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5 武汉大学
一到周末，高校里各式车辆来来往往，甚是热闹，可他们大都是怀着功利目的，来捞文凭的，文化内涵平庸、空白。
西方人周末大都要去当地教堂作礼拜，许多不再有虔诚信仰的人也不会错过，连根本没有信仰的其他移民也入乡随俗。
在中国，如果能以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取代那些刻板单调的课程教学，大学就能成为真正的社会文化中心。
每座城市可以把大学建设成为高级文化交往与集会的场合。还可以由有资格的大学来主持、建设和经营一些自然文化景观，作为公共文化娱乐设施。那样的文化建设会少一些俗不可耐的商业气，多一些文化内涵。
大学不仅拥有高级的专业文化队伍，而且拥有最好的博物馆、图书馆、报告厅、音乐厅、歌舞剧院。在一座城市的大学里，建立内涵丰富的文化广场。把大学校园当为文化公园，市民文化便会有一个扎实的支撑。
——少数民族文化
中国境内有众多少数民族，各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演变、生存方式、生活习俗和观念体系。丰富多样的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珍贵财富。每个现代民族都已被卷进现代生活，不论愿意还是不愿意，这使少数民族面临更为迫切的文化边缘化压力，悠久的、独特的、不可再生的传统的瓦解，对整个国家，对人类文明，对他们自己都是一种无法挽回的损失。
一则电视片，讲贵州一山寨的水族老人制作芦笙，儿子不愿干这不赚钱的活，去沿海打工去了，只有几岁的孙子学着做。那精美的竹工制品，本身就是件艺术品，为什么没有人去推广呢？这不光是一个简单的商业操作问题，其背后由现代生活的浮躁支配着，它让人们宁愿花上百元去买游戏机、跳舞毯、芭比娃娃、浣浣熊，而不愿买这么个老土来玩赏。
新中国从民族团结和国家整体发展出发，建立了不少民族大学、学院以及其他民族文化机构，吸收和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人才，也形成了文化融合与再创作，为繁荣少数民族文化起了积极作用。但它们的出发点更多是用现代文化培养少数民族人才，而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整理、再创造的成分相对较少。对各民族的文化自主性、独立性的尊重不够。
建设少数民族的高级文化教育机构，各单一民族的独立系或学院，用大片空间和资源展示其历史文化、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深层的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宗教，通过研究与交流展开全面的交流和对话，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各自民族的传统。这种创造性工作更有利于化解民族矛盾，抑制民族分裂。偏狭的民族文化空间，单一的发展模式反而是民族团结的隐患。
——地域文化
中国版图上的不同区域，曾经生活过不同的人群，发生过精彩纷呈的历史事件，积淀了独特但比较松散的地域文化。黄河流域有中原文化、齐－鲁文化、秦－晋文化，长江流域有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还有闽、粤文化，客家文化等等。
近代以来的所有重大事件无不打上地域的印记，革命家、将军、知识分子、艺术家、实业家、能工巧匠往往有规律地分布在特定区域，这又反过来加强了当地的文化特色。由于国家统一与团结的迫切需要，地域文化很少进入正式的文化建设视野。
地域文化特点也是国情的重要方面，它所蕴涵的文化资源更是宝贵。一些以地域为主题的文化产业，抓住商机，卖些土特产品，表演些歌舞节目，让人猎奇。但这种商业行为其实瓦解了传统的文化内涵，徒有形式上的操作，是远远不够的。
大学与地域文化资源结合，有助于形成大学的特色、个性；同时也使地域文化走出狭窄和肤浅，激发、升华出新的创造力。
●大学作为文教科技发展的交汇点，是民族创造力的源泉，是社会动力体系中的核心发动机
知识分子创造和拥有的高级专门文化，在中国主要由政府支撑，受意识形态支配。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投入相对减少，一部分得到社会扶持，大部分面临市场化的压力。专业文化的市场化，可以甩掉部分过时的文化包袱，但自上而下的现代文化建设多被搁置起来。专业文化在中国普遍缺乏民间基础，不可能从市场获得充分支持，在这点上，甚至比不上传统宗教。
大学本是专业文化和专业教育结合，集研究、创作、发明、发现、交流、对话于一体的高级文化教育中心。
