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历史哲学的启示：文明的成长取决于内在的应战意识和创造精神，而非外部的机遇和手段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体会到了斯宾格勒的感受，在长达12卷《历史研究》中，他以英国人特有的经验主义思维，探讨了人类起源、生长、衰落、解体的原因和机制，新旧文明的交替继承，并回答西方文明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025 汤因比——从文明的危机里寻找希望。
他认为，迄今为止的世界历史存在过21种到26种社会或者文明，包括古埃及、苏美尔、米诺斯、古中国、马雅、安第斯以及西方、拜占庭东正教、伊朗、阿拉伯、印度、中国、希腊、叙利亚、古印度、赫梯、巴比伦、墨西哥、育加丹、俄罗斯、朝鲜。前六个是直接由原始社会产生的，其它都是其晚辈或子代。还有玻里尼西亚、爱斯基摩、鄂图曼、斯巴达等停滞的文明。
汤因比区分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前者模仿对象是老一辈或死去的祖先，因此传统习惯占统治地位，社会是静止的。而后者模仿对象是富有创造精神的人物，社会则是变化、生长着的。那么，文明社会的创造精神从何而来呢？
他反对照搬自然科学的方式，用种族和环境来解释人类精神世界的问题。他提出“挑战和应战”的解释模式：产生文明的环境不是安逸的，而是困难的。困难构成挑战，激发人的努力，迫使人们发挥创造才能。第一代文明的挑战主要来自自然环境，而其亲属文明更主要的挑战是人为的，即人们以一种觉醒的精神力量来摆脱垂死的文明，克服垂死文明的压迫。
挑战不能超过人们所有承受的限度，也不能小于刺激人的最小程度。一个文明诞生之后，它的生长可能会停滞不前，因为人们的力量已经消耗殆尽，再没有力量控制它的周围环境，并组织新的发展，只有维护低水平的生存。
因此，挑战不仅要刺激人们成功地应战，而且要刺激人们积聚最大的力量继续前进，从一次成就走向新的斗争，从解决一个问题走向提出新的问题，形成一种不断发生的有节奏的运动。
文明的生长有内外两个方面。外部表现为对环境控制力量的加强，如技术进步、军事强大、地理扩张。内部表现为精神自决能力和自我表现能力的增长。一个社会如果只有外部力量的强大，环境的挑战就减轻了，不断增强的力量本身会变得无法控制，可能由此导致军国主义、物欲横流，反而造成文明的停滞或衰落，例如埃及人为征服尼罗河而组织起来的力量被统治者用来建造金字塔，终于导致了自己的崩溃。因此，他认为文明生长的关键，是要由对外部的应战转移到内部的人格精神的增长之上。
他还认为，今天西方工业文明正在面临新的挑战和考验之中，即由外在的技术领域转移到内在的道义领域。外部的挑战降到次要的地位，挑战越来越来自成功的应战本身，一次成功就决定了下次挑战的方式，从而也预示了下次应战的可能范围。这样，社会发展就不是漫无目标的，而是人们不断走向自决的过程，文明的进步成为不断选择、努力、创造的结果。
文明生长的动力并不是来自社会整体，而是来自有创造能力的少数个人或团体。他们先是退隐，脱离社会生活，以领悟根本性的精神原则，然后再复出，启发自己的同胞。世界性的宗教创始人以及各古典文化大师都经历过这样的过程。极少数人的创造带来绝大多数人的响应和模仿，整个社会以此保持一致，成功地对一系列挑战进行应战，文明就这样生长起来。
025 印第安文明遗址——谁说社会一定会向前发展，而不会中止、灭绝呢？
衰落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外在的、物质的——如技术衰退、外敌入侵、环境恶化等，而是内在的、精神的——少数创造者沉溺于过去的成就里居功自傲，丧失创造能力，仅仅成为统治者，或者多数人不再支持和模仿创造者，或者社会整体失去了统一。
多数人的模仿乃是一种一知半解的、三心二意而非心甘情愿的行动，它可能导致社会生活和行动的教条化、机械化。这会造成文明的僵化和衰落，最后致于失控的程度。文明解体的突出特征是社会分裂为三个部分：
一是由少数创造者蜕变成的统治者，他们失去精神感召力却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便建立统一的国家机器，以暴力维护权力。
二是内部的精神无产者，他们由诚心服从到离心离德，退出社会，并形成自己的教会，与统治者的国家机器相抗衡。
三是外部无产者，他们对中心文明由归顺、模仿和效法，变为失望、敌视、觊觎，形成蛮族军事集团，威胁解体中的文明。
在解体过程中，更严重的分裂是灵魂的分裂。人们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来应付腐朽时代的生命考验，放纵与克制，随波逐流与殉道，迷恋过去与企盼未来，流离感与罪恶感，单调感与混乱感，交织在一起，都找不到出路。
