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正在“土著化”，人员不流动，外来人员十分被动。怎么开放也只在形式上，内在心态顽固不化。
土著心态是一种与现代文明，尤其是现在大学格格不入的心态，不交流，封闭守旧，懒得对话，不愿打破习惯的生活方式、利益关系网，世俗化，植物化，就近将就，静态，凝固，死水一潭，稍有出格就闲言碎语，大惊小怪。
国家与地方共建大学，如果理解为将大学发展与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更紧密地结合，这当然有积极的一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地方在高等教育上需要更大的投入，尤其是职业高校和地方学院要由地方来办。
但是，重点大学是国家文化、科学、教育中心，是国家未来文化、科技发展的战略基地和预备队。必须着眼于国家整体和长远发展，办好一批足以带动全国的重点大学，再穷也不能把它当成包袱甩给地方，否则就是国家的失职。
如果从给国家甩财政包袱的角度出发，把重点大学下放到地方来办，那将进一步削弱大学超越社会现实的能力，取消大学对于整个社会的文化导向作用，沦为局部经济发展的具体需要的工具。从长期来看，会造成灾难性的、难以恢复的后果。
有的人主张地方化，居然只是考虑学生假期探亲造成的交通问题。可是比起花上万美元到海外留学和观光，这个具体困难太微不足道了，而且并非不可克服。以这样狭隘的思路来搞“地方共建”，造成大学地方化，将是不可原谅的战略性失误。
某些地方政府要求参与共建的重点大学招收本地学生的比例超过50％，这种狭隘的地方利益造成重点大学地方化，带来人才封闭、视野闭塞、近亲繁殖，学术文化环境退化，损害现代大学必需的开放、多元、超越的文化特征。
地方主义与传统农耕社会的乡土思维脱不了干系，封闭经营、自产自销、地方保护、害怕离乡、肥水不流外人田，这种庸俗现实主义心理仍在中国人心中作怪。人们每天过着同样的生活，窝在自己小圈子里，做井底之蛙，维持着世俗的人情世故，排斥新事物，新天地，新视野。为一些有形的利益斤斤计较，玩小聪明，相互内耗，以功利目的为中心，形成封闭、狭隘的关系网。地方主义容易在社会生活中取得优势，它将国家、民族及现代文化理念摒之于外，成为社会进步的严重障碍。
80年代以来，我发现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双亲不同籍贯的家庭，流动性大的家庭，尽管远远少于一般市民和农民家庭，可是来自这种家庭大学生的比例，高于正常比例的许多倍。而且其中有个性、有首创精神的人比例也相当大。
究其原因，固然有家庭教育条件优越的因素（相对于农村家庭来说），但主要的是不同的地域文化形成鲜明对比，不同文化要素相互交融，给家庭带来多元化的活力，减少了一成不变的陈规陋习和世俗偏见，增加了讲道理、重个性的理性因素。
孩子面对不同的文化，有了选择的自由。尤其是当成长环境发生变换时，新环境给一种全新的文化刺激与精神挑战。对那些曾经有过挫折，陷入某种消极心态的学生来说，新环境更是一次告别过去，重新塑造自己的机会，一种新的人生经验。
异地上学，客观上会造成旅途花费上和交通运输上的困难，便对每个正在走向成熟的大学生来说至关重要。一般来说，中学生对大学生活充满好奇，高考的压抑激发他们极大的想象力和浪漫情调，他们倾向于异地上学，去实现自己自由的梦想。
地方功利主义的办学思路，家长的孤独感和对孩子的牵挂心以及对社会关系网的狭隘考虑，是异地上学的根本障碍。
每所大学必须尽可能在最大区域内招收异地生源，本地尤其是本城市学生控制在绝对少数之下。
其一，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上学，当地语言习惯、生活方式、交际方式发生彻底变化，来自不同地域的学生带来了各自的语言、习惯、见闻、体验，融合为一种宽容、大度、丰富多彩的人际氛围，这样重新开始带来种种挑战的体验，会给人以潜移默化的熏陶，最大程度地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增长其视野宽阔、敢于开拓的精神。
其二，传统狭窄的腐朽心态往往是由于生活圈子的狭小造成的，学生走出自己熟习的生活到外地上学，能以超越的眼光了解所在地的生活，无拘无束地主动参与其中，更有利于接纳现代意识，吸取积极的启示，克服狭隘心态。毕业后，人们超越日常生活的回忆更丰富，相互间有更多珍贵的社会联系，拓展每个人的信息来源和活动空间。