研究院所、博物馆、图书馆、文物考古及保护部门、文化艺术团体等部门本可收编在大学里，国家扶持大学就能获得高水平的专业文化。只是受苏联模式影响，大学与专业文化部门分别建制，成了单纯的教育部门而不是综合性的社会文化中心。
文化贵在综合与交流，文化大师、专业工作者、青年学生及应用部门荟萃于一体，资源互享，优势互济，个性互补，选择自由，克服了分门别类的各种专门文化机构并存所造成的重复建设、封闭发展、单一内容及被动依赖状况。
——文、教、科、技及产业的综合发展
社会发展应是综合的、全面的、协调的、长远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依托于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力提高依托于新技术的形成，新技术形成依托于尖端科学的进步，科学进步依托于文化的发达，文化发达依托于教育的兴旺和高级人才群体的崛起。
一些城市的大学区形成的科技街，并没有得到像经济特区那样强有力的国家支持，发展速度已相当可观。如果以国家宏观发展计划扶持高科技产业，建立教、学、研、产、市一条龙配套体系，而不只是以零星挥发出来的人才来发展产业，大学特区无疑会更有实力形成新的经济成长点。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如果能着眼于更深远的文化战略，可能沿着这条路径成长。
——国情调研与发展战略的智囊作用
国情调研和发展分析是现代科学决策和管理的依据。行政和经济部门不仅需要自己调查、研究、规划，还要委托独立的专门机构。大学拥有国情调查和战略研究的深度优势和综合优势，更充分体现科学独立性，更广泛拓展视野，获得更高的智慧。
中国的调研机构常常是官僚化的附属物，决策者、管理者先入为主的意志左右项目的设立和完成，功利主义目的覆盖了学理的精确性、客观性原则。由于没有冷静的调研和理性的规划，科学在决策者、管理者以至研究者那里都是自欺欺人的外衣，只是给现成结论作包装性论证的工具，中国社会发展为教条主义、主观臆断、浮夸作风、急功近利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代表理性与良知的文化批评
现代运动不是由盲目力量驱使的，它需要超越社会生活本身而进行观察、分析、批评、引导、监督。目光短视而没有自信的权势人物会恼火有人给他挑毛病，而有头脑、有远见的人懂得，一支理性的纠正力量是社会正常发展的保障。
独立知识分子是社会理性和良知的代表，独立于具体的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之外，以独立的眼光剖析现象，针砭时弊，扶正匡恶。他们需要国家支持和保障的文化阵地，大学就是最重要的阵地。
——公共传媒的文化批评和校正
206 五四演讲
大学作为社会良知与灵魂之所，具有超越于功利的理性态度，深刻的理论思维，全面的文化视野。因此，传媒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借助大学的文化资源，而且应当接受大学的文化批评与监督，不断校正自己的取向。
——传统文化的挖掘、整理、创新
西方现代化是内在发生、自我展开、由精神而物质的过程，非西方的现代进程则是由外在的、物质的、现实的生存压力逼迫的。在急骤的军事、政治、外交、市场竞争中，仓促将自己裹上西方先进物质文明的外壳，内心的深层却陷入危机，千百年积淀的文化生机被窒息，趋于解体，成了没有灵魂的经济动物、消费机器、行尸走肉。
要恢复自己的文化活力，找到安身立命的价值归宿，需要从各方面寻找文化资源。现代文化不能从传统中去寻找微言大义，但也要从传统文化资源中获取养料。要充分估计传统对于变革的多方面影响，以及变革将对民族传统产生的正反作用。
传统文化资源需要得到全面而系统的挖掘、整理、摒弃、继承、创新，现代大学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学术环境。
——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的繁荣
文化是人作为主体，对周围对象的自觉认知和实践把握。传统社会里，文化的主要形式是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及宗教、神话。现代文化出现人文与科技的区分，人的主体地位和客体实在两个方面形成对立。高度发达的现代科技有支配一切的趋势，形成一种异化力量。对任何文明来说，人自己才是目的，人文精神是灵魂，客观对象是中介和工具，科技手段是外在的。
