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大学主导的文化特区
●以10倍的胆识建设大学特区：用经济特区1/10的钱，1/10的人，创造10倍的效益，10倍的后劲
对外开放的沿海经济特区是引进西方产品，照搬生产方式。近些年来兴起的科技创新基地旨在依靠自己的技术开发和创造，直接提升生产力，这已经比经济特区依靠外部成果前进了一步。但是，孤立的科学运用和技术创新也没有后劲。
集文化、教育（含科技）于一体的大学特区，才是民族内部的原创中心。它对社会持续发展的推动是静悄悄的。
人的成长是在自我追求中实现的，关键是要在开放的背景下形成自由思想、相互交流和独立创新的氛围。
210 斯坦福——科学技术推动新经济的发展。
前北大校长陈佳洱也说：大学被誉为高素质人才的摇篮和知识创新的发动机，两者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而大学将在新世纪社会中发挥空前重要的作用，成为人们瞩目的中心之一。
大学特区，是以大学为中心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综合发展体系，集教学、研究、创作、发明、运用、推广、市场、服务等功能为一体，带动全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建设大学文教科技特区需要具备的条件与经济特区相似，但不尽相同。
第一，需要资源的投入。文教的基础性投入虽然较小，但不像产业投资主要通过金融渠道，因此文化特区列入国家战略。
第二，需要政策的扶持。科技政策上的扶持，更重要的是宏观的战略发展计划，要由兼具远见和管理才能的人开拓局面。
第三，需要深远的眼光。大学文化的良性成长是社会发展的火车头，而不是稳定的威胁，确保学术思想自由是政府的职责。
第四，需要斩断世俗生活的支配。特别要割断宗法关系网、官僚主义、势利主义、急功近利、形式主义、论资排辈等旧文化观念及其价值标准。经济特区在市场原则的作用下，成功地克服了传统生活的许多消极面，但也放大了一些消极面。
大学文化特区需要健全的市场原则，如公平竞争、机会均等、讲究效率，但还要在此之上形成文化发展高于经济利益，创造性研究高于实用性开发，理想主义高于现实主义，远景战略高于眼前需要，以高品位的文化氛围构成社会生活的主旋律。
党校、行政学院、干部管理学院是根据一定的政治指导思想，达到特定的事业与职业要求的特殊大学。过去，党校的意识形态教育与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功利主义，教条主义、政治权力化相联系，造成它与深厚的大学文化的脱离。行政学院和干部管理学校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少一些，比较强调功利主义管理与专业性的操作，但缺乏广泛而深刻的文化氛围。
因此，应从国家的长远、全面、深刻的发展出发，在保持它们特色的同时向正规大学靠拢、整合。正规大学也可分化出一部分力量来办这些特殊教育。把一批重点大学建设成文化阵地和精英战略基地，以实现西方教会和大学的双重文化使命。
办教育虽不像其它建设工程那样，有可见的效益，却牵系着以后整个民族的兴衰。教育舍不得花钱，这与社会的基本良知背道而驰。不是行政策略、技术操作失误，从根本上是小农意识的惯性思维，是狭隘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作祟。
人们将现代文明庸俗地理解为物质、设施、形式、摆设、气派，而不是人本身的进步。一方面，许多钱花在铺摊子讲排场等低级目标上，盲目引进成套设备、生产线，搞重复建设，搞政绩工程，好像是冠冕堂皇的经济建设，其实都是浪费。另一方面，文教投入比例世界最低，教师工资被拖欠。这种现实与社会腐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国有资源断送于此。
中国高校经费不能与世界一流大学的绝对数比，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相对比例也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其实，建设一流大学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对于一个大国的财政来说，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十所大学所需总经费也只相当于一项大型工程投资。问题是人们能否看到事情的真正意义，把资金投入到大多数人既看不到面子上的好处，也收不到经济效益的象牙塔工程上。
