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精神动力的生命哲学阐释
生命像一条川流不息的河流，在与环境不断的冲突、妥协、交流中形成。它是一种原始力量，具有无限的内在生机。
050 生命像一条河，以千百年形成的动态结构，源源不断地汇集能量，一往无前地开辟道路。
生命是自然的伟大创造。千百年物种进化形成的生命结构，积淀“负熵”形成的生存潜能，与自然状态构成差异与张力。这种潜能的发挥，就是与生俱来的生命冲动。它从整体上有两个方向：向上提升、升华精神境界，向下发泄、释放肉体欲望。
人是生命的最高表现。在千万年的进化中，人以主动的探索和创造，战胜环境的压力，形成更高的能动性。
弗洛依德称之为“力比多”（Libido）——不是人们通常狭义理解的性欲，而是本没有任何确定性的广义生命本能，情欲只是它的直接表现之一，它还表现为享受、占有、征服、竞争、游戏、名誉、尊严、友善、爱恋、好奇、冒险、创造等等。
婴儿在降生前与母体完全同一，还不是独立的生命，没有自己的体验。出生的那一刻，身体突然从母体的温暖、熟悉、受依托、受保护状态，被抛到外面冰冷的、硬梆梆的、悬空的、陌生的、异己的环境。在黑暗与恐惧的凌厉刺激之下，健康出生的孩子会哭，直接体验环境的差异和冲突，在痛苦的挑战中形成独立的感受，开始自己的生命旅程。
尽管他稚嫩、娇小，但本能的生命动力极其旺盛。家庭、社会把他从生存压力中托举起来的，让他无忧无虑地探索、模仿、幻想、游戏，将内在的生命力积淀到特殊的信念、理想、抱负上，并掌握相应的生活与创造能力。
人们以生命激情和积极奋斗，追求非现实的理想目标，形成新的能量积淀。由此获得一种文化成就，进入社会的文明结构，也构成丰富多彩的人生画卷。青年尤其不满足于成年人的既定状态，需要比世俗生活更高的目标。
面对广袤的世界，一方面，人先验地拥有着生命结构所蕴涵的能动性、优越性，有自尊、理想、抱负，他要自由伸张自己内在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人被异己的、杂多的外部事物包围，他要挣扎、反抗，要把握、支配外物，使自己成为真正的主体。
直接的生命冲动如果受到制约与提升，更能形成强大而持续的势力。青年毛泽东这样描述说：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盖人类之势力增加，外界之抵抗亦增加，有大势力者，又有大抵抗在前也。大抵抗对于有大势力者，其必要乃亦如普通抵抗之对于普通人。【1917年《伦理学原理》批注】
050 斗牛士（戈雅）。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能不再是动物的本能，而是意识到的本能，是被实践活动合理地改造了的本能。
弗洛依德认为，文明产生于禁忌。禁忌就是规定什么事不能做，这是人为自己设定而非自然的障碍，没道理可讲。即使有道理，也是一套代代相传的说法，常常经不起追问，但不容怀疑。禁忌如同积蓄自然能量的大坝，压抑人们无方向、无目标、混沌的生命本能，使之形成想要发泄的欲望，再转换为意识控制的有特定方向的生产性、创造性动力。
禁忌是人类文化建构的起点。人们抑制自然的生命力，用以建构、积淀的文化结构，形成每个部落、民族所特有的文化。在《圣经》里，上帝规定伊甸园的果子是不能吃的，亚当、夏娃吃了，犯了罪，于是赎罪的历程就构成一种历史。
适当的压抑，可以增长释放的力度；无限的压抑，会造成平衡打破。有限的享受，能给人以满足感并维持新的需要；无限的满足，会泯灭直接的本能，造成变态的需要。太多的关爱与呵护，饱食终日，穷奢极欲，便会造成人的迟钝和麻木。
人原本就是裸体动物。从精神分析角度来看，只有禁忌，有所不为，节制生命的欲望，才能提升生命的势能，自主地发挥到特定方向上从而有所作为，文化就是对生命力的抑制。一个稳定的文明，要在文化约束和生命势能之间保持一定张力。
人们经历了穿衣服、尚修饰的文明教化过程，到现代文明高度发达后，约束和禁锢太多，就会形成回到宽松、自然、裸露的欲望，甚至以脱裤子为快。所谓解放，就是解开禁忌，发泄被压抑的生命欲望。这种瞬间的痛快以打破过去的积淀为代价。当大家还不敢裸露时，拉下面子敢脱的人就会成为聚焦众目的明星；公开调情、卖淫便成为有利可图的职业。
