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中国大学的轴心使命
●大学之“大”，乃全面、普遍、高深、超然；大学之“学”，乃精神、思想、探索、创造
大学（University）之“大”乃是全面、普遍、高深、超越之意；大学之“学”乃是精神、思想、探索、创造力之旨。
大学是现代文明皇冠上的明珠，大学精神是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没有比大学更高的专门机构给它输入文化。
大学不只是高等学校，不只是给未成年人灌输高级知识的学府，而且是国家最高文化组织，最核心的思想、学术基地。
一个高级文明，既要有由下而上的文化积累和进化，又要有由上而下的文化向导和独创。这就需要一个独立的知识精英阶层，站在整个文化的象牙塔里，反省、创造、传播高级文明成果。象牙塔文化的衰落是整个民族衰落的先兆。
大学就是现代文明的象牙塔。它不掌握现实权力，也不是经济、政治的工具，但在整个文明体系中拥有独立的文化权威。
大学文化是抑制生命本能，追求理想主义的上游文化，立志进取，生产、创造、升华、超越、攀登。
消费文化是服从生命本能，放纵虚无主义的下行文化，放浪形骸，消费、复制、发泄、解构、娱乐。
超越现实，摆脱世俗生活的纠缠，是大学存在的基本条件，也是从高起点上结合现实、改造现实、服务现实的前提。没有超越就不能升华，没有脱离就无从发展。大学要主导社会潮流，引导社会发展方向，它的根本尺度不应为某一特定的现实取向（如市场行情、官场变局）所左右。大学不只要认识和适应现实，而且要给予人们把握和改变现实的力量。
大学的使命在于以自由、超越、博大、深厚、多元、宽容、尊重的精神，建立一种反思、对话、批评、创造的文化环境。大学作为现代民族的最高文化中心，是任何机构不能替代的。它对于现代文化的作用，并不在于提供文化建设的具体内容和模式，不是要在现实与理想，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全球化与民族化、田园化与都市化之间，作出非此即彼选择。
大学与科学联系在一起。被称作“现代大学之父”的柏林大学校长洪堡这样给科学（Wissenschaft，不是Science）下定义：
200 洪堡
二、科学区别于苍白的手工业操作技艺，它是一个整体，每个专业和学科都是从不同角度对外部世界、生活现实及人的行为的反思、研究与综合。
三、科学是自由的行动，以探求真理为根本目的，它对于社会和个人的实用性是外在的、第二位的。
四、科学与高等学校联系在一起，只有通过学术研究、科学交流及对世界的整体反思，才能培养出最优秀的人才；学生要掌握的不是结论，而是对结论的独立理解与判断，然后才能获得自由、技艺和力量。
五、高校生存的条件是孤寂与自由，国家必须保障大学的独立，保护科学的自由，科学中永无权威。
200 柏林洪堡大学——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典范。
威廉三世皇帝也表示：大学是科学工作者无所不包的广阔天地，科学无禁区，科学无权威，科学自由！
在德意志大学里，接受教育是一种国民义务。“为谋生而学习”是受人鄙视的。大学的学习有充分的自由，学生可以在不同的学校根据自己的兴趣特点选择不同的课程。他可以独立进行研究工作，自由进入图书馆，与同学自由交流。
爱因斯坦认为，为谋生而学习会直接导致对伦理价值的损害，不只是技术进步使人类直接面临危险，而且务实的思想习惯造成对人类互相体谅的窒息。这种思想习惯会像致命的严霜一样压迫在人类的关系上的。
他强调：“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应是作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不只是作为一位专家。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像一只受过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要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则需要培养全面的自我辨别力，而这取决于自由而全面的教育。”他还说：自由行动和自我负责的教育，比起那种依赖训练、外界权威和追名逐利的教育来，是多么的优越啊！
德意志的大学区别于实用学科的专门学院，它的使命是通过相互独立的各专门学科给无所不包的现象以普遍的理性解释。
