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非西方民族的文化迷失与重建
●非西方的自然进程被打断，只能以殖民主义、立宪主义、军国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胚胎搞基因工程
非西方民族，由于没有现代理性文化的基础，没有现代公民及知识精英，只是在西方市场经济、物质技术、军事力量从外部强制性推动和刺激下，被动地、身不由己地卷入世界全球化进程。这个进程不仅对传统社会秩序及社会权威提出挑战，而且威胁着民族本身的独立、主权和尊严。即便走向全球化，也可能由于丧失自己的主体性，居于边缘和依附的地位。
殖民主义。某些殖民地在民族意识尚未觉醒，人们缺乏自主意识，宗主国文化占绝对支配地位时，只能在相当长时期里无条件地接受殖民主义统治。这种统治的确能带来若干现代因素，带来相当的发展，甚至建成世界性大都会。但外在的文化随时会脱离的，这些因素要在殖民地本土文化中植根，就必须通过有效的文化综合和再创作，形成新的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化。
070 哥伦布——新大陆的发现，标志着全球化进程的开始。
日本的天皇国家与企业终身制，韩国的强人政治与财团经济，香港的殖民体制与市场经济，新加坡、台湾及东南亚的集权统治与家族市场经济，泰国的君主立宪、佛教文化与华人经济，苏联的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以色列的民主政治与公有制经济。
君主立宪。传统体制统治者在全球化的早期就有远见，也有力量，主动而从容地实施现代变革，这便是一种比较温和的渐进改革之路。在政治上直接利用传统社会的世袭权威，以君主立宪建立现代权威，这要求世袭统治者有远见、气魄、胸怀和胆识，要有统治集团内部统一的意志。早期彼得大帝的俄国、明治天皇的日本，比较成功地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泰国也是较为稳定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国王虽无实权，但在民族文化发展及国家的非常时期有相当的影响。
军国主义。一个民族面对全球化潮流的冲击，外部挑战和内部文化的矛盾错综复杂，人们内心感到无所适从。这种文化的张力可能表现为阶级斗争、民族压迫、种族仇恨，并演变为恶性的对抗。如果军方以非常手段掌握政权，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形成军国主义的畸形现代进程。君主立宪、议会民主国家，都可能出现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军国主义向外膨胀、扩张，以向外征服来获得自己的权利，还打着解放其它民族的旗号，实际上给他人给自己都带来了灾难，其结果往往是自毁。
专制主义。有的民族由于民主制度的软弱、无效率、贪污腐败，导致独裁政权的崛起，它针对的不是外敌，而是内部政敌。这种政权可能形成无休止的社会动乱，如柬埔寨、阿富汗等；一旦政局稳定，也能形成很快的发展速度，如韩国、印尼、菲律宾、智利等。但它毕竟是不稳定的，军政权力的移交难以实现和平过渡。韩国、新加坡及台湾地区是儒家文化地区，与日本不同的是没有传统的君主制度，只能建立现代国家，但又没有西方民主制度的文化基础，因此，必须借助于强人政治。
民主主义。抽象地说，民主制度是建立现代社会权威和社会秩序的根本出路。但无论是人人平等的法治民主，还是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单有制度的表层约束，而没有深层的理性文化认同，无法实现社会统一，解决利益冲突，防止利益集团的腐败。
如果缺乏法理文化基础，形式上的民主制度背后往往是军事独裁，而且腐败无孔不入。失败的例子有40年代国民党政权、南越政权，韩国经历过民主制度的腐败问题，不得不搞军人独裁，而后向民主政治的过渡。台湾的军人独裁向民主政治过渡，因为文化基础较高，与西方的开放、交流，有利于民主化推进，而强大的对抗性力量的威胁，形成整体忧患意识和内部凝聚力。