然而，放纵生命欲望，回到动物的低级状态，生理上的消费性满足一达到饱和，人的生存意义开始瓦解，人便颓废、空虚、麻木乃至走向死亡。不少文明最终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像巴比伦、罗马，主要不是毁于外部灾难，而是自身的堕落。
人们总有一种一厢情愿的误解：所有的解放都是正当的，天然合理的，必能造成新的进步。其实并不尽然。
不负责任或不得已的解放，与真正的自由有本质差别。前者只是解开禁忌，抛弃旧的信仰，发泄被压抑的欲望，感受堕落与放荡，并没有自己新的追求和抱负。现代革命的成就不是打破、推翻旧体系，而是在新的信念下建设新体系。
过去起义农民被看作革命力量，看作推动历史进步的英雄。其实，农民没有新的文化理念，只是抗拒生存的压力。他们对富人的享受心往神移，有时会成为趁火打劫的暴民。因此，每次改朝换代都是换汤不换药，甚至比前头更加腐败。
意大利文艺复兴大体上就是这种花多而果少的解放。世俗化的西班牙人读着《唐吉诃德》，嘲笑着理想主义者，不由自主地走向衰落。只有北欧的宗教改革才是有建设意义的解放。当他们终于摆脱了由滑头的南方人掌握的罗马天主教教会的外在束缚，形成更有理性内涵的新文化建构。正是这种清教徒的禁欲主义和理性精神，转化成为人类迄今为止最具创造力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
可见，有封闭才有开放，有建构才有解构，有压抑才有解放，有积淀才有挥霍。我们看到西方现代唯物主义、经济决定论、快乐主义、开放原则，恰恰是建立在千年唯心主义、宗教至上、原罪论、虔诚保守基础上的。
非西方国家总是学习西方人反传统的精神，但反掉自己的传统，却不能从中获得西方人那种深入每个人内心的理性文化基因——它是从希腊哲学、基督教哲学、新教哲学及人文主义、启蒙主义、科学主义遗传和进化出来的——于是，只能模仿、照搬西方有形的文明成果，追随以西方原创并控制着的市场。这种“现代化”处处被动，丧失文化独立性和创造能力。
人们有理由期盼中国新闻、出版、言论、宗教等意识形态领域解冻、解禁、开放、宽松，有时甚至寄希望于外部压力。意识形态长期被教条主义所把持，经历自由化及经济大潮冲击之后，一派萧条，无力扶持有内涵、高品位的文化教育。
但是，由于传统的烂熟，现实的腐败，创造力的衰竭，面对西方的弱势心态，在开放后的角逐中，集体无意识里隐埋的低级趣味探出头来行近水楼台之便，更有崇洋媚外的西化力量浑水摸鱼、抢占地盘、哗众取宠、无病呻吟。
解放和建构只有同时并举才有真正的进步，单纯的解放只有昙花一现，只是旧体系的权威瓦解与秩序腐败。一味在解放多少与管制多少之间讨价还价，并以开放程度和对外面子上的交往为标准，这只是形同虚设的防御，消极的退却。
旧框框约束了人的内在创造力，成为解放的理由，也是所释放动力的源泉。保守、压抑、单纯的生活给了人们姿意放纵、自由想象的内蕴力量。王朔的创作，是对过去时代遗产的叛逆，其实是他的革命家庭以及他的军旅生活的底子。
思想解放是20年来意识形态的主旋律，破旧立新，当然皆大欢喜。可是，一个口号喊多了就落进俗套。只破不立，挖旧墙却不建新房，不再有基本原则，没有思想。至今，我们的思维、语言里除了维系旧体系和模仿别人的外，有多少创造呢？
●文化是一种禁忌，一种持守：生命冲动在节制、压抑、阻碍、挫折中，内敛为自觉意识，外化为文明
禁忌构成一种文化洁癖，人们共同的洁癖是高级文明的心理基础，生命力不是毫无节制地直接消耗在对象上，而是投向某一确定目标。一个文明的文化高度与人们内心的洁癖相关。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信仰、信念、理想，并以此约束自己。
051 巴西伊泰普大坝——生命是一条河，人的自我意识是河上树起的大坝，自觉节制、合理掌控能量的释放。
在一个上升的社会里，仙女、天使、女孩总是冰清玉洁的纯情形象，总是激励人们向上奋进的力量，是文学艺术创作的灵感之源。而在一个停滞堕落的社会里，女性的典型形象却是风尘女子、青楼女子、尤物、街头女郎，是穷奢极欲的象征。
