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数少且居住分散的民族在现代文明中发挥出巨大的创造力，这无疑要归于它文化上的优越。
犹太人成功的途径，不一定是固守传统的信仰，也可能恰恰是非犹太化的过程。尽管相当一批人可能已经或正在走出封闭的犹太传统，但这不能否认传统给他们内在的力量，这种力量可能使他们的背离更富生命激情，更具创造后劲。
犹太人为现代文明贡献了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依德这样影响全人类的伟大思想家（且不论摩西、耶稣等传说中的人物）。在英国网民评选的一千年来人类十大最伟大思想家的名单里，马克思列第一，爱因斯坦列第二。
伟大的思想家还有斯宾洛莎、李嘉图、韦伯（？）、杜尔克姆、维特根斯坦、胡塞尔、柏格森、卢卡奇、马尔库塞、弗洛姆、波普尔、卡西尔、贝尔、马斯洛、斯特劳斯、德里达，伯林、弗里德曼、萨缪尔逊、里昂惕夫、乔姆茨基。
伟大的数学家有冯·诺依曼、柯朗特；伟大的科学家有波尔、波恩、弗朗克、维纳、奥本海默、特勒、费曼、诺德、梅特娜、李普曼、弗莱明、埃尔利希、威尔施泰特、卢里亚、哈伯、莱希斯坦、布洛赫、布朗。
伟大的文学家有海涅、茨威格、卡夫卡、帕斯捷尔纳克、爱伦堡、舒尔茨，施尼茨勒、普鲁斯特、斯坦因、里尔克、阿格农、曼德尔什塔姆、巴别尔、雷马克、列昂诺夫、卡内蒂、奥特茨、贝克特、马拉默德、贝娄、米勒、塞林格、艾兴格、梅勒、海勒、戈迪默、金斯伯格、布罗茨基、辛格、勃兰兑斯（批评家）；最杰出的艺术家有拉斐尔、毕加索（？）、毕沙罗、莫迪里阿尼、夏加尔、布洛赫、爱泼斯坦、爱森斯坦、斯皮尔伯格、艾伦、列维坦；最优秀的音乐家有门德尔松、亨德尔、鲁宾斯坦、奥芬巴赫、马勒、勋伯格、海菲茨、梅纽因、梅耶贝格、格什文、帕尔曼、科普兰。
革命家则有拉萨尔、伯恩斯坦、卢森堡、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维尔德诺夫、卡冈诺维奇（20世纪上半叶，苏俄及东欧职业革命家大多都是犹太人，据说列宁也有犹太血统）；还有狄斯累利、基辛格、奥尔布赖特、科恩这样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骋驰的精干政治家、外交家。这当然还不包括当今以色列人。
在经济领域有洛克菲勒、罗斯柴尔德、哈默、哈同等财富大亨，有在金融领域兴风作浪的超级“游鳄”索罗斯，更有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格林斯潘——据说他打个喷嚏全球经济也会感冒；在新闻、出版、评论、戏剧、影视业，顶级犹太名人有普利策（奖）、路透（社）、基施、马克斯韦尔、佩利（CBS）、萨尔诺夫（NBC）、华纳兄弟，有好莱坞的大多数老板。
抹去犹太人的名字，现代文明史恐怕会失去一半的光辉。今天，全球犹太人约1500万，只是全人类的四百分之一，无论从那个角度来说都不是个大民族，且大多散居在世界各大洲（以色列仅占其三分之一）。可是，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中18％是犹太人，他们的获奖机会是其他民族的70倍；美国百万富翁里有20％是犹太人，犹太人平均收入是其他族裔的两倍。
四、现代国家的崛起与强大
1897年欧洲犹太人成立“犹太人复国主义组织”。1917年英国占领巴勒斯坦，发表《贝尔福宣言》，主张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犹太人之家”。1922年国际联盟通过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训令”。以后，世界各地犹太人大批移居巴勒斯坦。194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决定在巴勒斯坦分别建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正式成立。
在亡国近两千年后，他们居然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理想。来自世界上70多个国家，一百多个民族的人们语言不同、习惯不同，连血统也有了很大差异，却保持着高度的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精神，还复兴了早已死亡的古希伯莱文字和语言。
我们同情这个苦难民族，并为我们曾善待他们而欣慰（但出于意识形态原因，以及对阿拉伯人民的支持，新中国直到90年代才承认以色列）。考察这个国家，与新中国几乎同时诞生，却已跻身世界20个最发达国家之列，的确发人深省。