社会主义。苏联、中国、越南、朝鲜、古巴及其它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原旨不同，也不具备现代文化前提。这是在现代潮流冲击下的非西方国家，急切实现民族内部重新凝聚和统一，战胜西方列强，自主进入世界体系的一种选择。
它动员人们普遍认同集体主义、民族主义信仰，由虔诚的意识形态皈依中，由盲目到充实，由自卑到自信，在政治权威领导下，以群众运动形式，从落后的农业快速工业化。但信仰主义会陷入盲从、自负、迷狂，官僚体制与既得利益者垄断意识形态，造成形式主义、僵化思维、经院哲学，造成背离乌托邦理想的专制和倒退。这是非西方民族进入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进程所付出的代价，与西方前现代社会中的宗教迫害，与近代造成殖民地人民的痛苦和灾难，有相同的难以抗拒的历史必然性。
80年代中国兴起新权威主义思潮，立足于非西方国家的特殊矛盾，主张建立精英统治，以政治强权推进社会重建。这一主张以东南亚地区的成功经验为依据。但这一主张局限在政治领域，以精英集团的存在为前提，没有考虑精英集团本身的形成和发展，是要为业已存在的政治权威作理论包装。其实，建立和更新文化精英集团的政治权威才是根本问题所在。
某个权威的确立常以无数党棍、政客、流氓的横行以及剧烈的权力斗争为前提。如果有普遍的文化建构，情况就会好得多。
还有各种东方主义、斯拉夫主义、伊斯兰世界的原教旨主义，强调区别于西方的民族文化、民族特色及民族主体地位。新儒家学说由海外华人圈里传到大陆，主张以东方传统文化的复兴，以东亚地区的经济奇迹为依据，典型范例有新加坡。
●香港体制的成功与隐患：超市场力量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但殖民地心态与传统陋俗相腐蚀就很危险
香港是中国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文化体现最典型的地方。但是，撇开爱国主义情感，客观地看，如果不是一个半世纪的英国殖民统治，港人再勤劳，再刻苦，再长于经营，再多的机遇，也绝不可能有今天的世界地位。
在最初殖民统治中，英国人对华人文化道德上的贬斥、行政上的管制以及法律上的不平等待遇，的确是优势文化处置与劣势文化的差异和冲突的方式，优势文化必须强行覆盖在劣势文化之上。只有长期的文化融合与制度建设之后，港人才成为新的文化主体，这种新文化认同英国的政治法律观念和相应的制度。其中公务员体系是社会的支柱，是整个制度的关键。
071 香港——西方文明伸向东方的桥头堡。
以华人为主体的香港公务员体系，保持廉洁和效率，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在中国大陆，没有广泛而深远的文化准备，仅仅凭一时的政治运动，自己革自己的命，即使有强大的权威下得了手，贯彻下去恐怕也就是文化大革命这样内乱的结果了。
香港曾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地方之一，70年代一场令整个世界为之震撼的廉政风暴，有效地扼制了腐败。这是由长期的文化建设和教育普及唤起的现代公民觉悟所推动的，而且这场改革只有在这个弹丸之地的殖民地才可能彻底实施。
香港公务员体制的重要启示还在于，现代文明决不是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只是单纯市场经济运行方式，人只是经济人，为无限膨胀的物质利益所支配。事实上，超市场的政治、法律及文化、教育、科学的力量，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健康发展的前提。
香港回归，是一件令国人扬眉吐气、欢欣鼓舞的大喜事。这是国家强大的证明，是全民族的骄傲。但回归后，它本身的发展及给中国带来的深远影响，却需要理性地分析和思考。香港文化的认同问题的解决，就需要一种长期的过程。
