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强调，开放是现代文明的基本特征，却忽视与它相反的前提，即经济、政治、文化高度集中的核心城市的存在。
所谓“开放”，并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开朗、外向、明亮、互通有无，而是被核心城市的利益主导的单向依从关系。
216 全球化不是世界大同，它有中心，也有边缘。
各中心城市之间的分工合作与地位竞争，还可以说是相对平等的。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之间的交流却不是对等的，一方面是居高临下的照射，另一方面是居低就高的跟从。在周边地区又形成区域性第二级大都会（人们也称为国际大都会）如东京、新加坡、香港、曼谷、台北等等，第三级大都会则是正在“实现现代化”的城市，如中国的深圳、广州、北京、上海。
一个国家跻身世界强者之列，从根本上取决于自己内部的动力——不是简单的技能操作和低级体力劳动，而必须是独创性的高级智力劳动。因此，只有建立内部的一级大都会，作为文化辐射中心，才能高屋建瓴地提升民族整体的文化创造力，才能集中优势智力资源进行对外交流，才能把握世界潮流，真正步入有个性、有活力、有自主能力的现代社会。
非西方民族的现代进程没有文化的内在支撑，只是从看得见的经济建设开始，是被动、短视、消极、依赖的。直接引进别人现成的、有限的结果，单一的经济利益关系使社会生活畸形化，高品位的文化、科学、教育事业难以成长。
在旧中国，上海已经成为第二级国际大都会。一方面给中国带来了全新的现代文明，但另一方面也给中国人带来了屈辱，传统瓦解，而新生事物没有原创性，多数人在舶来品面前无所适从。“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记忆中国人至今耿耿于怀。
这时，一种与全球化潮流相向而行的力量出现了，这就是毛泽东建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这些来自中国社会最基层的农民，在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武装下，凝聚为一支革命队伍，承担着改天换地的历史使命。这里我们要再一次强调延安学习运动的关键性，正是这种准大学文化，实现了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相互改造与融合。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摆脱了依附性的国际接轨，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现代社会体系，北京、上海、武汉、沈阳、西安等成为内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北京甚至还想成为世界革命的首都。在大干快上的年代里，毛泽东树立了大庆、大寨两面中国特色的旗帜，文革前有刘少奇倡导的桃园经验，文革时期则有江青搞的小靳庄。其它各种示范典型还有很多。
沿袭苏联模式的中国大学，在一定程度上也很受重视。但是，在既定意识形态和政治本位的背景里，它只是一个纯粹的教育机构，只是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整个文化、教育、科学都是服务性的技术工具，服从于现实政治及社会生活的需要。
在国外，有人至今用赞许的目光看待“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特殊现代动力体系。但我们知道，意识形态文化本身的局限早已使这一体系陷入了死胡同。所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重新融入世界体系，今天更迫不急待地与国际接轨了。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发展，一方面，依靠毛泽东时代积累的工业化老底维持局面，这些公共资源在转为个人所有的过程中形成巨大的利益刺激，其推动者先是安徽和四川的农民，随后是受到政策优惠的个体户，乡镇企业，民营企业。
另一方面，主导方式则是依靠沿海经济特区作为桥头堡，利用政策上的优惠与放宽，集中全国的经济资源，形成内外交流的窗口，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境外先进物质设备、生产技术和市场体制，形成先进生产力，开发国内劳动力与自然资源。
经济特区高速发展的原动力，来自国内外经济水平落差与互补关系。它对经济发展有两方面的意义；
一是由东到西、由南到北向内地辐射，摆脱传统生产、管理、生活及人际关系的约束，缩小内外水平的落差；
二是集中内部优势力量，走向国际市场，向海外输出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在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
