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生存的文化动力，源于某种精神信念对于内在生命冲动的抑制、掌握与升华；而一个民族，一种文明的文化动力，则来自社会的一种理想、信念和原则，将每个人的生命冲动整合为共同的语言和协调的行动。西方现代文明的原动力，来自基督教和贵族文化对人的升华和超越；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动力，来自外部的挑战之下，民族尊严的内在呼唤。
毛泽东时代的原动力是民族屈辱结束之后，人们对于国家复兴的期待；邓小平时代的原动力是政治动乱结束之后，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然而，今日中国民族主义信念趋于瓦解，而物质利益的追求在富人那里已经形成了“恶无限”，穷人那里则进入了死胡同。社会已经难以获得一个共同期待作为普遍的起点，更丧失了整体性的认同原则、公共秩序。
人们不断地批评着糟糕的现实，并提出应该的原则。然而，问题的症结却在社会进步原动力丧失，再好的方案也无法有效地履行，没有人当真。一位基层工作的人说，原来人们即便犯错误，但还在干事，现在却是根本不干活了。
如果说，社会还有一些局部的活力，那也只是以个别人为核心的小环境，譬如一些有前景看好的商场、官场、舞台的明星，可以获得相对充沛的资源，因而能够凝聚一小群人的期待，形成一种活力，于是在他们周围形成一个小气候。
但在社会普遍失范的大气候下，这些以非常方式脱颖而出的明星，命运存在太多不取决于个人正面努力和公正原则的变数。开始靠机会主义和浑水摸鱼，一成气候又会相互火并，挑战权力平衡，造成天下大乱。一个行业在各地联成网络，相互提供一条龙的黑色服务，逃避本地本单位法律、道德及舆论的监督。基层买官卖官及权力谋杀频频出现，近年落马的高官大多与黑社会相关；娱乐圈里黑幕重重，大腕名人则连遭暗算；商场上爆出的黑道消息更让人不寒而栗，人的性命不如一只鸡。
腐败是在个体间普遍蔓延的文化瘟疫，是在社会机体的细胞中恶性增长的癌变，成为人际间心照不宣的规则，生活里不由自主的陷阱。这是一种发生在系统的有序性紊乱，内部生命力衰退，外部挑战失效的情况下的恶性自组织过程。
官僚机构里，在原本可要可不要的职位上，一个小职员得到上司的青睐让自己稳下来，如果他能够再发展两个更小职位，置于自己之下，而这两个更小职位上更卑微的人能够做出同样没有意义、但能够引起人们注意、显得自己重要的事来，就会同时增长上司的分量，于是每一级的权力都能上升，最低一级又成为上级，新的最低级又产生了。这样，一个庞大的机构就产生了。
官僚机构的恶性膨胀，与黑社会、土匪、邪教的膨胀，与恶性传销的蔓延，与连环信的流行，与社会动乱的形成，有同样的机理。不管你曾如何流氓无赖，只要你进入一个组织（有本事自己发起一个），然后自己连骗带拐拉起来一去队伍，你就成了老大。传销里发展“下线”，黑社会里收纳门徒，土匪里聚集喽罗，邪教里接受信徒，就是这样起来的。
你本是一个无名小卒，一无后盾，又无自信，在自己平庸的岗位上做着平庸的事，甚至面临炒鱿鱼下岗的威胁。可是，你如果能够主动出击，煽起几个比你更加卑微的小D、王胡、刘三之类，让他们跟随你，去忙活些原本没有意义的事，只要让人觉得你很冠冕堂皇，就能让他们也鼓起勇气再煽动更多的人。这时你发现自己“自信”起来——“老子的队伍开张了”。
看到自己的势力在周围发酵，你仿佛也变得高大起来，挥挥自己的手，蛮像那么回事。你发现自己作可以先知先觉状，给他人面授机宜，再大一点就可以指点江山，再大一点作带功报告，再来些装神弄鬼，不愁没有应者。
我刚上大学，一位中学好友传来一封连环信，明知没有意义，可为它恳切、道义、冷峻的言辞所左右，照要求如法炮制，怎么也不够它要的六个名额。有位学哲学的高年级朋友回信，启发我听从自己的理智，心理上才有了免疫机能。
055 利益让人类丧失理智。
牟其中用一百万买一块地皮，然后借着炒作的名声，到银行去贷款，说那块地皮值一千万，获得八百万贷款，把前一笔还了——以赢得银行信誉。然后，再用五百万买一块更大的地皮，更大规模炒作一番，再找另一家银行获得数千万元抵押贷款……，这样翻几下，就成了“中国首富”！与这种经济泡沫相似的骗局，在科技界竟也大行其道，且具有文化上的同构性。
许多从国外回来的人，把自己在海外的履历吹得天花乱坠，借着归来人员的爱国“迷彩”，加上某些领导的好大喜功，轻而易举地成为典型，宣传机器为他高效开动。只要你获得了一个项目，一个奖，就可以作为原始资本，拿去获得另外的项目，这样雪球般地滚下去，一位盖世无双的“科技巨人”泡沫般诞生了。许多高校、研究所的高级餐厅、宾馆，成为这些骗子交流、交易的俱乐部。据说，以色列的摩萨德来中国刺探高科技情报，却发现大多是些骗自己同胞的假东西。
70年代末的大学生，80年代的研究生，90年代的博士生，尤其洋博士，都曾是我们这个社会的骄子，人们仰视的目标，异性追求的对象。可是，大批文凭投机者鱼目混珠之后，今天学位上所有的智慧光环都已退去，徒剩功利的油彩。
前几年，报纸上一个说法传开了，教育部门是最保守的。对此，教育系统中的人自然深有体会。但令人担心的是，过去靠保守吃饭的人一旦解放起来，会干出什么事来呢？不负责的解放，如同轻易地打开的潘多拉盒子一样可怕。
●对新奇无休止的迷恋，只有解放、放纵、脱裤子、开闸泄水，却缺乏持守、庄重、穿衣服、修坝蓄水
1995年前后，我读到作家王力雄先生三篇文章引起我深深共鸣，这里引用《对新奇无休止的迷恋》、《我们可能不得不从头开始》。后面还有剖析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心态的《渴望堕落》。