专制的统一国家常被视为历史发展、文明进步的目的，然而这表面显赫的统一国家是少数统治者在垂死文明过程中的最后手段，他们主观上是想保持社会的活力，以保存自身。然而，这种消极的状态决定了它只能暂时地制止文明衰落时的动乱，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衰落的结局。不管内部怎样交替着动乱与重整的节奏，却再也创作不出新时代的序曲来。
不过，这种统一国家在为内部无产者创立和传播高级宗教提供着地理、交通、语言、文字、货币、组织、制度及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沟通方便。汤因比肯定这种统一教会的意义，这样形成的高级宗教是新旧文明之间的“蛹体”，它在旧文明崩溃和新文明产生的间歇时期存在，保存了宝贵的生命胚种，因而使活着的文明种籽继续传递下去。不仅如此，这种高级宗教还通过统一的神的力量，引导人类不断从小型社会走向世界大同，从对亲属、邻居的爱上升到对人类普遍的爱。
汤因比对人们崇尚科学、排斥宗教的态度提出警告。他指出科学本身所具有的对人之外的自然的支配力，对于人来说远不比人对自己、对同胞、对神的关系那样重要。宗教在一切知识的范围内必须让位于科学，因为这些领域根本不是它的本分。
宗教的本分是引导人们去认识神、崇拜神，培养泛爱的情感，帮助人们克服文明社会中由于简单模仿而导致的机械化和文明活力的丧失，因为模仿上帝不像模仿俗人一样使人失望，也不会因此而造成难以驾驭的无产者与统治者之间的精神疏远。
解体的文明与周围蛮族之间有一条互相隔离的军事界线，它是一道拦洪坝，蛮族则是一座蓄水库，他们愈来愈多地学会了文明中心的军事技术，并且构成对文明中心越来越大的压力，最终这道大坝会要崩溃，蛮族将涌入文明中心，全社会堕入黑暗与痛苦的深渊，道德和纪律荡然无存。旧文明彻底灭亡，蛮族本身也同归于尽。随之而来的黑暗时代里，只有内部无产者创立的统一教会成为孕育新文明的母体。在旧社会的阶级战争的挑战中，统一教会的创造力重新开始应战，在旧文明的废墟上建设新社会。
汤因比并不认为自己的文明兴衰理论是历史循环论。在他看来，这是人类走向大同的一个个曲目。人类在文明衰落的痛苦中取得的经验可能是进步的有效工具。他和斯宾格勒都认为，迄今为止存在过的文明中除了西方文明外，不是完全死亡了，就是衰落了。但他并不认为西方也一定会衰落，他肯定西方文明在废除奴隶制，发展民主和教育，处理内部矛盾，以及控制自然力量方面的空前成就，认为只有吸取以往文明的经验教训，并在未来挑战面前表现出足够的明智，就有可能避免衰落的命运。
025 汤因比看来，未来人类的希望在中国。
对于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历史理论，简单地给予一个学术定位和得失评价是没有意义的。真正思想是超越实证的，它的意义在于给人的启示。细细品味，结合今天中国的现实，人们发现，许多看似严谨的实证知识却不能给人深刻的道理。
●亨廷顿世界秩序论擂响“后冷战时代”的隆隆战鼓：新的国际冲突正以文化差异为标准划分阵线
19世纪末，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曾预言：20世纪的世界格局会由非西方（或东方）向西方强权的挑战构成。美国必须明确其西方认同，责无旁贷地捍卫西方的强势地位。他认为战争和扩张是国家健康、进步的标志，所以这种捍卫带有强烈的进攻性。他认为，维护西方强势力地位的惟一选择是西方同化东方。这种同化靠的不仅是军事和武力，更重要的是文化及价值观。
026 亨廷顿
基辛格称赞亨廷顿是西方最优秀的政治学家之一，他为理解下个世纪全球政治现实提供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分析框架，这本书是冷战后出版的最重要一本著作。布热津斯基也称这本书是一部理性之作，将对人们理解国际事务产生革命性的变革。
亨廷顿预测21世纪世界的冲突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不同文明体系的冲突，不同文明体系是以各自不同的文化为内核的。他认为，冷战后的世界是由七个或八个主要文明构成的，即西方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的非洲文明。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者不再是一般的民族国家，而是文明的核心国家。
026 十字军东征——文明冲突的幽灵，一直潜在于西方文化的记忆里，甚至浮现在现实中。
他警告西方，文明之间的权力均势正在变更，西方文明正在衰落，它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中所占的比重相比其他文明的优势正在丧失。相反，亚洲文明的势力正在发展壮大，伊斯兰文明的人口正在激增。非西方文明都在重新肯定其自身的文化价值。21世纪初期，人类将经历非西方权力与文化的复兴，经历非西方文明内部相互之间以及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
