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精神空间及内涵的核心意义
●人们总以为：有了高楼、机场、商务中心、GTP水平，及歌厅、剧院、信息网，便可“率先现代化”
一些城市（深圳、广州、上海、北京）在喊“率先实现现代化”。为此，人们曾经总结出“现代化”的种种标准：
先是有人均年收入800美元，住房8平方米等小康标准线；然后有恩格尔系数这一国际接轨的衡量指标：食品支出占总支出比例60％以上的为贫困，50％为温饱线，40％为小康线，以下为发达，20％以下为最发达。尽管后来又有法律、制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生活、娱乐、环境等方面软性指标。但仅仅是形式上的补充，通常还是以硬指标、硬道理为主导。
经济特区兴起时，特区大学趁势兴起，并且一度为全国瞩目。但多年后人们发现，特区的大学根本不像大学，整个南方开放地区的大学水平也与经济发展的水平脱节。据说又有人想从“率先现代化”的需要出发，以其雄厚经济实力，从内地搬迁几所高水平大学去养起来，如同广场、喷泉、雕塑那样，提升他们的城市形象。他们根本不反省，这种思路的根本错位在哪！
人类放纵自己的欲望，无法克制对自己的外部创造物的新奇和诱惑，反而会失去对生命本身的认识和把握。
一棵大树，对外在于它的人来说，重要的是树干。人们将它离根砍下，剁去枝叶，剥去皮质，留下木质，做成有用的工具。
但是，大树的真正生命在根系——吸取养料，皮质——生长点，叶片——光合作用，种子——繁殖。在生物学家看来，树的木质部已经停止生长，甚至处于死亡状态，只有力学支撑和水分传输作用，至多还标示生命的老化程度（年轮）。
中国搞“现代化”，只是以西方文明的有形成果为榜样，只是把它的知识结论，尤其是技术工具，物质体系拿过来，却对西方文明的内在文化生态，即对其生命的内在灵魂，生存的文化内涵，创造的动力机制，视而不见。或者说，我们只是把西方文明的大树搬过来，并不关心它如何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成长、结果，只是要它的木头当工具。
中国人文精神的失落，主流的解释说，因为受西方腐朽思想的影响。这话对了一小半，错了一大半。事情的确与西方挑战有关，但在西方原本是好的东西一旦被粗劣模仿也会变味。而且人们往往接受西方末流的消费品，而不是高品位的文化。
庸俗的唯物主义者只看到文明的物质结果，却忽视其内在的生命动力和目的性，藐视意志与尊严的力量。强势力量仰仗工具理性，滥用技术手段，炫耀物质实力，崇尚单一秩序，强化权力结构，其实都是生命萎缩和钝化的征兆。
尽管网上的邮件获得的理解并不比电报、书信要多些，电视给人的快乐并不比电影院多些，飞机给人的浪漫并不比马车更多些，拥有一辆汽车的幸福感并不比拥有一辆自行车多些，但作为一个现代人，是无法拒绝大多数现代技术。
大型工程总是令人激动；新发明总是激起人对自己智力的虚荣、骄傲；新技术总是给人形成对新生活的好奇、憧憬。人们不愿扫兴地反问它们可能带来复杂问题。中国人丧失宗教、道德、哲学、历史等内在的文化素养，因此，抵制外部技术诱惑的力量比西方人要弱得多，所有新的技术、大工程都很容易获得众人接纳——尽管新技术几乎都来自西方。
但现代技术灾难，常常发生在绝对不会出问题的环节。最典型的莫过于泰坦尼克号沉没，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还有世界贸易中心毁灭。如果是个人的探险，冒险，尤可赞誉，要是全人类普遍的历险行为，那无异于整个文明的集体自杀。
与争取排最前的名次一样的心态，在消费领域里，暴发户们建最高的大楼，买最名贵的衣服，泡最靓的女人，坐最豪华的汽车，吃最难得的山珍海味……，这一切完全违背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生产与消费行为，是由特殊文化心态支配着的——其实人们并不是在追求物质欲望本身的满足，而是要得到物质外壳上、数字上、抽象概念上的优越，以支撑内心塌陷的自信。
5月12日中央电视台报道，世界第一高楼将建在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高520米，120层，成为首都的标志性建筑。该楼几乎与海拔557米的北京香山等高。这使得另外几栋试图成为“北京标志性建筑”的摩天楼黯然失色。比如：规划于北京卫星城望京新城的望京大厦300多米；规划于奥运村的世贸中心510米。
