新文化建设的一线生机。文化中心的理性、宽容、多元、创造性特征未能体现出来。大学的畸形发展表现在：
一、没有超越世俗生活的地位，不是全社会的文化中心，只是服务于具体的政治或经济的现实需要的机构。总是摇摆在两极之间，或者极左思维横行，或者实用主义迷漫，与意识形态僵化、人文思想枯萎、民族精神空白相联系。
二、无论是思想教育还是专业教育，都是按现成教科书及教学程序进行灌输，不培养独立思考和创造能力。造成学生视野狭隘、目光短浅、思维古板、悟性迟钝、情感苍白、综合素养低下，要么是驯服的工具（螺丝钉），要么是投机钻营者。
三、高层次的研究与创造由缺乏活力的专门化、职业化机构去做。大学只是单一的教育机构，丧失文化创新广泛基础。
文教领域及大学里官僚化同样严重。大学也成了衙门，缺乏真正的学者、教育家。“校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连个大扫除也要当官的点头。官僚们主持着经费切割、出国名额的分配，沉迷于迎来送往、住房分配、福利待遇与奖金发放，根本没有心思去考虑办学方向，学科建设，机遇竞争。他们小心地经营着自己的权力，把私人的算计悄悄塞进体制里。尽管人力物力资源相对于学校的整体发展严重不足，但集中消耗在官僚阶层的利益分配中却有声有色。
这代高校官僚的许多人是从政工和行政两条线上提升的，在文革的政治风雨中长大，经历了由意识形态狂热，到信仰失落，再到投机钻营的全过程，在政治与经济夹缝中的意识形态领域里，练就了一套政治表演伎俩和一身官僚主义的轻功。
有的人有着令人尊敬的知识分子面纱，实际上是不学无术、专事投机钻营的政客，既无忠诚的信仰与理想，也放弃了严谨的学问与思想，知识分子斯文扫地。虽成不了暴发户，但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无论社会竞争多么激烈，仍旱涝保收。
他们压倒一切的使命是维持稳定，有这一柄尚方宝剑，只要表面文章多作些，并保证他头上不出乱子，官就能当得稳。反正办学没有硬性的效益指标。这不仅阻碍着任何实质性的改革，而且吞食着任何有生机的文化生命。
上梁不正下梁歪，学校员工心思不在学生需要、项目进展上，上下班开口就是钱、权、利，生活里更只有吃穿行住用玩。文化学术活动没时间搞，但餐馆、娱乐场所却高朋满座。最绕舌的人，最闲着没事的人，最厚颜无耻的人，却往往是最得实惠的人。
中国特色的官本位造成人身依附，造成知识分子丧失独立的思想和判断，失去头脑，失去灵魂。传统宗法制度和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网的劣根滋长，侵入并支配意识形态，腐蚀了近代以来形成的中国大学精神，也瓦解了现代民族精神。
这些年里，本来应当冲在时代最前列的集团军“靠边站”，甚至被“看不见的手”拎着耳朵走。中国大学在市场化大潮中倍受冲击的窘况，远非人才“外流”与“南飞”等外部表象所能形容，大学精神的失落才是真正致命的。
由于体制压抑，人际关系紧张，人们不得不另找出路。到了新单位，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与人相处，熟悉复杂的人情世故。除非已有某种筹码，被确认为高级人才，新来者总是处身于最底层，面对各色人等的关怀、同情、怜悯与轻蔑，坚守自己是艰难的。学术文化界的不正之风即缘于此，不仅导致了人的压抑、封闭和不得已的流失，而且形成了大学权力的封闭交接。
在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革和竞争中，企业职工普遍面临下岗情形。在高校里，那些不敢出去，或者在外面被淘汰的家属子弟龟缩里面，当避难所。他们造成人浮于事，机构臃肿，管理紊乱。一些人占据学校资源，掠夺教师的福利待遇。