作为旗帜，经济特区发展的标志是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几天一层上升，几月一座树起，外资节节上升，股票天天膨胀，淘金与打工的人流浩浩荡荡。一派热火朝天、日新月异、灯红酒绿、如痴如狂、物欲横流的景象。
但是，经济特区的资金、技术、人才依赖内引外进，人是工具型的，创造能力有限，缺乏内在创新。由于法制和文化建设的落后，特别是腐败的滋长，它给全国辐射先进的市场经济的同时，给宏观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的消极作用也越来越大。
216 经济特区——由年轻创业者组成的城市，成为改革开放的旗帜。
与东南亚的发展一样，过多物质、技术和市场的泡沫，难以创造出新的生产力来，也不能成为真正的经济中心。
如不考虑70年代末的具体背景而作一个大胆假想：改革开放沿着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两个平行的轨道前进，特别是以办沿海经济特区的力度，办几个以大学为中心的文教科技特区，两者都背靠在强有力的政治后盾上。一方面建设经济特区，搞活基层，形成自下而上的物质建设力量；另一方面建设一批大学文化特区，激活上层，形成自上而下的文化建设力量。
大学文化特区作为窗口，引进的不是有形的物质文明，而是更全面、更广泛、更深刻、更长远、更先进、更具持久活力的文化与科学；这种无形的外来文化与民族传统及现实需要进行综合，形成自由、奋进的文化教育氛围，培养素养高的现代精英；再由他们推动全社会，进行由上而下的变革；这种变革不是照搬别人现成的模式，更具有战略主动性、全面性和创造性。
不难想象，文化建设的代价比经济建设小，对社会稳定的威胁也比经济体制的转换小得多；社会精英会有更高的思想境界，公民会有更普及的现代意识；政治运作、文化建设、科技发展、法制与道德建设，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会有更良性的状态。在沿海地区兴建经济特区主要是利用外部交通的优势，而对于文化特区来说，就不受沿海的局限，有利于国家的平衡发展。
●大学文化与校园民主是社会变革的实验场，总不能叫大学生将来到田间地头向村民学习现代民主
正在铺开的基层民主选举一直是国内外舆论关注的焦点，人们把它视为中国民主进程的试验步骤。
但是，民主制度虽然表现为选举等操作程序，实质上却需要人们认同现代理性文化。基层民主选举是一种试验，有利于缓解农村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抑制腐败现象。然而，彻底的、深层的民主与法治建设，还要从民主文化的普及做起。
作为国家文化中心，大学有大批较高理性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有正在接受训练，准备走向社会的青年学生，他们更熟悉西方民主程序的运作，更具备与西方民主制度接轨的知识，同时有更高的文化觉悟来处理中国特殊的问题。
大学是现代文明的桥头堡、火车头，民主化进程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必须首先在以大学为中心的文化领域里逐步建设现代理性文化，并向全社会辐射，为社会提供普遍的示范。必须把对大学的重点扶持与大学本身的民主化提到日程上来。
217 村民选举。
大学民主还有历史性的障碍。党与知识分子之间在50年代反右以来的政治运动中形成了隔阂、怀疑，缺乏相互理解、信任、配合，党组织及其舆论部门，成为独立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墙与幕。另一方面，文革中的大学生和红卫兵运动给老干部们痛苦的记忆，使他们本能地拒斥年轻人的冲动情绪以至任何诉求。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体成为最敏感的防范对象。
在80年代特定的意识形态背景下，高校反而被排斥在改革先锋之外。大学每一次对于社会的冲击都以更重的打压告终。人们宁可依靠功利主义的经济特区，而不愿相信理性主义的大学。这就造成了经济－政治二维平面上的畸形现实——低生产力水平的经济增长，难以扼制的体制腐败，失去普遍的信任，造成不稳定的内在隐患。
而今，大学民主化进程竟然落后于农村。学校运转完全是行政化管理，学术机构也是官本位，学术带头人也是准权力部门审批的。学术腐败已经到了全面崩溃地步，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现代文化、科学没有它所必须的学术民主。
学生生活、学习和交往更是完全置于管理者支配之下，学生骨干大多是指定的，或者主动向管理者靠拢的积极分子。一批处于有利可图位置的学生构成特殊阶层，他们公开或暗地里争权夺利，全面演绎着传统官本位的模式。
在隔阂与不信任的关系中，压制、打击只能维持表面上的一时稳定，却隐藏着无穷的后患，可能爆发出非理性的破坏力。大学生不是在与世界潮流一致的理性与民主的氛围中健康成长，而是在权力与管教的阴影下畸形发展，社会将彻底断送这一代人的理性建设和创造能力。有人还寄希望于封闭条件下的政治教育，其实它早就失效了，一旦走出封闭，便会土崩瓦解。