其三，学生与所在城市的生活保持相当的距离，能够防止本地常有的身不由己的关系网的圈入，削弱世俗生活中利益关系的侵蚀，有助于保持个人的独立见解和选择能力，形成学校高雅的文化氛围。
其四，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大学生，从小在家里受到太多呵护，个人选择受到太多干预，如果再不独立生活，将会彻底丧失自主的能力。异地上学能顺势摆脱家庭的过分溺爱，假期回家的旅行，更是增长见识，培养独立生活能力的好机会。
195 在毛泽东时代，频繁的行政调动及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抑制了宗法网的蔓延，激发了社会的生机。
湖南出两种人：豪杰与土匪。湖南人有股蛮气，憋在本地，可能变成匪气。走出去，获得精神的提升，可能形成豪气。
湖北人现实主义、功利主义极其突出，走出去，进取精神得到充分发挥，成功机会很大。但走不出去，可能小气、俗气。
我曾在成都念学位，中国普遍的地方文化封闭圈，在这里尤为明显、典型。这里吃、穿、住、行、玩及整个生活方式具有典型中国式的精致、闲适、安逸、恬静。本地人视外出为受罪，而外人一进就不想出去，形成“文化盆地”。
我就读的四川大学，从抗战到解放后相当长时间里，曾是中国一流的大学。但是由于极具溶解力的成都地区世俗文化的同化作用，大学生活彻底本地化，人际关系网深入学校每个角落，人们日常思维完全混同于普通市民。思想、学术对于人们的生活来说反而成了外在之物，点缀性的谋生手段。越来越少的外地教师，竟也咬一口本地话。学生被校门外一个以小吃为主的巨大廉价消费市场牢牢抓住。在我所在的90年代初，学风下滑，管理混乱，实力日益衰退。
同样分析江西人，广东人，江浙人，东北人，西北人，概莫能外。无论什么单位，一旦本地化，就不会有什么出息。
中国人出国往往表现杰出，很有作为，就因为打开视野，超越地方主义。出省、出乡也一样，只是程度不同。国民党在大陆腐败如朽木，出逃到台湾之后，人们“回家”的路被截断，这才创造了东方奇迹——这才是所谓“台湾经验”的真正奥秘。
●大学是现代理性的摇篮，决非社会动乱的温床；邪教蔓延，正是大学文化失职带来的耻辱
1999年春夏之交，在众人关注的大学校园里平静如水，而人们根本没有放在心上的“法轮功”却闹出了大新闻。
在改革开放前十年，尤其到80年代末，人们脑子里有一个难以磨灭的印象：大学是自由化、激进思潮和盲动情绪的温床，是社会转型时期最不稳定、最敏感的火山口，随时可能喷发，造成社会动乱甚至政权倾覆。这是个极端错误的、危险的结论。
这个偏见，往往为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以及韩国、印尼、欧美的大学生运动现象所加强。其实，国民政府遭遇的学生运动不是针对30年代的内政建设，而是在对日妥协、内战以及社会腐败上；韩国学潮主要发生在腐败泛滥时期，现在好多了；印尼学潮主要是针对苏哈托利益集团的腐败；60年代西方大学生运动是针对官僚主义、越南战争以及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
真正的腐败和动荡之源，一在无序竞争的市场，二在没有权力制约的官场上，三在物欲泛滥的市井生活中。
只有当经济、政治结构与社会发展极不协调，又缺乏有远见、有权威的力量来纠正偏差时，青年学生才会产生过激反应。
只要精英阶层正视危机，积极处理存在的问题，学潮完全可能避免。即便发生，也可以引导为克服现实问题的正面力量。
共产党本是驾驭学生运动的能手。直到文革，毛泽东都娴熟地运用着这一特长。但在文革的十年浩劫中，受极左势力裹挟的红卫兵运动给第二代领导人留下了痛苦的记忆，造成他们对青年学生激烈情绪产生敏感的条件反射。开放后，刚出现政治民主化、思想自由化苗头，一些人出于对学生娃娃政治激情的反感，以及对知识分子政治见解的鄙视，往往采取简单的压制方式来处理，造成思想文化与政治权威之间隔阂疏离，改革方向的动摇，一次次积累，终于酿成不应有的冲突。
80年代高校周期性的学潮，自由化与反自由化的拉锯，相当程度上归因于党内政治生活在转型时期的非常状态，社会腐败与党内分歧等因素的耦合。其实，这是人们的思想无法驾驭快速发展的社会进程，不是思想文化界的责任。
学生的政治热情本来是克服当时社会危机的一种正面、有序、积极的力量，并不一定构成政治对立面。只有当权力本身出现裂缝或者社会矛盾尖锐化时，它才引发无序的冲突。所谓自由化分子也是此前不必要的政治压抑造成的。
196 没有文化的拯救，腐败的幽灵会残酷地吞食这些尊位上的可怜性命。