多数行政和后勤人员没有世俗生活之外的任何追求，由于他们在公开场合下的人格地位较低，所以许多人需要以无形的方式寻找补偿，能捞什么就捞什么。他们对教学的干涉却无孔不入，常常为了体现和验证自己的面子，不惜让教授和大学生们的腿都跑断。师生本是学校的主人，却得罪不起普通的行政人员。学生更是背气，见谁都得毕恭毕敬，无一得罪得起。
从食堂的师傅到看门的大爷，通常都是权势人物的“关系户”，这造成了校园恶劣的人事关系。后勤部门正式职工多是家属子弟，许多人根本不干活，指手画脚，在家拿工资，房子占几套。真正干活的是从外面招聘的待遇极低的临时工、合同工。
正如国有企业的所有权、经营权及老板问题是改革的关键一样，大学的办学主体问题也是改革的关键。随着意识形态淡化而彻底官僚化的官员，造成了政治的腐败、国有经济的困境，同样也使国家的文化、教育、科学事业陷入困境之中，严重弱化着中国未来精英的基本素养。虽然文教事业的问题不如政治和经济的问题那样扎眼，但对于民族的危害远远超过后者。
企业搞不好，开始不着急，反正是国家的；但企业要垮了，总会有人急起来。大学办不好，不像企业那样可以从经济效益中反映出来，不直接涉及到个人的利益关系，不妨碍官僚们经营自己的权力体系，可能永远没有人着急。
学术文化为经济市场、政治宣传的当下需要服务，就没有思想和学术的自由探讨。由于80年代自由化反自由化的恶性循环及周期性学潮，为了稳定的考虑，大学的体制改革受到扼制，脱离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远离改革浪潮的冲击。
大学也因此更容易成为逆反情绪的聚集中心，而发泄情绪，同样是出于特定政治情结，当然也没有独立的创造，没有思想的生命力。静态看来，教育官僚体系维护着大学稳定。但动态来看，它又是制造、挑逗、激发、放大不稳定因素的根源。
●大学的病态——技能化、市场化、功利化，实用主导选择，效益统揽一切，盲目跟从潮流
若问教育要不要为市场经济建设服务，多数中国人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这当然是天经地义、不言而喻的！
然而，在典型的德国现代大学里，谁谈论实用价值、职业前途，是会招人蔑视的。大学四年，本是一生中难得的自由浪漫的时光。全身心沐浴在文化的海洋里，感受精神的熏陶，登高望远般地提升生命的冲动，高屋建瓴地建构内心的世界。
多数人心中的“现代化”，实质就是西方化，就是模仿别人。所以，大学要求学生掌握知识，学好本领，成为“有用”的高级专门人才，为国家建设服务。这样以现实需要作为“人才”标准，其代价是扼杀学生的主体人格及其自由发展。
市场经济给人的紧迫感、焦虑感像沙漠烈日一样灼人。毕业工作的压力，消费观念的诱惑把人的思路、情绪、选择引进死胡同。大学生过早失去应有的纯朴、烂漫、激情与执着，更没有知识分子应有的品质，或麻木不仁，或玩世不恭，或浮躁轻狂。关于人生、社会的基本素养几乎空白，文史哲完全不懂，便钻研市侩的交际学、公关学、谋略学、厚黑学，基本的科学理论、系统知识、思维能力都不具备，便专注于某些专业技能（南方一些大学生除计算机和外语外的所有课程都只应付）。
192 技术化
大学文化长期沉寂无声，一周、一月甚至一年没有一次真正的文化活动，更没有深入人心的文化热点。只有偶尔由官方安排的趋时、赶潮、就势、应景的文化活动——热热闹闹的卡拉OK赛，冠冕堂皇的辩论赛，还有徒具形式的社团组织。
这些年，学生一组织活动都是辩论赛。由于头脑空空，思路展不开，这种论辩仅仅是一种智力与语言游戏。
一个辩题的正反两面本是不能分割的，辩论的双方却要按抽签分配的立场各持一端。义正词严的表述与思想完全分离。全套造作的手势、模式化的神态、慷慨激昂的语气，都被收进小品，用以笑人。这是对人类思想本身的嘲讽，对小聪明的纵容。照准备好的稿子背，临时得来的思想，不能灵活运用，中气不足；自由辩论便只有干巴巴的论点，加胡搅蛮缠。