未来的社会精英们，需要到田间地头请他们的父兄们来补现代民主的一课。这种本末倒置的“民主”岂不成为天大的笑话！
217 大学瓦解之后，只有请农民大伯来教导青年。
利益和权威是现实的、可见的，而文化与精神却是未来的、无形的。这个简单的道理，常为功利主义思维所忽视，人们往往为一些不利于自己的声音所激怒，甚至失去理智，以权威抑制正常的思想与学术，造成紧张关系，结果是双双走进死胡同。
解铃还须系铃人，政党处于主动地位。人们不会忘记，建国前后党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和尊重，赢得了自己几近完美的形象；邓小平复出时主动要求主管文化教育工作，他对知识分子的诚恳和信任态度，赢得了他崇高的地位。党要恢复过去的权威是不现实的，但建立良性的信任关系并不难。关键是要有远见、自信、坦荡的胸怀，不回避矛盾，解开历史形成的死扣。
民主并不是放任自由，大学民主与国家对大学的行政管理并不是对立的。以国家委任的校长为中心的行政领导，以教授为主体的学术委员会，以学生为主体的学生会，应当形成相互配合与制约的三角关系，在法律的约束下共同推进大学的进步。
●重塑中国现代政党的“准大学”性质，以文化理想为政治目标，实现民主化、精英化的自我改造
现代中国依托的社会精英来自新兴的准大学式的政党。中国大学－准大学政党，是西方教会－大学－政党的对应物。
大学给中国现代政党奠定了文化基础，国共两党早期的成功，都基于准大学文化运动。作为具有现代文化信仰和理性精神的精英组织，而不是利益集团，它们曾积极地支配着大学文化资源，其权威和战斗力也在于自身内在的文化信仰和理论素养。
建国后，刘伯承元帅辞去一切职务去办军事学院，陈赓将军也去主持军事工程学院，体现了两位军事家的远见卓识。
218 毛泽东在抗大作报告。
党以意识形态为指导，对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实行以一元化行政领导与管理。这种体制与干部文化素养普遍较低，没有自己独立思维的现实相适应。大家按延安时期奠定的政治信仰、理论、方法思考问题，照苏联模式建设，并随时听从上级指示。这种工作方式按照统一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把一件事做好，做得轰轰烈烈，无需太多个性和创造性。
由于普通群众热情高，尽职尽责，步调一致，在较低的层面上，在工具性的专业领域，造成了外延式的高速发展效应，并且有少数人脱颖而出。教育就是如此，除去文革十年，外延的发展速度还是蛮快的，专业教育成就也相当可观。
但是，也正由于这“准大学运动”囿于政治目标里，文化层次太低，内涵肤浅，思维简单，虽然能够动员和激发群众一时的热情，却难于持久维系。尤其是缺乏深刻的创造性，因而不可能创造真正的现代新文化。谁要有点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改革精神，稍有点棱角，想标新立异，甚至鹤立鸡群，不仅不被认同，即便上了台面也多没有好下场。
随着和平时期外部挑战的缓解，经济建设的深入，现实政治或经济利益突现出来，意识形态至高无上的权威成为一种凝固的权力，文化学术更是日益功利化、工具化，文化资源逐步僵化、枯竭。这样党作为一个高于大学而居绝对支配地位的政治集团，也就渐渐转化为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很难在活的文化中健康成长了。它最后陷入歇斯底里的狂热中，其背后则隐藏着世俗功利主义和权力斗争的暗流。这种情况下，大学更是彻底工具化，其现代文化使命完全被取消了。
改革开放以来，基层自主权扩大，国家意志和统一行动相对削弱，意识形态日益淡化，主持社会生活的体制日趋官僚化，腐败不可避免。20年来，官僚体制掌握的国有企业普遍凋敝，行政体系腐败丛生，连法律系统也不例外。
人们发展经济的要求过于急迫，只在旧的思维框架里突出物质利益原则，并作为主导方向，而现代理性文化的建设被挤出视界。大学固有的文化使命与看得见的国计民生问题看似无关，也就不大为社会关注，因此它仍只是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工具。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百分之百是一场浩劫，再搞不得了；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也是天错地错！但是，他提出的问题，却给人们永恒的警钟：执政党的官僚从自己的地位出发，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构成社会腐败之源。按他的思路，文化大革命不仅必要，而且每隔七八年要来一次！今天，我们又如何解决这个千年遗留下来的问题呢？
出路只能是以现代文化建设作为社会全面变革的先导。现代大学文化代表了超越世俗利益的最高视野和胸怀，是社会腐败的抑制力量，又是文化创造力的源泉。大学不能带动社会文化的优先发展，社会发展就会失去灵魂而呈无序化趋势。