通常，旧的权威不愿放弃特权，新的特权又试图取而代之。但大学知识精英作为社会良知和理性的代表，超越利益集团，是制约利益冲突，促进社会稳定进步的力量。大学文化的使命是培育公民的自我意识、独立意志、公平竞争、社会责任、公共道德等理性素养。大学文化和大学生文化运动才是社会转型的稳定力量，是新文化秩序的建设力量。
现代进程本是由大学的知识精英引导的，当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形成政治本位和意识形态中心的传统体制，知识精英作为独立思想者受到新的压抑。这种政权中心与大学知识群体的紧张关系，既可能是稳定的威胁，也可能是发展的动力。
这种压抑不时会有冲突，经历此消彼长，逐步缓解为理性的状态。关键在于，政治操作与文化学术批判之间既要保持一定距离，相互间独立的、理性的运作，不要轻率而武断地评判、干预，避免产生互不信任、逆反心理甚至冲突。
第一，任何新生力量的出现都是一种挑战。经济特区了搅起了传统糟粕，引来了外来腐朽势力，它能取得巨大的建设成就，关键在于改革者能够组织积极力量，维持主旋律，同时尽可能地保持思想的宽容，及时处理和缓解矛盾。
第二，大学知识精英是高文化素养的群体，理性和良知的主导力量，他们正是超越社会变革中的各种利益冲突的精神平衡因素，是社会失衡的一支校正力量。恶性的官僚主义腐败问题，正需要他们的适时监督。
第三，党内需要有一批真正站在时代前沿的思想家、理论家演奏主旋律，革新旧的意识形态，拓宽思想文化视野，提高干部的理论思维水平，消除不必要的误解，增强建设的力度，避免舆论宣传假、大、空、官、套效应。
第四，激进思潮有一定煽动性，但群众趋于务实而保守，如果不存在恶性腐败，并不会引发持久激进运动。
第五，改革者维护和崇尚文化的权威，在社会公众中得到更多道义支持，也是洁身自好的约束、积极进取的承诺。
最后，在价值选择上，过去人们以政治权威和意识形态为标准，对文化、科学的尊重仅限于工具与实证的领域。现代文化不能迷信抽象原则和权威话语，应当实行平等对话，进行群体性的创造，为社会发展创造灵感和动力。
在社会稳定的重点任务下，大学精神由于受意识形态的重压而畸形成长，一旦发生动荡，青年学生可能成为一股难以控制的力量。但在90年代末，几乎没有人注意的另一种危机公开显现——与大学理性精神堕落相联系的邪教势力抬头。
人的精神信念是根本，旧的理想退化，科学结论、现成知识、物质现实无法解决人的精神需要，灵魂无处安顿，终极关怀的问题日益突出。这时，低级宗教给予人们在现存社会文化中不能得到的期待，填补人们精神的空白。
历史上一些原始宗教，如五斗米教、白莲教、摩尼教、拜上帝教，是一种变革的文化信号，也是改朝换代的旗帜。
由于理性思维缺乏，中国人经常可能出现精神分裂症。当人的第一信号系统与第二信号系统脱节，即语言概念与外界客观的信息无关的时候，说与做、名与实、理论与经验就会严重脱离，会出现幻觉、幻视、幻听，甚至会走火入魔。
经济躁动、政治狂热、邪教迷信的症状大同小异。股票热、传销热、法轮功与浮夸风、个人迷信并没有本质区别！
低级宗教、邪教流行，包括在大学里蔓延，是大学的失职和耻辱，也只能靠全面启动以大学为中心的文化建设，形成高层次的理性精神辐射，这些文化病变才会冰消雪融，为人们自然地抛弃，或者升华为高级信仰，或者泛化为一般的公共文化。
成年人的热情，会有更多功利的因素，或者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因素。大学的文化运动是一种积极的力量，不是理性的对立面，因为青年在天性上是走向未来的，并不是要造成社会动乱。因此明智的方式，是把握理性的尺度，在法治化的轨道上，主动利用本是社会良知和理性的力量。不能出于政治利益玩弄谋略，甚至恼羞成怒，秋后算帐，将板子打在无辜者身上。
应当抛弃对群众运动的恐惧，主动疏导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大学生中蕴藏的反腐败力量。在法治条件下，不论一个人持什么立场，只要能与别人进行理性对话就行。只要不同立场的人们不搞非理性的斗争，不要大打出手，社会应当允许有不同的信仰。如果我们的环境里有更多的理性与智慧，更多的思想文化内涵，既便有不同教派存在，也不会有恶性冲突。
作为一种自发的社会力量，既得到众人的同情，就能用以推动良性的、积极的社会变革，它正是解决社会面临的腐败问题的强大动力。如果正面引导它的发展，结果不会削弱政府的权威，恰恰能加强政治的建设，纯洁政党的队伍。