有个实际困难，经济建设的项目可以通过市场方式的操作筹到钱，而大学教育除了国家有限的投资，很难另外搞到钱。这是应当引起我们反思的事实，提醒我们市场经济本身的逻辑并不具有绝对的合理性，经济就是经济，也只是经济，没有政府的宏观控制，没有税收和财政的有力把握，市场就会成为惯坏的孩子，而惯坏的孩子是不可能成大器的。千万不能犯与当年计划经济相反的错误，把市场看作至高无上的原则，政治、文化及整个社会生活都围绕着它转，两个极端的思维都是简单的。
大学是非功利的，但不是孤悬在社会之上的象牙塔，教授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大学需要超越社会一般层面的力量支撑。这种力量若不能来自市场，便只能来自国家。国家要从长期的考虑，给大学提供一个自由宽松、独立于流行时尚的环境。
文教特区－经济特区的区别
核心区域：中心城市－沿海地区
发展动力：精神冲动－利益驱动
发展契机：自我意志－外部机遇
基本原则：民族自主－国际接轨
基本方式：探索创造－模仿照搬
启动模式：自上而下－自下而上
发展焦点：文化建构－物质消费
北京电视台关于1999年中国科技系列大事的一则报道说，“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21世纪看中关村”。
中关村拥有北大、清华等高等院校近70所，以中科院为代表的各类科研机构200多家，两院院士占全国的36％。这里已经获得国家科教兴国战略上的政策支持，正在成为继深圳、浦东之后的第三个新经济成长区域，成为中国未来的淘金地。
有人把中关村科技园区视为中国科技产业的“黄埔军校”。这形式上与本书提出的文教特区很接近，但有本质区别：
其一，它依靠大学被动地提供的人才，然而中国大学教育根本不具备创新文化氛围，需要全面的自我改造。
其二，它只是以经济成长而不是社会全面发展为目的，依赖国家宏观政策，以利益杠杆诱人，缺乏文化动力。
其三，它的核心是高技术，尤其是当前炙手可热的信息技术，却缺乏包括基础科学，尤其是人文学科的文化战略。
人们总是天真地幻想有个金娃娃，只要抱住它就可以腾飞。以往的热点，都是一帮乌合之众捞一把后，作鸟兽散。
中国人缺乏现代理性精神，丧失远大胸怀，脱离创造力的文化背景。这一状况不根本改变，可以肯定，任何创业都只是在美国人占尽天时地利的技术潮流里，充当国际大公司的生产车间和销售市场，其命运牢牢拴在别人奠定的格局及其标准里。
这与中关村早在10年前就开始的创业没有实质区别，至多是在别人进步之后再步人后尘，在高一个层次上的国际技术市场为背景，鼓捣些粗劣的复制品，对着国内市场上更多的跟从者作点贸易而已。这与20多年前的深圳相比，也没有实质区别了。
对此，中关村雄心勃勃的精英们并不讳言：紧跟美国最新科技，不能世界第一，也能争取世界第二。
一位淘金者发感慨说，80年代日本以汽车和家用电器称雄世界，收购好莱坞，进军曼哈顿，好是财大气粗，当时我们真为日本人骄傲（什么出息！）。不料一场经济衰退，日本没脾气了，教训就是他们落后于新技术革命。现在看我们的吧！
中关村的兄弟们豪气可贵，可这样浅薄的思路，能树立中国的产业支柱吗？你凭什么能够超过欧洲人、以色列人、日本人、印度人、新加坡人，还有香港人、台湾人，你凭什么担保不会被美国人在下一个轮回里不费吹灰之力收拾掉呢？！
●科学院、社科院、文化艺术团体取消独立建制，核心部分大学化（并入大学），其他部分市场化
在中国人心目中，大学只是学校，是未成年的孩子接受训练的机构。成熟的文化与科学是大人的事，大学的文化科研活动只是附属的，业余的，非高水平的。专门的文化科研机构高于大学，中国科学院下设中国科技大学就是一流的大学。这种观念将研究等同于职业探索，学习等同于简单接受，并将两者分裂开来，违背文化、科学发展的进程，结果是两半都没有生命力。