毛泽东也看到了政治腐败必须由彻底的文化革命来根除，这是他的深远见识，但他单从底层落后的民众中寻找文化革命的力量，而且封闭于世界文化潮流，显然是错了。尽管他发动文革也是从大学开始的，但那时的大学及其文化本身是畸形的。
政党大学化，旨在从历史、现实、国际三维背景里，充实自己理想的文化内涵，提升实践的文化高度；保持文化的先进性和生命力，超越狭隘的政治、经济利益，从根本上扼制腐败，扼止滑向利益集团；恢复早期准大学形式，升华、激活、超越过去教条化的意识形态，要与现代大学建立直接、稳定的联系，形成民主活泼的文化生活。准大学的形成是多样的：
其一，传统党校体系仍然存在，培养党员干部，有中央和各地方党校；培养民主党派和无党派干部，则有社会主义学院。尽管这些学校本身是意识形态的产物，需要积极面对新的时代需要，研究和探索新的问题。
问题是，要根本突破旧的局限，克服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就必须使整个组织向学术化、思想化的大学文化靠拢。大学没有禁区，是各种思想交融的学术机构，与大学文化的全面沟通，能全面提升党校教育，使之成为政党的文化中心。
其二，现代公务员教育与培训的终身化，是一种现代趋势。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技术手段的更新，各国政治体系都需要这种教育不断注入活力。中国也有行政学院，有各种类型的干部管理学院，偏向于新知识与技能的专门培训。
问题是，这种教育缺乏新理念与思维的成长氛围，视野过于专业化、功利化，因此需要大学里更多的学术性、超越性。在国际上，虽然历来有专业行政学院和综合大学两种公务员教育方式，但后者越来越显示出优势，因而成为主流。
其三，机关单位内人们交往的语言、思维、活动方式，本身是由人们意识里的一种文化倾向所支配的，也就是一种风气、风尚、舆论、思潮。由于现实主义背景的影响，人的思维趋于单一古板，平庸陈旧，缺乏活力，一潭死水。
这不是经常把人组织起来开会、听报告、上课，了解一些领域的新动向、新知识就能够改变的。重要的是经常与知识分子对话，全面引入大学的非功利的文化氛围，从自己职业技能的狭小空间里走出来，形成广阔的视野，远大的境界。
其四，政党和政府部门的人们，观念由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支配，但内心的理解却不同程度地掺杂着私心杂念。今天，后者越来越公开，只是正式文件除外。腐败是一种文化瘟疫，患者需要走出困境，关键是要摆脱腐败的精神陷阱。
常常走进大学里，能够从古今中外的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宗教、科学的深厚文化土壤里，感受到灵魂的洗礼和熏陶，形成新的人际交往方式，特别是对地位、权力的超越性认识。少些官气，多些儒雅；少些恶俗，多些内涵。
其五，政党准大学化并不是单向的。越是超越的东西，越需要“形而下”的丰富；越是现实的东西，越需要“形而上”的超越。大学需要来自社会各个领域，自然包括作为社会控制枢纽的政府部门的经验，以增长其现实主义的含量。
如果政府官员、职员和大学教授、大学生能够平等地到一起来（我突然想起毛泽东晚年那种无奈的理想：“老中青济济一堂”），既有谈笑风生，又有尖锐辩论，既有相互的协作配合，又有平等的监督，那一定是一个良性的，充满希望的社会。
●恢复、充实、再现人民解放军的“准大学”功能，以现代理性文化为参照，培养贮备组织化力量
军队是国家意志的工具，是国家安全和秩序的保障。在现代进程中，军队是现代理性文化及法律制度的组织力量。
然而，军队作为工具本身是一柄双刃剑，既可能为豪族、军阀、冒险家等特殊利益集团所控制，也可能为革命者、民主力量和法治国家所掌握。一支理性的军队区别于匪帮，在于认同现代文化；一支由革命理想武装的军队，是社会革命的保障。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把国家重建的第一阶段称作“军政时期”。他大半生从事革命起义，总是失败，最后在黄埔军校基础上形成国民革命军，才打败各路军阀，基本统一全国。黄埔军校不是简单的军事学校，更是政治与文化学校。
抗战八年，中国军队发挥了现代军队应有的作用。国民党的失败，正是民族精神在胜利后失落，堕落为利益集团。
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本是以共产主义为信仰、以民族独立和劳动者解放为理想的“准大学”。
早在北伐时期，共产党就是最有战斗力的一支力量。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以“党指挥枪”的原则，克服农村武装斗争中的流寇、土匪、军阀作风。延安时期，他更把以农民子弟为主的军人与现代知识分子两支力量成功地融合起来，将党和军队建设成为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大学校。正是其充实、饱满的革命精神，使它在解放战争中迅速取代腐败的国民党集团。
人民解放军进军所至，所向披靡，摧枯拉朽，这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而且是新文化、新观念、新理想、新生活的胜利。