俄罗斯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在去年获美国国家艺术俱乐部文学荣誉奖章时，发表的演讲题目是：“对新奇无休止的迷恋——我们这个世纪的劫难”。在演讲中，索尔仁尼琴抨击了本世纪以来俄罗斯乃至全世界文学艺术领域的以“迫不及待的喧闹为特征”、置身于“自编自演式的自我欺骗”中的种种“未来派”、“前卫主义”和“后现代派”。他认为那些主义安身立命的基础是“对于新奇的无休无止的追求”。对此，他表示了不加掩饰的反感：“这种认为艺术并不需要优美和纯粹，只要它不停地革新、革新、再革新的观念，它们所掩藏的，是一种不屈不挠并且由来已久的企图：毁坏、推倒、嘲笑，并连根拔除一切伦理道德原则。没有上帝、没有真理，宇宙是一片混乱，一切都是相对的”。它们在本质上是“对于一切内心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根深蒂固的敌视”，于是，“否定一切和否定所有的理想被视为一种勇敢的举动”，“毁坏成了这种倨傲不逊的主张所尊奉的最高信念”。索尔仁尼琴对“迷恋新奇”的文学艺术创作也予以否定。他认为，除了那群“迫不及待的革新者们不绝于耳的自我赞美”之外，没看见“任何有实在价值的创造”，“形式的翻新自身成了一个目标，并日趋空洞……技巧上的粗劣与作品本身含义的模糊不清达成一种高度的溶合，以至于完全不知所云”，其作品“大多注重于表现个人对于周围环境的细微感受，对社会的伤痕和疾病，却流露出一份彻底的漠不关心……忽略生命中更高的意义，用一种相对主义的态度看待各种概念和文化自身”。索尔仁尼琴对这种20世纪的文化现象所作的结论是：一方面，它导致了人类当代文学艺术的日趋低下，“一个人对于自己的作品施加越少的限制，他的作品也就越少拥有获得艺术成功的希望。缺乏一种责任精神和一种内在的组织力量，将导致一件作品的结构、意义乃至于艺术价值本身趋于平淡，直至完全消失”；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混乱、急迫而又无聊的‘新奇’”发出对“全部传统生活方式的刺耳诅咒；对于一切宗教及伦理规范的全面宣战；以及对于彻底摧毁并践踏全部现有文化传统的高声鼓吹”，使得整个世界“挣扎在一场精神疾病中”，出现了“极其危险的全人类的精神下坠”，使得“崇高的精神和道德理想在持续地衰落和解体，生命中的精神支柱变得模糊”，由此导致了一场“人类朝着动物方向复归的反进化”。（以上引号内皆为索尔仁尼琴语，王昭阳译，摘自《倾向》杂志创刊号）
056 另类人。
◎“生命的精神支柱”是什么
人与其他物种的不同之处，在于人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而其他物种只生活在物质世界。精神世界唯人独有，因而是人的本质所在。
有一种现象能帮助我们认识精神世界对人的作用：有的人在物质生活上应有尽有，可是并不幸福；相反，有的人物质生活清贫得多，却活得很快乐。是什么决定他们的幸福与否呢？可知不取决于物质世界。仅有物质世界的富裕，除了手段和程度差别，人与动物没有根本不同，也不足以使人生活得美好。人的生存状态怎么样，归根结底取决于人的精神世界是否满足。当然，不可能完全脱离物质条件，如果衣食温饱与生存安全尚受威胁，很少有人能把精神世界放在首位。民间语言的形容是“没有肚子哪有脸”。然而当基本的温饱与安全得到满足，评价人生的感受就将主要来自精神世界。
人的精神生命没有肠胃或生殖器那种物质生命的客观载体，因而精神世界的组成和满足都没有客观性与实在的对象。它只能在看不见、摸不着的空无中发展，并非仅仅是客观的“镜象”，必须重新组织，有自身的条理，建立一个与物质世界不同的结构，并产生出超越肉体、完全属于自己的目标和追求，以及相应的运行机制，最终使精神世界成为独立的主体。那么精神世界依据什么进行组织，遵循哪些条理，确立什么样的目标，怎样约束和管理肉体生命的因素……，这一切的根本依托与核心，在我来看，就是生活的意义与价值判断，也就是索尔仁尼琴所称的“生命的精神支柱”。可想而知，没有意义和价值的凝聚，在“空无”中飘忽不定的精神只能是发散的（通常描述心态的“空虚”二字形象地传达了那种感觉），就无法产生和维系一个精神世界，人类就只能停留在（或退回到）只有物质世界的动物状态。所以，自打精神之光开始照亮人类心智，绵延至今，人类在精神世界里锲而不舍地所作的最大努力，就是对意义与价值“路漫漫其修远兮”的“上下求索”。
◎平衡即美好
评价人在物质世界生活好坏，有可以量化的客观标准——如卡路里、工资额、恩格尔系数、住房面积等。这些标准可以通过人在物质世界的生产或发展来实现，并不断推动其增长。然而人在精神世界的生活状态，却没有客观标准，也不依赖于增长，取决的是另一种完全无形的因素——平衡。
什么是平衡？如果在一个人的精神世界里，意义与价值体系稳定，目标明确，信念坚定，知与行高度统一，没有动摇主体的两难、分裂和困惑，没有摧毁性的冲突，没有绝望的窒息，也没有难以承受之轻的空虚，在我看来就是平衡，而反之就是失衡。
平衡不在于意义必须多么伟大或价值多么崇高。“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对于一个淳朴农民而言，其中的意义和价值可能足以使他平衡，感到幸福与满足；而一个君临天下的帝王，精神世界却可能在失衡中痛苦不堪。大小高低不重要，关键在是否平衡。
但帝王不可能退到农民的生活状态去获得农民的平衡。每个人的社会角色、文化修养、生活环境的不同，使他们注定要以不同的意义、价值获得平衡，不可互换。社会角色的多样化决定了需要提供多种价值与意义才能支持不同的平衡状态；同时，社会又是一个互动结构，不同的社会角色相互关联，平衡状态很少能一个人独立实现，很大程度要取决与他人、社会之间的相互支持。这就决定了无论从个人的角度还是社会角度，获得平衡所倚赖的意义与价值，都需要有一个结构性体系。在那个体系里，深能追溯到终极意义，使精神得以升华到宗教意识境界，实现对有限时间和空间的超越；广能囊括各种社会角色所需要的价值和意义，建立协调整个社会的伦理原则与道德准绳。当这种深度广度都具备，从“修身”到“齐家”到“治国”到“平天下”，就都容纳进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结构。