人文文化主要表现为在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及宗教等领域。人文精神是人的信仰、理想、良知、理性、尊严、气节、信心、个性、情操、仁爱，它的缺席会造成灵魂的空白。中国现代文化的觉醒基于大学或准大学运动，都是以人文文化为核心的。
过去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也是覆盖在这些领域，只是简单化的阶级斗争思维造成了这些学科至今难以恢复的萎缩。
超出现实具体需要的文化，只有在大学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并且给尚未被现实生活的压力完全支配的青年学生以精神的启迪和熏陶，这样才能使未来社会精英们的精神境界提升到较高的层次。大学是人文文化的中心。
——文化大师及思想体系的成长
206 北大一塔湖图
缺乏的因素，一是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与社会地位，二是工作条件和公平竞争的体制，三是学术环境、文化氛围。
爱因斯坦把科学家划分是功利型、爱好型、宗教型三类。为名利而从事科学事业的人占大多数，他们的成就一般不大；出于自己的爱好、才华实现的人占少数，他们超出世俗的急功近利，往往有较大的成就；最能开拓新的领域，获得全新发现的科学家是极个别对科学事业怀有虔诚信念和献身精神的人。这一分析对科学之外的领域也有意义，由此可见克服人才外流造成的国家资源流失，不仅要提高知识分子在利益分配中的份额，更重要的是建立文化发展所需要的工作环境和学术思想氛围。
文化事业受到官僚化与市场化的双重干预。前者是旧体制的遗迹，意识形态虽然淡化了，文化事业的支配权仍在官僚手里。后者是市场经济的畸形作用，它企图凌驾于社会之上，功利主义成为绝对原则，文化沦为商业消费业的包装。这种状况只有现代大学才能克服。只有独立于具体政治、经济需要，以学术、学理为根本的大学，才能给文化、教育、科学事业以牢靠的支撑，才能为世界级大师的成长创造最佳工作环境和学术文化氛围，也才能给包括经济在内的现代社会注入强大动力。
人们把目光聚焦在具体的工程项目及其直接经济效益上，想以几万、几十万元奖金催生出几个科技人才。放眼历史、现实与未来，我们真正缺乏的是无法用功利价值衡量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那才是一个民族兴盛的标志。
——网络时代的人际沟通与文化交流
大学里最具生命活力的青年人和最具思想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相聚，人与人之间直接对话的氛围是任何发达的信息技术手段不可代替的，正如函授教育无法与课堂教育相比拟一样。因此，大学是社会文化交流、对话的中心，尤其是人文文化中心。
全球互联网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并且支配着世界的信息传播。然而，信息社会的核心不是获得信息的工具、设备，而是创作、发布、接收信息的人。建立拥有权威性的信息库和信息产权的关键在于作为文化科技中心的大学。
知识经济和信息产业的发展，存在需要分别对待的两个方面：一是大家普遍看到的信息技术，二是知识、思想、艺术，也就是信息的内容，这是一个文化与心灵上的问题。没有文化的内涵，技术就没有灵魂。显然，后一方面更加根本。
●大学作为自上而下的文明辐射源，是振奋民族精神，提升国民形象，促进国家统一的灯塔
在文化失落的中国，经理、官员、教授、工程师们看土产的东西总也不顺眼，一看洋玩艺就眼热。一听什么东西在国外是热点，就以为是高科技，附加值产业，赶紧依样画葫芦，恨不得一夜之间搞到手，抢在别人之前发把横财，至少也能抢一杯羹。
华人世界总是盲目攀人家的高枝，不惜充当世界市场上的小商小贩，也不敢想象像犹太人那样翻云覆雨。
高科技是相对的、特殊的，并无永远的、单一的标准。它之所以赚钱，不过是因为有人有，而别人想有而没有。
不仅高科技，一切流行的东西，如法国时装和香水、意大利食品和皮革、德国汽车和啤酒、日本电器和卡通，都是如此。当你认同别人的东西是高档名牌，并且认定他的方向就是唯一的走向时，你就进入了它的圈套，被牵着鼻子乖乖走下去。
美国人之所以有定义高科技、高档消费的魔力，不只是它有财大气粗的实力支撑，更重要的是它的文化被人认同。100年前，美国再好的东西，欧洲人也不以为然。只有当它在文化上站立起来，那些原本带着汗臭的牛仔帽，破烂不堪的牛仔裤，才成为风靡全球的时尚，才作为礼物堂而皇之地送给外国元首。美国人很懂这种商业战略，不放过一切机会推销自己的国家品牌。
在华人群体多年努力之下，克林顿政府才批准中医在美国开诊所。在此之前，澳大利亚华人也取得这项权力。董建华曾表示要把香港建成世界中医药推广基地，这个想法有合理的一面，尽管在这方面香港相对于大陆不一定有优势。