为实现“教育学术化，学术研究化”的理想，蔡元培曾主张设立大学院以取代教育部，地方设立大学区取代各省教育厅，分别管理中央和地方学术与教育的行政及立法事务，以避免政府教育行政机构的官僚主义。大学院又设中央研究院，大学区也分设自己的研究院，分别作为全国及地方学术研究机构。教育经费独立于军政费用之外，以特定税种征收，通盘划入大学院，从而保障教育和学术独立于政治与经济。这一方案在1927年实行，但不久失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不到两年就完全夭折了。
宏观上看，庞大的文化、教育、科研专业机构是过去是由全能政府创办的，只是服务于政治路线和政治任务，这种依附性容易陷入官僚化的困境。随着社会生活多元化，市场竞争起主导作用，全能政府逐步淡化，不再可能主持和包办一切社会事业。
微观上看，传统的文化、教育、科研机构都是为了当时某一具体需要建立起来的，出发点就有明显的工具主义、功利主义倾向，表现在过分专业化、功能化、应用化、职业化。既缺乏基本的文化与科学氛围，难以深入展开高深的、创造性的工作，又与实际应用脱节，不能跟随时代的发展，适应变幻莫测的社会市场应用的需要。
211 苏州大学
其一，对绝大多数文化科技机构的生存与发展来说，要通过外科手术式的改革，将自己定位于层次较低、适应广泛的工具性、服务性层面上，或依托于特定的政府、企业部门，或干脆独立为市场成员，接受市场化生存的挑战，找回自己的职业位置。
其二，对少数高、精、尖的文化科学机构来说，要继续作为文化与科学的中心，承担起国家战略发展的支柱作用，就必须真正超越具体政治、经济的力量，以独立的文化姿态引导社会全面发展为使命，其根本出路就是实现大学化。
研究型大学不仅要有高精尖科技研究所、实验室和信息网络中心，更要有文化艺术力量，要有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队伍，要有丰富的文化典籍，最优秀的乐团、剧团、考古队、图书馆、博物馆、出版社，要成为国家文化中心。为什么？
第一，现代社会精英成长的关键时期，就在大学毕业前后。大学的环境必须具备一流的文化水平，全面的创造活力，而不是以教书匠和教科书灌输给人死知识、死框框；它要给人以人性的启迪，文化的熏陶，而不只是现成的知识和技能。
第二，从事专业文化创作、科学研究以及技术创新的人，不仅需要社会体制、市场利益及社会舆论等方面的承认，还需要精神创造力的激发，青年学生的倾听、评价、认同和协助，能够带来职业活动所缺乏的灵感与活力。
第三，大学与其他专业性文化科学机构相比，文化科学的学术氛围更加纯粹，对社会具体分析需要更有超越性，社会功能也更加稳定，而社会世俗习气和职业考虑相对少一些，因此其功底更扎实，后劲更足，成就更大。
第四，过于专门化的文化科学机构缺乏调整学科方向、适应社会发展的应变能力。综合性大学具有优越的学科交流和交叉条件，回旋余地就大多了。大学较少为具体的市场需要所支配而出现涨落，人力资源也不会循环于缺乏与过剩之间。
第五，大学在现代社会中拥有不可替代的、普遍认同的文化权威，公众形象甚至超过政府部门。它在社会利益上相对保持超越、中立的姿态，又是社会精英的摇篮，而且牵系着无数家长，因此其影响力可以辐射整个社会。
第六，教育与文化、科学的互补共生关系，可以节省资源的投入。把本来不多的资源散向各孤立的专业机构，利用率很低。如果集中到综合大学里，不仅可以形成各学科的学术互补，而且可以最大程度实现文化、教育、科研等领域的资源共享。
美国科学研究的中心都在研究型大学，而不在分立的专门机构。70年代末，华中工学院院长朱九思考察分析了欧美方式的合理性，向中央提出建议：改变苏联模式，在高校实行教学、科研并举。但旧体制积重难返，这个建议未得到充分重视。
大学要全面承担文化科学的使命，而不只是限于专业技术训练和职业人才培养；学生不能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要获得知识分子必备的文化教养。这样社会才能在开放的文化中获得自我引导，而不是依靠专断的个人意志和教条化的政治意识形态。
中国科学院某些研究所实施力度空前的改革，这样彻底的改革可能带来五年、十年的高效率运作。但如果没有内部新的科研氛围和合作机制的形成，特别是自我更新机制的建立，不久之后还会重新僵化、老化。一个完全由职业化人员构成的单位，再优厚的待遇，也会因为缺乏青年人的参与获得文化精神的不断更新，终会丧失思想文化创造活力。
因此，科研院所的出路在与大学建立更为密切的学术、人才、教学的交流与合作关系，最终转变为高层次的研究性大学。
●多数高校可以推向地方、民间及市场，实行产业办学；但文化教育不是产业，大学更不能产业化