●大学是社会活力的源泉，文化贫乏与体制压抑，却导致天之骄子早熟、放纵、厌世、轻生
大学青年本是天之骄子，都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雄心壮志，或是崇高神圣的目标的感召，或是出人头地的冲动，要干一番事业。每个新生进入自己在高考前的黑暗里幻想的光明里，都是脸庞红润，神态天真，活泼烂漫，充满幻想。
不久后，外在的校园生活给他们的新奇淡去，他们的激情、冲动、幻想、爱好和诗情画意，被划一的班级生活、填鸭式的教学方式、成堆的课程作业、杀威棒式的课程考试赶跑了，被窒息了，被卡得人喘不过气来，只有老老实实钻进专业课本里。
许多人经历一次次挫折，奋发向上的积极性淡漠，变得脸色苍白、神态憔悴、情绪抑郁、性格孤独、心理自卑、生活封闭、待人矜持。身处在大学高墙里，外面的世界陌生而新奇，令人不解的东西太多，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不再管用。许多学生从小读书是被迫的，被逼的，为了大人的功利目的，长期养成厌学情绪。不知道进大学是为什么，更不知道毕业后干什么。
冥思苦想没有结果，充满空虚、无奈、迷茫、焦虑甚至恐惧。有时以犯规、找岔、吵架寻求发泄。每个人都觉得经历了坎坷跌荡、风雨磨难，其实只是青春激情对冷漠现实的无力抗争。大多数人屈服于现实，压抑天性，成为“学习机器”。
然而，人毕竟不是机器。当生命能量不能创造性发挥，便会畸形展现出来。有的人追逐着空洞的分数、廉价的表扬、肉麻的恭维、虚假的荣誉；有的人自作聪明，玩世不恭，矫揉造作，追逐没有文化底蕴的浪漫，表现没有反省精神的狂妄；有的人躁动不安，沉迷于流行的时尚，充当“追星族”，甚至干脆在消费刺激中浪荡；有的人精神状态颓废，麻木。
在80年代，大学文化一度活跃，给人丰富、深刻的影响。但在根深蒂固的工具型、操作型人才培养模式之下，专业教育强调实用目的，人的理想与价值问题由意识形态教条解决。高校只是以课程教授知识，训练技能，文化活动只是偶尔出现的点缀，感受不到高雅文化的熏陶，高尚人格的感染，没有热点，学校向外界几乎发不出任何积极的声音，只有被外界影响。平时关心的几乎只有吃喝、异性、赚钱、明星之类话题，什么专业最热，如何建立关系网等等，很少有思想、趣味的考虑。
197 摇滚歌星
他们在应付老师、应酬社交上显得早熟老成，说假话，玩小聪明，作矜持，摆深沉，内心少了纯朴的热情，多了算计与防范。师生之间隔阂增大，连不同年级的学生间都感到有“代沟”。
在大学，有越来越频繁的学生自杀消息传出。人们难以相信，这些20岁上下的大学生们经常会谈到死亡的问题，有的谈起自己产生过轻生的念头甚至行动。通常他（她）们人很聪明，成绩也好，有的还是独生子女，生活相当优越。
这群在家庭、学校、社会的过分期待与全面规范中丧失了自我的年轻人，青春的能量不能获得释放，体验不到生命自我实现的快慰；有的人理想失落，无法调整自我，找回自己，丧失了自由选择的意志。随着年龄的增长，外部空间的扩大，遭遇的挫折越来越多，独立处置和自我控制的能力不足，无奈感和空虚感与日俱增，终于落进生命的死角。
有过轻生念头的人远比我们想象的多，大多数没有付诸行动，是因为不堪想象死后父母的痛苦，承担不起良心的后果，于是才苟且活下来。可是，他们还会继续想，父母也只是这样为了上辈而活着，有了孩子，又望子成龙，将自己生命的全部意义寄托在孩子身上。然而他们剥夺孩子的设计、选择自己的天性和能力。等孩子长大之后，又只能重蹈自己的复辙。
197 毫不顾忌
在50年代，人们把精力投入未来的乌托邦理想，沉迷于学习、工作，这种内敛所积淀的精神力量，如果不是意识形态的局限以及后来政治运动的中断和瓦解，可能会有更大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中，青年们把青春的豪迈激情发泄到政治运动中，随后在自虐式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把所有能量折腾掉了。今天，他们只有激情的回忆，痛苦、失落、忏悔和哀伤。
直到80年代，大学生谈爱情，而较少谈性。一旦爱情的倩影落到赤裸裸的肉体上，便会感到亵渎、堕落和绝望。大学时，我给一位陷入情网的朋友信中误用“性爱”一词，招了一顿臭骂！如今，“性感”之类的词公然挂在男女对话里。
与10多年前不同，舆论已经很开放。特别是互联网普及，解除了个人的道德约束。无奇不有的性故事、性新闻、性观点，让人饱受刺激。网上沸沸扬扬地讨论着，学校是否有权干预学生私生活，学生性行为是否合理，校园是否能售卖安全套等等，是否允许大学生结婚。其实，这并不是理性讨论，背后是一种炒作。把某一现象公开，给它一个名份，其实是某种倡导。