中国传统生活及其产品不经过中介方式无法进入西方市场。两种文化间不能直接对话，在西方人眼中，中药就是巫术，不讲卫生，而且破坏生态。中医理论难以学术化，无法被讲究精确、实证的西方人认同。西方人说中国没有哲学，中国智慧难以为西方理性所认同。在欧美大学哲学系里，华人哲学家职称很难超过副教授，著名华人哲学家只能归到东方文化系里。
要根本中国人改变在全球化格局里的被推动、被同化、被排斥、被改造的地位，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大学文化中心。
——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化根基
现代大学或准大学的文化运动唤醒了现代民族意识，现代政党领导社会革命所依据的政治意识形态也是由此奠定的。
在长期的封闭、偏执和教条主义之后，通过思想解放与文化多元化，意识形态渐渐在多数人心中淡化，失去文化生命的组织必然退化为利益集团，社会肌体则会日趋腐败。意识形态只剩下没有文化内涵的舆论鼓噪，不再有人拿它当真。
意识形态要走出日益枯萎的困境，恢复其文化生机，必须通过与大学的联姻而回归于文化根基上。必须形成兼容并包、博采众长的对话，融入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必须强调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不只有爱国主义立场，还应具有广泛的人文主义视野，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念，如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平等、尊严、自由与解放。
——国家统一的文化凝聚力、向心力的中心
207 清华礼堂
国家的统一与强大，社会的稳定与繁荣取决于民族文化的内在因素，而不仅是外在的财富堆积和实力竞争，以及体育奖牌、外交行动、武力威慑。文化凝聚力是民族灵魂之所系，历史、语言、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上的认同比任何有形的因素更具持久的亲和作用。民族内部的交流协作有政治、经济内容，最广泛而深入人心的是文化对话。
大陆是华人世界的文化中心，海峡两岸的文化差异并不构成疏离，反而会促进创新。但如果没有著名的大学，缺乏公认的学术文化大师，世界级科学家以及著名学派、体系，没有自由繁荣的高层次学术文化氛围，华人精英们的文化向心力、精神凝聚力就会大打折扣。最怕一些浅薄得让人发笑、顽固得让人憎恶的教条化脑筋经常跳出来，让人丧失对大陆文化的信心。
——市场商品文化的创造力源泉
文化作为人们生存方式的内在要素，本质上不能成为商品。所谓文化商品是将具有某种文化内容的形式、载体和工具推向市场。文化商品有两种功用：一是文化消费，将文化的生命内涵抽掉，使之形式化，给世俗生活以装饰和点缀，这好比切断生命的花卉；二是文化生产，人们借助于形式化的文化产品，获得文化启迪、感悟和提升，这好比蕴涵生命的种子。
文化市场的消费文化为利益所驱动，不是提升人们生活的文化品位，而是尽量降低文化层次以迎合世俗的生活趣味、习惯心理、怀旧心理、猎奇心理、盲从心理，刺激人本能的肉欲，扩大消费量，所以文化市场既有文化的因素，更有反文化的倾向。
今天文化市场的不健康倾向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追逐境外消费时尚，甚至引进文化垃圾，却将西方文明的内在精神摒之于外，二是传统文化和市井生活中消极、落后、低级趣味的居多，只有软弱无力的旧道德立场，缺乏现代理性的批判。
文化市场的生命力要立足于现实需要，也要引进西方文化产品，但更重要的是依托大学的提升，以实现多元文化的创造性综合。现代文化需要象牙塔的引导，穷乡僻壤出不了现代文明。毛泽东强调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这是对的，但前提是要有一群在新文化中成长起来的热血知识青年。这个前提却是最大的问题，只有国家支持的非功利目的的大学才能办到。
民族传统的产品资源需要现代大学的文化改造，建筑、服饰、音乐、绘画、中医、藏医、民俗、饮食、气功，应当用国家力量，通过现代大学的作用，用现代科学进行包装、对话、综合、创新，首先向华人世界普及，然后走向世界。
——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
西方理性原则借助市场经济和现代科技的力量席卷全球。非西方民族只能顺势由封闭而开放、由保守而改革。然而，任何真正进化的根据是内因而不是外因，依靠内力驱动，外力推动只是条件，这就是所谓自力更生。