中国缺乏基于普遍、系统、严谨的理论信仰和理性思维传统。所谓的学术争论往往是貌似高深的抽象概念，表达地地道道的功利主义意图。前者是教条主义，充当学术外表；后者是经验主义，才是实质倾向；前者为后者服务。
人们常常出于功利主义需要，提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伪问题，展开滑稽的“学术论证”，各方在各自立场争论不休，另有和事佬从中圆场。一方面造成许多专家、教授以及汗牛充栋的学术论文、专著，另一方面把原本简单的问题搞得一团雾水。
“教育的产业属性与教育产业化”的争论，就是这么一个伪问题。“教育是一种产业”，这几乎成了一种共识，因为有关政策条文里已经有了“教育产业”的概念。于是人们便在教育能否“产业化”上相持不下，主流的市场万能主义者坚定地说：“能”，大学教育是非义务教育，作为第三产业，应当进入市场，实行有偿教育服务。保守的市场怀疑论者则说：“不能”，大学教育是特殊产业，不能用一般产业模式来经营。自然，又会有人说，在某种意义上“能”而另一种意义上又“不能”。
有时候，“搞”学术的人脑子特别不灵光！大家就没想想，既然教育就是产业，“产业化”还是问题吗？还用得着“化”吗？
其实，问题的始作俑者是一帮用西方教材指点中国经济战略的经济学家，看着内需不足，于是黔驴技穷之中想出这么个馊主意来折腾教育——教育的使命不就是“为市场经济服务”么，你还要干什么呢！
可是，教育与政治、军事、外交、法律、文化及科学、艺术等等一样，不是也决不可能是产业！产业是投入、产出的经济学运作，目的在于经济收益。教育从根本上是人类文化的传递，首先是人自身的成长，然后才是一般知识与技能的培训。
在前一种意义上，既是社会进化的根本需要，又是人的天然权利，如何能够与人之外的物质传递和生产效益混为一谈？
政治产业化（权钱交易、行政收费，满清朝廷最为泛滥）、军事产业化（近年被明令禁止）、外交产业化（这种礼尚往来变成私人交易）、法律产业化（清水衙门成了肥缺）会导致整个社会的解体。同样，文教的产业化也会造成全民族的堕落。
经济、政治、文化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于一体的，每个维度都会交织着其它维度的内容。在政治决定论者看来，经济、文化都是由政治体制统率的，在经济决定论者看来，政治、文化都是以经济为基础的，而在文化决定论者看来，政治、经济都是由内在的文化灵魂支配的。同样，教育、科技、法制、军事等都是社会的特殊维度，各有自己的独立性。
教育、文化也有供给保障与营运收支问题，因此“教育产业”是可能存在的，它是以教育为内容的产业，但不是教育事业本身。“教育产业”是以产业方式达到教育目的的一种操作方式，它本质上是产业，而不是教育。正如政府有财政问题，军队有后勤问题，外交有利益往来问题，但你不能说财政问题就等于政治，后勤问题就是军事，利益回报就是外交一样。
由于教育既是全社会发展的需要，又是每个人成长的需要，因此教育既可以作为社会公共事业来运作，又可以作为个人权益来选择。通常，一个健全的社会要免费为每个成员提供最基本的、普遍的、平等的义务教育。
在更高程度上，其一，国家从长远发展战略出发以一定方式选拔一批精英分子，给予其旨在服务国家利益的高级教育；其二，企业和其他社会团体提供其成员一定的技能教育；其三，个人及其家庭根据自己的能力和需要，选择一定的教育项目。
每一种教育方式的资源供给不同，都有收支运作问题，但只有后两种教育可能进行产业化运作。
由于各级政府的教育投入严重不足，而且近期内很难有根本改善，社会其他途径投入教育也很少，因此基本的义务教育也很难保证，高层次的精英化教育更是捉襟见肘，这是人们讨论“教育产业化”的现实背景。有经济学家关注教育产业化，只是缓解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的窘况，甚至只是关注如何以此拉动内需，这对教育本身决不是什么好事。
在一个成熟的文明里，社会必须全力给每个公民提供基本的教育。国家还要保证其最高利益和长远战略得以实现，必须竭尽全力，优先于任何现实的需要，建立文化、教育、科技的战略中心，这也不能从当下经济效益考虑问题。
只有在一般大众化的需要层面，在一般的知识传授、技能培训方面，教育才可以诉诸于产业化途径来运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份文件中指出，教育不是纯经济领域，除了经济功能外，它还承载着社会、文化、道德等功能。