那个体系肯定是相当庞大的，不指望也不需要人们从整体上把握。每个社会角色只要把握住支持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就足够了。然而却不能因此就不求体系完整。只有建立一个完整体系，才能使社会背景、文化修养、生活状态都不同的人群在一个有序的构架中各归其位，实现整体平衡。局部的平衡只有基于社会精神结构的整体平衡才能达到，而整体的平衡，又需要局部的平衡互为补充，才能真正实现。
◎“保守”之可贵
意义与价值的体系是需要百年甚至千年进化才有可能形成的，它不仅需要多少代人接力式的苦思冥想，还需要更为漫长的传播教化，磨合调整，直到溶入文明的血脉，化作整个民族的集体潜意识。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当然是不可少的，而继承却更为重要。世界所有的大文明，其精神体系无不至少传承千年以上。尊重传统，怀古惜旧之所以在历史上成为一直被推崇的美德，重要原因就在于其有助于保持人的精神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平衡与稳定。
如果这种对传统的尊重和继承被称为“保守主义”的话，我觉得“保守”非但不该受到当代人先入为主的那种普遍鄙视，而且应当格外小心地珍惜。只有继承才有发展，有继承的发展是循序而进，有继承的变化是以“道”生“道”，从而可以在变化中实现平衡的最佳状态——动态平衡。即使从“进步”的角度评价，没有前人的“落后”，又如何有今天的先进？至少因为有了前人，我们不用再从蒙昧的黑暗开始摸索，我们有了步步上升的基础和参照。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应该永远以感激之心对待过去，为自己受到前人遗产的恩泽心存感激，而不是把前人当作敌人和鄙视的对象。
同时，健康的保守主义应该不墨守成规，能不断以平衡的运动和变化自觉改善传统的不适之处，面向未来，鼓励自由探索，给后辈人开拓出广阔的发展空间。遗憾的是历史上的保守主义往往不能保持这种平衡，太多地倾斜到僵化与教条的一端，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和扼杀自由精神的势力。在那种僵化的保守主义占据主宰地位时，激烈的反传统和抨击保守有积极意义。然而今天，倾斜的方向已从整体上发生了颠倒，尽管僵化的保守主义常常在局部显得更为极端、愚蠢和失衡，但作为保证平衡不可缺少的另一端，保守已在人类文明的大天平上全面萎缩和消解，而“革新”的大潮却继续着一浪高过一浪的势头，从这种失衡中，正在令人不安地展现出索尔仁尼琴所称的“世纪劫难”。
◎变易——我们这个世纪的偶像
处身世纪末之刻，回首人类的20世纪，一片波涛起伏，天翻地覆，令人眼花缭乱，惊心动魄，感慨万千。尤其是我们中国，从新政到辛亥，从五四到北伐，从军阀混战到全民抗日，从国共易帜到社会主义改造，从反右到四清到文化革命，再到今天的商业化大潮，很难想象历史上还有哪个时代的人能经历这么多变化。“革命”是这个世纪最辉煌的词汇，“新”是最具魅力的字眼，“进步”的口号响彻云霄，“改革”成了圣经，只要是“先进”就倍受羡慕，“现代化”则更是梦寐以求。与之相应的，是一系列“砸烂”、“推翻”、“消灭”和“决裂”，构成我们这个世纪自始至终的主旋律。
056 刷新吉尼斯纪录——一农民写出世界第一巨书。
全人类都染上了这种疾病：把贬损过去当作进步的动力，把敌视前人、传统当作光荣，将静止或哪怕稍微慢一点视为耻辱与落后，为进步而进步，为变化而变化，对进步和变化的意义却茫然地不知不问，似乎只要不停地与过去决裂，变、变、变、革新、革新、再革新，就能获得成功、幸福以及光明可靠的未来。
◎“世纪劫难”
平衡与变化并非矛盾，僵死的平衡与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的运动本质不相容。从这个意义上说，变化本是平衡的必要条件。然而变化若过于频繁剧烈，失衡就必然会发生。自然界如此，恐龙由于环境的突变而灭绝，地球生态的平衡被人类工业化的过快进程所打破；同样，人类社会和人的精神世界也如此。
在我们不断用今天否定昨天，对“旧”嗤之以鼻，惴惴不安地担心被“新”淘汰的时刻，难道我们能从无止境地追求变易中得到幸福吗？在那看似鼓满风帆、竞航于百舸争流行列的人生之船下，只是疲惫的随波逐流而已，实际上失掉了自己把握航向和获得安宁的舵与锚。多变使人惶惑、疲倦、失去自信、日益浮躁，把时间精力消耗于不断追赶、适应、为他人而活，最终还是免不了被“后浪”带着刺耳的嘲笑掩盖，成为筋疲力尽的“老古董”被淘汰出局。
056 定海古城被拆毁（取自《南方周末》）——多少珍贵的文化遗产在“发展”的硬道理下毁灭。
否定和毁坏的癖好摧毁了人的信仰，使一切真理变为虚无，使世界成为任人解读的“文本”。青年时所学的一切到中年时得知都不对，中年时所做的一切到老年又发现全愚蠢。我们的前辈也包括我们自己都有这样的亲历。即使今天我们自以为的“正确”，到明天又可能照样被否得一无是处。这种失去真理支持的人生，最后的盖棺论定只剩下无意义的徒劳。
人类的物质世界在快速变化中越来越富有，精神世界却在快速变化中越来越贫乏。旧的否定了、丢掉了，新的却扎不下根、又长不起来。两个世界日益分裂失衡，人类集体地陷入找不到意义的空虚，这就是人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富有，精神生活却越来越烦恼不安的根源所在。空虚促使人制造更多的变化以求填充，企图用“新奇”打发产生于空虚的无聊和“没劲”。这种求变会像吸毒一样陷入恶性循环，周期越来越短，“新奇”的变换越来越快，从而使传统的意义和价值体系瓦解得越发散碎。而在日益散碎的基础上，建立新体系的尝试则越发失去立足的可能。
没有体系搭起的阶梯，终极性的意义与价值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人生追求就只能停留在一些表层价值上——如成功、有钱、地位等。那种追求可以使人很忙碌，却寄托不了意义。成功者、有钱或有地位的人与其说得到了幸福和充实，不如说更多的是劳累、厌倦和永无满足地继续匆匆向前。