大学生在这个年龄，如果没有内心形成的自律，非理性因素会超过理性因素。父母的担心与劝导，容易形成胆怯和畏缩，但也容易导致叛逆。没有心理的准备，措手不及地被引诱下水，失去自制，留下悔恨与绝望，失落自信，沦为俘虏。
一个有活力的社会，拥有自我淘汰机制，精英阶层处于不断更新的状态。而在一个僵化的社会，两极分化严重，资源为少数既得利益者掌控。精英阶层老化，短识，不容纳青年人。大学生的精英地位下降，“天之骄子”的自我形象失落。
今天，中国社会利益格局基本形成，创业的机会缺乏。大学生走出社会，求职困难，身份低微，失去尊严。女大学生甚至成为青春剥削的对象，求职尤其苦涩。招聘者挑脸蛋，要看身着泳装，袒胸露背的“写真”，简直成了侮辱人格的“选美”。
“傍大款”不再是社会女青年的特许，女大学生也毫不逊色地投入这一新兴的“第三产业”，高校都有傍款族，越是名牌大学越是公开，她们以自己年轻的肉体作为资本。那些能够傍上大款的女大学生，首先必须具备“卖相”这一特质。她们来去轿车的士，出入酒店舞厅，穿带全是金银名牌，手携“大哥大”。这类女生定令姐妹们羡慕不已，男生们望尘莫及。
在“一切向钱看”口号的下，一些女学生主动地走向“食色市场”，甚至对社会的色情业构成一种竞争冲击。对于款爷们来说，女大学生不仅年轻美貌，而且相对单纯可爱，随叫随到，容易摆布打发，同时能够抬高款爷的“品位”。如今大款们，不再是外国洋人和港台商人的专利，与本土的大款相比，他们出手显得缩手缩脚。中国的款爷也不纯是商人，贪官污吏才是不折不扣的“大款”，这类款爷是女大学生梦寐以求的对象，只是官吏作风向来都是躲躲闪闪，一般都不大公开。
那些在商场官场成功的中年男子与年轻女性容易走到一起，而男青年和中年妇女成了受冷落的失意年龄段，性要求得不到应有的满足，没有经济条件或才表优势的男生，通常被绝对打入情爱的冷宫。高校本来就男生多于女生，配对机会偏少，由于经济、住房、身体等诸多条件因素，女生倾向校外谋求性爱与情爱的出路，尤其出众的女生都被社会上的成功型男性挖走。
90年代大学生是失落的，不再是天之骄子或“幸运儿”。在一个声色犬马的社会，男生显得格外无奈、辛酸和难熬。他们彷徨、失落、不满、愤怒、憎恨、妒嫉、叛逆，通宵达旦看盗版海外影视，玩电子游戏；迷恋足球和球星；甚至酗酒，殴斗和赌博。因嫖娼被抓获而开除屡见不鲜。受青年女性拜金主义的刺激，他们急不可待地梦想发财，比尔盖茨是他们仰慕的偶像，甚至对从政当官缺乏耐心，中国官场最耗年华，等捞到一官半职时青春不再。【根据网上文章《堕落的大学校园》缩写，原作者HITER】
●大学精神沦丧是民族堕落的先兆，后果比任何经济腐败、政治腐败、司法腐败都更为可怕
大学腐败与社会其它领域的腐败虽然特征不同，根源一致。它与大学的工具化、官僚化、世俗化相联系。
198 学术死了，学历泛滥。
这几年，一方面真正的创造性人才青黄不接，中国长期与世界一流的科技发展无缘，国内一流的科技成果也严重下滑。另一方面从教授、研究员、博士导师直到院士，人数却以惊人速度递增。教授终身制，评教授难，当教授容易。
上方指定学术带头人，给以各种好处。没有列入的，再努力也没用。行政主导权力造成学术泡沫，是断子绝孙的行为。
二，学术腐败。假成果、假学问、假效益遍地都是，学术会议、成果鉴定、资格审查、项目审批过程普遍玩手段走过场，吃喝、游玩、送礼、拉关系、作交易反倒成了实质内容。尽管高级职称和高级学历四处泛滥，学术思想水平的绝对值却在下降。
文化水平作为一种资格、一种摆设，随意地为功利目的进行炫耀、交易、买卖，也是文化本身的贬值与腐败。
许多“科研”是剪刀加浆糊的工作，学生做论文也多是抄袭。某著名大学的教师创办一家公司，从该校三年来的一百多项科研成果里，选择购买几项通过正式鉴定并获了奖的用来开发，结果个个赔本。原来这些所谓“成果”大多是假的。
三，学生工作腐败。学生本是纯洁的，也更容易受污染。有的利益群体胡作非为，搞到了暗无天日的程度。
每年几万元经费学生根本看不到，搞活动又要人再交钱，没人敢问；公然截留奖学金的一半，说是补助特困生，却在隐性途径里消失；成绩最好的学生奖学金没份，而拍马屁、送礼、做人女朋友，就可以入党、评奖、当干部、当标兵，被赋予各种肉麻的名誉；许多政工干部家里礼品成堆。学生向上反映腐败事实，反被指责，“这般大惊小怪，将来如何适应社会？”
四，学生腐败。政工干部直接给某些学生指定职位、授予权力，造成学生分化，学校与学生之间产生鸿沟。