《红楼梦》的结论是“情即是淫”，这是中国文化的悲观情怀。林黛玉、妙玉都有少女洁癖。贾宝玉也有洁癖：男人是泥做的，是浊物，女儿是水做的，是纯洁的；但女人一结婚就变。《金瓶梅》更将赤裸裸的肉欲描写为常态，它标志着文明的烂熟与终结。今天的情形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健美女运动员摇身一变就是性感明星，迷人微笑的面庞下，裤子赫然印着脏话。
犹太人在其数千年的文明里保持顽强生命力，坚守其信仰，不吃猪肉，宰杀牛羊要挑筋，男孩要施割礼；伊斯兰的清真是洁净的意思，典型的回民家庭及其饮食习惯非常讲究清洁，穆斯林的祈祷仪要事先干净自己的身体；早期的基督徒们不结婚，拒绝世俗的诱惑，以欲望为罪过，甚至以身体的痛苦来恪守灵魂的清洁与虔诚；佛教也都有吃斋，不杀生，清心寡欲。
柏拉图式的、超越肉体的、幻影般的爱情是西方理想主义的典范。由于现实的距离，造成肉体的欲望无法实现，反过来激起人内心无限的冲动、憧憬、渴望，这构成宗教精神的动力源泉，形成人生持久、稳定、完美、高尚的追求。
但是洁癖走向极端是危险的。有人认定自己手上、身上及周围不干净，无休止地清洗，以至于心理上不可自拔，这就要请心理医生来治疗。在社会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里，反理性的洁癖会形成更大的破坏作用。
西方中世纪的宗教狂热，法西斯的民族主义狂热，苏联和中国的政治理想主义狂热，某些宗教原教旨主义狂热，都是以至高无上的信仰、理想、道德的名义扼杀人的基本自由，为了宗教、种族、政治、道德目的进行无休止的清洗，造成集权、专制、独裁，剥夺他人的选择权利。道德洁癖还会导致虚伪，卫道士们满口仁义道德，私下却在偷鸡摸狗。
禁忌是一种禁区，突破禁区、亵渎神圣常常是最刺激、最过瘾的事，最能体验心惊肉跳的快感。它是一种解放，有时是新文明诞生的前提，有时却只是完全的堕落。在文明解体时，一些来自边缘的流氓、痞子走到中心，以亵渎神圣为报复。
刘邦曾是一个地痞，传说他在儒生的帽子上撒尿。大革命时期，首都武汉的激进女子公然裸体游行，以示对传统的背叛。湖南的农民运动中，一些痞子在财主小姐的牙床上打滚。而今，后现代先锋们以及暴富起来而无从发泄的人们，平时花天酒地不过瘾，便把宴席摆到故宫太庙里。老子今天也潇洒一回，痛快一把。可怜当年阿Q先生一命呜呼了，没能赶上这趟“革命”。
对禁忌的敬畏，与欲望之间的距离，以及出于个体尊严的矜持，构成生命力量升华与追求的人生历程。而脱掉衣服，撕去文明的伪装，向往带着体温的激情和冲动，使人类保持生命保持活力。这是人类文明永恒的矛盾。如果有一天人人成了圣徒，那大家都是疯子；而如果有一天物欲横流，那么文明解体，彻底成了动物世界——高度发达的文明解体，可能还导致地球的毁灭。
在革命年代，人们看着什么不顺眼，一刀一枪一把火，释放自己的欲望。后来，人们挑战道德，主张开放，甚至以“造反”作为津津乐道的文化时尚。它给人们带来特殊的快感，比直接的肉体快感更为持久而亢奋。它像就在水库的大坝内兴风作浪，虽然没有造成能量的瞬间发泄，但让人们在幻想中解构禁忌的束缚，在想象中体味释放的激情和快感。
直接、简单、真切的发泄方式是像普通动物那样，即时兑现生命的快感、肉体的欲望。“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让我一次爱个够”，“过把瘾就死”。堕入无休止的生理放纵，身心会长期处于委靡和失落中。
每个人，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会有一些或隐或现的角落，完全是纵欲、堕落的天地。在60年代的西方，青年左派运动不满体制的异化，美国青年反对越战，他们也像中国红卫兵一样罢课示威，走上街头，甚至一样歇斯底里地打砸抢烧。
不过他们没有既定意识形态的约束，既有从各个方向升华自己的革命理论——马克思、萨特、马尔库塞、毛泽东等等，也有干脆用直接而简单的方式解放自己——性解放，甚至吸毒。嬉皮士运动，雅皮士运动，……生命的节奏永远在交响中。
在消费主导的社会，人们由心灵的内在追求转向肉体的外在享乐。女性成为欲望的象征，挑逗人生理欲望的街头女郎、性感明星，成为社会生活的焦点。今天，汉语里已经找不到一个干净的词来形容青春美少女。小姐早已不能随便称呼了，连“女大学生”也变成了最具性感意义的商业名词，不伦不类的“包二奶”一词，也出现在正式文献里——汉语的堕落！