各邦国之间展开人才战，保证了学者所需的宽松的学术环境、优越的生活待遇和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大学成了国家人才的贮备所，成为社会精英自我实现的基地。大学是由政府提供财政资助的国家组织，但其内部事务自我管理。
在这里，科学研究和学术探讨必须独创性地发现新的领域和新的规律，获取新的知识，不断向真理逼近，这是衡量教授们工作成就的最高职业原则和道德义务。墨守教条和成规、照本宣科、拾人牙慧是不行的。国家通过一系列制度和措施，保证资格评审与成果鉴定的合理性，鼓励自由的学术竞争，促进科学创新。【资料引自李工真著《德意志道路》，武汉大学出版社】
●大学构成民族内在创造力源泉的机理：青年学生－成熟学者，生命冲动－理性文化相耦合
人类与生俱来的生命冲动，表现为青年时代的创造激情，它与学者们传承的理性文化结合，构成现代民族崛起的契机。
社会进步的关键不是革命——旧体系里受压迫者的反抗能造成新的权利分配，却不一定能够建设新的文化秩序；也不只是解放——解除旧制度的外在束缚，不一定能够产生自由的生命。革命与解放是新生的准备，但不等于心灵深处的文化建构。
没有建构就没有真正的生命，在疯狂中疲惫，在腐败中没落。只会失魂落魄，或落入传统的陷阱，或沦为列强的附庸。
现代民族精神的建构存在于探索、研究、创作、对话、交流中，体现在开放的现代生活里。并没有一部经典，让哲人们注解阐发，由僧侣们布道传播。在一个民族的新生过程中，不存在先天的教育者，教育者应是从旧体系中挣脱出来的创作者。
如果教育只是教育者将既定的文化观念和现成的知识原理，注入后代空白的头脑里，就只能维持旧体系的循环。研究型大学离不开本科生。哈佛大学曾有一项动议：取消本科学院，以扩大研究生规模。但被否决了，因为本科生是大学活力的源泉。
走出这个循环的教育，就要造成理性的文化氛围，形成全民性的反省意识和创新精神。反省意识是在多元文化的参照下对自己的检讨、对比、分析、综合、批判、汲取；创新精神是超越现成的事物，创造理想中的新事物。其核心是每个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当整个社会的文化觉悟激发起来，新文化的种子就会萌发为新的生命，在春天里茁壮成长。
反省意识和创新精神的形成只有依靠现代大学，大批青年学生和少数知识精英在这里对话，在相互激发中形成新理想、新思维、新文化的运动。真正的大学教育是一种自我教育，不是通常用某种既定知识教导、训导、调教年轻人。
201 少女（毕加索）——生命越纯朴、简单，就越有更多可能性。
201 大学讲坛——一个民族的生机激发于青年与学者的撞击中。
三，大学不仅是最高教育机构，而且是最高文化中心。大学要传授文化，本身就要培育和拥有活的文化。它包含众多学科领域，集精神建构、思想创作、学术研究、理论探讨、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及人才培养于一体，成为最广泛、最全面的高级文化孵化器。它有开放、平等、自由的学术交流氛围，有规范化的协作环境。在知识爆炸、传媒泛滥、言论多元的背景下，大学促进批评和反省，激励新思想、新学术、新话语，同时给人们的思想以过滤、消毒、净化、消化、校正、综合、积淀作用。
四，大学是高居于现实生活之上的象牙塔。它相对脱离世俗生活，超越社会现实需要，超然于特定政治、经济利益之上。只有这样，才能拥有更大的自由思想空间，才能客观地分析现实、认识现实，理性地引导现实、批判现实，能动地改变现实、创造现实。它与各种实体结盟，但并不成为其工具。人们通常认为，理论、知识分子以及大学和大学生需要从现实出发，与现实相结合。但是这个思路的正确性却依赖于它的对立面，即知识分子及其理论本身必须首先超越现实。而且超越现实的高度及其所建构的思想文化体系的深刻性、普遍性，决定了它对于现实的潜在势能，决定了文化的底蕴、后劲与创造力。
五，大学教育要培养学生独立面对生活时的内在潜能。大学教育区别于生活规则训练和职业技能教育，不仅要给受教育者传授纯粹的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训练独立思维和实践开拓的能力。受过这种教育的人不是简单沿袭和继承前辈的习俗，而是自觉运用超越现实的理性原则，支配和改造社会生活，这就是现代生活和传统生活的分野。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进大学，但整个社会的教育体系是以少数大学为中心，把这种理性原则由上而下推广到专业学院、地方学院、职业学院以及中学、小学。完全游离于这个文教体系之外的文盲很难应付现代生活。现代文盲不是识不识字的人，而是不认同现代观念，不具备现代人格的人。