非西方国家的现代进程有这样几种选择：一是殖民化，这是早期许多非西方国家被迫走的路，中国也有主张三百年殖民化的偏激之辞。二是全盘西化，承认自己从里到外完全不行，彻头彻尾地学习和照搬西方。三是自己文化的内核加西方的物化外壳，即中体西用，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物质设备、生产方式和管理技术。四是学习和引进西方物质外壳，由物质到体制再到文化，由沿海到内地，由下而上，层层推动。五是进行文化的对话，以培养一批文化、科技精英为起点，提高和升华全民的文化素养，自上而下地推动社会变革。六是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积累和建设。
各条道路都有特定的依据。从整体和长远的发展来看，第四和第五条道路的结合是积极、有效的选择：建设高层次的交流窗口，既能动员、集中和组织内在力量，向外竞争于世界，又能引进、改造并消化外来因素，形成综合创造力，向内带动全国。
沿海经济特区是成功的，但它没有带来社会的全面发展，只是在特定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特区的文化发展没有活力，特区的大学水平不是更高，而是更低。随着开放程度的扩大，内外经济悬殊的缩小，经济特区的窗口和桥梁作用日渐缩小。它的窗口优势集中在物质产品的低水平交流上，容易造成走私和无序竞争的猖獗，反而制约了更高的发展。
以大学为中心的文教科技特区，是一个中外高层次交流的无形窗口，代表一种新的全球化模式。它没有沿海、沿边、沿江的地区限制，中西部地区只要文化发达，交流方便就可以。它是知识经济时代里比沿海经济特区最重要的现代生长点。
——海外人才回流的基地
人才单方面外流，在开放前期不足为怪，多出去一些人，他们得到充分发展，对于未来的建设是一种巨大的潜在资源。
但如果外流一直占绝对优势，清华、北大出来的学生“成建制”地出国不归，这种精英的流失，就得引起深思。人才外流的真正原因并不是经济落后，不是国外生活方式、消费水平对人的诱惑，而是国内文化环境、工作效率、工作体制方面无法相比。
高级人才相对过剩，表明国家向低层次建设一端倾斜，没有高层次文教科技事业的充分发展。只是向人家转让人才资源，尖端成果永远在人家手里。在知识产权上占点小便宜，还在人家反盗版的责难下沾沾自喜，这种小聪明实在对不起子孙后代！
大学是国家文化科技中心，集中国家资源，拥有政策优先地位，特别是能够建立思想文化创造所必须的独立、自由、理性的文化氛围，形成超前于国家现实发展的高水平文化科技发展机制。现代大学提供知识精英们以发挥才智的空间，使出国深造不再成为一种诱惑下的逃亡。人们正常地出去，但大多数人还会回到自己祖国服务。
●若有一所真正的大学，背靠中国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智慧的人民，她当属世界一流
208 田长霖
一所一流大学的关键，是形成自己冒尖的学科。这一卓越见解体现了美国人、中国人共有的务实与敏锐，很有启发。
但是，田长霖先生毕竟只是一位洞悉科技前沿发展趋势的科学家，没有表现出哲学家、人文思想家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把握，因此接下来，他只是提供了美国人眼光里先进的科技创新思路。我们是需要这个，但还不够，还要有更远大的胸怀。
我们重温一下毛泽东时代的人们着迷的一个梦：“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狂热而天真的红卫兵们以行动把革命火种播撒到香港、缅甸等周边地区，甚至还幻想着在红场上阅兵，多瑙河边饮马，巴黎街头放歌，国会山上扬旗。
几年前，一位美国汉学家反驳我关于中国文化里没有主动进攻外部的倾向时，就举了这个例子，我一时无法反驳。
其实很简单，这些在今天的中国人听来都要扑哧一笑的例子，只是反映一个在一百多年里丧尽尊严的民族刚刚站起来时的豪迈感。他们充当人类救世主的幻想，来自西方对待东方的方式，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并不具有可操作性。
但是，在这可笑的臆想背后，却有一种悲壮而真实的理想主义，这就是人类从席卷全球的资本主义市场的倾轧中，在工业文明的物质锁链中，从殖民文化的威胁中挣脱出来，实现各民族的经济独立、政治解放、人格尊严与精神自主。
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社会内部健康、平衡与稳定。我们说稳定是压倒一切的，这是对的，一旦社会发生动乱，所有问题就会朝着崩溃的方向转化。只是稳定不是孤立的、静态的、消极的问题，它与社会本身的结构合理化，与经济生活的平衡发展，尤其与精神文化的健康发展相联系。如果失去后者的支撑，孤立的稳定恰恰是脆弱的，可能导致更加恶性的动乱。