以色列人文化上十分保守，男人要行割礼，许多人即便西装革履，头上却戴自己民族特有的标志：瓜皮小帽。这让人联想到绝迹了的辫子小脚、长袍马褂、瓜皮帽，甚至连主导了半个世纪的中山装，至今成了开放的中国人否定、取笑的对象。
以色列的生存空间很小，土地是从其他民族手中夺取的，狭小贫瘠、战火纷飞。但他们团结一致，面对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包围和对抗，居然强无敌手，游刃有余。他们不仅有最著名的政治军事情报系统“摩萨德”，而且拥有遍及全球的商业情报网，因此其商业行动在世界市场上成功率极高。
065 滴灌滋润现代以色列农业。
中国人旅行世界，在飞越北美、西欧、俄罗斯时，看到无边的森林、纵横的湖泊，与中国西部大片的黄土、戈壁、沙漠和东南部过度开垦的田园一比较，似乎明白了自己贫穷的理由。然而到过以色列的人，却不得不沉默了——那里资源的贫乏、环境的险恶，是中国人难以想象的。以色列棉花产量达每亩200公斤，是中国平均水平的四倍。据说，多年来中国派过不下于一百个考察团到以色列学习喷灌、滴灌技术，但回来总是做不好。【摘录自孙亚芳《探索以色列崛起之谜》，《华为文摘》第二辑】
五、文教立国的杰出典范
教育被看作以色列民族的希望，从内部开拓实力，即所谓“文化犹太复国主义”。犹太父母在小孩稍微懂事时，让他去吻滴有蜂蜜的《圣经》，以体验智慧和信仰追求的快乐；犹太人有许多爱书的禁忌，不烧书，书橱要放在床头而不摆在床尾；以色列人每月平均读书一本，为世界之最。但他们并不死读书，蔑视死的知识，他们把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看得同样重要。
和古希腊的哲学家一样，犹太人认为学者比国王更伟大；拉比相当于祭司，是人们心目中最受尊重的老师，甚至高于父亲。
从1882年起，犹太复国主义者就想办自己的大学，只是由于政治外交压力，希伯莱大学才于1918年正式奠基，1925年在战火中开学，成为保护犹太文明的学术中心。它有三个目标：赢得国际声誉，在犹太国家中发挥显著作用，成为犹太人的大学。
065 犹太祈祷者。
以色列的首任总理戴维·本－古里安说，科学研究的成就已不再只是一种抽象的知识追求，而是文明生活的一个中心要素。卸任总统后又回头去当教育部长的纳冯说，教育上的投资是就是经济上的投资。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居世界前列。
犹太民族的竞争力归于文化、教育、科技的发达。无论是科技研究的人员比例，还是投入研究与开发的资费对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以色列都在全世界属于最高者之列。而投入相等的研究与开发资金，以色列大学获得的专利是美国大学的两倍以上。
六、另一种成功的共产主义
中国人有理由把自己的落后归于“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制度。可是，更耐人寻味的是，以色列不仅自称“犹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的确有一种自愿的共产主义组织——“基布兹”——恰恰与在中国的“共产风”几乎一模一样。
它形成于1909年，人们过着公社式的大家庭生活，土地及全部财产共同占有，不属于任何成员或家庭；共同劳动，集体食堂吃饭，各种工作的待遇完全相同，生老病死完全公共负担；每人除一些零花钱外，连工资都没有；在外工作的人也自觉把工资的主要部分交公，并接受统一分配。所有决策都是由体现全体成员意志的民主程序作出（这体制背后的文化基础当然不同）。
基布兹约占以色列人口的3%（另外，还有一种介于基布兹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莫沙夫”，相当于我们过去的互助合作社，占人口总数约4%），但他们生产了农业半成品总量的40%。基布兹是以色列工党最重要的社会基础，70年代末的资料表明，以色列六位总理中，有三位来自基布兹，可见其在这个国家的地位。最新资料表明，上一任总理巴拉克又来自基布兹。
这种绝对平均主义在中国人心中却早已臭名昭著了。50年代后期搞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但不久就导致了大饥荒，饿死成千上万人。食堂散了，核算单位由公社缩小到生产小队，最后整个农村集体经济连吃饭问题也解决不了。于是，重实际的中国人只是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当作神圣理想——太脱离现实生活了，还是留给遥不可及的未来去吧！今天几乎再没有人拿它当真了，动不动就拿共产风诉苦，拿大锅饭当替罪羊，拿计划经济当靶子，以国企当破罐。