六，大学拥有国家与社会提供的经济保障和政治后盾。真正的现代大学的形成，不仅需要伟大的教育家、思想领袖的倡导，而且需要最有远见的政治家、实业家的支持。尤其是国家要从全社会的长远利益出发，为大学提供全面的政治后盾和经济资源，让它能超越世俗生活，建立纯粹文化视野，以实现它对于国家现代进程的战略使命。
七，大学－政党－企业形成三维一体的社会互动体系。有了象牙塔，从它里面走出来，才能释放最大的创造力量。大学并不是孤立的，它通过信息与传媒的作用，对社会组织进行文化辐射，影响着社会政治与市场的运作。由于大学具有相对独立性，西方政治家与企业家与大学教授的角色反而更容易转换，政治家要发表系统的政见，首先要去的是大学，然后才是国会。
大学对社会产生自上而下的文化推动，而自下而上的社会实践给文化创造提供经验基础、需求刺激以及物质条件。
马克思说，生产力发展是社会进步的火车头。人们把生产力看作生产对象、工具及生产者，却不知它本质上是人的能力——首先是人本身的内在精神力量。人所支配的外在物质力量，如原材料、产品和工具，只是人的生产能力的外部载体、受体。
因此，生产力的提高就是人的内在素养的提升和能力的增长。现代社会的先进生产力取决于高新技术，高新技术的背后是科学素养，科学素养的背后是人的文化综合素养，而集文化、科学、技术一体并以此培养人才的最高机构就是大学。
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了需要，对科学技术的推动比十所大学还要大。这夸张比喻的侧面显示，大学对社会的推动是公认的。
因此，大学是现代社会的火车头，而不是经济政治的服务性、附属性、辅助性、工具性机构。大学作为最高手段，最高目的就是一般意义的人类进步。如果说社会发展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大学正是那摸石头的手，自由、独立地引导人的前进。
大学不依附于任何具体的目标，“为政治服务”、“为经济服务”、“为市场服务”、“为本地服务”都是短视的。严重扭曲的中国大学，必须回归这一基点，解脱行政干预、市场束缚，建立自由的文化氛围，形成独立的文化体系。
●大学是社会精英们心灵深处的坐标原点，是魂牵梦萦的精神圣殿，是拳拳在念的灵魂故乡
人们生活在自己的文化环境里，不仅从中获得言行规范、思想指引，而且得到超越具体、有限现实之上的精神熏陶和灵魂慰藉，形成关于人生与世界的终极信念、无限关怀、彼岸理想。
在基督教世界，孩子一出生就要受洗，从此终生与教堂牵系，无论走到哪里，都有教堂，有宗教仪式，有圣经，有十字架，有颂歌，有宗教艺术，连旷野也能听到教堂的钟声，临终有牧师的祷告，死后葬在教堂的墓地。至今，西方人的一生大体仍是如此。尽管宗教改革后，上帝被更多地理解成一种终极的规律、普遍的理性、永恒的正义。
西方人常常很迷惑，在拥有如此悠久文明的中国，人们居然对宗教持可要可不要的态度，他们从哪里获得灵魂的终极安顿？
中国人的人生依托和终极关怀主要就在现实的家庭、家族、亲友、四邻及乡土生活。血缘纽带和天地依赖将人生与世界、时间与空间、肉体与灵魂、现实与理想浑然一体地联系起来。亲情是游子的心中牵系，乡愁是文人的永恒主题，落叶归根，子孙满堂，死后葬入祖坟是人最后的宿愿。另外，佛入空门，道法自然，略有差异，都是解决灵魂归宿的补充方式。
中国社会的变革要求人们走出世俗家庭，摆脱家长制的权威，要引进西方科学和民主。然而，科学的对象是外部客体，民主的载体是社会群体，都不能解决人本身的终极价值和归宿问题。30年代中国，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新青年普遍崇尚的信仰，共产党之所以成为理想主义者的精神家园，是因为他们用一种意识形态信仰和政治组织形式，代替传统家庭生活方式及其伦理文化：生身者父母，教导者则是党和领袖，比爹娘还亲；个人由依托家庭到无条件服从党的组织，组织生活像家庭生活一样给每个成员以精神教养，连婚姻也由父母包办改为组织关怀。
但在这种中国特色的现代进程中，政党逐步形成家长制，信仰教条化，走向迷信、狂热，然后冷淡、瓦解。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意识形态文化失落了，社会生活失去了原有的精神内涵，物质享乐、时尚消费、名利角逐、技术竞争成了人们生活的全部内容。社会靠外力刺激而发展，却缺乏内在文化活力。由于人们灵魂的空白，不可能维持长期的平衡与协调发展。