那些早熟的叛逆者下水后，自己沉浮在物欲之流里，不把别人拉下水，心理就不平衡，也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资源。就像传销的人要疯狂地寻找、蒙哄、诱骗自己的“下家”一样，他们继续朝前走，努力去俘虏别的对象。这就形成一场没有回头路的歇斯底里的瘟疫。整个现代消费潮流就是这样一场以物欲为中心的瘟疫，通过高技术武装的市场和传媒向全球蔓延。
情欲的泛滥，到了某个极限，人就会厌腻、厌倦。但是，这种早熟本身也是一种伤害，人类的创造力是人在压抑、期待、幻想中升华的，一旦失去自我抑制，发泄过早，就会萎靡不振，失去创造的后劲，人生也变得索然无味。
无论性的禁忌多么严密，对私人空间多么排斥，无论个人有多么圣洁的理想，直接的生理需要终将是不可回避的。如同弗洛依德所揭示的那样，“力比多”以种种暗示、象征、梦幻的方式出现在人们的生活里——当然，这种生命力是一种原始的、无形的、不确定的冲动，并不一定就是性欲，权力欲、虚荣心、成就感、美感、尊严感、宗教感都是它的表现。
生理发育的普遍早熟，是一个文化现象。没有内在的追求，生命冲动便会没有自我约束，禁忌与理想会解体，消费与欲望会张扬。社会、学校对性的排斥和限制，只能给学生带来身心的压力，也使暴力犯罪和精神心理病例的增加。
●高高耸立的乌托邦、象牙塔，自由流淌的想象、梦幻、豪情，才使文明之花绽放异彩，结出累累硕果
人们总是说，先要吃饭生存，然后才有精神需要。
其实两者对人来说，总是并存的。即使在生存危机中，人的行为仍受意志支配，可以选择以牺牲人格换取利益，还是以精神能动性解决问题。当人们一再强调物质生活，由物欲支配，拒绝反省生命的意义，就没有真正自由，没有原创力。
在中国世俗传统里，人们日常生活的逻辑就是活着，就是柴米油盐，贴地而走，无需彼岸的宗教，无需“杞人忧天”，无需信仰的超越与理性的提升，缺乏想象力，缺乏创造力。个人顺应周围的既定现实，几千年历史则演绎着命运的循环。
052 真理女神（1870年雷夫波威尔－奥赛博物馆藏画）。
作为一位改变历史的巨人，毛泽东青年时代就写道：
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有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
今人动教子弟宜立志，又曰某君有志，愚意此最不通。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今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为，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1917年8月《致黎锦熙信》】
经济学家把人的需要简单归结为利益，讨论为满足这一需要进行的生产和交往活动，很少关注人的内在动力。
从生命哲学与心理分析角度看，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就是人的生命能量的激发、发泄、释放、提升、创造的动态过程。一个民族集体无意识里积蕴着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生命能量，或消耗于肉体欲望的不断激发与满足，或作用于人际间的竞争、游戏、爱恋，或转化为人与自然对象的抗争、搏斗、再造，或提升为宗教、哲学、文学、艺术、历史、科学等领域的建构与创造。
生命与文化的呈现无限丰富，永远在创造和追求之中。然而在现实的自然条件和历史背景下，生命寻求立足与安顿的方式，容易凝固为某种稳定而单一的生存方式。人们陶醉于过去创作的文化形式里，在重复历史、回味故事中体验生命创作的乐趣；满足于舒适的肉体刺激和轻松的趣味游戏。这可能是从回归中汲取力量，也可能是从根本上放弃外在追求。
怡情山水、思古幽情、修身养性是文明社会高雅的心理，是人对于自然、历史的回归。而玩物丧志、放浪形骸、纵情酒色，放纵生命的能量，从上而下滑落，能体验一种轻松爽快的快乐，从此再也走不出来。