中国还剩下一个人民公社时代的共产主义标本，河南临颍县的南街村。它靠一位毛泽东式的能人掌舵——因此被人称为庄主经济——由于没有人们自觉认同的法理文化，难以保持体制上的普遍性、稳定性。它的另一个极端是禹作敏式的独立王国。
然而，以色列人的“基布兹”却是90年的事实，公有化程度远远超过中国的“人民公社”，生活方式甚至超过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内部已经是全面共产主义了。当中国人众口一辞地声讨计划经济的荒唐时，是不是也该转换一下反省的视角呢？
说到底，至今人们关于制度革命与体制改革的一切理由，通通基于一种特定的文化观念，一种低层次的唯物主义、功利主义观念。我们几乎从来没有怀疑过它的特殊性，没有想过是否还有别的可能，更没有想过用新的文化理想重建社会。
七、资本主义的精神渊源
卡尔·马克思是犹太人出身，祖父还是一位犹太拉比；父亲1824年改信新教。作为一个立足于全人类解放的思想家，马克思关于犹太人的论说似乎与我不同。他说：犹太人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偶像是什么呢？做生意。他们的世俗上帝是什么呢？金钱。既然这样，那么从做生意和金钱中获得解放——因而也是从实际的现实的犹太中获得解放——也就是现代的自我解放。钱是以色列人的妒嫉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退位。期票是犹太人真正的神！
问题在于，我们是以中国传统的视角来理解马克思所揭示的犹太人的现实主义、自私自利、金钱至上，便只能看到表面，看不到他们与我们同样的特征背后根本不同的心理动机。犹太人是以赚钱等外在的成功方式，来验证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以获得自己内心的苦难的解脱，也就是说，他们是在世俗利益中寻找精神的解放。中国人即便敬天神，也只是为了谋求世俗享乐。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最后一章指出，作家们有理由将清教徒刻画为希伯莱主义者——这是指经历了若干世纪规范化、律法化的近代犹太教。犹太教那种以上帝的特选子民自居的信念普遍复兴于清教徒的（资本主义）精神倾向里。
由此可见，理解犹太人的历史及其内在文化秘密，可以找到理解西方现代文明的一把钥匙。
●德意志道路：皇帝、容克、官僚和知识精英自上而下地推动的现代化——最典型的科教兴国、文教兴国道路
19世纪初的德意志，还是中部欧洲的一个传统、分裂、落后的农业民族。但它在不到一个世纪里的自上而下的全面变革，不仅使整个国家高度统一、发达、工业化，而且成为世界科学与教育发展的中心，对世界产生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德国现代化本身是典型的由内在力量转化为外部实力的。其最核心、最高屋建瓴的改革也在文化教育上。
一、信仰准备——宗教改革
路德的宗教改革体现了现代精神。他强调个人人格至上，个体生命建立在良心的基础上，决定自己的行动，并且单独面对上帝，无需传统和教会制度的保障。这种内心生活的原则，提升了教徒独立反思的能力和智慧，从而使宗教信仰与理性更加现实地结合起来，并给世俗文化以强大的推动，为全民性的启蒙运动和哲学革命，以及整个文化科学教育的成长奠定了基础。
066 马丁路德——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奠基者。
德国人长期保持中世纪的庄园生活。因为，德国不具备海上贸易中心的优势，难以展开资本的原始积累，而路德的宗教改革主要是给人们内心的追求和创造的动力，不像加尔文教那样直接地面对世俗的世界，通过实验和商业方式确证内心的信念。
当科学和技术在西欧飞速进步，并引起工业革命时，德意志民族还在文学、艺术、哲学、宗教里流连忘返。
但是，德意志人在路德新教精神的熏陶下形成了内省、沉思的性格，也因此积蕴了其它民族少有的强大精神能量。当这种内在能量一旦受到外力的刺激，利益的驱动时，就会由内敛转入外化，更加持久、更有后劲地释放出巨大的创造力量。
二、组织基础——理性的精英集团
19世纪之前的普鲁士，一方面通过与西欧工业城市进行远程农产品贸易，与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发展保持着联系，另一方面它培养了一个颇有特色的国家文官和军官集团，他们不占有生产资料，享有终身有保障的经济待遇，保证他们对国家的忠诚。