受现代化的驱使，全球政治正沿着文明界线进行重组，具有相似文化的民族和国家正在聚合，不同文化的民族和国家则在分离。一个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由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界定的联盟正在让位于由文化和文明界定的联盟。文化社会正在取代冷战集团。文明之间的断层线正在变成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地带。
文明是人类的终极部落，文明的冲突就是全球规模的部落冲突。文明间冲突一般有两种形式：在地区或微观层次上，不同文明的邻国或一国内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断层线冲突；在全球宏观层次上，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的核心冲突。
断层线战争具有相对持久、时断时续、暴力水平高、意识形态混乱、难以通过协商解决等特点。它经常发生在信仰不同宗教的民族之间。断层线战争爆发的原因有：历史上的冲突遗产，恐惧不安和彼此仇恨的历史记忆；人口比例的巨大改变，一方对另一方造成政治、经济和社会压力；新兴政治实体对民主化进程的强烈要求。断层线战争是间断性的，但冲突是无休止的，永久性地结束战争是不可能的。休止断层线战争，阻止它升级为全球战争，需要参与者疲惫衰竭和非主要参与者的积极介入，依靠世界主要文明核心国的利益和行动。断层线战争自下而上，和平却只能自上而下。
西方的生存有赖于美国人重新肯定他们对西方文化的认同，以及西方人把他们的文明看作是独特的而非普世的，认识到西方的价值之所以可贵正在于它的独特性，而不在于它的普遍性，从而团结一致对付来自非西方社会的挑战。
文明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由世界主要文明核心国卷入的全球战争虽然爆发的可能性极小，但并非不可能。这种危险的根源在于文明及其核心国之间权力均势的变换。以文明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战争最可行的保障，人类必须学会如何在多极的、多文明的世界内共存。全球文明间避免战争则有赖于世界领袖接受并合作维持全球政治的多元文明性质。
亨廷顿说，未来防止主要文明间战争，需要各国遵守三个规则：一是核心国要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二是核心相互协商遏制和休止彼此文明间的断层线战争，三是所有文明的人民探寻并努力扩展与其他文明在价值观、惯例和习俗上的共性。【以上大部分内容摘自《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附录，作者潘忠岐】
中国人很难理解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太相信文化的差异会像20世纪意识形态之争那样，非要拚个你死我活。
在中国乡土社会里，物质性的生存是第一位的，人们很少在世俗生活之上去追求精神的超越。文化只是些许装饰和点缀，一种奢侈的消费，犯不着为它太认真。人们崇尚和平共处，“和为贵”是其性格的缩影。在汉唐盛世之后，历次北方蛮族的大规模入侵，中原汉人几乎没有还手的能力。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权力总是外在的，让人身不由己的，谁来统治都一样。
中国人历来是开放、宽容、大方的世界主义者，自以为居世界中心，没有文化上的偏执信仰，没有对异教徒的歧视与仇恨，更没有宗教战争。我们对别人的文明都很好奇，凡是好的东西都很乐意拿来享用。西方有太多吸引人的洋玩艺，我们希望它们成为我们可以共享的财富，我们巴不得全球一体化，干脆跑去西方拿绿卡，永久性地成为世界公民是最风光的。
近代中国遇上西方强大的外部挑战，形成史无前例的民族解放运动，包括随后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政治运动。文革中，意识形态信仰日益偏执，形成政治洁癖式的文化狂热。但毕竟只是昙花一现，随后冷却下来，全面回归现实生活。
多数当代中国人是不想与西方过不去的，除非导弹打到头上。但导弹的确是落到了我们头上，尽管还只是象征性的。
1993年《文明的冲突》一文发表以来，巴尔干危机，科索沃战争，中东危机，恐怖事件，南亚冲突，世界格局的变化无不显示着亨廷顿理论的惊人预测能力。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更能体会文明冲突的意义。连东亚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对西方中心采取强硬态度，毛拉出身的印尼前总统瓦希德也强调文化不同于意识形态，认为国家统一的基础是早已存在的印尼文化。