两种心态，一是陶醉，一是放纵，一雅一俗，代表了高度成熟的中国社会上层两种主要取向。至于普通老百姓，既无闲情逸志，也无放纵条件，总在为生计进行无休止的简单劳作，即便有创造也是零星的极低层次的，难以造成社会的进步。
社会是动态的生存和发展体系，要有物质的基本满足，更要通过文化建构，形成宽阔、高深的精神文化空间，将个体的生命能量提升、凝聚、蕴藏于其中。这个无形的文化空间体现于人们的集体意识中，它的高度和容量决定社会文明的程度。生命能量在其中动态地积蕴与释放，成为创造有形文明成果的力量源泉。空间狭窄就会造成冲突、窒息、死亡，或者疯狂爆发。
当社会呈现出低层次的物质繁荣，没有实质性的创造和进步。单纯消费生活达到饱和，人们的占有欲恶性膨胀，满足感却越来越小，匮乏感反而扩大，生活过于平淡，生命能量过剩，造成内心的不平衡。这混沌无序的状态潜伏着动荡因素。
从耗散结构理论来看，在腐败和堕落的死水里，个体对现实的不满日益增长，到一定程度就会激发理想主义运动的生长点，通过自组织过程产生新的有机系统。每个家族的辉煌、每个集团的兴旺、每个民族的繁荣、每个时代的进步都有这样的过程。
当新的秩序开始形成，人们往往由于外部挑战的解除而松懈，在疲惫中停顿下来。但结构固定下来，日趋僵化，一部分人坐在优势地位上享受既得利益，他们为了体现自己的主人地位，会抵制平等的交流、对话与竞争。为了地位的稳固，他们还会把法律、政权、宗教、道德、舆论等一切神圣权威和世俗权力变成一种枷锁，压制多数无产者、青年和弱势群体生命能量。
第一种出路是创造性发挥。人们在一种信仰、信念、抱负支配下，沿着一个远大的理想目标前进，以创造性的追求和探索实现自我，从中获得幸福和快乐。生命不满足于静止的、有限的、当前的现实，要在动态的创造过程中获得自我实现。
第二种出路是对抗性破坏性发泄。当压制达到一定程度，被压迫者起来反抗既定秩序，“报仇雪耻”、“亵渎神圣”、“造反有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都是这种破坏力量的表达。它造成专制统治的紧张，各种力量的对峙，即便有些利益格局的调节，但没有实质的变革，最终秩序会崩溃、混乱。当人们失去发泄对象时，反而感到失落。
第三种出路是随意的、低层次的简单释放。当一个社会长期稳定，危机意识、忧患意识、精神理想变得虚无飘渺，甚至成为虚伪的代名词。人们普遍失去生命激情和创新能力，不再把生命的能量投入丰富多彩的创造，而是在物质欲望的诱导下，跟随眼前的潮流走，日益世俗化、娱乐化。人们集中于一些狭窄的领域，为争夺现成利益而发生恶性内耗和过度竞争。
良性的社会状态是人们的生命能量最大程度地发挥到创造性的文化活动中，形成文化创作与文化消费的动态平衡。
因此，第一种出路是最佳的选择。但社会生活不能过于单一，人们的精神发展方向应是多元的，可以有指向未来的创造，也可以有经典的品味；有人际间的理解、宽容、对话、交流与协作，也有指向自然的认识、探索、欣赏、利用、改造；有现实的、理性的、科学的方式，也有艺术的、想象的、人文的方式；有个人的、民族的，也有集体的、人类的等等。
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潜能，这正是马克思所谓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也正是共产主义理想的根本所在。
●生命不只是欲望，物欲也非无限；满足趋于饱和而没有余绪时，就会厌腻、疲倦、懈怠、萎靡、堕落
人的躯体是有限的，一张嘴，一个胃，一种生活。偶尔上餐馆享用几道精致菜肴所感受的美意，是每天山珍海味的人体验不到的；平时随手购买的饮料，喝下去其实没有什么味道，可是对于灾民，对于沙漠里的旅行者来说，却如天赐的玉液琼浆。
第一次拥有一辆自行车时获得的快乐，骑车的快感，与后来拥有摩托、轿车、高级跑车相比，可能大得多；富豪购得一座豪宅的快乐，可能不及穷困学生得到一支钢笔；荡子淫妇的调情，怎可比心心相印的异性少年，回头时的瞬间顾盼。
肉体欲望总是有限的，但生命过程是无限的，总要有追求目标。如果只在某种物质欲望上寻找满足，就会达到本能需要的极限。用经济学家的话说，“边际效应”越来越小。用哲学家的话来说，这种有限的单调重复，其实是“恶无限”。“腻”就是本能欲望的放纵带来的反感。物质匮乏时，吃鸡的感觉真好。而今吃鸡腿，吃半只就腻。喝半瓶可乐就腻，甚至想吐。