202 图书馆
大学生涯不只在有限的课堂上用功，更重要的是整个自主的生活，包括课后的自学，自由的活动以及日常的交往。
其一，大学生活不是被消费时尚与感官愉悦所支配，而是为理性的思维、积极的信念所激励；
其二，大学生活不是驱使人们执着于功利性的算计，而是培养人们内心的生命激情与探索兴趣；
其三，大学生活不是以行政组织来约束人的自由选择，而是以文化对话的氛围，形成自觉的行动；
其四，大学生活不是人云亦云、昙花一现的泡沫场，而是人们持久关注的焦点，并影响内心的积淀。
进入一所真正的大学，就会感受到浓厚的知识、思想、情调，人的心智会被潜移默化地调动和激发起来，只要由着兴致走下去，就会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自由人。多年后人们回首自己的大学生活，大多数课程内容连同教师本人可能都淡忘了，只有少数给以启迪的课程及教师还最是难忘，自己凭兴趣和热情听的课、读的书、参与的活动，最是影响一生的。
只有大学才给人提供这种自由的生活。大学不是学生客居的寓所，不是获取文凭和资历的机构，而是每个人自觉融入并主动创造的家园。这个家园具有终生的意义，将来无论走到哪里，不管是成为工程师、科学家、学者、教师，还是实业家、政治家，不论个人命运是平坦是坎坷，是成功是失败，人们都会怀着一颗赤子之情，回到母校，追念影响自己永生的那些记忆。
一流大学与一般大学的区别，不在于看得见的楼馆设施，而在于真正的大师，高品位的文化氛围。
北大、清华在国内高校中具有其它高校难以企及的优势，这不在于它们的管理体制、硬件设施，而在历史赋予的大学传统。它们的学生一进校就具有比其他任何大学的学生更高的优越感和自信心，这对大学文化的形成是重要的，但这还不是全部。
北大即使在一切有形的方面都呈现衰落、颓废的趋势，人们的文化优越感也是不变的。北大人之为北大人，“三角地”是个关键。学生一进校，很快会被一种无形空间吸引并包容进去，固然总有那么几堂教师很棒的课程（有的学校四年内可能没有一堂课真正给人以心灵的感动），但更重要的是“三角地”的海报栏，每个小时都在不停地变幻着丰富的文化活动内容，展示着整个学校活跃的思想、灵感和激情。人们不断地被这鲜活的信息激发出热情和冲动，很少会有空虚、无聊的时候。
北大人广阔的视野，灵动的思维，丰富的个性，无形的传统，便这样成长、演变、流布、传染，像空气一样弥漫整个校园。
一个北大学生，可能现在对“三角地”不感兴趣了，但他一定曾经卷入过。人们勾勒自己四年大学的心路历程，往往清晰地记得最初就是对一些文化活动的热心投入，把他们原本优越的天份和热情升华起来，并落实为内心的追求。
清华学生同样天资较好，又有名牌背景，具备基本的自信心和进取意识。重要的是，这里有众多一流的学者、专家，给他们树起奋斗的坐标；这里有厚重的历史，给每个置身其中的人无形的感染和启迪；这里有丰富多彩的创意和实践机会，他们没有被单调古板的灌输式教学所吞没。相比其他学校学生，他们较少精神上心理上的悬空状态，总可以找到激发自己奋进的力量。
多数高校对于毕业生来说，只是个人青春的感情记忆，如何了解人情世故，如何在挫折中成熟，而缺少文化家园的感觉。同一学校毕业的人可能形成各种交际圈子，除感情外，只是功利性的山头、宗派，并没有共同的文化归宿感。
走出大学，面对社会生活，会有一个巨大的反差。梁漱溟先生描述学生毕业后走出校门：茫然无主的彷徨心理最为凄惨，最足同情。他们见识不足，志趣未定，进入这纷杂腐恶的社会，或烦闷苦恼，或厌世自弃。学校像泼水一般，不闻不问，他们很容易失去心理平衡。经过现实的磨练，大多数人不久倒向现实一边，并由此认为大学生活太脱离实际。一旦完全认同于世俗社会的生活原则与价值取向，身上的大学文化气息就如同一层油漆一般脱落得干干净净。但是，心灵深处被一种文化熏陶过的人，在剧烈的现实冲突中，即便是在生活的重压下喘息，他也能够保持进取的毅力和信心，发挥自己的潜能，寻找各种手段、技巧、途径适应挑战，而不会从根本上放弃内心的信念。如果学校仍将学生视为自己的子弟，给予多方鼓励，使他们感觉天壤间尚有精神上依托的师友，便不敢自堕。大学仍然如同神圣的教堂，大学同学如同兄弟，大学精神仍是内心的支柱。
经济学家吴敬琏说，中国大学应该培养“贵族”（Nobleman）——高尚的人。他回忆，对自己一生最有影响的是1941－1943年在重庆南开中学学习的日子。南开学校是当时中国著名的贵族学校——不是现在的父母高价购卖的教育消费。