所谓学生社团，是各级学生官僚之外的准官僚组织。组织者通过一套形式主义的手续，吸引好奇的学生，交钱、照片办个证书，然后把正副会长、正副部长、正副主任、助理、秘书、干事之类的头衔分配个遍，凑合两次没有内容的活动就完事了。
中国大学通常是狠命灌给学生既定知识，不灵时，便网开一面，鼓励大学生创业。比尔·盖茨，这位大学没毕业的全球最大富翁，一时成为深受僵化教育体制之害的大学生的偶像。其中国研究院院长还用长老式的语气《寄语中国大学生》。
大学迎合着重物质轻精神，重经济轻文化，重科技轻人文，重操作轻思想的倾向，丧失对社会的超前性、批判性、创造性。一些听起来与经济热点、权力资源直接相关的专业，便门庭若市，学生家长宁愿放弃名牌学校，更不惜出高价挤进去。
可是，这些时髦专业的课程设计者、教科书编撰者大多是以空对空，现炒现卖，既缺乏理论思维，也不具有实用价值。任课教师里，大多是投机于热门专业，没有扎实的理论修养，一味追逐现实热点，心态浮躁，盲目务实，多是挂羊头卖狗肉。
不少热门专业的学生进校成绩相对较高，从文章看得出，本来智力水平较高，基础不错，应付知识性的学习绰绰有余。但由于没有超越功利之上的心理动力，引导他们进入学习和探讨的深层次，心态普遍依从社会时尚而定型，早熟、老练、自恃甚高、玩世不恭，学习热情淡薄，见解浮于表面，只是以外在的世俗目标规划自己，甘愿做学习机器。浮躁四年，到头来不过得到一些浮浅的实用知识和技能，思维方式、知识结构基本上停滞在中学水平，综合修养、心理品质往往较差。
毕业后，当薄薄的镀金层剥落，便成为彻底的庸才，事业后劲全无。没有内在的信念和理想，成为争权夺利的小爬虫。只能承担简单的工作，随波逐流，却没有根基，没有底蕴，没有后劲。他们能应付社会转型的混乱，但不能对社会发展有所创造。
与之相反，冷门基础专业的学生的选择大多是非情愿的。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兴趣投入这些被认为没有前途的专业里，但有些人钻进去了，改变了自己的日常思维，形成了内心的文化积淀。在他们走出学校时，在自己的专业里很难找到理想的工作，不得不选择与专业不对口的工作，起初他们比那些对口专业的毕业生要笨拙得多。然后，由于有过扎实的理论思维训练，一两年之后适应过来，逐步显示这种学科基础作用和综合优势，不久便会超过那些技术性专业学生。
文科里最典型的是中文系和新闻系。前者是少有人想进的老系，毕业找工作成问题；后者则是挤破门坎的热系，毕业与堪称“无冕之王”的新闻单位对口。通常，他们的毕业生同在新闻部门工作，中文系的学生一开始较难以适应，但不久就能发挥出基础优势，后劲足。而新闻系的学生一开始能熟练应付一般工作，时间久了却还是那些程式化的技能，很难有实质的长进。
在一些底蕴深厚的名牌大学里，有学生终于发现真正学问在哪里，便反潮流走，从热门专业转到文史哲等基础专业。
●大学的酸腐——生活化、市侩化、庸俗化，物质消费泛滥，文化精神空白，无以教化社会
大学体现一个民族的最高文化。它是服务于民族的战略利益的高级文化机构。它的文化使命是它最大的骄傲。
大学生活与市井生活之间的距离，不是由习俗或道德维持，而是由学者和大学生内心的追求支撑。独立的知识探索、相互的学术切磋、独到的思想发现、大胆的创作革新、自由的个性创作是人们成功与快乐的源泉，是荣誉和价值的最高体现。
1996年，一位中东富翁要向牛津捐赠1400万美元。对这所经费不足的大学来说无疑是让人兴奋的，但学校管理委员会以259票对214票作出了不接受这笔捐款的决定。原来接受捐款和接受管理委员们的治学观念相冲突。牛津一向主张治学为本，甚至为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开设商业管理学课程，认为这是谋利的学问，不应该让学生们去学。到手的钱不要，真是书生的清高与迂腐。但正是这种精神，牛津为国家培养出29名首相，剑桥为世界培养出6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摘自网友：雨来】