但在“世界第一高楼”真正出现之前，北京还要眼看着上海再辉煌一次。与“中华第一高楼”金茂大厦毗邻之处，环球金融中心已经在开挖地基。最初的方案中，它的高度是466米。这已经超出了今天的世界第一高楼，450米的吉隆坡石油大厦。
从中国的摩天楼出现之日起，就接力般向世界最高挺进。1985年，150多米高的深圳国贸大厦以“三天一层”的深圳速度首开大陆超高层建筑先河。1990年，北京京广中心突破200米。1996年，深圳地王大厦以“九天四层楼”的新深圳速度将记录拔高到383.95米。仅过了两年，上海金茂大厦就以420.5米的高度排名世界第三。当时人们犹豫：是不是再花100万，在顶上加个塔，夺个世界第一？决策者最终放弃了这一想法，理由是：第一永远是相对的。但是，中国建筑还是没能忍住向“世界第一高”冲刺。
中国建筑战绩辉煌。在世界最高的一打摩天大楼中，中国（包括香港、台湾，但不包括尚未建成的）占一半。
建设部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专家林贤光表示无奈，即将出现于亦庄的“世界第一高楼”有些匪夷所思，那里分布着30米以下的厂房以及建设之中的居住区。摩天楼往往出现在高密度的商业区，寸土寸金，往上拔是为了更经济地利用土地。但高度超过300米，在庞大的维护管理费用面前，摩天大楼已经失去了节约用地的经济意义。
并不是在同样占地的基础上就能多盖房子多装人。500米，相当于把一条大街竖起来，会带来多少很难解决的问题？1993年，在纽约世贸中心爆炸事件中，近1万人花了9小时才将楼内办公的10万人营救出来。几乎与“世界第一高”的消息同时，5月12日，台湾汐止科技园一栋26层写字楼发生火灾，狂烧43小时，损失6.7亿新台币。
030 摩天大楼迎接新世纪曙光——中国人理解的现代化，归根结底，只是看得见的物质文明！
摩天楼在中国城市的蔓延似乎无法阻止，专业的意见显得软弱无力。上海金茂尚未落成时，《建筑师》杂志主编王明贤就曾撰文《疯狂的摩天楼》希望引起注意。“没用。我想摩天大楼还是会在北京上海深圳大发展一通，接下来就是在一些第二类的城市发展。20年后，大家都发现问题非常多的时候才能停下来。”中国的城市建设的一般模式是：领导出国考察，接受巴黎景观大道和曼哈顿高楼林立带来的强烈的视觉冲击，回家说：咱们也来一个吧。
中国摩天大楼的建造者希望借此显示自己的现代意识与经济实力，但显然跟错了潮流。对21世纪的建筑发展缺乏了解。“像这种耗费能源的摩天大楼是工业社会的产物，代表20世纪建筑成就。后工业社会的建筑强调绿色节能环保可持续发展，而且网络的出现已经完全改变了世界。没有必要聚集人群，大公司完全可能在郊区低矮的建筑里办公指挥全球。”
以菲力普·约翰逊为首的一大批建筑师拒绝在美国建造摩天大楼，摩天大楼的阵地转移到了环太平洋西岸的发展中国家，世界著名的建筑商已经一个不剩地进入了中国市场。金茂大厦的设计者，美国SOM事务所结构工程师法兹勒－康说：今天造190层的建筑已经没有任何实际困难。要不要盖摩天楼或在城市里如何处理摩天楼，那并不是工程问题，而只是个社会问题。
清华大学建筑评论家陈志华教授认为，城市建设总能看出小农心态的影子。从浙江一直蔓延到福建沿海的农民豪宅，规模惊人，装修也都是歌舞厅式，一层一层的吊顶挂着五颜六色的串珠灯，还有的缓缓旋转如同夜总会。那种贴了瓷砖的四五层楼的房子成灾。仔细一看，空的。一家四口住五层楼，楼上一有风吹草动就紧张得要命。一家人两栋的都有了。广东梅县一位儿子在村里造了一栋三层楼房给母亲养老。每层六室一大厅。她老人家孤零零地住着，活像广寒宫里的老嫦娥。
【摘录马哲非《专家质疑“世界第一高楼”落户北京》，2001年5月24日南方周末】
●革命者和改革者有一个共同错误：总在寻找一个敌对者并努力消灭它，其实真正的敌人就在自己心里
031 韩少功
我们先是把满清政府当作十恶不赦的敌人，尤其坏就坏在慈禧太后身上，于是记起两百多年前被异族征服的历史耻辱，要反清复明。辛亥革命迎来了“共和”时代，还祭奠了一番明朝皇帝的亡灵，可没想到立即陷入更大的内忧外患里。军阀没有打倒，列强又步步紧逼。志士仁人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终于赶走了日本，国民党又腐败得一塌糊涂，又需要革命。