053 勇敢者的游戏——挑战激发生命的激情。
越是发达的城市，越是没有禁忌，什么都无所谓，什么都行，什么都敢吃，什么都敢玩，什么心惊肉跳的事都敢做。
今天，独生子女们的严重生理、心理问题就是：吃得太多，物质消费过于精致的追求，超过了人所能感受到的程度。
由于从小受到过多呵护，物质生活上没有匮乏感，既没有主动选择和追求自己目标的体验，也缺乏平等人际关系里的合作经验，直到上大学才独立生活，而大学教育也缺乏心灵上的正面引导，因而苦闷与失落更加突出。结果要么漂浮于流行时尚、消费生活里，要么不同程度地陷入精神孤独怪僻症；要么成为学习机器，要么被过度的虚荣、情欲、权欲催得早熟。
在中国，“吃饭主义”是如此普及、普遍、普通，它是一种境界，一种理想，一种价值，一种情趣，一种风度，一种品位，一种表达，一种象征，一种面子，一种仪式……。一个人能够在请完客之后，在服务员小姐递上的账单上漫不经心地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和客人一起，理着牙签，打着饱嗝，潇洒离去，那么大家都会视你为上等人。多少人为此耗尽了毕生的心智。
越是高档的中国宴席，餐后越会有一半，大半剩余。这时，有人想带走，说出来都会显得掉价。
英国首相布莱尔却不怕掉价。据说，他公然把中国朋友招待他而吃剩的东西带走，不是声明回去喂猫啊狗啊什么的，而是给首相太太和孩子吃。因为人家是洋人，不知深浅，我们当然不好笑人家。要是哪个第三世界穷国，我们自然可以另做文章。
人们在自己文化所及的一切方面都达到了极限，再没有外在目标可突破了。只剩下吃、喝、嫖、赌、烟、毒之类玩法：几百元一包烟，几万元一顿饭，几十万元一辆车，更多钱玩一个女人。毫无音乐素养，花数万、十万买套音响，玩几天，歇斯底里地叫一通卡拉OK，吵得四邻心烦之后，又要寻找新的刺激去。空虚的心理总需要填充——渴望找到可以实现的欲望。
对外物的占有和消费过度，会消耗人的生命力，泯灭人的本能。人的欲望迟钝，是最不幸的。西门庆式的暴发户，为了刺激自己迟钝的欲望，只有千方百计变换手段、法术，折磨自己躯体。挥金如土，搞排场，逐虚名，赶时尚，也是一种寻找安慰的方式。所谓贪婪，无限的占有欲，其实是生命的被动性造成目标的单一化，对物质的依赖和对匮乏的恐惧。
没有禁忌，没有停留，没有反省，没有顾虑，没有后悔，没有孤独，没有忧伤，没有内心的崇尚，便没有创造力。
没有信仰，没有责任，没有主见，没有执着，没有认真，没有敬畏，没有根系，没有严肃，娱乐消费，游戏人生。
现代主流经济学假定人的基本需求在物质消费，需要带动经济发展。这一思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
人们讴歌物欲推动的社会进步，却没有想到被物欲捆绑的“现代化”，根本改变不了民族神经的麻木，精神的空白。物质的生产与消费支配一切，挖空了人的主体性，并造成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人们急功近利，文教科技投入资源不足，不顾及社会的宏观协调，长远发展，深层建设。具体、琐碎、消费性的物质占有，不能代替方向性、整体性、创造性的内在精神价值。在一个人口众多，资源不足国家里，尤其在全球环境日益恶化的时代，过度的奢侈更是一种与文化贫瘠相联系的变态。
政治、法律、经济的腐败，不只是体制问题，不只是道德问题，归根结底是文化问题，精神信仰与灵魂归宿的问题。
生命总要为了某种目的，某种乐趣而存在。基本信仰、理想、价值观失落了，人生一世没有了精神的目标，也就没有追求的动力，也就没有高尚的乐趣，只剩下物欲和世俗生活的追逐，一旦手上有权，就必贪无疑了。如同吸毒，即便从生理上戒除了，心理上的依赖还长期存在，别的乐趣无法替代毒瘾，所以戒毒者再吸率常常高达95％。
彻底的现实主义、实用主义、工具主义、唯物主义意味着生命为欲望所支配，为满足欲望的环境所支配，异化为外物，可能正是历史的终结。人的生命历程，往往是从偶像崇拜、自恋，走向贪婪、纵欲，最后堕落到淫乱、吸毒的。
053 人的两种需要，物质的依托，生命的关怀。