作为国家公职人员，文官们都通过严格的大学教育和专门训练，受到启蒙主义思潮，特别是受到普鲁士国家哲学的熏陶，形成以“严守时刻，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廉洁奉公”闻名于世的作风。这个集团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有效率的管理机器。
这个文官集团有思想上较大的自由度和独立性，圈子内部有一种政治讨论的气氛，甚至具有一种“替代性国会”的功能。
他们能够超越自己及其父兄庄园的狭小利益，保持思想观念和行为功能上的独立性，充当国家和社会普遍利益的保护人。从全局利益出发，实行有目标、有效率的国家干预，抵制地方贵族的局部和特别利益，控制和操纵社会发展的方向。
他们积极主张宽容政策，实行相对的法律平等，剪除封建弊端，发展工商业经济、福利和教育。他们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能够不断地主动调整自己，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甚至使这个新兴国家对时局经常率先地采取行动。
这就是普鲁士的“开明专制”。在法国大革命之前，他们就提出主张，要通过改革避免革命，保证国家的未来。
三、改革方式——自上而下
由于拿破仑的征服，诸侯林立的普鲁士于1807年被迫签定《堤尔西特条约》，被剥夺了一半的领土，流尽鲜血，一贫如洗，还得向拿破仑法国交付战争赔款。它赖以生存的远程粮食贸易被封锁，由一个欧洲大国沦为一个三等国家。
在强大的外部挑战面前，普鲁士整个上层集团都被调动起来。他们意识到，这个遭受重创的民族要继续生存，必须重新组织起来，实现统一；必须要进行更加深刻的自我更新，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全面取代封建生产关系；要在法律平等和自由竞争的市民社会原则下，用高效率的工业化生产取代传统农业生产，建成跻身于新兴工业世界中的强大国家。
066 勃兰登堡门——德国统一的象征。
德国人不讲自由、平等、博爱。或者说，他们的自由就是正义、义务、秩序；不仅是摆脱封建强权，追求自我发展的自由，而且也是国民分享国家的强大，协助国家的自由；整体大于个体之和，义务比权利更加重要。归根到底，这是国家的自由。
在强烈的民族意识和长期的理性精神的基础上，在君主制－官僚国家的权威保障下，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全面展开。
首先，根据不同职能，划分为内政、财政、外交、军政、司法五大部门，组成内阁制中央政府，直接对国王负责。
其次，全国划分不同的行省，由分别隶属于中央政府各部门的各专职委员，组成地方政府，统一的管理贯彻到王室领地。
第三，建设城市管理新秩序，在市民社会自由的基础上，鼓励人们参与公共事务，使他们习惯于自己领导自己的事务。
第四，逐步废除农奴制，使农民摆脱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和徭役制度，最后以赎买方式获得解放。
第五，废除旧式常备军，及贵族军官与农民士兵的等级关系，以教育、能力、成绩为标准选拨军官，禁止对士兵的体罚。
四、改革核心——教育与文化
普鲁士历代统治者的开明和远见，与宗教改革以来整个民族理性思维和文化教育的发展相联系。
1807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对从拿破仑占领下的哈勒大学逃出来的教授们说：这个国家必须用它精神上的力量来弥补它物质上的损失。正是由于贫穷，所以要办教育。我还从未听说过一个国家办教育而办穷了的，办亡国了的。教育不仅不会使国家贫穷，恰恰相反，教育是摆脱贫困的最好手段。国防大臣沙恩霍斯特也说：普鲁士要想取得军事和政治组织结构上的世界领先地位，必须首先在教育与科学的世界中取得领先地位。
德意志现代教育观念中，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人们适应传统的世界，不是着眼于实用性的知识和技能，而要去唤醒学生的力量，培养他们自我学习的主动性，抽象的归纳力和理解力，以便使他们在目前无法预料到的种种未来局势中，自我作出有意义的选择。教育是以人为最高目的的，接受教育是人的最高价值的体现。教育是全民族的事，要教育的是整个民族。
一个遍布全国的公立学校网迅速建立起来。1816年，普鲁士10岁以上青少年已有60％以上在读，1864年这个比率达到94％，此时全国文盲仅12％，不到英、法等国家的一半。而为普鲁士赢得更高国际声誉的，是给它培养精英人才的大学。