终于建立了新中国，从此就该是新时代了。胡风写诗说，时间开始了！可是不久，本来都是同志的革命队伍内部斗争又起，一个又一个反党集团被打倒，一个又一个小宗派被击破，个人之间的意气之争、权力之争仍是层出不穷。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铺天盖地而来，揪出睡在身边的“走资派”、“修正主义者”、“叛徒”、“牛鬼蛇神”一茬接一茬。
最后，兴风作浪、祸国泱民的“四人帮”及其极左路线总算粉碎了，终于又找出过去的一切问题的敌人——计划经济体制。于是革命的声音渐渐隐退，取而代之的是“改革”，针对旧体制及其运作方式进行变革。以过去作靶子，朝反方向走就是改革。有过去的计划经济和极左路线负责任，有“林、四”集团当靶子，过去的是非似乎就清了，反正火烧不到自己身上。
又20年过去，人们怨声载道的却是整个体制的腐败。问题越来越突出：旧体系已经败落，新体系却立不起来。“改革”一词成了文件里反反复复的形式主义口号，习惯性的、不由自主的甚至带有强迫症的口头禅，类似过去“革命”的幌子。
改革永远是必要的，可是一项具体的改革本身并没有先天的合理性。简单否定过去而展开的建设，恰恰会形成对过去、对外部力量的依赖，并没有超越过去而创造真正的未来，因而缺乏真正的建设性，只是一种“恶”的否定。
我小时念了书后，心中想象的解放前，天空总是灰蒙蒙的，从来见不到太阳，到处都是当牛作马的穷人，和青面獠牙的地主恶霸。幸亏还有大人讲述的故事，才慢慢恢复正常想象。今天的学生们，不是仍然受着这类荒诞概念的蒙蔽吗？
不难发现，这里有一个没有尽头的恶性循环。人们心中没有一个普遍认同的原则，没有共同遵守的契约理性，于是每个人、每个集团、每个时代都从自己出发，把过失、罪恶、失败、耻辱的责任归于自己之外或在此以前的一个客观对象，并且以心理的或现实的方式指责、否定、消灭对方，突出自己的功劳、成就、智慧以及无辜，以此求得心理平衡或现实稳定。
敌人分内部敌人和外部敌人。一些人很坏，这是真的，真正的坏人要打倒，要消灭。可是，地域辽阔、人多势众的中国为什么会被“小日本”侵略、欺侮，被几个像林彪、“四人帮”的坏人左右？看来，原因是不能仅从敌人那里找的。
031 最大的敌人并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是自己内心深处的恶。
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越来越丰富的外来思维和生活方式展示在人们面前，我们发现自己不仅和西方人相比表现弱势，而且和俄罗斯人、日本人甚至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人相比，缺乏现代公民应有的基本教养。不少人在海外目睹自己同胞的种种恶习、陋俗、无知，深感民族自尊心的伤害。在文明的直接碰撞中处于心理弱势的中国人，开始反省、批判自己的文化。一个贫穷、封闭、愚昧的民族让人怜悯和轻视，但一个世故、俗气、自私、人云亦云、没有灵魂、缺乏教养的民族更让人反感和蔑视。
中国创造了悠久而辉煌的文明，但它早已烂熟和解体。面对现代世界，整个民族没有相应的文化准备，长期失去自信心和主动应变能力，在现代文化之外徘徊。要走出旧文化，就要有深刻的反省意识，从根本上实现民族文化的现代超越。
一批有识之士对中西文化冲突有更多对比体验，其爱国情感深受伤害，有的痛心疾首。关于中国国民素质的讨论以及素质教育的提出，就是这种观念的反映。所谓“素质”，原指人本来具有的，特别是先天固有的性质、特点。最初说国人“素质低”，直观而简单的结论就是：多数中国人的固有素质低，是国家落后的根源。这包含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情绪在其中。
其实，“素质”问题背后是一个文化问题。现在它特指人后天获得的文化修养、文化底蕴、内在能力。
这个概念在80年代发生这种意义转换，并为人们广泛使用。它由一种现象的不太准确的抽象描述，转化为对中国民众文化教养的否定性概括，进而提出了文化教育方面的迫切任务。人们意识到人总要有一点精神，现代文明需要深入人的内心里。
但是，这个词用滥了，又成为一些人动不动批评别人的口头禅。由于不同人群生活水平、教育程度的分化，相互疏离扩大，人们普遍缺乏自我反省，却是惯于居高临下责备他人。上层对下层、教育程度高的人对教育程度低的人张口就骂“素质低”。