学生干部贵族化，对上面负责，助长虚假伪善，机会主义，投机钻营，装腔作势。打小报告之风盛行，激发各种矛盾。某些掌握学校资源的学生头头，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当官成为唯一锻练能力的机会，各种官职加起来几乎与总人数相当。
学生组织、社团官僚化，拉帮结派、形式主义的训练到了“专业水平”。学生自主的文化活动几乎得不到支持，除非能给官僚机构增光添彩。有的学生几乎是在完整地演绎着官场游戏。有能力的人干活，拍马屁的人沾光。
他们为权力欲所腐蚀，心理严重畸变，将来势必加入社会腐败的行列里，殆害无穷。邪气压倒正气，这个毒瘤也是学生群体信仰失落和道德滑坡的最大诱因，它造成一般学生对学校的不信任、怨恨、叛逆情绪，是不稳定因素的生长点。
五，文凭腐败。关于高考作弊猖獗的报道已经屡见不鲜，可知人们心目中最后这台天平到底破损到什么地步。
198 一张假文凭只卖百十元，一张真文凭可卖几万元。
由于学制延长，中学生考上大学就已经18－19岁了。而现在不象过去，考上大学就解决了文凭问题，还需要再上研究生（21－25岁），甚至还要上博士（24－30岁以上）。研究生大多只是本科的简单延续，常常被作为廉价劳动力，基本是经过一年知识灌输后，再给导师（统称“老板”）打两年工。这种不自由的、被动的学习时间越长，精神资源消耗越多，天性中的秉赋越少，就注定了一个庸才的命运。有人说的不无道理：本科生60％是废物，硕士生80%是废物，博士生90％是废物。
文凭贬值损害着知识分子的尊严。硕士文凭的水份，比本科更大。有人预言，几年后博士学位可望成打批发，价格跌破两万元。各校为获得博士点资格不惜代价，行内人士说，没有10万元用来打点、打通各种关系，再硬的水平也不要考虑。
普通教师手上只有给学生的计分权，也常常被算计。直接送礼的好拒绝，大吼一声就完了。如果是动用熟人关系就难多了。在权力、金钱及关系网的腐蚀下，学位成为向社会攀亲附贵的资本。洁身自好，反而把自己搞得很孤立，甚至很可笑。
高校教师大多是些半吊子的“教授”，旧学不深、新学不通，是典型的意识形态和专业技术混合教育的产物。职业的责任心和道德感又欠缺，更别说诲人不倦的“师表精神”或“学识为本”的人格魅力。他们的成长过程、历史背景都很复杂，都是曾在被下放、被虐待、被欺骗、被愚弄的历史大狂潮中磨炼出来的，没有学到真东西，走不出历史创伤的阴影。
最恶劣的莫过于一些教师直接在学生头上敲诈勒索。学生为了学分、入党、毕业、考研和工作各方面关照，送礼如同家常便饭；为了买通关节，请客之风盛行。那些可怜的教师，打学生的主意是到了露骨和肉麻的地步。
教师待遇偏低，在人欲横流和权钱万能的时代里，“失节保身”也就在所难免了。一些大学乱送头衔，导致博导、教授严重泛滥。“教授也是人么”，这句话已为当代师表的堕落找到合法依据。朱老夫子的“身死事小，失节事大”早已不管用了。相比之下，那些古板的老学究令人怀念不已，他们虽然在生活上显得作风僵板，仍不失肃然可敬的师表风范。
教师不再是学生的“道德楷模”，道德不再是学府的职责。高校的人文文化和理论学科明显失势，学术思想奄奄一息，那些实用管理和技术培训成为主导。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无法给自身价值找到定位，只能向世俗和权钱妥协，他们不仅思想浅薄和人格匮乏，几乎丧尽了为人师表起码的文化良知和学理精神。【根据网上文章《堕落的大学校园》缩写，原作者HITER】
如果大学也只是追逐功名与时尚，不能反观自己，远瞰世界，深入历史，创造未来，就不可能培养并凝聚一批目光远大、学识渊博、修养深厚、境界高远的文化精英，那么社会便失去了精神脊柱的支撑，再辉煌的文明也要腐朽。
●大学沦落为高级“市井”们沽名钓誉，欺世盗名的地盘；如有破产机制，早已全军覆没了
中国大学道貌岸然的表象里隐藏的虚假，不会比基层社会少。各种怪事搜集起来，又是一部《儒林外史》。
1、缺乏学术自由
199 闻一多在西南联大——这样的知识分子才是民族的灵魂。
从远看，有中国人窝里斗的老传统；从近看，有“文革”遗风。“与人奋斗”要比与学问奋斗容易，扳倒竞争对手的最有力武器是政治帽子。有的人乐此不疲，打棍子、扣帽子成了习惯动作。这种状况再加上近亲繁殖产生的师长权威，学术自由几乎没有余地了。人文社会科学只有炮制文字垃圾最保险，思想创新总是感到一种巨大的精神束缚。
2、官僚化
国外的大学一般只有校长，副校长各一到两人，校长能对全校几百名教师情况了如指掌。而中国大学里，校长、书记各1人，副校长、副书记多达10人；学校的常设处、部、室多达30－40多个，即便精简也是把几小盘菜装进一个大盘，实际上人数没有减少。还有自上而下的团、工会系统，有各级学术机构——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