现代人容易染上毒瘾，这是文明的困境。但西方更多人从自己的乐趣、兴致出发，勇于挑战极限，把运动当作生命的第一目的，而不是当作发迹的手段，这更体现了体育的本来意义。他们发明各种稀奇古怪、心惊肉跳的探险活动，登山、野营、滑雪、冲浪、赛车、飞行、潜水、跳伞、探险以及各种竞技运动，给人带来不可名状的快感。这虽然有对自然的破坏，对身体的损坏，已经引起了人们在自然伦理、生命伦理上的关注，但毕竟是一种积极的生命追求。
运动员也要有崇高的生命境界，充实的文化教养，高品位的人文关怀。在这个意义上（不是政治上），毛泽东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倒更接近奥林匹克的体育精神。今天，中国在国际上拿了越来越多的金牌，但运动员为奖牌、为奖金奋斗，离开了人本身的需要。群众性体育活动反而少了，人们疯狂看比赛，自己却懒得动。
把中国足球的希望寄托于商业操作，以利益机制来激发积极性，可能搞反了方向。绿茵场上的腐败是其必然的结果。
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是每个人内心的事情，也不是外部技术手段造成的物理学意义的空间缩小，就可以达到的。
技术进步造成全球一体化，人口膨胀，私人空间缩小，民族间的空隙消失，传染病、性骚扰、语言污染、生物污染伴随着工业污染一起，恶梦般折磨着高度紧张的人们，造成自由的限制。当今，都市生活的口头禅——“别理我”、“恼着呢”、“离我远点”。人们差点要用白厮、黄祸、黑鬼、×猪、×佬这类词，来表达内心的压抑、焦虑、烦燥了。
在神农架，两个相互看不到对方的山民，只要一个简单的号子，甚至一声咳嗽，就能把丰富的信息传到几公里之外。在今天拥挤的都市里，即便拥有移动电话，网络通讯，我们能说人与人之间内在的沟通，会比这些山民容易些么？
王力雄在小说里写道：物质匮乏的痛苦存在时，痛苦的缓解或暂时消失会带来幸福感。这是过去那句格言：“痛苦是幸福的源泉”的意义。然而物质匮乏一旦彻底消除，人不再受饥寒威胁，幸福感就很少再能从物质获取中产生。幸福不是物质性的有形的东西，不能像冰激凌一样在盘子里堆出一块体积和形状，端过来说，这些幸福属于你，吃进去就会被消化吸收，吃得越多就越幸福。幸福是精神性的，是情感与心灵的一种感应，产生于无形的精神又作用于无形的精神。物质财富只能使人免于生理痛苦，不能给人提供精神幸福。这就是一旦温饱满足后，人的幸福并不与物质财富成正比的原因。无论物质生活水平如何提高，人并不幸福，甚至有更多的烦恼与不满，面对的危机也比以前更多。
●生命需要安顿，人类作为生存主体的最高价值，不是在某种外部尺度下无限扩张，而是向人自身回归
古人恐惧无限，敬畏陌生的领域，他们把无限交给神灵。伟大的古典精神都在内心的空间里悟道，言有涵养，行有所止。
希腊人把傲慢当成人生最重的罪恶。大胆自信的德谟克利特以探索自然背后的必然性为乐，但也设定原子是不可再分的。
孔子的中庸，是让人不走极端，让人生价值回归于自律与有限，在有限中实现情感的交流与沟通。庄子的逍遥游，只是以精神自由达到无限。伟大的宗教将无限归于万能的上帝，而当某个人声称拥有无限的神力时，宗教就成了邪教。
现代人迷恋于无限，不断地寻找突破，却没有回归。毛泽东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那个时代，人们怀着“人定胜天”的信念，向大自然进军，不仅要创造人间奇迹，而且要改变自然进程。移山造田，河流改道，甚至消灭“四害”——几种繁殖力极强，比人类的年龄要古老得多的动物——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后改臭虫）。
毛泽东还坚持认为质子、电子还可以分下去。据说，他的论断还让美国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格拉肖认真起来，建议把新的夸克命名为“毛粒子”。中国物理学家提出的层子模型还处于世界领域的前沿，中国生物学则首次人工合成了生命物质。
今天，数字化的联系方式，技术的规范运用，作为工具、中介是人所需要的。但它没有情感，并不具有人本身的价值，它需要返回到人本身。如果它本身形成一种权力，甚至一种威胁，把人们卷入不由自主的流程里，就形成了文明的异化。
海德格尔指出，培根的知识力量，尼采的权力意志，只是因为人内在的虚弱才需要的。