我在南方一公司讲“大学与现代化”。一女职员谈起自己在大学的经历，一大款给学校捐了一笔钱，副省长率校领导一字排开，毕恭毕敬向他道谢。大款带着情妇入住学校著名历史建筑，饭桌上当着服侍他的一群学生，谈他令人作呕的人生哲学。
193 大学的酸腐
大学固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一部分教授下海，去办公司，搞产业开发，直接走向社会未尝不可，但它不能成为主流。生活化、市侩化及腐败现象在一个失去理想的消费社会中难以避免，但作为大学的主流则是严重病态。
今天大学成了一个普通的生活圈子，容纳着大批平庸的市侩或包装的市侩，名义上从事高尚文化、教育、科学事业并让社会仰目以视，实际上却不惜一切手段捞钱、发财。大学没有自己的目标，没有真正的高级文化，其真正使命被漠视，甚至被瓦解，与世俗生活的差距日渐缩小。徘徊在功利主义层面的学术研究当然毫无价值，不如干脆搞点实用开发，赚点小钱。
在西安，一位外表令人尊敬的学者全家出动，打着“理想信念”的幌子开学术会议，煞有介事地讨论什么“人生观”、“价值观”。人们从外地赶来也是公费旅游，没人内心里当真，只是表演。他慢慢就原形毕露了，向与会者收取远高于市场价格的各种费用，高额发票涨到许多单位实在报不了的程度。为了要钱，频频撒谎、改口，最后到了那张老脸都撕破的地步。
可以理解，一生的“学术”都是空话、假话，如今就剩下这张老脸，再不捞点实在的东西，死了不值啊！
现代生活普遍是实用主义的，一件事必须管用，必须有利于什么。然而这一情理之中的实用主义、唯物主义却没有绝对性。一个对象的价值是多样的，或者潜在的，无此用可能有彼用，今日无用明日有用。人们衡量一个对象有没有用，只能是在当下有限的范围内。因此，短视、近视是现代社会的最大通病。何况在人自己的内在的需要上，更不能以外在的尺度来衡量。
西方现代社会的物质表象的背后，是深刻而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中国人的智慧不在不着边际的理论争执上，而在人际间现实利益的关系里，物质生活只能维系直接的农耕生产，无法提升，无从超越，社会生产趋于停滞，发展与动乱交替。
过多接受现实，心中的世界过早凝固，不再有生命活力，更没有质疑与想象。有的人假老练，背弃基本的诚实。西方人觉得中国人心计太多，城府太深，狡猾太过。这不是智慧，只是小聪明。将人的智力消耗在这里，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这种圆熟的世俗智慧正使这个文明最后失去活力。多数中国人，包括大学毕业的人根本不读书。中国人均图书消费极低，偌大中国找不到几部稍有品位的畅销书，没有几部好影视作品，色情业、毒品泛滥的速度比谁都快……。
西方伟大的作家多与大学相联系，因为大学是文化象牙塔。中国大学里出的大作家很少，因为市井生活才是真实的。
许多现代经济运行方式如股份制，一到中国就变味。因为缺乏超越的理性思维，公共道德、法律秩序、市场规则很难确立。这并不是知识和智力问题，而是价值与选择问题，有再高学历同样卷入这些非理性的活动中。腐败的官员，化公为私的实业家，各种物欲狂潮中的兴风作浪者，以及没本事而躲在事业单位内耗着的知识分子，大都是高校培养出来的。