官员、商人、文人、老百姓互相指责着，谁能找到一个貌似真理的借口指责别人，自己就可以逃避反省。
有人提出“全民腐败”问题。一则短评呼吁“群众反省”：公安部门司法腐败，组织部门任人唯亲，工商部门欺行霸市，税务部门慷国家之慨；记者声讨不正之风声色俱厉，有偿新闻却屡禁不止；作家说话本应基于良知，但为了钱的报告文学却妙笔生花；连海参鱿鱼也认不全的教师，对送礼和不送礼的学生也有不同的对待。咱们谁也别说谁了。要是你，也这样。
底层无权无势的老实人，一旦有什么门道、捷径，很难抵得住利益的诱惑。邻居、亲戚们，总在看你能否给家人捞点好处。如果不能，便会产生一种压力，让人无形中感受自责、歉疚、自卑。当原则在人情面前失效时，没有人会指责。
没有限制权力的现代体制，腐败便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然而任何法律、制度的基础，是上上下下人们普遍认同的观念文化。这不是为手中掌有权力者推卸责任，不是另找一个罪魁祸首，而是一个人人有份的严肃文化问题。
近年文坛有个热点，余秋雨到底是否当过“四人帮”的笔杆子或者爪牙。有人要求余秋雨忏悔，老余坚决否认自己做过亏心事。人们有理由对历史问题产生好奇——这并不是久远的过去，事情的真相不应当成为一笔糊涂账！
可回头想一想，当我们理直气壮地责问别人，抓人家“狐狸尾巴”（是不是狐狸且不说）的时候，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反问过自己——即便自己幸好没有做过那种见不得人的事，甚至还是受害者（事后冒出来的受害者总是很多，而公开承认的害人者几乎没有）——如果处在那个时代，那种漩窝里，决不会失足么？如果自己恰恰获得了造反的机会，不会整人么？
文革后期，我上小学，也毫不犹豫地运用阶级斗争思维观察周围。生产队有一个地主，有一段时间对我们特别好，教我们烧豆子吃。吃过之后，我便开始怀疑他背后有阴谋，并以连环画里地主床下埋了手枪的故事来展开幻想。
如果把这种苗头发展下去，今天还说得清么？有人会找到解脱，那个时代大家都在受骗。可是，谁是受骗者谁是骗子，真的泾渭分明吗？把一个民族的悲剧归于少数焦点人物身上，让其他人心安理得，这才是这个民族最大的悲剧。
031 我们理解的革命，总是一些人去革另外一些人的命，却难得有个人内心的革命，检讨自己陈腐的文化价值和萎靡的精神状态。
这类事件本来是我们这个民族现代历程里的悲剧，任何伟大的历史都难免有悲剧发生。可是，一种立场常常会把这一切都掩盖了，许多当事人回忆起来，只是自己个人生涯中的一种履历，没有一丝内心的忏悔，只有自己如何受红卫兵迫害。
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可敬的女革命家晚年能够把这真实的历史呈现出来。【《南方周末》，2000年3月10日】
●精神岂只需要一点？一种文明，物质是外壳，精神是内核，两极一体；此外，并无所谓“两个”文明
多年来，精神文明建设挂在口头上，不能说没抓，不是经常有这样那样的成果么？可是社会文明状况总在滑坡，每况愈下，不知何时到底。实际操作只能流于形式，根本不是一个抓与不抓的问题，也不是一手软与一手硬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这其中存在认识与理解的误区。强调精神文明，总让人联想到过去的意识形态，一种人人都期待别人相信，即便明知别人不信，也得喊下去的空洞语言，这离真正的精神文明很远。有三方面问题值得正视：
第一，并不存在所谓“两个”或“两种”文明。物质与精神是高度抽象的哲学范畴，把人类文明分析为物质与精神，这只有认识方法的相对意义。套在具体的社会领域，将人与社会的事务莫名其妙地分裂两张皮，会造成似是而非的结论。
任何活的文明外壳是物质，内核则是精神。两者本来内在地、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是一个整体的两个方面，两种呈现，而不是一实一虚的两个东西。所谓“物质文明”并不是一般僵死的物质，而是人类精神文化创造和生产的物质成果。有形的物质之所以是文明，是因为它是人的智慧、目的、情感与劳动的产物，是能为人所需要、使用、寄托、消费、体验、感觉的对象。