我们要主动把握现代文明进程，就要形成自己的文化视野，反省自己的文化特征，建立自己的文化战略。
●福山的启示：文化是经济生活的内在灵魂，人际间的“信任度”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本和潜在资源
日裔美藉学者弗朗西斯·福山，1992年出版《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一书轰动全世界，称人类关于社会制度探索已经结束，民主和市场在全球取得胜利，人类历史进程在20世纪末便达到顶峰。这个结论未免简单、武断、轻率。
027 福山
他们揭示了文化对于文明发展和世界格局的作用。亨廷顿以典型的西方思维，强调文明之间的文化差异必然导致冲突。福山则有东方思维，强调文明内部的信任和文化凝聚力，认为不同文化在交往中的相互竞争和相互刺激，有利于创造性的转变。
福山认为本世纪初，意识形态分野使世界分裂为想到争夺政治优势的君主制、法西斯主义、自由民主制和共产主义制度。与此同时，各国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社团主义、自由市场、中央计划等不同发展模式。而在世纪末来临之际，人类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在全球范围内显著趋同，人们都在转向市场经济，并加入全球资本主义分工。在这种条件下，福山认为文化所建构的社会信任和合作程度是决定经济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也就是说，文化差异是导致社会和经济差异的决定因素。
福山认为，自由的政治经济制度在规则形式上可能相同，但内在动力却不同。它能否应付挑战，取决于是否拥有一个健康和活跃的市民社会，即在家庭（个人）与国家之间存在并开展活动的各种社会中间组织，如经济机构、教育机构、俱乐部、行会、慈善机构、自愿协会、教会等。这些组织的基础是家庭，人们通过家庭获得在更大社会中生存的技能，实现社会知识和价值观的代际传承。无论是家庭结构还是社会组织，并不是靠政府立法建立的，而是由令人疲倦的习俗和道德观念滋养的，它来自人们对文化的不断认识和尊崇，而文化的形成和转变则是一个更基本也更漫长的过程。
文化对现代社会产生直接影响的最重要的领域莫过于经济生活。传统经济学假定，人是利益的动物，人们在追逐自我利益的过程中形成各种社会联系，作为利益实现的手段。而福山认为社会的经济关系不单是个人为满足私利而形成的，它还是人类进行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广泛的社会生活联系和交往活动不只是谋求物质利益的手段，而且使人摆脱私人生活，从与别人的交往中获得社会的承认，赢得个人的尊严与地位，从而得到内心的满足，而这种满足本身就构成人类生活的需要、目的与价值。
这种倾向是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基本动力之一。过去这种要求承认的愿望主要体现在为夺取权力而厮杀的军事领域，而现代社会则转移到了为争得承认而竞争的经济领域。亚当斯密指出，人的本能欲望和生存需要是容易得到满足的，一旦得到满足，人更重要的要求是获得社会的承认。而社会承认是一种社会行为，个人是不可能单独获得的，工作和金钱则是人们获得认同、地位和尊严的重要源泉。由于文化的介入，经济活动便具有了追求利益和争取承认的二元性，单一的利益尺度也就显得有些偏狭了。
福山还认为，文化不仅赋予经济生活以利益之外的另一种目的性，而且它直接影响着追逐利益的效率。经济活动作为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受到各种社会准则、习俗和道德义务的制约。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繁荣和能力取决于一种单一和具有渗透性的文化特性，即社会中所固有的信任程度。一个相互信任的共同性必然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它不是建立在明确的规章制度之上，而是源自一整套内化于共同体成员心中的伦理习俗和互惠的道德义务。在这样的共同体内，人们之所以信任和支持他人，并不是根源于简单的经济利益计算，对于他们来说，由相互信任达成的团结本身就是生活的一个目的，即便这种信任会导致短期利益的丧失，换句话说，人的行为动力远不只是个人的自我利益。
027 阿根廷一超市为避免遭哄抢，免费分发食物——经济在繁荣中突然陷入危机。