人不可能不追求，没有深层意义的追求，就只有追求表层价值——成功、富裕和权力。一旦这些价值被所有人共同追求，就一定导致人与人的广泛争斗，因为这些表层价值都是以胜过他人才能获得的，并且必须以他人的反衬才能显现。尤其在人口密度增加、经济一体化越来越强的今日世界，人际互动发生得越来越多，倚赖日益增强，而能提供成功、富裕和权力的资源却越来越紧张。意义与价值体系的瓦解势必会导致欲望过度，人际关系普遍紊乱，摩擦、冲突和敌对增加，经过阶梯式的积累、富集和传递，形成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危机，最终导致整个社会发生动荡，失去平衡。
说到底，今天人类社会的根本危机就在于意义与价值体系的解体。然而我们对此视而不见，充满我们视野并使我们穷于应付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危机，其实只是从这个地下之“根”长出地面的“枝干”而已。
◎精神的洪荒时代
今天，无论是东方西方，精神的大厦都在崩塌。男男女女们陷入难以自拔的精神危机，心理疾病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蔓延；人与人日益相互为敌，道德沦丧，冷漠残忍；宗教信仰萎靡，精神理想破灭，真理和信念被相对主义腐蚀，人生意义变得越来越虚无；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达到从未有过的广泛深入，而自己的内心世界却变得日益模糊，与我们形同陌路；我们把信息当知识，把知识当智慧；这世界失去了思想的巨人，只剩土拨鼠似的侏儒学究和畸形专家忙忙碌碌，由半文盲的歌星充当哲学教师；作茧自缚的法律取代了道德良心，武装到牙齿的警察成了维持太平的唯一保证；我们感到了危机存在，然而我们至今仍只限于索尔仁尼琴所形容的那样——“用一种以灵巧和机智作为骨架的木马来同这种危机赛跑”，那木马不管是载着机关算尽的权谋，还是“跟着感觉走”的自慰，还是在意识形态宣传中升华出来的光辉形象，都是注定要在这场不成对手的赛跑中散架的。
这片荒原中已没有通路。我们在“新奇”的诱惑下冲得太远，支持人类上千年的意义和价值体系已经断裂在我们身后不可复归的鸿沟另一端。只有向前，去向未知的新天地探索，寻找走出荒原的道路，有人说人类的今天平庸无奇，商业与法律统治的社会将不会再出英雄。然而人类的精神世界却全然是另一番景象。那里黑暗荒蛮，风雨交加，猛兽狰狞，那里重新面临天地初开的神话时期，等待着女娲、丹柯、普罗米修斯和夸父一般顶天立地的英雄，去披荆斩棘、战胜猛兽、驯服洪水和寻找光明，那里将厮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通向终极关怀的道路怎么可能平庸？！
●我们将不得不从头开始吗？人类历史上曾有那么多辉煌的文明衰落消亡，没有理由认为今后不会重演
中国正在发生举世嘱目的变化，一般而言，目前多数对中国的观察、分析、评价和预言集中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及社会发展变化之上，而把文化放在次要地位。
经济、政治、社会是有形的，有实体，有数据，可以实实在在地把握，文化无形，到底能在中国社会变革中起到何种作用，难以道明，因此有意无意地把文化置于从属地位，以为其可以随有形的经济、政治发展自然演进（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不会对社会发展起决定性的影响。
另一类观点重视文化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并举出东亚儒文化圈的经济起飞为例。以那种论点推演，中国作为儒文化的源由之地，只要光大传统，前途亦将光明，甚至可能成为主宰未来世界的“大中华文化圈”之主体。今天，从表面看，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已从毛泽东时代遭封杀的状态全面“复辟”，不仅优秀的文化遗产重新受到尊崇，腐朽糟粕也一道沉渣泛起，但是否可以由此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已得到恢复呢？
更为乐观的观点认为当前的中国文化不是简单地重归传统，而且与西方文化交汇溶合，正在产生本质上的积极变革，从而获得更为蓬勃的生命力，很有可能为已经从整体上陷入穷途末路的人类带来为了希望和出路。
我没有这样乐观。而且正因为我十分看重文化对社会的作用，所以就成了悲观。
不错，我承认中国文化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然而变化并不等于就是良性的变革，还有可能是正在沦为解体。如果把一个民族的文化视为某种结构，我的确认为中国文化从结构上正在清晰无误地表现出不可挽回的解体之势。
◎中国文化已丧失整合社会的能力
审美、娱乐、创造智慧、传播知识以及许多文化的功利性功能无疑都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我来看，文化最重要的功能却是对社会的整合——即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规范与调整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这种整合功能只能产生于文化的整体结构。如果结构解体了，即使有再多的京戏、气功、烧香拜佛、书法字画或飞檐式的大屋顶，也不能说恢复了文化及传统，而不过是些有如杂耍的幻影。
文化结构解体并非当今中国独自面临的问题。然而近代以来一向落后于世界主流的中国，这回却走在了世界前列。与其他社会不同的是，中国文化结构的解体并非完全是自然进程或外来压迫所导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政权自上而下进行“自觉革命”的结果。