这支军队是党组织最发达的载体，是由执著的意识形态信念，朴素的革命豪情凝聚起来的高度组织化、纪律化的队伍，是各级组织机构的主要干部来源，成为民族统一和社会重构的基本力量。它扫除了困扰旧中国的黑社会、土匪、宗族、会道门势力及毒品、娼妓。在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上的效率，不仅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219 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改革开放之前，军人是人们的偶像，军服是青年的时装。军队一直是全社会最积极主动的力量，仅次于党的地位。
80年代以来，经济建设成为社会的主导，机遇、刺激、诱惑纷呈。军队作为国家的常备力量，处在消极的待命状态，不再是社会发展的先行者，随着意识形态的淡化和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军队的社会定位也面临巨大的挑战。以青年为主体的军人封闭在平静、单调的军营里，文化生活匮乏，压抑的精力缺乏积极释放和发挥的途径，躁动的心灵很难得到理性的升华。
在和平时代，一个群体的信仰与豪情不复存在，人们失去精神力量的支撑，价值观念就会产生嬗变，难以保持高昂的精神状态和理性的生活方式，其社会组织化的功能不能正常发挥，而且可能走向它本来的反面，构成社会动乱的极大隐患。
军官职业化、世俗化、生活化容易滋生腐败，以国家安全资源谋私利；基层人际关系毒化，容易出现兵痞、黑势力。90年代初，我曾工作的一所高校里发生一起由老乡关系纠集的一群兵痞，开着军车，报复大学生的案件，造成恶劣影响。
受过武装训练的人，既可能成为国家的理性工具，也可能成为个人及黑势力的非法资本。西方现代军队处在文官政府的绝对的、合法的控制之下，其背后以深刻而不可动摇的现代法理文化作为根据，人们在现代法律之外是没有自由的。
在非西方国家，没有现代法理文化约束的武装分子，在利益驱使和纪律约束下可以成为有效的工具，但这个工具一旦失去固定归属，落入某个利益集团之手，或自立为王，就会无法无天，贻祸无穷。俄罗斯车臣叛乱的主要头目，就是退伍军官。
现代文化建设是国家掌握军队的关键，但不可能回到过去简单的政治思想教育中去，采取封闭的教化手段，灌输浓烈的政治信仰和雄心，而应当加强现代文化教育。封闭式的灌输能够形成特殊的文化，但在当代条件下，一接触外界很快就会变得空洞、虚伪、堕落、腐朽，不仅没有建设性，而且在遭遇突发事件时更具破坏性，给社会造成无穷的后患。
军队由高度纪律化的青年人组成，它所抑制、积蓄的心理能量，是国家建设的巨大动力。但它需要通过积极的文化的建构有序地发挥，这就需要军队“准大学化”。大学化旨在营造部队文化氛围，全面提高军人的文化素养。
这样，军队既是社会稳定的常备力量，也是社会发展的积极建设者。这也能提升军队社会地位，吸引更多优秀青年加入。
退伍军人原来是向地方输出的组织力量，后来却成了职业安置的包袱。中国在大幅裁军的基础上，普遍以“军地两用人材”标准，强化军人技术能力的培养，这有利于以后的社会就业。但仅有技术训练是不够的，更要有综合文化素养的培养。
军队人数与大学生人数大体相当，大多是初高中毕业。许多来自农村的士兵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失去升学的机会，对文化学习的渴望相当强烈。军营环境相对封闭，人与人关系本来相对单纯，精神较集中，教育与学习的效率相当高。
解放军的传统建制本来就存在军事和政治两套体系，因此只需要充实和建设文化教育内容，配备相应的文化教官及图书、教学设施，建立客观公正的考试体系，根据士兵的学习业绩，授予专业学位或者专业技工凭证。优异者升入正规大学或军校。
军队服务于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大学则为未来社会准备高素养的人才。两者某种形式的结合，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人力物力资源，提高国家军事与教育的规模、质量和效率。一方面，部队大学化有利于兵源的开拓和部队社会声望的加强。
另一方面，大学既要有自由的学风，但大学生自我纪律约束也必须相应提高。部队对独生子女是很好的锻炼机会，坚持一个月军训，并在低年级实行准军事化管理，有利于养成自律自理的良好习性和能力，培养人际协作精神和集体荣誉意识。
现代军队的标准固然表现在一定的装备和技术上，但首先取决于全面的文化、科技素养。军队准大学化并不是把军队等同于一般大学，军人服从命令的天职，武装力量的控制，军事纪律的维系，军事训练的展开，这一切都照常运作。
所以，给军队赋予某种大学性质和功能，不仅不会削弱其常备武装力量的社会功能，恰恰可以提高其综合实力。
如果这样，现代中国将重新获得一支更加组织化的、更加文明化、更加专业化的力量，它像当年解放大军那样从高位降临于现实，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形成更加深刻、更加广泛、更加彻底，也更加有序的社会建设与改造力量。
第二十一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