福山认为，人类的合作与交往关系分为血缘家庭和非血缘共同体两种。法国、意大利、韩国、中国属于家庭式社会，家族和国家两头都很强大，但中间层的市民社会却极不发达，家庭构成了经济组织的基本单位，企业多为小型的家庭式企业，要建立超越家族的大型经济组织十分困难。在这些“低信任度”的社会里，要形成具有持久性的全球竞争力，国家就不得不介入经济领域（这是否可以看作中国计划经济形成的根据）。而日本、德国这样以非血缘共同体为主的国家，市民社会活跃，人们对集团的忠诚超过了对家族的忠诚，这些“高信任度国家”很容易建立起超越家族的具有灵活性的大型企业，并且建立更有效的更令人满意的工作关系，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形成优势。福山认为美国也是属于信任度较高的国家。
这种以社会信任度为标准的分类与传统社会行为分类（盎格鲁萨克逊式的个人主义、亚洲式的集体主义及介于两者中间）完全不同。福山看来，日本和美国社会具有相近的特性。把美国传统视为个人主义的看法是一种想象，美国本身是由宗教社团的移民建立的，它带来的共同体意识和凝聚力构成美国传统的基础，而目前以权利为中心的个人主义是对美国以往社群传统的背离。
过去人们关注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只是将文化视为制度的一部分，与正式的规则共同约束着人们的经济活动。而福山则将文化与制度分开，在制度趋同背景下，文化是决定经济成效的主要因素。这对于缺乏真正的文化视角的中国思想界来说，是一个极好的启示。【以上内容摘自《开放时代》1997年4期《文化差异与社会发展》，作者王列】
传统中国农业社会在小圈子内，以宗法血缘关系及亲情、友情、乡情维持朴素的伦理道德，由此推广开来。这种社会的人际信任度不稳定，在小圈子里很高，在新王朝建立时很高。但当利益关系网复杂化，腐败一步步渗透，信任就渐渐瓦解，人们开始相互暗算、处处设防、心怀鬼胎，最后人人自危，众叛亲离，相互屠戮，国破家亡。
●历史哲学的基本原则：事实判断先于价值判断，客观理解先于主观评价，理论解析先于实践选择
十多年来，有句话广为流传：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它是如此普及，不仅经常成为电视剧的对白，城市白领的口头禅，而且是半吊子学者的思维准则，权威语言的潜台词。许多从不曾考虑过哲学是什么的人都拿它当摆设。学生们在写初识哲学的印象时，都要提到这一人云亦云的命题。奇怪的是，大家说这是一位哲学家说的，却没有人确认他到底是谁。
其实，据我的大胆猜测，它很可能是某位学过半吊子哲学的文科学生，后来为现实所左右，煞有介事地杜撰或扭曲一句似懂非懂的哲学术语，表达自己对于腐败势力的无奈、无所作为的心态，掩饰自己对于强势力量的屈从与献媚的心态。因为它给传统中国人的历史宿命论观念，现代中国人面对全球化的被动与盲从心态，予以矫饰和伪装，便大肆流行开来。
说过类似这句话的哲学家，大概只有黑格尔。他认为，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
然而，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的，不论哪一个哲学命题都没有像黑格尔的这一命题那样，引起近视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样近视的自由派的愤怒。在黑格尔那里，凡是现存的决非无条件地也是现实性。现实的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的，因而按其本性来说已经是不合理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也就是说，凡是现存的，也都是应当灭亡的。这个命题的后一半更是认为，凡是合理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和现在的、表面的现实多么对立。
黑格尔完全不是在我们通常的语义背景上说话的，他的现实不是指偶然的、感性的存在，而是指必然的、理性的存在。所有现存的事物固然有它产生的必然性，但并没有一旦产生就要存在下去的必然性，因此必须注意它的否定性一面。
更重要的是，抛开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论体系，回到我们通常的语义背景下，人类实践对于现实具有主观能动性、批判性、革命性，客观的合理性不等于人道上、价值上的合理性。马克思说得好，要对现存的一切作毫不留情的批判。
中国古代的历史记述，对待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出发点和归宿都落实在道德评价上。写史的人主要是从史官立场出发，要给后人一个道义上的结论。而这个结论取决于评价者的标准，这就是他先入为主的好恶态度、善恶观念以及利益需要。
028 京剧脸谱——中国文化缺乏独立于善、美的“真”，人们总以主观的立场评说、影射历史，很少以客观的尺度认知、理解历史。