在这个战败的国家，理性化管理的需要使大学的地位更加突出。教育部长、现代大学之父洪堡说：大学是一个最高手段，唯有通过它，普鲁士才能为它自己赢得在德意志世界以及全世界的尊重，从而取得真正的启蒙和精神教育上的领导地位。
德国大学不仅为国家训练了一支高质量的管理人员队伍，而且培养了一批远离社会政治与经济利益而崇尚内心自由的学者，他们作为理性与良知的象征，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一支校正力量，对于社会的稳定与健康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由于科学无边界，大学能够进行跨地区自由交流，因而削弱了地方分裂势力，为德意志的民族统一奠定了精神基础。
这场教育改革优化了国民素养，提高了生产率，带来了更多的理性，更多的忠诚，更少的犯罪，更好的官员，为它迟到的现代化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德意志大学最突出的成就，是使德国在19世纪中期以后超过英、法，成为世界科学与文化发展的中心。它们不仅在众多学科里取得了遥遥领先世界的成果，而且培养了一大批全世界最杰出的思想家和科学家。
五、开明专制——政府与知识精英关系
与法国、俄国、中国的现代进程不同，德国知识分子和当局的关系并不紧张，而且常常配合默契。
过去，人们说这是德国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动摇性。其实，德国现代化不是以经济为中心，而是以教育和科学为中心。统治者的明智就表现在，他们不仅给于知识分子优越的生活地位，而且容许知识分子最大的思想自由。
柏林大学一位教授激烈抨击专制，遭到当局驱逐，但当他被另一邦国的大学聘用时，普鲁士国王下令高薪聘回来。费尔巴哈批判宗教，也只是将他由宗教系调到哲学系。德国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中从来不担心自己的饭碗。也正是如此，德国的大学集中了真正的社会精英，培养了最优秀的人才，实现了最快的现代化速度，并成就了全人类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
德国现代化是典型的“科教兴国”。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德语的科学为“Wissenschaft”，包括哲学、宗教、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一切学问，相当于我们的文化概念。它不同于通常英美语言里的“Science”，不只是实证科学。
二战后，德国以奇迹般的发展速度，在废墟上实现重建，当然谈不上经济基础。要论基础，唯有公民素养和社会体制。
文教兴国是投资最少、最得人心、社会最稳定的社会发展战略。文化教育比经济积累更仰仗人的远见卓识，而无需担心导致社会不稳定——关键是政府要有充分的宽容和远见。【以上资料，主要来自李工真著《德意志道路》，武汉大学出版社】
六、20世纪法西斯运动——精神洁癖的灾难
这个民族在本世纪两次发动世界大战，给世界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也使自己遭受长期分裂的苦难。
德意志被公认为最具深刻的理性思维和反思意识的民族。希特勒却把人们内心深处执著的古典信念，推入迷狂中。
深厚的精神积淀曾给德意志民族的现代进程提供巨大的内驱力，使这个分裂落后的国度一跃成为世界强国。但由此而来的技术化、市场化、消费化浪潮，反过来使人们感到内心世界的压抑、冷落和亵渎，这从反面激起人们理想主义的精神洁癖。
在这种“洁癖”的眼光里，美国式的技术主义、工具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的入侵，使人丧失灵魂，像猪狗一般生活；深入德国社会内部精打细算、吝啬刻薄的犹太人正是无耻的犹大，无异于老鼠、寄生虫；凡尔赛和约是英法等国加给战败后的德国的莫大耻辱；东方的苏俄共产主义运动更是野蛮人向日尔曼民族的威胁。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彻底清算。
就是这样，希特勒激发人们耻辱和复仇意识，树立民族敌人，煽动人们狂热的集体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情绪，控制这个民族内心的巨大的文化能量，以崇高的名义发动残暴的、毁灭性的战争，并以可耻的失败告终。