中国还有台湾问题，南海问题，西部少数民族问题，这些问题裹在外部势力介入的威胁之下——美国的超级强权，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中印边界争议及其它极端民族主义的潜在挑战——这都是缠绕在中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忧患。
从经济、军事上寻求这些问题的根本解决是不可能的，唯有文化的对话与融合中，才能化对立为协作，化干戈为玉帛。
——台湾问题其实只是中国人内部两个不同政治实体之间的面子上问题。双方的隔阂如果不能通过对话来消除，走向诉诸武力的危机，事情只会越来越复杂，给外部势力的介入留下可趁之机，造成整个民族的分裂。在中华文化复兴及人类文明再造的目标上，两岸没有任何冲突，有的是不同文化资源的互补，有的是源源不尽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汉藏民族之间本来不存在文明的冲突，两种文化互补与和谐，它们对于人类文化的价值都是独一无二的。只是在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格局中，中国本身的政治、经济动荡以及国际势力的介入，才造成了分裂势力的存在。在实现中国现代文化的全面改造中，在形成中国文化对全人类的影响上，藏民族特殊的佛教文化传统具有极大的价值。
——新疆是联络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文化桥梁，一千多年来，欧亚大陆上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在大多数时候都是水火难容。直到今天，世界上的多数冲突都发生在他们之间。中国现代民族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只是这种冲突的派生物。而在历史上，古老的中国文化与伊斯兰文化通常都能和谐相处，这能够给我们，也能给全人类以可贵的文化启示。
在这样的背景下，用高屋建瓴的眼光来构思中华民族的崛起，其焦点自然落在一批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中心的成长上。大学就是一个民族文明教化的中心，更是一个对全球最有影响力、说服力的文化平台。
大学特区集文化、教育、科技及产业为一体，面对现代文明的现实，在哲学、历史、宗教、心理学、美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展开反省、探索、创造，为新的生存方式奠定全面的理论和技术基础。
中国20世纪的大学文化运动的作用周期已经结束了，经济特区的带动力也已成强弩之末，现有成长的惯性推移也是有限的。科教兴国战略和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极富远见，但社会的全面发现不只是需要科学技术，还少不了广泛的人文文化。
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已经看到西方一流大学在整个国家的地位，着手以政府力量投入近10所名牌大学，这个投入的力度是空前的。国家对大学进行力度空前的大改组，旨在建设一批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攀登世界文化高峰。
但是，有的学校开始财大气粗起来，甚至都不知道如何花这个钱了，传闻里到处都是如何提高待遇，以及由此而来的各种令人激动的诱惑。可见在目前状态下，就已经轻易地达到高度饱和。如果没有正事可干，再多的投入只会酿成腐败。
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是极其惊人的。不过因为腐败与落后的症结，恰恰在体制里受过教育的所谓“高层次、高素质”人群里，那些高位而畸形的学者、官员、富人常常陷入一种愚昧与麻木里。而在荒郊野外，在与大学无缘的人群里，有大批远比职业知识分子高明的人。因此，真正的现代大学的建立，必须打破当下由自以为是的学阀、政客支配的大学体系。
总结新文化以后中国大学的成长，尤其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结论是十分乐观的。那可是在空白上建设现代大学，西南联大是在战争的空隙里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联合而艰难发展的。可是，人们今天肯定那已经是世界一流的大学了。