先入为主地从爱国主义感情出发，一厢情愿地认为中国人一定能保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并且一定比英国人管理得更好；香港回归会无条件地有利于大陆的现代进程。这种感情性的结论如果代替了理智的思考，可能是危险的。
当爱国主义情绪在回归之后渐渐冷却下来，需要反省：首先，殖民地的摊子收回后，能不能为本地人治理好。
两种结果都是有可能的，一是港人在自主自强意识的作用下，在不同文化的综合中，建设自己文化的根系，真正站起来掌握自己的历史命运，那么香港会真正有一个更加辉煌的明天。二是摆脱不了过去的依赖性，产生内耗，政治冷漠，玩世不恭，势利主义，这个文化沙漠里的腐败、邪恶势力会渐渐抬头，社会就会烂下去，最后沦为腐港、臭港。
香港本是西方制度加中国世俗生活的殖民社会，它的制度背后是宗主国的文化权威支撑的，通过宗主国的政治统治和人们的心理服从来维系。换而言之，它是由宗主国的一等公民与殖民地的二等公民组成的。
二等公民并不是不聪明，个人智慧甚至可能超过一等公民，但是社会结构却是以一等公民的文化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香港人的现代公民素养，不是固有的，而是在外来力量150年的全面统治之下重新塑造的，它的根系在宗主国的文化背景里。
回归中国后，香港仍然依靠一个不同于中国的本位传统和现实的体制来维持。这个体制长期以来直接控制在英国人手中，根基在大英帝国。这个脱离其本来根系的体制，靠什么力量来防止传统的腐败势力、黑社会势力的腐蚀和挑战呢？
虽然有形的制度没有变，但制度背后的文化源泉疏远了。这个源泉不是抽象的资本主义概念所能概括的，它与英国文化背景息息相关。要保持现制度生命力，还需要人们面对公众的监督和世界的挑战，经历长期的文化认同、体制建设。
如果大陆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克服体制内猖獗的腐败，特别加强民族文化的建设与辐射，稳定推进国家的统一和强大，那将提供香港成长的强大后盾，营养丰富的土壤。金融危机中，大陆对经济支撑非常得力，将来文化的作用会更加突出。
香港对大陆也有多方面影响。在公民社会的许多有形的方面，如法律制度，公共道德，香港对大陆是很好的借鉴和必要的挑战。港人务实、敬业、吃苦、勤劳、开放，这些优秀的品质在这片有限的天空里，在人们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是极其可贵的。
另一方面，香港有“文化沙漠”之称，人们内心纯粹的文化追求十分有限，品位较低，模仿欧美、日本的生活时尚；生活的选择极其单一，缺少个性化的兴趣与爱好，人们盲目追随名牌，热衷于打麻将，唱卡拉OK，无论在家，还是度假、出国都只有这几个单调的节目。它有发达的文化市场，但其内容主要是消费娱乐；许多无根的假贵族，本质上是传统中国式的暴发户。
这样一个香港成为向中国内地的文化转运、辐射中心，连那些在西方也视为文化垃圾的消费文化、娱乐文化，将长驱直入大陆，并赢得广泛市场。大陆不直面西方文化冲击，不进行深层次的文化反思和创造，只是从香港的二手市场中搬运现代文明，加上贫穷、腐败、官僚化，再也形不成自己的文化核心。在政治版图上得到一个香港，最后却在文化上失去全部中国。
董建华先生在香港回归时的讲演里，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两个问题，一是经济，一是教育。前者是现实民生的需要，后者是未来长远发展的根本。“教育主宰着香港的未来”，这是一句无须阐发的硬道理，表现出极高的文化远见和智慧。
不过这里的教育，应该不只是现成知识的普及与应用技能的训练，更会有文化的提升和发展。后来由田长霖先生主持的创新科技委员会展开了进一步的实践。如果将来更有一个全面的文化发展计划，而不只是科技发展计划，可能会更加完美一些。
我们仍然要充分估计中国这个烂熟的文明里，人们内心深处的腐败不是容易克服的。
●台湾“小龙”的崛起与新的曲折：国民党在大陆腐败如朽木，为何逃亡在孤岛上，反倒创造过一番新的气象？