市场经济国家的教育也不一定完全面向市场，把高校当作经济产业来经营。美国是最彻底的市场经济，但义务教育却是由公共基金提供的。公共基金还为私立学校学生提供午餐、课本、交通、保健等许多服务（市场经济的信条可没有免费午餐啊！）。
大部分美国大学是公立的，私立大学生源只占大学生总数的20％左右。私立哈佛大学学生所交学费也只占教育成本的21％，其他私立大学通常也在30％以下。日本的非义务教育大部分是私立学校，但政府向私立学校提供的补贴通常占学校经费的1／3到1／2，它是私营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受政府调控。北欧许多高福利国家，学生上学根本不用花钱。
即便是西方国家私立学校，也不同于其它经济产业，它并非私人所有，而是由基金会之类的社会团体提供经费，其中也有一定比例的政府投入。学校通常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以教育为本位。基金会接受的捐赠用以维持学校运行，却不能撤回、转让、抵押办学资产，不能随意关闭学校。因此，西方产业化教育并不像我们理解的那样作为赚钱的营生。
一些发达国家虽然积极开拓国外教育市场，但对开放本国教育市场却很慎重。加拿大教育对本国国民是免费，但对国外留学生却实行高收费。一些美国大学打算去日本开办分校，争夺生源，但日本规定了很严格的准入条件，使其望而却步。教育除了传授知识，还有公民教育、意识形态等因素包含在内，即使美国大学的课程中也将美国政治、历史作为必修课，因此教育市场不可能像其他经济领域那样完全开放。【以上两段的部分资料摘自网上，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韩民、马陆亭】
目前中国高校令人失望，是行政化办学卡死了它们。许多人寄希望于刚刚起步的私立大学，那里有一片自由的天空。但问题是，中国人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思维，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都同样会作怪，只是各自的表现不同而已。
我们还没有看到真正有经济实力，又有办学远见的私立大学，能摆脱直接经济效益，以长远的文化战略展开建设。当年在特区办大学，大家也是寄予厚望，它也确是有其他大学所没有的选择空间，结果却比传统体制下的大学更令人失望。
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不能达成基本的理智呢？既然能给私立大学办学的自由，为什么不给国立大学办学的自主权呢？
●职业高等教育产业化，为具体的现实需要服务；研究型大学则以国家为后盾，成为文化战略中心
大学与学院本来有严格的区分：大学就是学科门类比较齐全的综合大学，其中最基本的是要有文、理两科。
学院是大学下属的一个部门，或者是特定学科专业构成独立的高等学校，或者是地方小型高等学校。
50年代院校调整后，中国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大学了，大学与学院主要只有规模和行政级别的区别。8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摊子铺大，外延的发展有目共睹，但内涵的建树却不多，有些方面甚至在倒退。众多专业学院升格为大学，系升格为学院，完全是官本位心理支配下的瞎起哄。电大、函大、职大、夜大、网大都叫大学，大学的真正意义越来越模糊了。
这种“中国特色”极大地损害了文化教育。近年来，有一些名牌大学试图建设或恢复成综合大学。但由于大学的工具性地位以及对文化事业的忽视，文科的发展无法真正克服僵化的意识形态和工具主义的双重夹击，难以真正上水平。
“211”工程是个有远见的计划，但它停留在“重点”、“非重点”这个模糊思路上，而且服从于行业和地方的需要。
不管重点还是非重点，大学都是按市场经济的逻辑在办。中国每所高校都有一个相当规模的成人教育学院（部），外人以为这是继续教育、终身教育。其实，和许多事物一样名不副实，只有少部分学生是工作以后回头接受教育的成人，大部分是高考落选的中学生。学校从中收取较高学费，名义上是利用剩余资源办学，实际上则是滥用高级资源，提供商品化的学历服务。