南开学校创始人之一的张伯苓毕业于出北洋水师学堂，亲历了甲午海战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意识到靠买船训练海军根本没用，只有人才是中国的希望，因此立志办学，并从学生的衣食住行抓起，所有教学楼前立一面镜子，上书箴言，包括各种礼仪校训。50年代，南开中学毕业的周恩来还能背出这些箴言。学校培养了许多国内外知名人士，像周光召等院士至少有40多个。
●大学是政党的可靠同盟军，大学生作为精神无产者，本应是抑制利益集团膨胀的清新力量
本来，中国现代政党和大学都是超越现实利益集团的现代社会力量，在社会重建中负有共同的历史使命，都要为社会准备文化基础，塑造新的精英，实现文化、政治、经济的转型。它们要完成的正是西方教会、政党、大学曾经共同完成的使命。
大学是进行广泛的文化准备的社会集团；政党则是一个特殊的政治大学，是新文化与国家政权的中介。
在共同的历史进程中，它们或相互一致甚至融为一体，或相互交叉，相互隔阂甚至冲突。政党一旦获得巩固的执政地位，就有脱离文化背景而滑向利益集团的趋势；大学一旦脱离其文化使命，要么沦落为利益集团的工具，要么成为主流势力的激烈抗议者。政党与大学的同盟，党的政治功能与大学的文化功能形成互补，是现代中国高度发展与长治久安的关键。
中国仍然保持着执政党的一元领导地位，这与社会尚不具备法理政治的文化土壤相联系。这个法定执政党作为社会的法制、纪律、秩序、道义、良知、理想、信仰的支柱，要给整个现代进程提供理性文化和组织力量，必须扼制自己向传统利益集团退化和腐败的趋势。在宏观上，必须形成经济市场化－制度民主化－文化理性化三维一体的发展战略。
斯大林的政治清洗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都曾试图解决体制的腐败，但都陷入了严重的困境。
文化理性化的关键，是要综合现实、传统、外来的一切因素来建设大学文化，形成一批站在人类文化高峰的知识精英，培养大批具有高度文化修养并富有活力的知识青年，源源不断地注入社会，重塑整个民族精神。
大学作为文化的原创中心，要保证自己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成为社会的文化权威，使输送出去的文化和人才不会陷入世俗的孤立中，真正担负起黄埔军校、延安学习运动那样的使命。还要以能动的姿态顺应全球化进程，不能被世界潮流淹没。
人们企图在社会的具体现实中，寻找某一特定阶层作为革命者。马克思找到产业工人，毛泽东找到占绝对多数的下层农民，第三世界有人寄希望于军人独裁，另一些人寄托希望于选举政治，还有人相信中产阶级自然会带来法治。尽管各有各的依据，但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某一现实力量上，而不是落实在超越现实、摆脱传统的新生力量上，都注定要失败。
大学是超越任何特殊利益集团，从而抵御世俗腐败的现代理性组织。它像一个抑制败血症的造血中心，通过不断更新血液，维持肌体活力。只有提高人们内在素养，形成现代文化土壤，社会才有生机和活力，道路才越走越宽广。
也许这样，才能理解世纪之初的仁人志士们“办教育、兴大学”，“造新民、立完人”的梦想，理解毛泽东每七八年要来一次“灵魂深处的文化大革命”的臆想，理解邓小平要求干部“四化”和反腐败的苦心，理解全盘西化论者要“中国殖民化三百年”的情绪，理解身处边缘而无所作为的知识分子在书斋里虚构无法实现的制度、法律、道德的一厢情愿。
大学的独特在于，处在当下与未来的中介之上，立足于现实，又能够认识、反省、批判现实，并主导对现实的全面改造。
一所真正的大学，与其它部门形成对照，知识分子对世俗利益的超越态度，大学生与生俱来的激情、抱负、好奇、创造、进取精神，构成社会发展的全部精神文化资源。谁建设并掌握着大学文化，赢得社会精英们内心的认同，谁就能支配社会的未来。
任何时代，伟大的创造和变革都是以青年为主体实现的，宗教、艺术、科学如此，政治、军事、技术亦是如此。
大学培养大批新生力量，给社会注入现代意识、文化科学资源，保持社会的生机与活力，以舆论监督抵抗利益集团恶性的膨胀，扼制深藏在现实生活中的千年腐败之根复发。如果今天人们能够打破世俗利益的关系网、论资排辈、权威至上，有一些当年“新青年”、“少年中国”的气概，社会腐败、暮气、虚伪、做作、冷漠、市侩、平庸、势利之气就会少得多。
文化建设伴随着社会话语权的建立和支配。党和政府给大学以经济后盾和宏观的政治导向，让大学发挥对社会的文化辐射与引导作用，形成必要的文化动员和文明教化，更能赢得自己意识形态上的主动和文化上的认同。