057 建于明朝万历六年的牌坊——它所表彰的精神已经淡漠了。
自“五四”以来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在寻求强国之路的摸索中，无论是选择马克思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本质上都同是对中国文化自觉不自觉的扬弃。而最根本的摧毁是在1949年以后，由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实行国家所有制，必然与原本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家庭和家族结构发生冲突，从而形成家与国家在结构上的分离──这是中国文化的一次根本性解构。政权把“家”视为国家的威胁，因此对中国文化结构中“孝”、“仁”、“义”三根支柱进行了连根拔除式的摧毁，只保留了一个有利于国家政权的“忠”，并且将“忠”推向极端：把全体中国人纳入唯一一个大家庭──国家，忠于唯一一个大家长──领袖。那场倾举国之力以几十年时间所进行的摧毁是相当彻底的。“孝”让位给了“阶级性”──“亲不亲，线上分”：“仁”成了伪善的代名词：“义”等同于流氓团伙之间的关系。在那个年代，所有不顾个人家庭的行为都被树为榜样（至今那些为了“革命工作”而父母有病不守护，或是着火时先救“国家财产”不救妻子儿女的行为还被当作英雄事迹宣传），父子反目，夫妻成仇，亲属互相揭发和“划清界线”。民间社会统统被铲除，全部社会细胞都毫无例外地纳入国家系统。
057 学习毛主席著作——一个缺乏宗教精神的民族，有了这样一种信仰。
中国的文化结构就此全部倒塌，社会道德与伦理也因失去了可供攀缘的结构迅速枯萎。物质主义的泛滥对此雪上加霜，“独生子女”政策更加从根儿上瓦解了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结构。失去了文化整合的中国人从几千年的群体状态碎裂为以自我为核心的个体。与西方社会的个体状态不同的是，西方社会的个体状态有其个人主义的文化整合和人道主义的道德制约，中国的个体状态却完全是无制约的恶性膨胀。以往的由祖先、辈序、婚姻、亲属、朋友、世家、邻里等组合在一起的人际关系整合体系，今日已基本不复存在或遭扭曲。今日中国的家庭从数量上虽然位于世界之首，却由于家族文化结构的解体，只剩配偶结合与繁育后代的动物性意义，随文化结构的坍塌成为一盘散沙。
我如是说，并非认为文化结构应该固定，不需要有任何变革。中国传统文化的确有相当多的糟粕，尤其难以适应近代世界与国际社会，不该不变，也不可能不变。
问题在于如果仅仅摧毁旧结构，没有新的结构同步产生和置换，社会就会因为失去文化整合而面临危机。
◎什么都不信者什么都敢做
法律、制度、组织、强力机构等虽然都是整合社会的手段，然而把天生具有动物性本能的分散个体整合为一个有秩序、各归其位、共同发挥合力的大规模人类社会，最有效的整合只能来自每个社会成员内心。只有每个社会成员的内心存在“自觉的法官”，社会平衡和稳定才有保证，经济、政治的良好发展也才有可能——这就是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决定作用所在。
由于文化结构解体带来的危机，可以用“脆化”形象地形容。社会“分子”——人际之间失去粘性融合，“分子”水平的无序和冲突富集为整体状态紧张（脆化），法律和警察虽然能够一时保持社会秩序，却如同捆在玻璃器皿上的铁链，一旦有类似跌落那样的震荡，不但无法避免器皿粉碎，还会起到加剧的作用。
权威在传统中国是整合社会的重要机制。权威与权力的区别在于权威是从人心里被奉为神圣，受到尊崇。然而当今中国人的心里几乎已不存在神圣，什么都不信，什么都不怕，无尊无卑、无大无小、无规无矩、无法无天，除了功利得失，没有其他是非原则，整个国民精神趋向痞子化。所谓“什么都不信者什么都敢做”（Believe nothing， one can do anything），正是中国当今犯罪与腐败以惊人速度蔓延的根源所在。
中国已出现全民腐败的症状，犯罪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虽然警察力量与经费成倍扩张，却日益捉襟见肘，力不从心。警察永远是少数，如果多数人不靠自觉，都要警察看管，结果只能是以少制多的局面，防不胜防。何况一人的罪案往往需要十倍甚至百倍的警力才能破获。如此高昂的成本，再随犯罪增加不断翻番，终有一天会达到不可承受的程度，使社会落入荒谬却真实的困境。
迄今人类社会结构都是立体的，存在层序、等级和分工。这种社会尤其不可缺少文化整合。仅仅靠法律和打手，是无法保持稳定的层序结构的。当年的中国下层人民以“认命”心态对待自身与上层阶级的差距，少数人的富有被他们视为与己无关的另一个世界，不为之不满，也不攀比，虽然阶级差距比现在大得多，却往往能维持稳定与合作。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从消灭社会等级下手，虽然事实上的等级照样存在，意识上的平等却已深入绝大部分中国人内心——尤其是经济上的平等。
在这种社会心理面前，经济差距的拉大——正是近年中国的改革动力——必然会成为社会冲突的源泉。加之电视普及，把差距一览无余地展现（甚至夸大）在每一个人面前。对冲突的刺激就更为普遍和直接。在这方面，中国农民对自身地位的不满和改变地位的迫切愿望，势必成为影响中国未来社会状态的重要因素。
农村对城市的敌意、农村失业人口形成的流民大军、农民犯罪增加等已经是当前中国的难题。这个多达八、九亿人口的社会群体之任何动向，累积效应都将是惊人的。同时农村又是政权控制最薄弱的部分，一旦失控，即使把几百万军队和警察全派下乡，也只如杯水车薪。观察中国历史，在所谓缺少文化的农村，从来都最是依赖文化传统而非官府和法律治理的。离开传统和文化，实现这个庞大群体的整合几乎不可想象，而今天中国，恰恰就面临如此现实。