所谓“精神文明”也不是虚幻的，而是在情感、思想、意志世界里构建的内容，与现实世界有联系并具有现实力量。精神也是以肉体生命及其物质代谢为载体的，是在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实践中形成的，离开物质现实的精神文明也不存在。
第二，扯到物质与精神，会落进庸俗唯物论的陷阱里：物质是本原、基础、前提、决定性、支配性的，精神是机能、反映、反作用、被决定、附属性的。按照一种不言而喻的公理，一方硬一方软，于是，“精神文明”注定无足轻重。
物质文明就是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就是法律、道德、文艺、体育及意识形态之类的大杂烩，这两大块表面上要结合，实际上是没有内在联系；前面一块是中心，后面一块是配套的；更有甚者，将文化建设当成一种摆设，让经济建设来唱戏。
中国背负着早已熟透的农业文明包袱，精神创造力在千年停滞中萎缩，凝固在低层次的物质层面上。传统农民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朴素唯物论认为，人活着首先要吃饭，有了剩余后，才“知礼节”、“知荣辱”或“思淫欲”，精神文化只是物质享受的多样化、排场化、高档化，是虚荣心、权势欲、自负感的满足，或是对人与人之间物质享乐的分配与节制。
中国工业化以西方为参照标准，只有外部物质层面的机械模仿与竞争，缺乏内在精神层面的自主反思与创造。传统生活中根深蒂固的庸俗唯物主义思维，又为苏联机械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精神文化内涵被教条主义、功利主义所抑制）和西方物质消费方式（在急功近利的背景下，西方精神文化难以传过来，传过来的是被扭曲的内容）的双重加强。
第三，文明与文化两个概念，存在着微妙的区别。文明一般是人的生活方式、形态及物质成果，是文化的外在结果、物化载体及形式。文化则是文明背后的精神内涵，是人的自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核心，是人们生活的内在依据。
人类实践造就文明。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是精神与物质相互作用的过程。物质是外部刺激、条件、原料，精神则是内在理想、目的、动力。物质文明是人类意识活动创造的结果，是躯体、外壳、载体，其价值在于人所赋予的精神内涵，它只有在人的精神参与的活动中被使用、被激化、被改造才有意义，否则变成形式主义的空壳、噪音、垃圾，降低为生理本能，甚至成为反过来操纵人的异化力量，也就是死文明。精神文明是人类生活的灵魂、核心，也要有物质的维系和承载，需要条件的刺激和支撑，精神的创造作用只有外化为物质的过程才得以实现，否则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空中楼阁。
032 文化建设首先是人自己的事情，而不是服务于外部功利目的。
人们往往孤立谈文化建设，把群众的头脑设定为空白、简单状态，用某种既定的思想体系（西方舶来的，传统留下的，各种意识形态教科书上的）输入其中。一部分人以主动的目的设计、制造文化消费品，供应给另一部分被动需要的人。
真正的文化是人们对人生与世界的感悟、理解、探索、创造的过程。文化建设以人与社会本身的发展为目的：
首先，充分思想和表达，获得生活所需要的知识和智慧，提高自己的内在素养和创造能力，提升现实生存的品质；
其次，建设理性、自由、平等、坦诚、超越、宽容、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文化环境，赋予公共生活以秩序和法则；
再其次，基于每个人心灵的体验、信念和理想，进行交流、沟通与对话，相互间带来精神的充实和感情的愉悦；
最后，认识、反思自己，走出本能需要，超越既定现实，追求自由境界，创造和更新自我世界。
文化不只是物质生活方式、手段及其附属品、象征物的占有，不是服从于任何商业、政治或其它外在目的，不是一种模式的推广与普及。如果沦为纯粹的工具，只是被制造、复制、扭曲、利用，而没有自由的创作、创造、表达、超越，那么社会就会充斥着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功利主义，充斥着假、大、空，充斥着愚昧、盲从和腐败。