政治课早已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教师大多是些遗老遗少，没有别的职业，能走的都走了，待遇、地位高不了，落后于时代脚步，得跟在形势后面走，没有稳定的文化信念，也就谈不上学术可言。除非本人额外讲点有趣的知识，或者别的思想。
教师自己不信，当然更不能让学生信。几乎没有学生当真了。当真也不在它本身的思想内容上，而在它作为一门必修课程的工具性知识上。偶尔能得到学生的回应，欣喜一番，后来却发现学生只是一时心血来潮，或者原本就是逗老师开心的。
高高在上的官僚们要求政治教育理论联系实际，其实他们根本没有想过或根本不懂，教条化的理论是无法联系实际的，牵强附会的联系，骗得了暂时，也经不起将来现实的敲打。学生们一走出校门，更不要说走出国门，马上就会发生精神蜕变。
这种反应对大多数人来说，意味着把过去所受的教育视为对孩子的蒙骗——他成熟了，再不信这一套了——从此永远告别了理想主义，告别理性的、精神的追求，成为市侩的、空心的人。实际上，这个瓦解的过程在学校里就在进行。
一些在政治课或者正式场合上表现好的学生，可能正是最早完成“社会化”而走向早熟、世故、虚伪的人。湖北有一位市长腐败成为全国新闻，每月换一个情人，总数达100多人。此人系某著名大学历史系毕业生，在学生会任职过。有学生会里干过的人感叹说，这不算什么新闻，学生会的人就是以投机立足，这种人出去不腐败，那才是新闻呢！
80年代初，77、78、79级一直往下的每届学生，都有不同的经历和教育背景，人们常常能够说出各个年级的明显特征。那以后的学生一直保持着按年级划分代沟的逻辑。高年级学生常常说下一代自私、散漫、开放，低年级则以个性、自由、时尚自居。
这种趋势客观上是有的，只是被放大了。其中，更主要的原因是正统人生理念一步步丧失影响力，学生普遍处于浮躁和赶潮的状态，高年级学生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消极地回归于现实，回归于无奈后的稳重和成熟。
●大学的沼泽——近亲化、人情化、宗派化，师门陋习猖獗，劣胜优败成风，公平竞争窒息
近年来，留校读研的越来越多，典型的中国陈规陋习愈演愈烈。各单位在保送和录取过程中演义出各种荒诞、卑鄙的故事。
近亲繁殖发生在自然界，也是要让一个物种断子绝孙的。在人类社会，这更是文明的毒瘤，文化的癌症。大学近亲繁殖，将丧失一线生机，一代不如一代。而那些落进这个美丽陷阱里的“幸运儿”，几乎无一例外地断送掉原本多彩的青春。
中国古典学术尽管有过百家争鸣的繁荣，但各个学派一旦形成，就无法自我超越。在典型的农业社会里，各个学派采取封闭的师徒单传，因而差异意味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在作为传统大学的书院内，只有师徒间“学与问”的关系，几乎没有同行间平等的对话。历史上也曾有不同思想的综合，如宋明理学对儒道佛三家的综合，但很少有对话式的学术交流。
这种传统至今支配着中国学术。文人相轻，喜欢别人与自己观点一致，几句话不对味就不投机了，不再说话算是知趣。一有点资历便会自作高明，居高临下给人下结论，教训对方不上档次，思维不对路，根底不扎实，哪些书没有看，等等。
现代学术思想必须在交流中发展。但在中国大学或其它学术机构内部，各人埋头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几乎老死不相往来。表面上，中国学者们也认同这个起码的常识。同行们从全国各地聚集起来，开个学术讨论会，最好还能出国出境留学、讲学，但这只是宏观上，不得不抽象地认同现代学术原则。微观上看就完全不是这回事了，学术讨论完全是门户之见。
中国的大多数学术会议，吃喝、旅游、人情、宣传、排场的成分往往远大于学术本身的内涵。学术讨论本身反而是最让人难受的，有资历的人占着茅坑不拉屎，只顾自己无边无际地自我表演，尽管下面根本没人听。这个恶习在中国哪里都一样，怎么也改不了，与国外学术会议形成天壤之别，人们以为这只是习惯问题，其实它与我们内心的病态相联系。