◎我们可能不得不从头开始
中国运行距离最长的客运列车──往返于上海到乌鲁木齐的列车，由于旅客精神病突发造成的暴力事件，去年一年高达八百多起。没有在中国坐过普通列车旅行的人可能难以想象其中道理。那种列车大多挤得如同罐头，许多人只能终日站立，甚至一平方米的厕所也站立好几个人。空气污浊，令人窒息，喝不到水，无法排泄，四面肢体摩擦，难以行动。人人都在争取空间，神经紧张，火气积聚，冲突概率极高，却又没有缓冲余地，只能促进冲突发生和升级。那趟列车途中连续行驶三天四夜，在如此狭窄恶劣的环境中忍受那样久，一些在正常环境下不显露任何精神病症状的人，常常就会暴烈地发作，或突然攻击周围的无辜者，或毁坏列车设备，或砸碎玻璃跳车，或者自残甚至自杀……
057 民工潮。
——在我眼中，中国就是这样一趟列车。
文化结构解体撤除了每个人内心的“守门人”，使人的欲望以前所未有的贪婪喷涌而出，那种贪婪乘以十二亿人口，堪称当今世界最大也是最可怕的贪婪。如果中国拥有对其人口而言足够的自然资源，也许还有缓冲余地，人可以向自然索取财富满足物欲。从每个人自身利益出发，也能认识到彼此合作比相互敌对要有利于对自然资源的索取。不幸的是，中国的人均资源实在太少，注定了没有这种可能，于是满足欲望就只有选择另一条途径——互相争夺。
所谓争夺，不一定全是明火执仗违法犯罪，也许是巧妙地钻法律空子，也许是买卖中以次充好，也许是迫使工人延长工时，也许是捡了别人钱包不还……，分开看，都是小事，只会引起局部小的摩擦和冲突，无关宏旨。问题是如果所有社会“分子”都在进行这种损人利己的争斗、算计和疏离，经过阶梯式的积累、富集和传递，就会加强社会整体的“脆化”，酿成宏观政治和经济的大风大浪，甚至最终导致社会解体。
因此，我认为对未来中国，最真实的前景和最深刻的危机，并不在经济、政治方面，而是文化结构的解体。单纯的经济、政治都在社会的浅层次，即使有危机也不难度过，文化结构解体所导致的精神紊乱，却会从根上毁掉一个社会。我这样说，还包括对时间因素的考虑。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可以在几年或几十年内得到调整甚至重建，文化结构的形成却必须经历几百甚至上千年的演进——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大文明的形成都无例外——并且文化结构不能由人为设计和建设，所以一旦解体，就等于再无依托。近年所开展的“精神文明建设”之无效，已经说明了这种无奈。
当然，文化结构的解体并非马上就会导致社会发生解体。几代人的生命在历史长河中不过一瞬，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也许浑然了无在劫难逃的感受。把青蛙放进沸水它马上就会跳出，而若把凉水慢慢加热，青蛙就会浮游在水中舒服地昏睡，最终不知觉地死亡。人类历史上曾有那么多辉煌的大文明衰落消亡，没有理由认为今后不会重演，也没有理由认为中国不会落入那种命运。
我想，为了免于沉沦劫难，我们需要重新回到古老智慧中去寻求启迪，但是也必须保持清醒认识，我们已经走得太远，身后已决裂出不可复归的鸿沟，即使此刻重新意识到保守的价值，能让我们保守的也已所剩无几。我们可能不得不从头开始，而且只有向前，才能寻找走出废墟之路。
我不知是否有成功的希望，但是只有努力。【引自王力雄《自由人的心路》】
●西方现代权威的转换与后现代思潮：全民理性化是知识精英阶层隐退的前提；当代中国还根本谈不上
西方由传统的宗教教会、世袭王朝的权威，转换为公共理性、民主制度的权威，是合乎内在逻辑的自然过渡。
因为基督教权威本身内在地包含着理性的因素——来自古希腊文化对宗教的渗透，通过两次基督教教义的大综合、经院哲学运动、大学的兴起，特别是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及人文主义运动，形成了以知识分子群体和大学为核心的文化权威。
传统权威世俗化，过渡为现代社会的合理性原则，构成社会的文化基础。其中，近代科学知识体系与工业技术的操作方式结合，成就了城市工商业文明；而民主法律制度与市场运作机制，建立了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的秩序。
这些原则正在全球获得普遍认同，并被看作是绝对的、自明的、科学的、神圣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于是，以这种西方文明原则为中心的国际一体化潮流向世界扩张，势不可挡，彻底改变着全球的其它各种人类文明，乃至地球本身。
058 文明的异化与回归。
但二次大战之后，西方开始兴起“后现代”思潮，旨在剖析现代文化结构的语言概念、意识形态体系，反省理性原则、逻各斯中心主义、科学主义，解构这种文化原则背后隐含的权力化倾向。后现代思潮是人们对贯穿于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到现代文化中的理性主义原则的反省。它所揭示的道理就是，这些原则并不是绝对的、先验的、必然的，原则可以多元化的。
后现代思潮体现着人们一种突破现有形而上学模式的追求，是人的智慧与创造力不安于现状的积极姿态。人们所以要解构、反省、解剖、质疑既定原则，是要给新的文化建设提供启发和灵感，努力追求理性本身的进化。
后西方现代思潮以解构的方法分析现代文化的深层结构，试图消解权威，寻找新的建构方式。
这种思潮作为国际文化现象，也体现一种困境，有一些消极的迷惘、失落、颓废，不思进取的成分。人们沉浮在流行文化、消费文化、文化快餐里，经常陷入相对主义、玩世不恭甚至痞子心态。文化由社会文明中的核心，由能动的、革命的、批判的、创造力的、理想主义的权威，由对于实践的精神指导力量，转化为市场上的一般商品，智力手段，消费对象，娱乐游戏术。文化回归于世俗化，知识分子走向边缘化，不再充当社会精英，不再安居象牙塔里，而是成为市场上的业主或雇员。