文化建设需要借助于外在手段和途径，讲究客观效果。但政治、经济手段只有服从于更高的文化价值，如宗教信仰、政治理想、民族忧患、人类和平等目标时，才具有文化建设的意义。文化手段的变质与泛滥，带来的是民族精神深处的浩劫。
当宗教成为教会权力的工具，当儒学沦为专制王朝的官方学术，当一种主义变成利益集团的权力话语，当外来文化、传统文化卷进市场炒作时，文化便由心灵信仰、精神追求、实践准则，褪变为教条、欺骗、包装、粉饰、玩世不恭、逢场作戏。
社会生活是在精神文化的支配下展开的。人要自主地选择自我，实现自己的尊严，要在交往中获得他人的认同，要有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同情、友谊和爱心，还有对于事物的好奇，对于生命价值的思考，对于终极世界的关怀，对于真、善、美的体验。即使最基本的谋生活动也不同于动物本能的求生，取决于人的认识水平，受社会的习惯、准则、道德、法律、义务的约束。
在社会共同体内，个人的理解力、判断力、想象力、创造力等文化素养，相互间的信任度，分工协作关系，团体内部凝聚力等文化要素，比有形资本和劳力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大。人们把这些要素称为无形资本，其实它从根本上是无法量化的。
现代文化建设的核心是人的内在素养的深层建构、积淀与发挥，包括知识、智力、思想、信仰、意志、品德、情感、技能、体能、情操等方面。现代理性文化主要体现在对历史、现实及自我的反省意识、怀疑意识、精确意识、实证精神、批判意识、民主意识、忧患意识。广泛知识与多元理论的修养之上的信仰，能够防止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两个相通的极端。
●道德、法律的确立，既要外部的支撑，又要内心的根基；西方人有信仰与理性，中国只剩利害关系了
今天，人们从现代生活的需要出发，强调国民精神的建设。但是，只是将它泛泛地归结为道德观念和法制意识的确立，科学知识与专业技能的掌握。而法律和道德，科学和技术，也只被看作一种知识、道理，只要理解了，就会实行。
这是一种简单而肤浅的理解，一方面看到了现代文明的外壳，作为一种不可拒绝的强大现实，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但是，却没有看到它与中国思维传统完全不同的内核。然而，却仍然只是以中国传统知行合一的思维，直接接受它。
关于人与人关系的道德准则和法律规范，与针对自然界的科学技术一样，作为文化的产物，不是孤立存在的。
任何一种成熟的文化形态，基于现实生活的需要，体制硬壳的保障，还有内心世界的认同，三者并行才有效。
一，在人们熟知的形而下的、唯物主义的层面，人类出于生存的现实需要，在长期社会实践中与人打交道，与自然打交道，摸索、实验、总结、交流、碰撞、妥协、磨合，形成人们共同的社会意识，这就是某个群体内稳定的文化传统。
在西方，自古就有工商业社会城邦，人们必须要频繁与外人，包括与陌生人交往，因此法律、契约、公德意识较强。
在中国，大一统的专制统治树立人间权威，制定颁布法律，自然经济的小圈子里的直接交往，形成一定的伦理道德。
二，在人们讨论最多的，可以直接看到文明差异的社会结构层面，文化传统表现为代代相传的文明形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全面运作。例如体制的约束，知识的传承，礼仪的实施，习俗的维系，舆论的监督，精英的保障。
人们也把它看作一种习惯，只要从小被教导，被灌输，形成惯性，无需自觉的反省，其实这一种初级的心理结构在整个社会需要深刻的文化背景作为支撑，这就是全社会的普遍认同的信仰与理性精神，需要在自觉的文化结构中得到确认。
三，在人们内心深处，还要具备某种形而上的、先验思维的层面，它能够综合经验知识，给予统一解释的观念体系，构成内心世界的基石。它不是直接的道德或法律意识，而是长期哲学或宗教的教化所确立的人生观、历史观、世界观。
西方哲学确立理性（逻各斯、形式、规律）高于一切的思维，基督教也相信上帝制定一切规则和秩序，实际上是给人至高无上的精神信念。人们从小受宗教的熏陶，相信上帝无处不在，容易形成理性思维，自觉探索世界的规律，遵守社会的规则。