战后，德意志民族深刻的内心世界表现出惊人的民族反省意识、责任心、创造力，重新确立它在现代世界的地位。
●美国道路：清教徒、绅士、冒险家的移民文化整合成现代化——中美两种实用主义表面相似，实质并不同构
现代美国的现实，是今天中国模仿的主要对象。美国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人们羡慕的美国，是以可口可乐、麦当劳、好莱坞、比基尼为代表，以享乐、开放、自由为特征的消费生活。可是，很少有人对美国历史文化背景进行深刻的剖析。
一、清教徒开拓的北美大陆
许多人不知道，北美的开拓者恰恰是一群禁欲主义者，一群受到宗教迫害后逃去的西欧清教徒。
1620年11月，满载英国清教徒的“五月花”号抵达北美大陆。人们双膝跪下，感激上帝把他们从危险和苦难中解救出来，逃避腐败堕落的欧洲，带他们越过浩瀚汹涌的大洋，安全踏上了美洲这块坚实的大地。他们被后人称为美国“移民始祖”。
067 五月花号移民船。
清教徒们带着建设人间的上帝之国的理想来到这片新大陆，以履行上帝的天职为幸福，以赚钱创业为神圣，以奢侈浪费为可耻，甚至“不吸烟、不喝酒、不看戏、不跳舞”。共同的上帝赋予人们以共同理性、法律意识、契约精神。
067 北美移民开拓者。
二、美国人的实用主义
的确，美国的清教徒与英国一般清教徒不同，他们更感兴趣的不是神学本身，不是空洞的告诫和教诲，不是书本知识和成套理论，而是神学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不是如何系统而详尽地阐明真理，而是他们已经掌握的真理如何体现在自己的实践里。
新大陆的人们为了少在形而上学和神学上分散精力，避免分歧和斗争，也发明了一种“不争论”的智慧。他们把英国本土上那些无谓的猜疑和争吵抛之大洋，甚至拒绝不同教派的人加入他们的行列，开除那些持批评、怀疑和不满态度的人。
神学是北美洲建立天国的工具，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会有布道仪式相伴随，人们乐于参加这些当时难得的公共活动。
但他们不喜欢华而不实、矫揉造作的长篇书面文字，而热衷于纯朴简洁的口头布道。因此美国历史上，无论是政治竞选、宗教仪式，还是毕业典礼，口头演说比书面文字更有影响。讲演者与听众直接融通，内容更有针对性，更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
美洲殖民地的清教徒立志要净化英国教会，着眼点不是神学理论，而是实践方针，对专门探索学问本身不感兴趣。
他们从事的试验，是要探索学问新的实用价值，他们重视的是社会经验与学问之间的自由交流。他们留给历史的不是一个个伟大的思想家，而是一种新的群体风尚。“尽管我们处身地球的另一端，但变化的只是气候，而不是我们的思想”。
三、新大陆上大学与科学的浅薄
在欧洲，“人文教育”被认为是把一个人从狭隘的时间和空间里解放出来的唯一途径，欧洲传统的“通才教育”规范为攻读七门文理科课程，旨在培养一具有全面素养的自由人，它是身分和地位的象征。但这种教育只有极少数人才能享有。
“文学士”学位作为18世纪英国人文教育的标志，只有根据国会授权的牛津和剑桥两所仅有的大学才能授予。直到1827年非正式的伦敦大学成立，才打破这种绝对垄断。这种古老的大学本是教会属下的一个机构，由牧师和贵族牢牢掌握着，拥有雄厚的捐赠基金和各种超越世俗权力的特权，垄断了各种学术权力，甚至控制了政府的和教会的晋升途径。
大学的高墙构成一个高高在上的文化“象牙塔”，一方面使校园与社会保持距离，维护了自己的自由、独立和高品位，产生了欧洲思想的大量光辉结晶，培养了牛顿、哈雷等划时代的人物。另一方面也使自己与外部丰富的实践隔绝开来，使书本与民众相脱离，容易走向保守、僵化、偏执，学术思想领域死气沉沉。缺乏专业技术教育，训练人去从事某一具体工作。
在新大陆，一个人的地位和身分都是如此不确定，流动性如此之大，这种区分的标准变得模糊不清了。社会机构稀少，劳力奇缺，土地辽阔。粗放经营，无需太多专业能力。人人都要成为多面手，意料不到的情况要求人们具有多营博能的本领。
美国高等学校从殖民地时期创立开始，就完全处于杂乱无章、各自为政的的混乱局面，没有严格的、统一的立法约束，大学和学院界限不明。在这种法律的迷雾中，哈佛学院在刚成立后的第六年即1642年，就擅自授予学位。新教本身也倾向于反对教会的绝对权力，因此同情世俗力量对大学的介入和控制。这些主要由资历浅的年轻人创立的高等学校，没有幕后中世纪的传统，也就没有旧世界的种种包袱和约束，它只是以传播知识而不是以开拓知识领域为目的，表现出“走出象牙塔”的典型特征。
067 哈佛大学——它被欧洲人承认，是近一百年的事。