不过，人类并非注定要走向末日，像斯宾格勒所说的那样。在解放中再建构，再创造，又会产生新的生机。一方面容忍欲望的合理发泄，减少外在的非理性压抑，另一方面加强个人的自我约束，把生命的能量升华到永恒的探索、追求、创造中，使社会保持良性的发展状态。如同现代时装，服饰的核心当然是人的身体，但再美的身体也不能全裸。裸体是极限，在这个极限之内人的好奇、向往、追求、创造是无限的。只有极个别人干脆全脱，但只有瞬间的快感，丧失了一切之后，什么都没有了。
058 解放——文明像头发一样，太长而不能自理，就要由外力来修剪。
西方贵族的沙龙是高贵的文化场合，连暴发户也以能够进入贵族沙龙而自豪。没有贵族文化，就没有西方文化的一个支柱（另一支柱是教会）。美国似乎没有贵族传统，但欧洲文明给它的广泛意义的贵族传统，是它综合各种文化的基础。
北美、澳大利亚的白种人内心深处正在形成一种深深的忧虑，白人的数量优势正在减弱，非白人将会成为多数，这些移民国家的文化根基和归宿感将出现危机。正如李慎之先生指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隐晦地表达这种难以言说的种族主义忧虑。
西方后现代思潮是要解构，要将现代文明的衣服一件件脱去。脱一件，发现这还不是本质，于是再脱一件。但是，真把一切文明都脱掉的极少。有人一边脱一边随意地穿上别的衣服，并以此为乐。东一郎头西一棒，为了好玩，但也有认真。了解西方的人都知道，西方人生活方式里无处不有的理性文化，是根本脱不掉的根基。欧洲人经过了几百年的解放历程，每一步都是千年历史所压抑的巨大内心能量的释放与再创造的过程。直到今天，大多数欧洲人还保持宗教信仰，教堂仍是大多数人的归宿和慰藉。
今天，西方人普遍具有高于其他民族的宗教与人文教养。学校决不只是传授职业所需的知识与技能，而更重要的是培养人的内在文化修养。欧洲人的绅士风度、道德礼节、自律意识、法律观念等等，多数人对经典音乐和戏剧都有相当高的欣赏能力。西方城市的风格、建筑的个性，无不打上深深的历史文化烙印。交响乐团和歌剧院仍是城市文化的象征。
不管从价值观上、从未来发展上如何评价这一趋势，我们必须看到它在西方社会形成的历史与现实前提。
首先，西方现代理性精神、法理原则已经全面落实到社会各个方面，在人们生活中高度普及，不再需要一个超越普通阶层并具有特殊权威的知识阶层，来主导文化建设、引导社会进程、承担社会使命，也就是说，除了个别下层反社会分子的威胁外，绝大多数人习惯性地，近于本能性地遵守着理性的规范，当然就不需要一个凌驾于众人之上的文化权威来对众人指手画脚。
其次，西方政治精英阶层虽然没有明显的界限，更没有家族传统，但也决不是任何一个没有特殊教养的白领可以代表的。美国白宫、英国唐宁街的背后，都有庞大的智囊团，基本上是以几所大学为基地，他们遵从着无形的文化传统。
再其次，西方社会已经形成高度健全的政治法律体系，有行政、议会、司法相互制衡，为社会生活提供稳定的保障。合法的民主程序和公开的舆论监督更是将现代理性原则贯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最后，西方社会经典文化的传统根深蒂固，宗教活动十分普及，信仰至今仍是绝大多数人的精神归宿；他们有开放、时尚、流行、享乐文化的同时，经典名著、古典音乐的受众并没有减少；中国经典艺术常要拿到西方观众中才能得到定位；西方大学人文学科无论是科目、课时，还是学生、学者人数，比重都远远高于中国大学，其历史文化修养也是中国不能相比的。
非西方国家也可以引进后现代思潮，用以解析传统的文化结构，包括在已往社会变革中形成的意识形态。这种解构当然让人明白，任何权威都没有绝对的必然性。然而，现代民族必须建构自己新的文化权威，而不只是解构文化权威。
文化是社会生活的灵魂，知识分子是社会良知的体现。文化和知识分子从社会生活中分离出来，建立理性的权威和创造力的中心，作为社会生活的向导和灯塔。没有这种超越具体现实生活的文化象牙塔，现代文明不可能自然生成。
●人文主义与人文精神的对立与统一：前者从天国回到人本身（肉体），后者从世俗回到人本身（精神）
人文精神让人联想到“以人为本”，这不仅是人们嘴边的口号，而且是官方文件、新闻报道、商业广告的关键词。
但糟糕的是，在绝大多数时候，这只是上层管理者居高临下的一种姿态，一种道德标榜，显示自己如何关心人，爱护人，照顾人，体贴人，珍惜人才，并不是把人当作自主、独立、能动、创造、全面发展的人，当作有自由意志的人。这种“以人为本”其实还是以工具为本、以机器为本，甚至还更糟，因为人被“异化”成了机械，成了工具，成了动物化的活资本。
“人文”一词，在汉语里与“天文”相对，是指区别于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人与社会的事务，其核心是贯穿在人们的思维与言行中的信仰、理想、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人格模式、审美情趣，亦即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让人联想到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文主义”（Humanism）。人文主义主要针对前现代的宗教、伦理、政治对于个体的压抑，主张个性的张扬，强调感官、此岸、现实、工具的重要性，主张从宗教的神灵的彼岸的王国，回归到世俗的感官的物质的生活，认为前者是虚幻的，后者才是现实的，才是人本身。人文主义是西方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社会的起点。
人文主义、人文精神都是对于某种外在于人的异化力量的否定，强调“回到人本身”，但两者指向相反。