理性思维的优点是讲究普遍的、精确的、客观的尺度，每个人自觉把握、运用、遵守，效率高，这已经被人强调很多了。但有时，也会造成机械古板、不近人情、不合情理。比如辛普森涉嫌杀妻案，罪犯却因法律上的空子而逍遥法外。
中国文化的人生境界直接依托于日常生活的经验中，人们贴近、依赖自然，人与人之间亲情、交情、乡情相系，相互监督与制约，成为人伦道德的基础。这种人治、人情、面子和习俗的作用，在传统农业社会普遍有效。
但现代社会关系复杂，人群流动率大，法律不能完全以制度来保障，道德也不能以信誉和舆论来监督，而需要人们内心信念的自律。如果人们内心没有上帝，没有理性精神的权威，就缺乏普遍的统照和监督，要达到自律就比较难。
033 除了功利因素，中国人难得有一种超越的精神支柱。
觉悟，是普遍境界的提升与超越，从漂泊不定的人生中找到恒久的信念，从纷繁复杂的事务里发现一般的原理。
精明，是当下境况的清晰与明了，亲身承受、体验和把握各种人生境况，就事论事地分析与处理每一具体事务。
觉悟表现为品位、涵养、睿智，立足于自己内心的原则，是一种万变不离其宗的无形智慧，使人优雅、坦然、高尚。
精明表现为明断、谋略、才智，着眼于外在功利的目标，是一种无时无处不在的实用聪明，给人效率、富足、成功。
觉悟立足于内心世界，表现为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理想，因此可能造成迷狂、痴迷，走向反面就会变成虚伪。过去的意识形态动不动就谈觉悟，这弥补中国人宗教信仰上的缺陷。但那是一种外在的信仰嵌入人的内心，让人身不由己，言不由衷。
精明放眼于感性世界，表现了经验知识，专业技术体系，因此可能形成肤浅、偏狭，走向反面就是文明异化。现在的世俗生活离不开的是精明，这让人回归常识，回到现实土壤。但过分的实用主义掏空人的内心世界，让人精神苍白，举止庸俗。
由此看来，中国人要在全球化的现代潮流中获得主动地位，最需要的不是个人生存的精明，而是整个民族精神的超越。
●拓展、丰富民族的精神空间，摆脱物欲、权欲、虚荣、盲从的低级生存，才能提升内在的人格与国格
人的一生，最亲切的基点、最实在的核心、最具恒久意义的中心，也就是最熟视无睹的“我”。
人在一定环境中，围绕自己的欲望、冲动、愿望、意志、理想、信仰，展开探索、创造、占有、消费。这个过程的主体就是人自己。主观唯心主义把哲学反思的基础建立在“我”之上，这有其认识论的依据。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
人格是人的品格，不只是道德品格，而且是整个人的内在精神素养和追求；国格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品格，是其国民素养和民族精神。人格和国格是人们的生存状态、文化素养、精神底蕴，集中体现在人的自我意识里。
通常，我们说人格或者国格受到了侮辱，是指其在外人心中的道德形象和尊严受到损害。这里，人格是指一个人道德上的形象、名声、面子；国格则指一个国家的体面、尊严。过去人们一味强调的集体主义精神，缺乏个人内在人格，个人依附于群体，形成群体人格；自我形象也是给别人看的面子，而不是内在精神世界；只有相互间的道德规范，没有独立的理性信念。
是挂恋于外在的物质占有，还是痴迷于寻求内在的精神世界，这取决于人们文化心理的层次和人格的倾向。
第一层次是生命、本能、感觉。人类与生俱来的内在生命力努力寻求外化、释放，相当于弗洛依德所谓“本我”。既表现为经济学家所谓人所固有的动物性贪欲，也表现为人对于世界上一切现实的和神秘的事物都会产生好奇心、探索欲。
第二层次是意识、自觉、理性。人的意识形成自尊、自信、自新、自省、自主、自强、自立的能力，这相当于弗洛依德的“自我”与“超我”。人们蕴藏着的生命能量在表层生活上得到合理的抑制，旨在投入理性的、深层的、无形的、远程的目标上。
第三层次是反思、批判、质疑、超越、创造。只有少数人能走出现实的桎梏，摆脱世俗成见与虚荣，不断突破自己意识的局限，追求自由、深邃、广阔的精神境界，建立自己的终极关怀。
文化是生命演变的最高表现形态，是人类自我认知、自我抑制、自我规范、自我把握、自我升华、自我实现的意识。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集中体现在精神空间及其内涵里。有形的文明成果是无形的精神文化的创造物。