203 五四被捕学生获释——他们不说，谁说？他们不干，谁干！
尽管他们在幼年、童年、少年时，就被望子成龙的家长和片面灌输知识的老师剥夺了太多的自由和创造力，尽管现行教育体制、教育观念以及现实就业压力仍在压抑他们求知、思想、创作的激情，但他们比其他同龄人更幸运地进入了相对自主的大学，暂时免受现实的全面同化；他们身上积蓄了巨大的创造性动力，这种动力是直接源于人的生命本原的、非功利性的、走向未来的冲动，尤其是获得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宗教的修养升华之后，会成为精神上的天之骄子。
毛泽东曾把年轻人、小人物、受压抑者、卑贱者与无产者联系起来。大学生在现代社会进程中一直扮演着最积极的力量。实际上，共产党主要就是青年知识分子和农民子弟结合的产物，其中知识分子是现实与传统的超越力量，是现代文化的代表。
大学生不能被简单地看作盲目的、不懂事的群体，要看到其中蕴含的创造性动力。即使有不理智的、激进的一面，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毕竟他们是纯朴的、积极的、向上的，也是最能够产生深层次的理解和共鸣的。他们的冲动在正常的文化环境下正是社会变革的天赋动力。中国现代社会的任何重大变革都是以青年知识分子作为先锋来实现的。
当一个社会里的知识精英，尤其是知识青年，为一个高尚而理性的目标吸引到无止境的人生追求上去，并引以为无上的人生快乐，而不是斤斤计较、蝇营狗苟于可见的实惠上，这个社会便蕴藏着巨大的进步潜力。相反，当一个社会完全被既定的利益集团分割、掌控，知识精英和青年沦为微不足道的工具时，社会创造力就趋于停滞，或堕落为社会腐败，或淤积为社会动乱。
知识青年内心深处的文化冲动，是社会创造力的源泉。当它被压抑而沉默时，随时有可能爆发为盲目力量，像80年代的周期性学潮那样。但只有沉浸在自由的文化氛围中，才会由被改造教育的对象，变成自觉自为的建设性主体。
目前中国大学完全不是这回事。要么突发政治狂热，要么长期死一般寂静，没有文化生机，假、大、空、官、套的泡沫文化泛滥。大学要在全社会树立崇高地位，形成强有力的文化辐射，需要确立大学在全民族的轴心地位，执政党充当其政治后盾，支持其文化实践，并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最重要的是维护思想学术独立，建设自由的文化氛围，克服官僚体制的干涉。
●既然市场无须干预，建设自上而下的理性文化与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是政党的中心使命
20世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的现代进程，由于传统包袱的沉重，环境的险恶，庞大资源消耗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上。
这轮文化－政治－经济建构的潜力已经充分展现，强势已经过去，需要新一轮更富有创造性的文化运动，以新的内涵推动政治、经济的整体变革。新的生长点依然只能是以大学为核心的文化运动。这不是50年、100年的事，而是30年左右的事。
大学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它有形的科技成果，不在于它为现实的经济建设或政治运动服务，而在于它以无形的思想文化氛围培育并承载大学精神，生成整个民族的现代精神。当然，这不是轰轰烈烈的造势，也不是亦步亦趋的积累。
中国大学需要走出历史的辉煌，克服现实的缺憾，超越各自的学术传统，融合民主精神与爱国精神、人文传统与科技传统，形成新的对话与综合，重现昔日北京大学、黄埔军校、延安抗大、西南联大的辉煌，形成民族复兴的文化战略基地。
在不具备现代理性文化的非西方国家，政治体系与教育体系的结合不仅是现代公民文化建设的需要，而且是社会体制建设的保障。现代生活只有在古今中西文化对话与融合的新文化运动中，才有可能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全面展开来。
然而，今天人们关注的焦点，是政治体制改革、民主与法治建设所代表的进步。无论务实的政治家、实业家还是自由知识分子，一谈政治与教育结合，就会想到前现代的政教合一，尤其是遗迹犹存的思想教育，会抱以轻蔑的嘲讽，甚至嗤之以鼻。