这些数字决定了大学管理无论如何搞不好。相互摩擦、权力争夺、踢皮球、开会、没事找事干，构成了每日官僚事务。首先是信息高度地分散化，管教学、管科研、管职称，谁也不知道教师的整体信息。校长可能只知道几个被人为地树立起来的突出人物。其次是权力高度分散化，一些简单的问题在相互推委中却不能解决，因为谁也没有决定权。“领导班子”的体制只是增加官僚化，实现了最大的权力分配，带来了最低的管理效率。既没有“集中”又没有“民主”。校长负责还是书记负责，至今也没有理顺。另一方面没有透明度，只有“班子”里的人无休止的争论，普通教师说话没一点作用。
领导班子的最大工作是分配“大锅饭”，尽量向上面要钱、要指标、要项目，然后在下面搞分配。办公会讨论着无意义的话题，为十几元钱的补贴、几十元的办班提成，要接连开几次会。学术委员会忙忙碌碌的职称评审，基本上也是论资排辈地分配大锅饭。匿名投票的目的是为了公正，结果却给人情关系和打击报复提供了方便。只要走通了私人关系，什么事情都能办到。要提教授、博导，就得提前几年搞人情关系。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标准，有也常是一纸空文，一切都是在不透明中进行的。
3．“官”的磁石
当官对于许多大学教师来说，是一块有巨大吸引力的磁石。尽管所有人口头上都说自己“没有官瘾”，不是“当官的料”，但无论什么官儿都像“臭豆腐”，都说臭，却都想吃，一吃就上瘾。为了做个系主任、系副主任、处长、副处长什么的官儿，不知道耗费多少人的聪明才智。每每班子换届，便会有一场激烈的明争暗斗：小报告、匿名信、诬告诽谤、造谣中伤、相互串联、走后门、逢迎讨好……无所不用其极。组织部马拉松式地同系里所有的教师谈话，辛辛苦苦地工作半个月，产生的新班子大家还是不满意，新鲜几天后不久又会有人开骂，并盼望再换新班子。一是新班子的确有问题，一是有人想当官。
在这种体制下当官，的确毫无意义：（1）耽误许多时间。校级、校机关的干部自不必说，系级干部每周至少有3天时间白白地泡进“工作”中去，包括开会、值班、在家中为工作接打电话、为工作心情烦恼而浪费掉的时间；（2）干不了事。这种体制本来就不是干事的体制，而是一种消耗能量的体制；（3）丢掉原来的名声。许多人当官之前名声很好，一当官就马上会有人指你的脊梁骨：“没时间做学问了”、“官瘾大”、“无能”、“谋私利”、“主观武断”等，最好的人至少也有两顶帽子。
可是当官对人仍有巨大的吸引力：（1）锦上添花。在中国人眼里，既有学问又当官，才算个功德圆满。自古以来就是官、学不分；（2）对提职晋级有帮助。身上有官职，即使教学和科研不行，可以给你个硬性指标。同学术委员会的委员们搞好关系，提职称时自然是近水楼台；当然，你必须会搞“官官相护”，如果因为原则得罪人，还不如不当官；大学里有“政工教授”、“调研员”一类的职称，你总不至于笨到连“思想工作”都不会作吧？（3）有物资利益。尽管大学穷，也有各种企业、办班、奖金福利分配，大岗位有大机会，小岗位有小机会。做学问是何等的苦事，不仅需要天才，还要经常忍受寂寞、苦闷和失败的痛苦，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吃这种苦，如果再加上生活条件的艰苦，谁个受得了？相比起来，作官不仅容易多了，而且有油水可捞。
4、权威的缺失
许多学科，第一代学术权威是在解放以前就成名的人，他们如今大多去世了；第二代学术权威主要是解放前西南联大毕业及从国外留学归来，他们多数也都已去世。第三代学术权威是解放后毕业，他们数量不多，公认的更少。
文史哲这些老学科一旦没有权威，立即呈现出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人们纷纷宣布自己是“权威”。而在那些历史短的学科，谁也没有资格说哪个行哪个不行，大家都差不多，谁也不服谁，你说我水平差、我说你水平差，无休止地相互攻击。这与“学术倾向”斗争、权力斗争搅和在一起，使许多单位评职、定岗及日常工作搞得乱七八糟。
权威缺失表现在成果的评价体系上，没有哪家刊物算得上“权威刊物”。一些刊物的位置很高，却很少有创新成果，基本没有读者；而一些办得好的民间刊物，又不被学校承认。具体执行则是“多样化”，当权者可以任意宣布，报纸和通俗性读物都被定为“核心期刊”。学术委员会实在没法判定一个人的科研水平的时候，就只有靠字数来判定。