其次与文化特点相联系。冯友兰说，中国的学问不是为了知识而知识，而是为了有用（有人称不求真而求有用）。重人事，不研究宇宙问题，没有把宇宙区分为二，我和非我没有区分。这体现在对历史、对事物、对他人没有客观、普遍、理性、实证的理解尺度，每个人都只是从主观情绪、好恶观念、功利关系给以评价，因而随意性很大。要么是随声附和，无原则地叫好，要么是文人相轻，一腔傲气，目中无人。文人们为了表达自己的某种哲理，会随意修改历史，甚至杜撰历史故事。
过去，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史学似乎找到了一个科学的、客观的史学原则，但实际上也是从一种伦理化的政治斗争出发，将所谓“阶级立场”无限推广。为了附会这套抽象理论体系，不惜阉割历史事实，凭空杜撰。所谓“古为今用”、“史学为现实服务”就是为了某个现实的结论而搞牵强附会，形成“论证史学”和“影射史学”。直到今天，无论是正统教科书，还是学术争鸣或民间评说，对于历史事件和人物，不管直接或间接，通通都落实为某种道德立场上的是非功过、扬弃褒贬的评价。
西方史学有众多流派，包括神文主义史学、人文主义史学、理性主义史学、浪漫主义史学、实证主义史学，但占主流地位的思维方式，还是以客观的、普遍的尺度来发现和理解事物本身发生、发展，理解和猜测当事人的内在动机和外在环境。而不是从评价者的立场、观点、道德、情感以及社会理想出发，附会出某种结论，完全无视历史本身的逻辑和事实。
如何获得对象本身的客观尺度呢，这就需要建立在经验事实上的实证方法，需要在逻辑上、形式上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思维，特别是需要在不同视角、不同立场、不同结论之间建立对话和交流。这种理性思维，在中国当代有历史研究里几乎没有。
在中国现代历程中，人们面临着来自现实、历史、西方等方面文化因素的矛盾与冲突，其中非此即彼的绝对科学和普遍的价值尺度是不存在的，重要的是不同文化要素和文化立场之间的对话。对于民族传统、世界潮流及现实国情，都需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体认、对话，然后再作出自主的评价，最后才是进行选择、借鉴、运用、发挥、创作。只有从这样的视角反思古今中外一切文化，才可能消解全盘西化－回归传统、中体西用－西体中用、普遍真理－中国特色的对立。
当然，历史哲学的客观性原则不完全等同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原则，因为人类历史是一个生命演化的进程，它的时间性、整体性、创造性、主体性是无机自然界所没有的。所以从生命哲学的角度去理解历史，需要有三个方面的具体尺度：
一，系统性的观点——马克思的整体主义原则；二，特定的时间背景——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原则；三，理解者主观的生命体验——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方法（必须强调，这种主观体验只是设身处地理解对象，是理解的手段和途径，不是目的和归宿）。
我们常把某些人看得无比高大，事后却遗忘了，甚至翻过案来。中国人对历史巨人的敬畏不同于西方民族对威廉皇帝、彼得大帝、维多利亚女王那样的敬畏。曾被“三呼万岁”的巨人，百年之后常为众人诟骂。今天有人好像谁都敢骂，地位越高的人越敢骂，但决不会当面骂自己的上司，还会大加吹捧。原来，这骂与不骂的背后并无客观尺度，不过哗众取宠，或投机取巧。
过去，义和团运动作为中国人民自发的反帝救国斗争而倍受肯定。而今天人们从全球化视野出发，发现那只是封闭状态下盲目排外的一场暴民运动，是以传统的愚昧、落后拒斥和对抗现代文明。前后两种结论都是特定价值评价的结论，不是从历史本身的逻辑出发的认知判断。纯粹的认知分析，把这场运动看作传统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外来强势力量的自杀性抗争。
常常有一种说法，错批一个马寅初，多生几亿人。中国人太多，所有的社会问题几乎都要归于人口。要找个负责任的，自然就要找到毛泽东头上。这种推理不能说完全没有关联，可是只要稍有点历史哲学思维，就会看出其荒唐的一面。
人口问题首先取决于生命的自然生殖过程，从来都是由盲目的力量所支配的。有史以来，人为控制人口，宏观力度最大的无疑就是中国“计划生育”，至少在6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进入实际操作！那时离批马寅初仅仅几年时间，与人类千百万年的进化史相比，简直是一瞬间。70年代中期就已经全面实施计划生育政策，80年代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这个政策在今天世界上仍是独一无二的，成为西方人权观念攻击中国的目标。
西方人至今在争论堕胎、避孕的伦理问题，而其他第三世界诸如印度、巴西及其它众多亚非拉国家，尽管人口问题比中国严重，但还根本无法全面实施人口控制。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毛泽东、邓小平，还是今日中国，做得比谁都“过分”！