谁拥有大学文化中心，谁就拥有未来的社会精英，谁就能开拓未来。大学要像牛津大学、哈佛大学、柏林大学，以及当年北大、清华一样，首先不是从具体现实的需要出发，而是从民族振兴的百年大计出发，从学理出发，从人类文明的延承与发展出发，不只是培养工具型人才，而要培养具有文化创造能力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精英。大学还要成为领导社会潮流的文化中心。
●以大学塑造新的文化，中国将带来人类福音；以西方模式赶超西方，中国将成为世界乱源
人类及其生存环境，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动时代。工业与科技开拓的外部空间无限辽阔，生物工程技术直接改变着人类生命的基础，而人们的内在精神却日趋狭窄，种族与文化冲突日益尖锐，全球环境危机更是雪上加霜。
209 霍金——伟大的科学家一定是关注人类命运的。
美国国际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理论，受到广泛关注。但我们有理由对这一思维方式及其选择保持警觉。
209 B-2轰炸机——物质外壳越强大，内心越是脆弱。
——美国文化是欧洲文化演变的，美国人有后者对未来的开拓精神，但这种开拓把个人本位、肉欲放纵、自私自利、不负责任发挥到淋漓尽致，却缺乏它对文化的留连、忧患、反省、顾盼与终极关怀，缺乏它对于人类命运的整体关切。
209 紧张的以军士兵枪指巴勒斯坦男子——弱者一旦强大，可能更加暴力。
209 激进的印度教徒。
209 日本以科学研究的名义捕杀鲸鱼——一个自私的民族，无法赢得世界的尊敬。
——朝鲜与韩国：高丽民族经历过惨重的历史创伤，他们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愫也因此极为敏感。其实，他们在文化的本根上与中国殊为接近，在建立共同的人类文化上，他们与我们的一致性完全可能覆盖具体利益的矛盾。
几十年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就提出，西方文明的没落己成定局，21世纪人类需要从东方文明里寻找自救的智慧。尤其是曾经数千年历史的中国，可能给人类的生存和延续以新的启迪。中日韩将成为东亚的轴心，把全世界统一为一个地球村。
中国成为人类文化的一个中心，不能出于盲目的虚荣、权欲，建立狂妄自大、沙文主义的文化霸权，应让多元文化并存、对话、交流、综合、创新。我们需要有自己祖先雍容大度，宽厚自信，也需要深刻反省自己民族的腐朽、没落、丑陋，需要对欧美及其它文明的全面把握，需要对人类命运的深远关怀，才有可能发掘自己的深层文化资源，给人类带来希望与福音。
今日，主流学者、买办文人、技术官僚及市场暴发户，葡伏在西方现代潮流之下。人类普遍责任和共同理想，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对他们来说都是天方夜谭，痴人说梦，吃饱了撑的。他们的“现代化”只是在经济、技术、工具层面上模仿西方。他们要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也只是以西方一流大学的标准塑造中国大学，而实际选择，常常是折中主义、消极妥协。
所谓“中国特色”本是不错的，但在没有自信的弱势心态下，常常被人用滥（所以千万别把我的思路与它搅在一起）。
如果我们没有自身文化的全面自新，只是循着西方既定的轨迹亦步亦趋，那么我们即便强大了也只是亨廷顿预言的东方帝国（这是渴望自尊的中国狭隘民族主义者希望的），而且更有可能在某一天失衡之后全面崩溃，令西方人也恐惧。
两种可能都有，而历史和现实并没有太大的选择空间。以今日腐败之深，只在政治或经济上进行努力，不可能达到根除。社会危机可能再次令我们失去最起码的理智，再度陷入“救亡压倒启蒙”的困境里。
中国曾融合了人类最古老的文化资源，入世的儒、法价值与出世的道、佛境界总是相互融合的，这才维系了文明的生命。尽管现实的腐朽与历史的悠久相联系，但面对人类命运的转折，在多元文化的共存、对话与融合中，也能够激发新的活力。
我们应以五千年文明的自信和勇气，以自己民族经历数千年风雨所积淀的全部智慧和宽厚，以我们作为人口最多民族对于人类命运所负有的责任和使命感，以我们对现实腐败和精神堕落的深刻反省，来定位自己的现代使命。
中国的现代重建，以及作为其轴心的大学建设，必须把根本思路放在人类文明的全面对话、反思、综合、创生之上，以求在全球一体化、技术化、信息化、消费化、军事对峙及市场竞争之上赢得主动，形成新的价值和新的文明——不是弱势的跟随，而是强势的创造。任何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都是一个人类文化中心，因此它不是模仿别人而来的。
第二十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