194 近亲繁殖——中国学术的癌症。
学术资源掌握在各个宗法派系手里，他们努力地向社会各个角落渗透着。手中有钱的老板，手中有权的官员，弄一顶硕士、博士学帽，越来越成为唾手可得的风雅时尚。这给“象牙塔”里的学者们带来令人垂涎欲滴的社会资源。
大学里考研究生最重要的准备工作，就是收集所报考导师的作品，摸清其研究领域、套路，特别是主要观点。答问时要显得自己完全被导师的高大身影所覆盖，且佩服得五体投地。导师一看自己如此了得，开怀一乐，自然觉得孺子可教，收入门下。
尤其严重的是，人们总把自己培养的学生留下来作助手。因有师生关系，听话，不构成挑战，比外面进来的人放心。学生本校升学、留校工作，加上本地生源，大学的主要成员几乎大都自产自销，外人进来也会摒之于种种封闭的利益圈子之外。
西方人面向唯一的不可企及的上帝，面向客观的真理，自己的学说只是用以达到真理的阶梯，新教连教会的权力也消解了，神甫手中也不一定有真理，老师更不是真理的代言人，和学生在同一平面上。在中国，师道尊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祖师爷永远是最高的，标新立异是忘恩负义之举；门派林立，各脉相承，桃李满天下，却没有实证的客观的普遍真理。
近亲繁殖成了中国大学最典型、最严重的结构性陋弊之一，而且愈演愈烈。大多数学校的负责人是本校毕业的，有的甚至从没有外校背景。有的家属子弟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做了博士，最后工作在这所学校。
学生方面，要走出熟悉的学校环境心中没底，担心从此上不来。本校能直接升学或者留校，由本科生上升为研究生或老师，还受到学校领导、老师的赏识，大大满足了虚荣心，回避了信心危机，还捡了个大便宜。有的学生上学期间成绩好，表现好，得到过各种殊荣，由此产生对环境的依恋，于是更倾向于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这个熟悉的环境。
导师方面，留自己培养的学生，考核稳便，可以优先选择最好的；自己的学生在手下老老实实干了几年活，有感情联系，靠得住，易把握，上手快，到时给个文凭就完了。很多导师（老板）自己没有创新意识，无非是按照传统的师徒关系，留个人作助手干些杂事而已。外来的毕业生不知底细，若是招来一个标新立异的人与自己对着干，岂不是自讨苦吃。
学校方面，由于各校都通过推荐、内定、优先录取等方式，截留各自看上的学生，公开渠道流通的生源质量下降，学校间互不信任，各自截留优秀学生，形成封闭圈子的恶性循环。有学生已经被外校同意按推荐方式录取，但所在学校拒绝向外推荐。
很多学生本想考外校，以获得新环境的挑战，却面临与所考学校的学生进行不公平竞争，命运完全无法把握，通常只有10－30％的把握，有的几乎是毫无希望的陪考。考本校却有80－90％的把握，思前想后，还是选择了最保险的方式。
学界鼓吹的“学术伯乐”，在各种场合推荐自己弟子，提拔他们继承自己的位置，最后“让贤”于他们。但他们垄断对外交往，一切包办，而且对学生任何自作主张，任何独立行为，任何标新立异都本能地反感，生怕学生超过自己。
这种小农的传递方式，不可避免地造成一代不如一代的学术退化。他们能够维护一个单位的学术阵营，却难以造就真正的学术进步。有的学者年轻时没有做过主人，媳妇终于熬成婆，可以教训人了，把学生当做工具，体味一番迟到的主人滋味。
留在导师身边，老师叫干啥就干啥，条件、机会是现成的，当教授、当博导、当领导、争项目，导师一句话的事。没有挑战就没有内在创造力，必然陷入平庸。同一导师门下，徒子徒孙共济一堂，能够造成显赫的学术阵营，但由于学术基因的单一化造成思维封闭，创造性大打折扣，有什么新思路也会马上被共同的套路抹平。一到全国、全世界去竞争，就傻了。