因此必须强调：现代文化建设，一不能回复到古代圣人那里去，二不能搞一场宗教教化运动——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不可能建立一种普遍一致的信仰，三不能恢复极左时期的意识形态教育，搞政治运动，人为地制造人与人的斗争。
把行政与教育由单向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变成依法管理与文化协商的平行、双向、互动关系。教育者的文化内涵及其社会角色，受到学生、家长及整个社会的关注与尊重，可以提升全民的文化品位，文教部门对行政部门的监督可以抑制腐败。
通常人们所谈的教育，主要是狭义的学校教育。它是将成套知识体系灌输给未成年的孩子，使之成为社会需要的特定模式的专门人才。公民的文化素养是社会生活的核心，仅有学校教育还不够，于是延伸出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终身教育。
广义的社会教育是以某种文化机构为中心，面向社会多方面，旨在以非程式化的文明教化，提升人们的生存体验，创造高层次的并能为人们普遍认同的公民文化，向整个社会的推广、普及、辐射，把现代文明输入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
西方现代学校教育是从宗教教化中演变分化出来的，它承担各专门学科的知识教育和技能训练。在人生观、人生准则、社会法理原则方面的基本教育，一方面受社会高度普及的理性文化影响，另一方面仍然受教会的直接或者间接影响。
中国老百姓是现实主义的，人们的思维、语言完全是日常生活，几乎没有纯文化的影子，少有纯属精神信仰的高级宗教。但是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有精神超越的倾向，中国百姓对文化、教育及知识分子保持着一种朴素的向往、尊重和敬仰。
稍有一点良知的土匪、罪犯、恶棍，也会把读书作为自己孩子上进的首要选择，对老师抱有纯朴的期待。
204 工农速成中学
当政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随着意识形态的淡化，舆论宣传退出人们的实际生活，文明教化的功能趋于瓦解。所谓的精神文明建设，只是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陪衬，社会教化问题为政治、经济的转型产生的喧嚣所淹没。
今天，经济建设的实际操作已经市场化，党政工作的中心不再是具体的经济事务，文化教育的建设应当成为核心。社会教育也需要党和政府强大的支持，需要社会经济力量互相配合、互相补充、互相监督，需要自上而下不同层次的教育体系，形成社会宏观发展的战略格局，向社会辐射现代文化：上端是最高层次的文化中心即大学，下端是遍及全国的各级地方中小学校。
将地方各级学校办成向社会辐射文化的中心，使教师成为社会文化教育建设的主导力量，让他们更多参与地方政治协商、政治、法律及舆论监督，以制约官僚集团的利益膨胀。当然，这又不能让行政力量过度干预学校教育。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政教结合的社会发展体系，与30年代乡村建设的背景不同，但有共通之处。尊重教育部门的社会权威，扩大其社会教育功能，使它更有文化约束力，形成自下而上的民主体制与自上而下的文教体系相结合的远景战略。
20年代末，蔡元培主持的中华民国大学院，试图把文化教育事业独立于国民政府的行政体制之外，以学术化的大学院及各地大学区统一管理文教事务，取代官僚化的各级教育行政机构。这一改革在内外压力下被迫夭折，但寓含深刻的意义。
前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说，不重视教育，不重视知识分子待遇的人将来是历史的千古罪人。
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吴加玮说：教育是一种投资，而不是一种支出。世界上唯一历久不衰的资源是人才，而通过教育培育人才也是达到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的唯一途径。【我在抽象意义上同意这一结论，但反对把教育看成经济学意义上的投资。】
●大学作为现代公民文化的“教堂”，引导社会的潮流，提升时代的品位，重振民族的精神