学校商业化气息非常浓厚，相互间为了争名誉、争资助而大肆吹嘘，为了争生源竞相压低收费，甚至滥发文凭。
这使学生人数急剧增长而教育质量停留在低水平上。独立革命之后，包括华盛顿在内的许多人意识到这一缺陷，多次动议由国会支持在首都创办一所规模的全国性大学，集中全国的智力资源，消除地方偏见，形成全国性学术中心，但最后遭到否决。
18世纪的一位法国学者说：“北美迄今没有一个出色的诗人，一个能干的数学家，也没有任何一门艺术或科学中的天才。”这种常见的指责却触怒了北美人，他们列举富兰克林和里顿豪斯。然而，这两人并没有理论科学上的发现。
北美在基础学科里几乎没什么光辉成就。他们重视日常生活的简单经验，而轻视学识和理论。他们完全不能辨别什么是根本性的事物，混淆理论发现与应用学科之间的区别。他们常常给某个人戴上牛顿的桂冠，但这些人顶多只有爱迪生、福特等人的实用技术才能。他们只是技术应用者和业余观察者，都不能视为严格的科学家。【参见布尔斯廷《美国人》，三联书店】
四、现代美国人急起直追
为了弥补科学理论上的缺陷，只有大量引进欧洲科学家。战后美国是拥有最多德国学者、科学家的国家。好莱坞电影宣传美国式人道主义——不惜牺牲几个大兵的生命，去挽救一位母亲最后一个儿子的生命——但更真实的故事，却是用五个师的兵力，去抢一个德国飞弹专家布劳恩；用一个伞兵师，两个装甲师以及整个第六集团军，掩护一支部队，去抢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
二战后，美国的科学成果80％是由外来人才搞出来的，大学教师的主体多是外来学者，研究生院的理论性项目大多由外来研究生来做。1983年美国工科博士的54％由外来者获得。美国的诺贝尔奖得主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引进的。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1876年德国学者办的美国柏林大学，其办学模式对后来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美国与中国实用主义的不同背景
美国人与中国人同样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传统，这可能与这两个民族都曾是多民族的融合有关。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使中国古代文明停滞了，为什么在美国人那里不仅不意味着停滞，反而是积极进取的特征呢？回答是，中美文化基础并不相同。
中国的实用主义直接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的狭隘基础上，受有限的伦理道德文化的约束（义对于利的约束），却没有普遍的理性文化的升华，落实在生活消费的舒适、安逸、悠闲，而不在生产与开拓上。即便借用西方理论思维，也容易教条化。
065 自由女神——自由的前提来自欧洲文明的理性精神。
古典中国文明的一统、僵化与腐败，是今日以美国文明为核心的全球化的前车之鉴。你信不信？
●南欧（南美）与北欧（北美）对照：条件好，起步早，反而落后；真正的资本主义精神不是纵欲，而是禁欲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最大程度的利益追求，这种欲望存在于所有人身上，它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
他在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里，试图克服人们的普遍误解：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不过，资本主义确实等同于靠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方式的企事业活动来追求利润并且是不断再生的利润。因为资本主义必须如此：在一个完全资本主义式的社会秩序中，任何一个个别的资本主义企事业若不利用各种机会支获取利润，那就注定要完蛋。
在地中海沿岸和煦而温暖的阳光里，单衣薄裤的人们更容易从宗教彼岸、从禁欲主义里走出来，放纵自己的物质欲望。在寒冷地带生存的人们，身体被裹在厚厚的动物皮毛里，肉体的欲望不容易直接诱发，生命能量更能转化为内心对宗教的忠诚。
通常人们都说，资本主义始于意大利为中心的的文艺复兴，它是罗马人的后裔在南欧发动的。其实，它产生的文学、艺术及实用技术上，只有昙花一现的灿烂。由于过早地放弃信仰，也没有建立深厚的理性精神，沉溺于物质享乐，却只留下一个四分五裂的烂摊子。相反，北方宗教改革宣告了理性精神在宗教生活中成为主导倾向，从而演变出真正的现代文明。