人们觉得中国做得还不够，一是现实的问题太突出，人口基数太大。二是马寅初最早提出了人口问题。
中国传统文明高度发达，清代末年已经到了人口高度饱和状态——历史上人口不超过一亿，而清末达到四亿。西方现代文明的侵入不仅没有给中国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而且技术与生产的进步使人口再度膨胀，尤其是新中国的和平发展时期。
马寅初最先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然很了不起。但任何时候，学术与决策都有距离，能进入决策的学术观点极其有限，更何况如此深远的思想。因此，人们对历史的批评不能太过于的苛求，脱离了历史本身的联系，太多“事后诸葛亮”。
网上一种说法广为流传：毛泽东之所以主动放弃日本的战争赔偿，如他对来访的日本首相所说，感谢日本的侵略，给共产党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毛泽东到底原话怎么说，我手上没有资料。但是，人们今天作这种揣测太缺乏外交常识，尤其缺乏毛泽东本人及那个时代的具体背景的了解。用今天的观念来说，我们是应当要求日本人赔偿，但毕竟不能以今天的观念曲解历史。
首先，毛泽东本人的思维和语言常常是幽默而不拘常理的，作为二次世界大战的领袖，作为冷战时代第三极的领导人，他是以对历史举重若轻的方式展示自己自信大度的胸怀，如果事后日本人曲意理解为“感谢”，那只说明后者的猥琐。
其次，中国当时所走的独立发展的道路，不可能接受并消化一种外来经济的直接介入。当时有一种传闻，日本人主动要求给每个中国人一台无线电收音机。这样一种消费品的输入，大家自然会高兴。可是，这恰恰是打开中国经济大门的市场战略，日本人就是以这种方式控制亚洲许多国家经济的。如果真有这事，当时中国领导人自然是不会考虑的。
最后，中国领导人当时是居高临下地看日本，无论出于传统“以德报怨”的观念，还是出于现代国家尊严，只会以中国人特有的大度，唤起对方内心的负疚感和道德良知。无奈他们也没有想到今天中国经济还是这样落后于人，心态会如此弱势，以至于看到日本发达了，后悔当初没有要这笔不要白不要的赔偿。此外，他们也高估了日本民族反省历史的能力。这一点，同样体现在抗战胜利后的蒋介石身上。而且有国民党的态度在先，这更加使共产党几乎没有可能作另外的考虑了。
历史就是历史，只能放到它本身的具体背景下去理解。只有这种理解，才能给人现实的参照，作出深刻的选择。
●关于9·11事件的补述：所谓“文明底线”不是先验存在的，它需要在各民族平等对话中建构出来
美国9·11事件之后，中国一批学界名流（其中有我十分尊敬的人物）在网上发布三点声明，除了立场和表态之外，有实质内容的话只是说：这个事件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对文明底线的挑战；今天发生在美国，明天可能发生在中国。
据说还有一批较年轻的学界名流，给美国总统布什发信，甚至动情地表示：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
如果把我设定为一个孩子，从直接的感情出发，我完全赞同两份文件的签署者们。如果他们是一群中小学生，一群普通的中国公民，他们表达和平愿望与善良意志，也决无任何可挑剔处。可是，他们作为中国学界名流，对事件的看法仅仅停留在这上面，就有点可笑了。对于事件背后没有任何反省，只是表达一种政治或道德立场，这与过去群众大会上的表态，没有什么两样。
让人大惑不解的是，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这样用独断的语气，强调“不是……而是”，而不能“既是……也是”呢？
难道以他们的学养背景，不懂从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得出的结论，根本不能构成矛盾，不构成对立，可以同时成立吗？
作为学者，他们不是没有比常人敏锐的眼光，他们立即察觉这个事件将是对前几年学界激烈争论的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印证，他们站在质疑立场上。但是，好家伙，他们瞄准机会，以悼丧的名义——这是一种最无可争议的时机，变被动为主动，以名流身份声明说：这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对文明底线的挑战。我们认同了现代文明的底线！我们站在美国立场上。
“文明的冲突”的结论来自一种认知的角度，而且它恰恰是旨在维护西方价值的美国人发现的；而“对文明底线的挑战”的结论却是一种价值立场，一种意识形态选择，即认同西方人建立起来的现代文明秩序的人们坚持的立场，也是只有在联合国、世贸组织、国际学术会议的论坛上，通过外交家、贸易官员、各国学者通过激烈的辩论之后，才能达成的共识。