近年来，有一种基于抽象的历史假设的倾向：全面肯定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高度评价30年代国民党政治、经济、文化成就，尤其是国民党在台湾的现代建设经验。有人认为，如果不是日本侵略造成国家的外患，由此而来的国共政权之争，就没有后来的计划经济、极左思潮及文革动乱，中国现代化进程就会如今天的台湾一样，沿着孙中山的路线走到了另一个里程碑。
这种历史的假想与比附，如同另一种假想——假如不是袁世凯出卖，戊戌变法可能成功，中国今天可能达到日本这样的现代化程度——一样，依据的似乎是历史与现实，但脱离具体对象本身的历史逻辑，经不起深刻的分析。
国民党在大陆腐败得朽木一般，这是众所周知的。然而余部逃到台湾后，不仅稳住了政权，成功地实施了土地改革，而且建设了高度发达的工业化体系，逐步实现了由政治专制到民主化的过渡，成为世界关注的“亚洲经济四小龙”之一。
一位自称是前国民党高层的人士讲学，他一方面揶揄大陆的现状，另一方面大谈台湾的成就，全是党派语言。我提出一个共同的文化问题，不料他竟说，当年的腐败是斯诺杜撰的大瞎话。我很惊讶：斯诺的书是30年代出版的，国民党腐败的顶峰是40年代末。随后我想深入主题的对话被打断，只好失望离去。事后，我拜访一位去台湾的亲友，他告诉我实话，抗战胜利时，生活太苦，很难经得起财富的诱惑。那时他当连长，带人去接收一个矿山，实在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私吞。
072 高雄拥有世界第二大船坞
要搞清这个问题，还必须深入剖析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及其文化观念。几乎所有地方的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现象：
湖南人在外雄才大略，可在湖南内部却搅得蛮气、霸气、匪气冲天，很难有什么造就；江西人在外都是聪明能干的，一回老家就卷入错综复杂的宗法关系圈里，失去自我；四川人出来都能吃苦耐劳，积极开拓，可呆在老家的人大多十分平庸……。
连军队打仗都是这样，在熟悉的土地上，尤其那些盘踞在自己势力范围内的杂牌军队，表现常常令人失望，一旦能够组成整齐的军团出境作战，常常战果辉煌。在印缅抗日战场，朝鲜抗美战场，中国军队在强大敌人面前的表现可歌可泣。
中国人历来过着简单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生活。即使走出家庭，走向社会，也要抱成小团，以人情、利益关系结成宗法或准宗法关系网，而不是以普遍的公理性原则来约束。关系稍微复杂一点，就会内耗不止。因此，中国人必须要彻底走出熟悉的乡土，摆脱对根深蒂固的宗法关系的依赖，开阔视野和胸怀，激发智慧和能力，靠自己开辟新的空间，才能够真正取得成功。
所以，一个人远离故乡，尤其是远走海外，反而能够有所作为，甚至超过当地人。尽管中国人走出去也倾向于结成小宗派、小山头，并且经常搞内讧——所谓“中国人一个一条龙，三个一条虫”——但毕竟胸怀开阔多了，结果也就好得多。
说到这里，台湾岛内的社会演变似乎就好理解了。从大陆逃到这一孤岛上的国民党人，在相当长时期里构成了社会的主体。面对生存状态的剧烈改变，以及大陆强势威胁产生的危机感，人们在内心深处受到几个方面的挑战。
其一，对离家出走的人们来说，传统生活方式及其文化观念所依托的宗法关系网被整个割断了，过去以私利为主导的人际关系腐败，基本上失去了载体，人们不得不在共同的生存理念下重新凝聚成更有理性、更有规则的实体。
其二，过去惨重的失败迫使人们反省自己的劣迹，卧薪尝胆、重新做人。不过，类似的失败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多次改朝换代中，逃到南方的政权通常都没有好下场，原因是他们都缺乏外来的文化契机，形成深刻的反省意识和理性思维。国民党在台湾与历史上南渡的政权不同，他们具有全新的现代文明背景，可以以之为鉴，达到深刻的文化反省。
其三，与大陆的隔离迫使他们更多地将目光投身西方世界，在寻求现实支撑的同时，也汲取文化营养，更多以西方文化的参照系来审视自己、改造自己，从而走出传统生活给人的精神羁绊，也使传统文化在现代平台上获得新的生机。