路德教把宗教信仰进一步引向内心生活。表面上看，这几乎是延长了中世纪，但它造就了德意志民族深刻的内省精神，表现为唯心主义哲学思辨的兴旺，以及文学、艺术、音乐的繁荣，形成了最有内蕴力的理性精神世界。
19世纪初，这个民族回归现实，把文化内涵外化，迅速成为世界一流的强国。力度之大，速度之快，超过其它任何民族。
当然，理想主义走到极端，追求纯粹，追求崇高，最后滑向洁癖式心理变态，进而走向疯狂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
加尔文宗教改革崇尚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自然神论，把信仰引向世俗生活，从中寻找上帝，履行人的天职，证明自己的宗教虔诚。它使这个世界失去魔幻效应，将人们的生活引向理性。这种强化了的信仰是现代世界与现代人最重要的精神资源。
韦伯认为，加尔文教的平等观念、节俭观念、天职观念和以世俗成功验证自己获得上帝赦免的信念，构成了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一致的伦理精神。宗教造就了人的原动力和行为方式，给人们的生活观念打上了烙印，并直接引导人们的行动。
数学的、实证的、推理的理论科学，系统的、理性的、严密的史学，以及专门化、系统化、理性化的科学职业，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受理性的法则约束的组织系统，以及同样表现出合乎理性的特征音乐、绘画、建筑，只有在西方才具有。
我还要进一步强调，新教伦理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整个千年基督教教化和修道运动的结果，教化的内容就是古希腊的理性精神和犹太教的宗教信仰的结合。宗教改革发生的超越，只是由中世纪信仰高于理性，转换成现代的理性高于信仰。
清教精神不仅给工业技术发展及资本积累提供动力，而且为实证科学建立了哲学基础。近代实证科学并不是人类共同的、普遍的文化形式，它是以古希腊工商业背景下的毕达哥拉斯主义－德谟克里特原子论，特别是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哲学为基础，通过中世纪基督教的保护、综合与改造，演化出自然神论和机械唯物主义思维，再从中诞生出来并独立发展的。
直到近代，以培根为代表的英国经验主义者才提出，知识就是力量，要用知识来为现实生活服务。
欧洲的著名大学，至今仍恪守着传统的学术理想。德国大学生活被看作一生中难得的体验，完全没有功利考虑，因此大学生讲实用，如像讨饭一样没有面子。这些真正经历过象牙塔的人，一旦走出来，就比别人更有力量。这种西方古典的文教传统，看起来少了一点现实主义，但正是这种特有的象牙塔文化，在高度成熟之后走出来，造成了现代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
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相继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并且稍后成为技术和经济发展的中心，这是以各自文化及整个国民精神素养的酝酿成熟为前提和准备的。美国立国的基础，是清教徒带来的宗教改革后的欧洲文化，尤其是新教伦理。
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个民族的崛起，不是先以民族的精神素养的某种变化为前提的。
伊比利亚人的宗教热情聚焦在对异教徒的仇恨和对财富的寻找上，而不是内心的虔诚信仰上，更不像北欧清教徒那样怀着履行上帝天职的信念。但他们并没有开拓现代文明，恰恰相反，在塞万提斯之后，反而退出了历史舞台。
仇恨激励他们乘胜扩张，并且落实在物质财富的掠夺、占有和享乐上。那些既没有虔诚的宗教精神，也没有特别强的民族意识的职业航海家们，为任何愿意资助他们的君主进行探险。为了寻找东方黄金、香料，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了新大陆。
他们成群结队地涌到美洲发财，就像留存欧洲的冒险家，受雇于外国统治者，与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战斗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