勇敢走出去或者不得不走出去的人，没有现成的机会，人生地不熟，在中国普遍存在的封闭式学术环境下，会遭到各种对于异己力量的排斥。但这种巨大的压抑也可能形成一种反作用，总有一些人身上被激发出主动探索的力量，他们争取难得的机会，从中锻炼自己的真正本领，开辟自己的发展道路。只有他们中间才能出现有作为的人。
从学术环境来说，任何单位的学科构成、教师风范、学习方式、生活方式、校园风尚上各有特点优势，也各有局限，长期处在这个天地里不出去，环境的局限就会成为自己的发展极限。近亲繁殖使本校各学科的文化基因越来越单一、古板、老化；只有不断引进外校新鲜血液，带来全新的力量，对每个人带来新的气息，新的挑战，才能保持学校的整体活力。
从个人成长来说，大学的四年青春正是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毕业时是正需要淬一把火的时候，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接受全新的挑战，防止单一模式下生活和思维过早定型，形成自以为是、目光短浅、心胸狭隘的早熟心态。
特别是目前中国学校还难以改变的教育方式主要是知识灌输，学习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任何悟性。如果毕业了还不能面对一种强有力的环境刺激，面对鲜活的思想文化或者现实生活，悟到一种思维方式，从而重新反省自己，建立自己的体系，那么所学的知识更加凝固，思维更加封闭、僵化，胸怀难以开阔，成为永远没有希望突破的桎梏。
一位著名数学家生前道出自己的遗憾耐人寻味，他曾把几个成绩最好的学生留在自己身边工作，把成绩次一些的学生推荐到外地工作。多年后，送出去的人中出了六个学部委员，而身边那些学生一个学部委员都没有。
194 沼泽化——又称“反进化”，劣胜优败，劣币驱逐良币。
学术流派的形成需要建立在共同渊源之上的凝聚力，许多学派有些莫名其妙的师承关系。有人分析诺贝尔获奖者里，前期得奖者的同学、弟子得奖机会相对较多。但是，在单一的学术体系里近亲繁殖，只会导致学术活力的丧失。
大学有统一的规范，不同学者、学派间通常可以相互对话、交流，差异不仅不是鸿沟，反而构成统一体的内在发展动力。西方大学生毕业不能留校，但走出学校后作出了相当成就，可以回到母校工作，这就较好地实现了继承与发展的结合。
大学的学术活动不喜欢人云亦云，而喜欢差异、挑战，欢迎年轻人提出不成熟的、没有论证的、甚至荒诞的灵感，新的见解常常更能赢得人们的重视。高明的导师决不把自己观念强加给学生，他甚至根本不给他们讲授什么具体知识，而是指一个方向，最大程度地让他们自己独立探索，只有当学生有了自己的观点之后，才开始师生间的对话。
西方学术机构一般不留自己培养的学生，不仅作为共识，而且有相应的制度规定。美国大学不直接录用本校研究生为教师。在美国大学的社会学专业中，按名望排名列第一、第三、第十的系，教师中本校毕业生的比例则分别为0，2.7％，8.8％。即便是高材生也不能留校，至少不能直接留在本校，除非在其他单位工作或学习过。
哈佛似乎是例外，教师70－80％有本校背景，因为它自信是全美最好的大学，教师留校并不妨碍它从全世界汲取各种智力资源。校长陆登庭在北大校庆期间举行的大学校长论坛上强调：这个世界每一点新鲜见识的增长均得益于全球知识渊博的学者之间的合作。希望召集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们在兼容不同观念、看法的前提下，高瞻远瞩，考察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