任何文明都有自己的“教堂”。从原始部落的神山、圣湖、祭坛到成熟文明的寺庙、神刹、观堂，都是人类对于超越力量的追求，是对自己日常生活现实之上的精神世界的向往。因此，教堂作为人的精神家园，是一个人类群体灵魂的象征。
中国传统文化素以多元、开放、自由著称于世（不考虑特定政权），没有统一的高级宗教，但传统文化的每个方面都有相应的教化之所，佛有寺，道有观，儒有庙，家有祠、国有坛。
现代中国的宗教场所大多处在边缘（法轮功企图走向中心）；各级政府主导的教育基地、展览、现场会，基本上是应景的。最引起关注的则是博览会、时尚购物中心、现代城市广场、巨型标志性建筑，以及人们争相前往的特区、境外旅行地。在日常生活中，还有倍受挑战的节日家庭团圆；在循规蹈矩之外，则有豪华酒楼、按摩、洗浴美容中心及发廊、红灯区。
这些特殊追求，在不同方面替代着教堂的功能，迎合人们对现代消费生活的向往与膜拜，对于西方文明的好奇与崇尚，还有对于肉欲放纵的渴望与炫耀。由于现代精神文化的瓦解与崩溃，由外部物质刺激所激发的拜物教主导着时代潮流。
中国大学不能满足于知识教育的工具性使命，还要全面承担西方大学发展文化与科学的使命，甚至还要部分地承载西方教会提升全民精神空间的使命。在现代背景下不可能建立西方式的统一宗教。大学不是统一的宗教文化载体，也不是专制的意识形态实体，而是独立而自由的研究、探索、批评、对话、反省、创造的大熔炉。因此，无需担心大学成为专制文化力量。
一个稳定、深刻、统一、强大的民族要有超越于现实生活之上的力量，从各个层面支撑全民的文化空间。
——家庭文化
与西方社会普遍的宗教文化本位相比，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家庭、家族文化自成一体，相对封闭：一是以血缘为纽带，关系狭隘；二是自给自足，功利主义，现实主义；三是以家长为核心，依赖多于自主，服从多于独立；四是以亲情为原则，缺少理性与信仰；五是以家族兴衰为坐标，缺乏历史发展的视野。因此，走出家庭构成中国社会变革的主题。
这些缺点本身也是一种特点，如果实现创造性的转换，可能变成优点，新儒家学说也旨在说明如此。
直到今天，传统家庭文化仍然根深蒂固。在独生子女政策和经济中心的背景下成长的一代，由于受到过多的呵护，对外界形成依赖、挑剔、不负责任，心理封闭，自我中心主义；由于过多的被动消费，物欲泛滥，缺乏学习、探索、创造的冲动；性格早熟，缺乏远见，急功近利，过于计较现成的利益；虚荣心太多，造成不正常的竞争心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
家庭教育是对人是初始的，拥有优先权，但大学教育在家长及社会公众心目中拥有无上的权威，这种权威能够转化为具体的教化作用，成为社会文化建设的指针、向导、灯塔，全面影响家庭教育，促进学生素养的良性成长。
因此，家庭教育的这些缺陷需要通过大学教育来校正，并借此影响社会，通过长期奋斗根本改变传统文化局限。
——社区和单位文化
社区、企事业单位与每个人的生活发展关系密切，构成人们共同生活、工作及交往的文化环境。
传统人际交往以自然习俗、伦理道德维系，重亲情、乡情、友情，利益分配上以人情关系网来平衡，或以家长权威来裁夺，无需理性及法制。当社会生活复杂化，公共制度无法运转，黑社会却趁机滋长，内耗、腐败会日趋严重，造成一盘散沙。
毛泽东时代曾以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政治理想为中心，倡导同志式人际关系。改革开放后，随着政治中心与意识形态的萎缩，这种关系逐步断裂。在市场化之后，私人所有与自由空间扩大，却没有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背景下的人际关系，没有现代公民的公共道德、民主意识、个性原则、自律原则、法理原则、集体荣誉感、团体协作精神及高雅趣味。
所谓“企业文化”大多是给外人看的装饰与泡沫，员工的素养及人际交往的氛围，并没有落实在真正的现代文化层面。
城市新型居民小区建设只考虑到市场价格、财产关系、消费需要，很少考虑人际交往与文化生活的需要，居民只是原子式的个体。物质消费上是灯红酒绿的海洋，但人际交往与文化生活上几乎是真空，是荒原。尤其对老人和小孩，甚至是囚笼。
社区和单位文化环境的建设需要一个文化中心，一方面它是全社会公认的高品位文化的象征，一方面它摆脱传统束缚的教育中心，把丰富的现代文化辐射到城市的社区、基层单位去。这个文化和教育的中心也只能是现代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