人文精神针对的是现代进程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物质消费主义、技术工具主义，强调人文文化，自我实现和内心关怀，主张人的主体创造作用，主张民族自尊、自持、自决。从这个角度上看，关于人文精神过去是否有过的质问是没有意义的。毛泽东时代的乌托邦，理想主义、民族主义，都曾体现为特定的人文精神，只是后来逐步异化为反理性的意识形态迷狂。
现代工业与资本改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方式，尤其是现代科技的运用，给许多人过于饱和的感官欲望满足。可是物极必反，人们开始囿于现成知识、常规逻辑、传媒语言、官僚体制与技术规范里，目光越来越短浅，趣味越来越市侩，人情越来越淡漠，竞争越来越冷酷，而人对现实的依赖、顺从以及惰性却在增加，想象力、创造力在减退，主体性在丧失，信仰、理想、道德、情操等构成人的灵魂并且规定人生的意义的品质瓦解了。这，就是人文精神的失落，是手段与目的的颠倒。
没有抽象的“人本身”，感官、肉体是人的，灵魂、精神更是人的。哲学、宗教、伦理、文学、艺术、政治、法律、经济、科学、技术、习俗等都是人的事务的体现。哪一方面的膨胀压抑了全面的发展，都是人的异化和失落，都需要回到“人本身”。
如果我们摆脱直观的思维，不是以静态的空间结构的分析，而从动态的时间演变的角度看人类的历史，便会发现：任何一个伟大文明最早的生长点并非经济，也非制度，而是这个民族特定的精神信仰。先是有某种宗教、哲学树立人们的信仰，而后才有道德，科学，艺术等理智层面的发展，再有制度和规范体系的建立，再有生产的发达，物质生活的繁荣是最后的结果了。
或许不难找到某些军事上、经济上的“暴发户”做反例，但是从文化的独创性和发展的持续性以及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贡献上看，那，不过是昙花一现的插曲而已。西亚石油出产国富甲天下，有的人均收入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科威特被伊拉克侵占期间，石油巨子们逃难到开罗，住的还是五星级酒店。但那里并没有现代文明的建树。
在“神文主义”或“人文主义”时代，人们更多地从神话、巫术、想象、揣测、思辨、直觉、本能出发。在现代生活中科技起着主导作用，科学用实证的尺度认知客观现象，用理性的规则约束人们的社会生活。但是，科技只是工具、武器，支配科技的是人。技术解决的是如何生产，动机则关怀为什么而生产。在动机明确的具体条件下，技术可能是最突出的问题，但在整个民族的发展历程中，动机是取决定作用的。重工具而不重人，没有灵魂的科技反而会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
059 在海滨的女人（毕加索）。
信息时代来临，影视传播、电脑网络、生物工程等代表的高新信息技术，正在使我们周围的世界产生令人瞠目结舌的变革。学习、交流、合作、生产与交换都可以借助互联网，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既定现实，随处包围着我们的生活，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可以充分满足，甚至达到高度饱和。这时谈“人文精神”，如同潦倒的末代诗人们的幻觉。
科学技术本来是人的创造，是为人服务的现实工具，但它超越了人的主体精神的成长，反客为主地左右着社会的走向。当人所创造的工具、手段、技术、成果及信息、知识反过来支配人自己，人的直接情感、灵感甚至被淹没，造成人的生存异化。
由于信息技术的高度发达，信息可以随意地制造、使用、传播，人们不是面对生活本身，而是概念化、符号化、虚拟化的信息世界，这可能使人失去本真的生存空间。每个人感受到技术手段作为一种力量对人的裹挟而无所适从。
日新月异的技术手段造成的全球一体化始终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并没有造成平等的国际秩序和人际关系。虽然中国四大发明曾是现代技术的原动力，但它经过了西方科学思维全面同化和改造。如果我们不能从更高的文化与科学视野上发展它，把握它，仍以传统的实用主义目的来运用它，只是赶潮流、赶时尚，那么可能更加造成我们整个民族生存状态的迷失。
科技是现代生产力的核心，但从更根本上说，文化是人们生存方式的核心。人文精神塑造人自己，它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内在灵魂与活的生命。所有规范，体制与物质成果不过是其躯体、骨架和外部手段。人文精神的重建，正是要消除经济和科技的膨胀所造成的现代文明的分裂。只看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将它归到决定性的物质文明里，而把蕴涵、孕育科学的文化母体，抛到作为物质文明的附属品的精神文明之列，这就如同把婴儿高价卖去给富人，却让他的生身父母沦落在荒郊野外。
尽管受到浅薄的科幻作家和不负责的技术专家的戏弄和玷污——科技乐观主义在根本缺乏科学精神的中国反比西方更加甚嚣尘上——人类主体性的尊严，永远是文明存在的前提。人格尊严、内心体验、终极关怀、文化品位、历史价值、艺术境界、人际对话、情感交流、集体生活、环境和谐等永远是人们生活的核心，也是社会的焦点，文明进程的目标和标志。
人是目的，不能异化为手段。新世纪最迫切的是唤醒全面的具有新的活力的人文精神，以驾驭日益发达的科技手段。必须重新突现人的中心和主体地位，把客观规律、实证理论、技术规则、效率尺度、实用方案放到客体、工具和手段的位置。
作为宇宙灵长，人的生命、灵魂、自由、意志、理想、信仰、情感是自然科学无法解析的，更不可能技术制造。不管科技手段如何一日千里，如何神通广大，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人的主体性。人文精神是以不变以万变，万变不离其宗的文化核心。
第五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