其四，故土、故乡、故事、故人全都成为伤感的回忆，“离乡背井真苦，无家可归更苦，最苦的是有家归不得”【台湾祝振华先生语】。这种无法付诸现实的回忆萦绕在内心深处，与现实之间拉开一个很大的距离，就形成中国人难得的超越现实主义、实用主义生活的精神文化空间，在艺术上升华为超越世俗功利的审美人格，在思想上升华为摆脱市井小聪明的理性人格，在宗教上升华出中国人少有的人生终极关怀，也使台湾得到比大陆更好地保存和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不难理解，我们今天读到的美文、名诗、名词、名曲，多与思乡有关。思乡在传统社会中只是个别人的痛苦，个人的不幸恰成民族或群体的幸事。
于右任先生1964年病逝台北前，孤独无依，深念大陆的妻子儿女，写下三章哀歌：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有国殇。
其五，台湾本地居民已经有相当高的现代文化水平，他们在长期的国民党统治期间处于受压抑的弱势地位，这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进取的张力。移民与本地的文化差异为多元对话和选择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也给社会重建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
那些远离故乡的人可能因为无根而失落、浮躁、浪荡。但随着社会生活的稳定，多数外省籍人士在那里找到定位，传统家庭及宗法关系网重新复杂化，腐败生活方式在人的意识中重新苏醒并发作。规模庞大的党营经济成为利益集团依托、投机与钻营的目标，也为丰厚的利益所吞食。国民党堕入黑金政治的泥潭，忧患与进取意识淡化，最后失去民心，导致政权交替。
072 台北夜景
台湾本土居民的文化潜能一旦冲破专制，具有极大的社会效应。台独势力就是借助了这种反弹效应，把过去外来政权的压抑当作重构社会阵营的理由，以历史的“悲情意识”演绎出一种狭窄的民族主义，企图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
台独势力从千年中国文化的传统来看，是不屑一说的。但是，考虑全球化的经济与政治背景，台湾可能成为美国、日本挟制中国的一张牌，问题就复杂了。还有一种复杂因素需要我们警惕的，就是老辣的李登辉从他的日本背景里，观照到传统中国社会会有周期性的内乱。台独势力把希望寄托于中国大陆的内乱，甚至扬言到那时要一劳永逸地把中国分割为七块。
台湾具有特殊的岛屿地理、历史、军事、政治、经济环境，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文化变革实验场。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应得到岛内精英深刻反省与全面拓新，更应当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关键是要重建强有力的中华文化轴心，把台湾吸引回来。
●俄罗斯西方化、现代化历程的三个周期及特征：思维上的教条主义、情感上的国家主义、行动上的集体主义
要真正理解俄罗斯民族“现代化”，必须摆脱苏联教科书所谓社会发展五个阶段论思路，把这个斯拉夫国家的历史与旧大陆东西交错的特殊历史境况结合起来。俄罗斯处于欧亚大陆中北部，在古代欧洲文明、中国文明边缘的辽阔地带。
为什么先进的中国人没有去那里呢？因为中国农业文明几乎完全没有侵略性，不会主动地向那些寒冷、荒蛮的地区去开拓。所以东方文化在这片游牧世界的影响是间接的，只有通过游牧民的传递才能达到这里——匈奴人、蒙古人曾横扫亚欧大陆。
公元9世纪，有海盗传统的瑞典人来到这片东部斯拉夫地区，建立了基辅罗斯公国。此后，它一方面以游牧民族尚武好战的本性向周围扩充自己的领土。另一方面获得西方工商业文明所具有主动性和开放性，使它最终在文化上归属于西方，同时在汲取西方文明的同时，又一步步形成区别于西方的独特性。俄罗斯的西方化和现代化经历了三个螺旋式周期。