国家重点综合大学应朝研究型大学发展，数量不要多，有十来所足以代表中国文化、科学、教育的综合实力。但必须是名副其实的文化中心。再加一批地方大学，包括历史形成的重点专业性较强的学院（现在也叫大学）总共一百所就足够了。
这些大学主要走内涵发展的道路，当然需要扩大办学规模。欧美著名大学都在万人以上，十万人的巨型大学是常见的。
其它绝大多数高等学校都要以职业教育的标准来办。职业教育是直接为社会现实的需要服务，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都应当占绝大多数，它是为了在最大范围内提高国民的文化素养，其中最直接的是现代科技的运用能力。
研究型大学教育－职业高等教育的区别
人格养成：自我养成－道德训导
教育性质：人文教育－事理教育
教育重点：文理基础－知识技能
教学方式：对话交流－课堂灌输
教学内容：思维能力－课程体系
教学氛围：探索创新－程序操作
社会功能：文化向导－服务工具
运作原则：学术至上－产业经营
主要生源：各地招生－就地招生
服务目标：国家战略－地方利益
不同于高等教育高度普及的欧美，中国没有一批自主、自立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由国家重点扶持一批大学。国家应当无条件从全社会选拔素养最好且志愿接受高级文化教育的青年，实施全部或大部免费，对特困学生应多方给予生活资助，保障他们接受大学教育。这符合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比支持任何具体的、有直接效益的产业或工程项目都重要。
213 职业技术学校——它很重要，但它不是大学。
把目前80％以上的高校改造成高等职业学院都是可以的，但应当建设一批真正能够支撑整个民族科学文化大厦的大学。
高等教育需要进一步区分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学生选择自己的社会角色。许多低水平的高校，不论其办学出发点如何，培养目标是职业教育，教学方式上却是脱离实际的普通教育。应当作相应的调整，明确划到职业教育里去。
只有极少数有一定规模的重点高校才应当按照大学模式发展。这些大学的学生，应当有远大的理想与抱负，在文化素养、知识深度、广度以及思维水平、创造能力上有拓展潜力的学生，只有到了高年级才重点考虑自己职业技能。
科技高速发展，许多短、平、快的应用项目，需要灵活机动、适应性强的技术人才，这是大规模职业教育的使命，象牙塔里倒还培养不出这样的人才。产业化的高等教育有利于调动社会力量，多层次普及职业教育，培养大批技术人才，当然是合理的。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从国家的远程目标出发，国立重点大学是文化战略的轴心和最高手段，是全社会的高级文化、科技、教育的中心，它培养的不是普通工具型技术人才，而是未来社会全面发展的栋梁。
全国范围内办好100所完整意义的大学和专业学院，其中重点发展10多所代表国家水平，向世界一流水平看齐的大学。其他绝大多数高校向职业学院发展。这样分流既能保证一般实用人才的需要，同时又能保障高级科学文化人才的需要。
大学应当是终身教育的中心。应当实行文化假期制度，让知识分子回到大学学习、研究、交流，而不是去捞学位。直接来自社会的学生之间差别很大，多数固然不如正规学生，但其中的杰出者在体制外成长，可能更为优秀。
●高校招生制度的分化：重点大学精英化选拔，普通高校大众化普及，灵活多样与严格标准相统一
大学精英化和高等教育平民化是一个矛盾。矛盾只有在两极的差异、对立与冲突中存在，才能形成对社会发展的张力。
高等教育是对人的提升，只有具有相应愿望和能力的人才能接受。尤其作为文化中心的大学，旨在培养社会精英，维系较高的文化品位，提升社会的创造潜能。大学作为公共资源，要有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起点，它的资历必须通过公平竞争取得。对起点低的学生要以果断予以淘汰，以让出资源给其他更适应接受高层次教育，更能实现自己价值的优秀青年。
今天人们讨论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只是把教育当作一种消费，一种享受特殊服务的权利。人们关心的是如何通过“民营”、“民办”，让更多人获得市场机会，而不是更多数人获得大学教育的机会，实际上为高收入阶层的子女进大学开方便之门。