各种科研项目审批和评奖同样没有权威性。每年都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来组织项目的审批，但大家都知道项目审批过程大都是黑箱操作。评审委员每人分一个项目，就所剩无几了。许多项目本来就是他们为自己设计的，他人岂能有份儿？少量剩余项目也需要人情关系。某教授的一项目得到3万元，而为了评上这个项目，托人情、走后门、送礼、拉关系、在京活动、住宿、往还车费共花了4万多元。但它对申报者的前途关系重大，对学校也是一个光荣。所以，各校科研处头等大事是抓“国家项目”。
这些项目，带头人水平高的，还能出一、两本好书，水平不高的，连一篇像样的文章都写不出。大多是找些熟人合伙编一本书，然后通过关系出版，只印一两千册，甚至几百册，还卖不掉。卖不出去没有关系，留着评奖。评了省部奖，再评国家级奖。获奖对有的人难于上青天，对有的人却是探囊取物。因为，评奖过程不透明，黄鼠狼烤火——各往自己怀里扒。只要进入了人情关系的网络，最低也能评上个“三等奖”。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这些“科研成果”一直在给大学管理添乱！
5、最后一招
最后一招是评先进，这和上面说的评奖有联系，因为评奖也是评先进。西方也有推举“优秀市民”、“美国小姐”之类，但这只是为了点缀社会生活，大学里不搞这此名堂。而中国大学则动真格，在其他办法不灵光时，把这作为撬动杠杆。中国树模范人物始于汉代的察举制度，“举秀才”、“举孝廉”、“举贤才”、举“清官”、“节妇”、“烈女”等等。文化大革命是举“学毛著积极分子”和“斗私批修积极分子”，出了不少“钢队长”、“铁姑娘”、“硬嫂子”之类的模范人物。
但整个历史上的种类加起来，也没有现在大学的花样多：“优秀教师”、“模范党员”、“优秀基础课教师”、“优秀班主任”、“优秀管理人才”、“优秀思想工作者”、“优秀研究生课程”、“优秀本科生课程”、“优秀人才”、“优秀老教师”、“优秀中青年学者”、“突出贡献者”、“跨世纪人才”、“百人工程”、“优秀项目奖”、“优秀科研奖”、“中青年科研奖”等等；还有海外、国内公司赞助设立的奖，其数目也不下几十种。每个教师都能抱出一堆大红皮子的“奖励证书”。
人才工程好像是高校改革的“尖端武器”。其实这只是在万般无奈情况下的蹩脚措施。人才不是靠行政力量选拔培养的，而是在自由的环境中成长出的，不改变环境土壤，而去树立标兵，实在是本末倒置。入选各种人才方案中的参数很多，比如年龄规定、职称规定、人缘关系等，并不只是根据“才”。许多真正优秀者不能入选。某系主任向人夸耀他系藏龙卧虎，有两名国家级人才，还有几个更大的人才没有入选，因为年龄大了一两岁！
某些高校的定岗改革令人眼红如血：把人才分“校级人才”和“系级人才”两类，依次按级给多少经费。方案设计很好，但在多年远离改革浪潮冲击的大学，却不可能落实，只适合在报纸上宣传，鼓舞不知情者的干劲。谁越是按照年龄和职称搞论资排辈，谁就越是“改革平稳”——有些进“校级人才”岗的老教师根本不够水平，但中青年教师也不可能与他们相争，只是心中闷气。谁越是不论资排辈，谁的乱子就越大，由于有了横向的比较，就闹成了一锅粥。老、中、青都怒气冲天，有的贴小字报、有的向信箱里塞传单、有的写告状信、有的罢课、有的跳槽……。改革之后的校园像刚生过一场大病，元气大伤。
6、结语
中国大学病入膏肓，决非几个疗程的汤药能够医治，需要动大手术、需要输血和换血。大学成了最后一口“大锅”，外面排着长长的吃“大锅饭”的队伍。这种状态不能怪某一层领导或某部分教师，而是整个体制的问题。目前，大学在理念、价值观、知识体系、管理运作上，都远离现代大学的境界。有些教师在讲授新知识、新价值观，但是自己的思维和行为的方式却是很陈腐的。科学观点、理性原则、效率原则、包括“按劳分配”的原则，在大学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而意识形态过敏症、平均主义理念、大锅饭意识、人情关系原则、家长作风、官本位价值观等控制了校园生活。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极其胶着的结构，任何好的政策方案、好的意图、好的领导干部都对之无能为力。在这种体制下，不知有多少聪明才智被消耗掉，无数的优秀人才在大量无意义的琐事、争斗、气恼和苦闷中最终变成了庸才。【摘自尹保云《象牙塔里的尘土》，《学术界》2000年第2期】
第十九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