借助于外在的，技术的力量，来应付自己的生存威胁。越是处于世界权力的顶峰，越是陷入潜在对手威胁的恐惧之中。
当代美国文明存在一种迷途，寻找对手，努力征服。什么星球大战计划，什么TMD，什么NMD，什么文明冲突理论，都是因为生存状态的内部空虚与恐惧，只有追求外在的“恶无限”，结果是美国人老在外面挨炸。偏有本·拉登这样的极端主义分子教训他们，加剧他们的恐惧。要治服美国人是不可能的，赶超美国更是一种迷途。要么人类灭亡，要么治好这种“文明病”。
一列高速行驶的火车可能撞上什么，一架升空后的飞机可能出现机械故障，一艘深海里的潜艇可能爆炸起火。如果这只是偶然的灾难，只是个别人的不幸，我们（正如记者）给以同情的眼泪就过去了。如果不幸降临自己头上，我们说为了他人的幸福，为了母亲家人祖国的爱，也能够得到心理平衡，在临死的时候从容地给亲人留下爱的表示，也有一种悲壮的感觉。
054 泰坦尼克号巨轮——生命因自己的创造而强大，也因自己的傲慢而灭亡。
生命总在对立中趋于平衡，在平衡中形成新的对立；恶性的对立使生命遭受不可恢复的损伤，绝对的平衡则是生命失去内在动力而走向尽头。对于人来说，这一切取决于自我选择的掌握，文化的把握，精神能动性的发挥。
每一种生命都内在地具备比现实强得多的生命力和繁殖力（只有像大熊猫这样已经走到进化链的死胡同里的物种，在尚在灭绝的边缘上维持生存）。一旦条件允许，可能会无限膨胀，直到充满整个可能的空间，并抵制别的物种生存的机会。
有一种来自美洲的爬藤，只要一小段落地生根，几天就能长出一倍长来。它顽强的生命力，好像哪里都可以从地里冒出来，并以指数级数蔓延开来。它爬在大树顶冠，直到把大树缠死为止。最后它一统天下，覆盖每一片阳光所及的地方，成为一场可怕的生态灾难。在它本来生长的南美是有天敌的，可在中国却没有。而在美洲和澳洲，移民们带去的牛、免、猪造成过新大陆的生态失衡，直到新的平衡在旧物种付出惨重的代价之后重新建立。这种生物入侵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全球化的今天。
每种生物都以自己为中心，这就需要一种外在力量来约束它，但这种外在力量不是上帝制定的，也不是客观的理性，而是别的生命的竞争，或者环境的失衡造成的灾难，在灾难后的废墟上重新开始，又带来新的矛盾，新的此消彼长。
社会的一切竞争，包括公开与阴暗、善良与狠毒，都是生命的常态。结果是遭遇自由与约束、帮助与打击、成功与挫折乃至摧毁，同样都是情理之中。而人类社会独特之处，在于造成一种人人公认的理性，约束每个人的生存状态。
豺狼虎豹向来是恶势力的象征。“子子孙孙打豺狼，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而今有形的敌人已经瓦解，我们却发现，猎人队伍也在相互争夺中瓦解、崩溃。野生的大型食肉动物濒临灭绝，需要受到保护，甚至牺牲牛羊来喂养。
一切方面都是相对的，极端必须回到常态。回到自身，抑制“恶无限”的膨胀，克服自我的异化。最后的关键在，只有理性的方式，才能最大程度地给人们带来公正、普遍的自由，尊严，带来内部的稳定、和谐，带来外部环境的持续。
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在物欲横流之后尚能延续，除了儒家道德对于利益的节制，还得益于老庄、佛禅对文明的批判、解构、反省，对自然的回归。佛理告诉人们，欲望本身是苦难，人的整个生老病死就是苦难。只有摆脱欲望，才能脱离苦海。
在青藏高原上，藏民族的祖先吐蕃人曾是一支有600万人口的强悍部落，他们凭借高原地势，经常俯冲下来，对大唐帝国的中原统治构成威胁。但自公元7世纪佛教传入之后，经过几个世纪的普及与融合，形成一种高度稳定、安宁的文化。人们把生命的关怀从外部世俗生活，转移到宗教所引导的来世。整个民族的人口维持在100万左右，不再对外部构成威胁。
用西方现代文明的眼光来看，他们无疑是弱小与落后的，但以他们自己的文化尺度来说，却是圆满与和谐的。如今，工业文明使我们的地球面临空前危机的时候，人类把眼光投向尚未受到污染的世界屋脊，怀着的一种朝圣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