教育普及是给社会每个人的权利，真正的大众化意味着所有人都能获得的机会。有钱才能买到的服务是一种伪“大众化”。
这几年招生规模扩大，学生人数巨增，高等教育成为可购买的商品，高校的门坎越来越低，谁有钱就有资格在校园里逛荡。学生基本素养下降，其自我定位的水准降低，精英意识淡化，大学固有的文化品位被漠视，学风严重下滑。一些学生进大学像家常便饭一样容易，而且进来似乎就有了保障，起码的学习任务也不完成，沉迷于娱乐、游戏、消费里，考试以蒙哄过关。
我赞成大规模发展市场化、产业化的高等教育，尤其是技能化、市场化高等职业教育。产业化的高等教育面向所有人，只要全部交费，就可以获得受教育权利。至于毕业文凭，仍需要有严格而统一的考核标准。家庭有经济实力的独生子女成绩差些，要获得上大学的资格，可以根据自己家庭经济条件，选择产业化的高校，但不能挤占公共的教育资源。
但是，不能把作为国家文化中心的重点大学与一般高等教育混同起来。一般高等教育可以大众化，而大学教育必须精英化。真正的大学不是为任何社会的具体目标服务的，它可以考虑市场的需要，但不能从根本上为市场所支配。重点大学必须首先保证贫困而优秀的学生有上学资格。所有适龄青年通过考试，平等地获得升学的权利，进入重点大学。
当然，可以实行学费全免、半免和自费并举，各占一定比例的方式，考虑各不同收费级别学生的录取标准，但必须以保证基本的生源质量为前提。要造成自主的学习环境，让大批学生获得勤工俭学机会，形成自食其力、珍惜个人劳动成果的风尚。
大量珍贵的办学资源提供给了缺乏进取心、恒心及相当天资的富贵子弟，不会充分发挥效用，反而会助长学生养尊处优的傲慢，失去对自己的正确把握。这对整个国家就更不利，不仅造成社会的严重不公，而且造成国家精英质量的严重下滑。
中国大学要大量吸收海外留学生，包括华侨及港台学生，因为他们带来了新鲜的文化因素，这与吸引外来师资一样重要，要把他们引进大学，不要另置于专门学校。我们还没有足够实力吸引发达国家的优质生源，但不能放弃在这个方面的努力。
当下讨论高等教育最多的，一是招生考试，二是高校收费。对这两个具体而现实的问题，人们众说纷纭，大多就事论事，或者出于论者自身的利益立场，或者不着边际的泛泛而谈，或者杂揉些国外方式，很少有系统、全面、公正的分析。
214 家长们等在考场外。
西方国家大多没有全国统一的考试，可是并不因此就没有升学的硬性标准。在客观标准和公平原则高于人情关系的西方，中学本身就有一套衡量学生成绩的整套严格的程序，因此大学招生十分重视中学的成绩及推荐。
在美国，一般高中毕业生都可以上大学，但要进入著名大学，也要经过激烈的考试竞争。美国大学门槛低，但淘汰率高。
必须以国家权威主持统考，并通过全社会的统一监督，才能保证高校招生的相对公正，且使考试成本降到最低。以学校推荐取代统考，这在中国目前是完全不现实的，少数重点中学有限的免试保送名额里爆出越来越多的腐败。
问题的真正关键在于考试的内容和方式，应改变目前“3＋x”的模式，拟为“5＋2”方式，并保证每年有两次考试。
中学教育基础不能偏科，不应划分文理科。可减少专深、冷僻、刁钻的成分，只求掌握一般知识和原理。在原来的三门基础课之上，增加物理－化学－生物及历史－地理－社会两大门，共五门。一般考生通过这五门，就可以进入一般高校。
在此基础上，再设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社会、发明、艺术、体育等要求较高、分类较细，主要考察考生天资与个性特点的科目，考生自由选择任何两门，作为重点大学及特殊专业学校的招生根据。
目前的考试评价标准偏于客观化，这对一般的知识和原理的考核是必要的。但后一类较高水平的考试，评分方式则需要尊重个性发挥。为了保证公平，可以采取多人独立评分方式。当然，这就需要增加阅卷的时间、人力与经费。
评判标准表面上很严格，理科答案一步步是死的，文科答案一条条也是死的。判卷者评分是简单而机械的“踩点”，一两秒钟内一眼扫过几个关键词，形成印象，以此给分。这种判断有时比较准确，但只是看到考生死记硬背的能力。长时间重复这种单调的工作，还要赶进度，脑子渐渐趋于麻木、厌倦、疲劳、焦虑之中，只是在凭机械本能支撑，失去对考生全面素养的判断。
因此，作为正规的升学考试，一是加大灵活题的比例，以考察考生的内在素养和灵活把握知识的能力。二是要扩大对阅卷教师人力和物力资源的投入，保证阅卷者能够用心投入其中。三是由于这样阅卷主观性较大，因此要有几套独立的阅卷系统，多人独立阅卷，取平均分值，以保证相对的公正性。四是把知识性部分的阅卷交给智能化手段，以提高效率，并保证准确。