034 反省
由于内心世界的普遍匮乏，我们平日生活的细微处，言语、行为、表情、神态里存在大量可笑的东西。
为一点蝇头小利，为一丝虚荣、为一个面子，为一个名份，更不要说为一官半职，为一级职称，为一级工资……，人们费尽心机，施尽手腕，流尽眼泪，饶尽口舌，陪尽笑脸，丢尽人格，甚至丧尽天良。便宜的事生怕少了自己，吃亏的事生怕落到自己头上，却从不考虑在功利之外寻找或建立一片自己的空间。
有人内心总在算计，外表却装作为人民服务，表现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在任何场合上，有的人无法直接表达自己，只能用书面语言、官式语言去说空话。意义不在内容，而在显示自己与听众的地位关系。每当遭遇突然而来的镜头扫视，台上正在做小动作或讲小话的官员们便不知所措，赶忙结束常态，摆出认真、严肃、自然、亲切的样子，却留下掩饰不去的尴尬。
人们总是从经济角度去谈文化教育问题：文化教育为经济服务，对文化教育的经济投入，知识分子的条件待遇，文化市场与教育消费等等。其实，文化教育的根本并不是经济问题，而是人们心灵上才能落实的信仰、理想、人格、情趣问题。
我们平时看到的问题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实质上恰恰不是。试想，当大量资金被拿去搞重复建设，教育经费被挪用去吃喝、玩乐、盖房、买车、炒股的时候，当人们情愿当个小摊贩而不愿当个教师的时候，当被称作“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向学生家长索要各种好处的时候，这个民族心灵的空白已经到了怎样一种程度，这是用经济学原理说明得了的么？
中国已进入老龄社会，老人问题日趋严重。这其中的文化问题十分突出，传统生活在以家庭为核心的人际关系中，缺乏个人内心的独立追求，人到老有儿孙相伴，便能享天伦之乐，除非鳏寡孤独。现代社会不同了，生育率降低，家庭小型化，老人从儿孙辈那里得到的慰藉少了。老年人怕退休，失去人生的依托。万不得已退休后，很快会老一大截，很容易患老年痴呆症。
现代老人大多不是没有生活的物质保障，而是找不到生活的精神支撑。有工作岗位时，自己面对一个集体，一个体制，获得一个角色，一个任务，一个理由，一个归属，一个依靠，而退休后只能面对孤零零的自我。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无聊、孤独、寂寞。他往往要给自己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人民服务，发挥余热，大家需要我，伟大的事业应当有我一份。
其实，老人需要的是自己的人生目标，活下去的意义和理由。一个文化更重视个人独立的生存意义，人们从小被鼓励自主地确立人生的信仰和理想，形成属于自己的生活空间，而不只是依附于社会群体，那么老了以后也就更容易找到生活的意义。
过去我们常说，西方由于伦理道德上的缺陷而存在严重的老人问题。其实，由于独生子女带来的家庭伦理的变化，加之没有相应补充的文化寄托，中国老人问题从发展趋势上会比西方社会更加严重。西方人有宗教，有上帝，精神上有一个信仰支撑，生活就会丰富多了。人到晚年还有信仰，还能想问题，还有童心、好奇心，精神还能活动，身心衰老就慢。我曾接触一些老学人，发现一个到老还能工作，还有新奇感，还有思想，还有兴趣的人，健康程度和平均寿命远远高于其他人。
过去，关于老人与孩子的话题，常常是老祖母最喜欢哪个孙子，哪个孩子没有人疼，会孤独又可怜。然而，现在情况已经倒过来，老人经常为得不到孩子的欢心而郁郁寡欢，独生子女们因太多大人的关怀而被剥夺自我，我称之为“爱的虐待”。
一位老人描述自己如何对待孙子：让他干点活吧，他做不好不说，一不小心有个闪失，割了手，摔了跤，受了骗，就这么一个活宝贝，怎能忍得下心？休息几天吧！大点再说吧！学习忙，搁几年再说吧！人大了，要上大学了，干脆毕业后再说吧！
只有更多的文化生活——文化交往、高尚娱乐、精神安顿，而非法轮功——才能让孤独中老去的公民安度健康的晚年。
只有更多的文化教养——文化交谊、大学熏陶、精神后劲，而非小皇帝——才能让孤独中长大的孩子获得健康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