毫无疑问，全球化的当代世界，迫切需要建立一种共同遵守的“文明底线”。但是，许多学者却把这种道德的、法律的、政治的“底线”当作一个抽象的原则，以为有一种先验的原理可以依循，于是大包大揽下来，自己为之制定。
所谓“底线”是需要全球所有文明的人们，在平等对话中建构，这是所谓契约精神的基本原理。在今天西方文化绝对中心的格局里，在美国单边主义立场猖獗的时候，在少数民族没有任何文化言说权力的背景下，又有何“底线”可言呢？
一个只有不到5％人口却消耗了全球34％能源，人均每年需要消耗15吨标准煤的超级大国，却在限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公然赖账，使这个寄托了人类最起码的良知、希望和心血的协议几乎成为白纸。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冲突的主要症结在中东，而中东问题，巴基斯坦问题的关键又在石油。这时，一厢情愿地与美国人谈“文明底线”，是不是还为时尚早呢？
由此可见，直到今天，中国学者的基本思维仍没有分化，认知立场基本没有建立起来（更不要说多元认知立场），就匆匆选择政治－道德立场（更不用说多元化了，一些人今夜是美国人，固然可爱，可是他永远不会有一天是阿富汗平民）。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那些看起来离政治很远的学者，一有条件的时候，全都会成为正气凛然的政治家、外交家。
要是聘请这些中国学者当宣传顾问，布什总统就不会冒失说出“十字军东征”这样犯忌的话来，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也不会公然说出基督教文明比其它文明更高级这样违背“政治正确”的话来——心里想的，决不能直接说出来，这是政治家的苦衷。
中国人没有民族主义，天生就是世界主义者。在千百年的历史上，中国人屡屡遭遇北方蛮族入侵，比任何人都习惯于顺应强势力量，同时又精明于在强者面前周旋，谋求自己的好处。中国人天性乐于全球化，这又是一个证明。
029 现代文明的野蛮批判者——一年前，我想找一幅拉登的照片作插图还很难，现在他的影子无处不在了。
美国人自以为文明人，傲慢自大，膨胀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也许只有这位恐怖大王，一个魔鬼，才有能力教训他们。
以毒攻毒，这是中国人的逻辑；以美国犹太人索罗斯的说法，这是所谓“必要的恶”。9·11事件真的发生时，我和许多人的的心情一样，在本能的同情与“幸灾乐祸”两极之间交替。——如果不是9·11，没有几个人知道，每架飞机上有30吨航空煤油（另说50吨或60吨），每人一次轻松旅行，平均要消耗半吨油料！今天，人们知道了，也难很少有人作透彻的反省。
上个世纪80年代初，红透整个中国的一位清纯型的电影女明星，得风气之先赴美留学，以后进好莱坞当过三流演员，每次回到国内，仍吸引着国人的眼光。她的美国生活令人大开眼界——想吃台北小吃，周末从洛杉矶乘飞机往返正好。
那是多么逍遥浪漫的生活啊！现代文明真好！然而，直到最近才有本·拉登——被公认为野蛮人——以他精心策划和计算好的行为告诉我们，这位女明星享用台北小吃的费用，是上帝支付的一吨石油！这文明的背后有野蛮吗？上帝该惩罚谁？
在全球经济学家们忧心忡忡的时候，美国总统在以爱国主义为理由，鼓动公民们以平常心态去坐飞机，吃美味，买大楼，为挽救下滑的美国经济。对恐怖主义根源的反思，被战争叫嚣淹没了，也许更大的悲剧在等待着人们。当然，也有众多美国人却在重新思考并且安排自己的生活。新千年纪里发生的悲剧，可以警告现代文明的乐观主义者保持对人类多元文化的尊重。
柏格森认为，甲壳、铠甲、坦克、大楼、城墙是生命钝化的标志。人类文明越是凝固，越是坚硬，它所压制的生命的反抗越是激烈。尤其当弱势生命从内部或者外部遭受强势力量的抑制而不能抒张时，便会形成无孔不入的破坏力量。
美国想以最尖端科技武装的TMD、NMD构筑绝对安全的防卫罩，但它的中心，恰恰遭受狗急跳墙的极端分子粉碎性打击。
美国与拉登的较量，被杀者和杀人者都是不幸的。但还是有区别，美国人去打仗，死的可能性极小，因此踊跃参军并无勇敢可言。对于默诵经文的恐怖分子来说，行动就是从容赴死。西方人却惯以自己的逻辑，称这些人为“懦夫”。
029 恐怖袭击美国——与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残暴相比，这并不算极端，但它所体现的现代文明困境，却是史无前例的！
还有一个区别，阿富汗的死难平民，在理论上无权决定他们的政府，因而是无辜的（尽管实际上大多有反美情绪）。而美国的死难者，在理论上应当为他们政府的行为负责，因为总统和议会是他们选出来的，因而并非完全无辜。
在与自己利益没有冲突的事件上，尤其当正义在强者身上时，虚伪的政治家乐于表达一个正人君子的“道德正确”。对于学者来说，这是浅薄的，除非当正义在弱者身上时，他也有同样的善意。无论在历史还是现实里，无辜的死者还少吗？
第二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