●提升师范院校的规格，依托或并入研究型综合大学，作为全国教育指导中心，形成教师文化网络
一个人最初的心灵启蒙至关重要。在家庭教育基础上，幼儿园、小学、中学教育奠定了全民族文化教育水平的基础。
中小学教师队伍是全社会最广泛的文化普及力量。但在中国的中小学，教师的职业任务只是简单的知识传授，即所谓应试教育。这不只是教育方式的扭曲，其根源在于从家长、学校到社会，上上下下的功利主义、工具主义教育观念。
当教育目的不是学生内在素养的全面成长，而是实用知识和技能的掌握运用，考试便成为教育效果的唯一衡量手段。
教育管理部门的精力也集中在知识普及，技能培训，以及各种项目的检查达标，这对提升教育品质大多是隔靴搔痒。
由于教师实际地位普遍较低，优秀学生很少愿意进师范学校，这个职业队伍的选择和建设根本说不上高要求，连基本素养也无法保障，更不用谈吸引社会精英从事教育。这是国家文化教育整体战略必须深刻检讨的，因为教育主宰着民族的未来。
关于优先发展大学教育还是优先发展中学教育，曾有过意见分歧。从中小学直接入手，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蔡元培先生无论出掌教育部，还是主持北大，或者筹划中央研究院，都偏重高等教育。他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他主张首先把大学整顿好。当大学教育形成全社会的文化共识，中小学教育的改革也就顺理成章了。
215 乡村学校——不只是文明的推广终端，更是文化的活水源头。
师范教育一方面要培养教师特殊的职业素养和能力，包括责任感、使命感、自信心；另一方面则要有更加深厚的人文文化背景的熏陶，要以文化内涵淡化教师职业属性。教师面对的对象是人，而且是正在成长，最需要文化资源的学生。
一些政策虽然旨在保护师范教育，但孤立的师范教育过分强调教师的知识传授能力，只是简单的培养职业教书先生、“教书匠”。仅仅是一些知识教育，而不顾及其理想、兴趣、性格、能力及道德品质，这无法扼止教育品质下滑的趋势。因此，师范教育体系不仅要在地位上得到有力的保证，而且要加强与整个社会的文化联系，要成为文化普及的核心。
1930年美国将师范并入文理学院或综合大学，法国、德国、日本的多数师范教育也在综合大学里。中国高校重组没有考虑师范院校，当然是出于保护的目的。其实，教师地位的稳定，使师范生有了更多的自信，不必担心师范教育的保证。
从强化与重点研究型综合大学的文化联系出发，高层次的大型师范大学要建在大学群中，甚至干脆并入综合大学。
其一，弱化未来的教师作为单纯“教书匠”的职业角色，强调他们是视野开阔、胸怀宽广、见识丰富、人格丰满的人。
其二，扩大综合性大学与师范教育的交流，有利于达成教师与学生两种角色的对话与理解。
其三，师范学校女生比例高，而一般大学男生多，两类学校融合，有利于校园生活的和谐。
大学教育像西方传统的教会、中国传统的科举体系那样，是高于现实、自上而下的文化权威，是全社会文明教化的导向。大学拥有教学改革和文化建设的主动权，学生自我意识受到启迪，树立信念与理想，全面斩断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
相当的教育规模才有效率和水平的提高，建设一批重点师范大学，作为全国教师文化的圣地，国家教育体系的核心，以及新的教育理念的创作、培养、推广、示范中心。地市县一级的高师、中师及教师进修学校，只能算职业培训，要建立和维持浓厚的文化氛围比较困难。因此，至多建设一所师范学校作为当地文化中心，重点加强大城市的大型师范学院或大学的建设。
所有这些，都以教师社会地位的提升为前提。教师本身在维持特殊素养的同时，拥有令人羡慕的职业保障和令人尊敬的社会形象，就会形成文化的良性发展。教育所需要的经费只相当于腐败造成的浪费之一角，何况劳动效率与教育品质相联系。
全国教师有一千多万，学校的社会辐射面和影响力与国家行政系统不相上下，而且直接深入到年轻一代身上，并通过他们直接影响到多数家庭。学校的文化影响，政府的政权建设，都是现代社会的基本需要。因此，应把教育系统作为与地方行政系统平行的部门来建设，一方面要加强党和政府对于教育的投入和管理，另一方面要使学校形成对行政权力的文化引导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