第一个周期的起点，是公元10世纪弗拉基米尔大公决定皈依拜占庭式的东正教，以取代传统斯拉夫人信仰的原始多神教。
这种一神教即高级宗教，是从东罗马帝国传播来的一个基督教支系，其特点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体制，正好与游牧民族的民族主义、集权主义、集体主义特点相结合。它带来了源自希腊和希伯莱的文学、艺术以及罗马的法律，从而给这个游牧民族以文明教化的力量。这也使俄罗斯尽管处于西方文化的边缘上，其文化归宿还是在西方而不东方。
13世纪蒙古人的统治中断了它与西方的联系，直到15世纪末摆脱鞑靼人的统治重建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其西方文化倾向更加明显。但由于拜占庭被伊斯兰教徒占领，东正教的俄罗斯陷入孤立，与天主教的西方之间形成越来越大的文化差异。
由于东正教文化是从外部传来的，盲目性、信仰至上色彩更浓，在信仰的起点上它的创造力可以高度发挥，随后在教条化约束下会趋于停滞。当人们重新建立与西方的联系时，又发现了自己的野蛮、愚昧、落后，于是又开始新一轮西方化进程。
第二个周期的起点，是18世纪初彼得大帝实施的变革。彼得一世掌权之后，曾化名旅行到西欧各国考察政治、文化、科技，当过木工，当过兵。回国后，他强制推行全盘西化政策，全面学习西方科学与技术，以西方方式改革政府和军队，甚至让他的臣民模仿宫廷贵族的生活方式。为了彻底融入西方，他通过战争从瑞典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并在那里的沼泽地上建立了第一座房子，然后将首都从莫斯科搬了过去，这就是圣彼得堡。他的努力使俄罗斯以东方专制国家的方式，重新归附西方文化。
073 彼得大帝
19世纪末的一系列改革，由于利益集团的操纵，社会公正无法实现，平衡打破后难以重建。20世纪初，首相斯托雷平改革，以优惠政策鼓励一批特权阶层里的人脱离传统的公有性质的农村公社，走向自由市场。几年间，他们暴富起来并带来了社会的高度繁荣，创造了经济起飞的奇迹。但是，大多数农民仍在贫穷的公社大锅饭体制里，没有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享受改革成果，却承受着改革的风险和代价；原始积累的马太效应使他们日趋贫困，他们不满、怨恨与反抗的情绪，却受到警察手段的处置。于是，沙皇在人民心中的神圣地位瓦解了，而民主思想加速了社会动乱和制度崩溃。斯托雷平本人也被刺身亡。
第三个周期的起点，是十月革命开创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沙皇把国内矛盾的解决寄托在世界大战上，但大战的失败反而造成了彻底的混乱，使这个国家危机四起。大难临头时，特权阶层，即那些在改革中趁火打劫的暴发户，对新制度并没有道义上的忠诚，他们纷纷出逃。拼凑起来的临时政府很快被布尔什维克发动起来的底层愤怒群众推翻。革命者从西方找到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理论原则，再一次统一了人们的思想，凝聚这个民族的精神力量，推动社会的重建。
以俄罗斯为中心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在30年代的高潮之后，乌托邦理想与官僚化体制之间的矛盾尖锐起来。50年代，赫鲁晓夫就发表秘密报告，彻底否定斯大林，结果人们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东欧发生危机，不得不派军队镇压。
赫鲁晓夫热情冲动而头脑比较简单，改革还没有铺开就被老奸巨猾的勃列日涅夫推翻。后者却没有什么创造力，只是维持官僚体系的稳定。从此社会文化教条化，体制官僚化。活力完全窒息，后劲用尽，生命力枯竭，社会发展长期陷入停滞状态。
勃列日涅夫时代结束后又经历两个老人执政，到戈尔巴乔夫时代，体制内的文化生机业已消耗殆尽。改革动力也只能寻求一种对旧体制的反叛力量，一旦旧体制的缺口被打开，这种反叛力量被释放出来，就会朝着它的对立面迅跑，不仅不能建立新的体制，而且使旧体制迅速解体、崩溃、无序化。没有人认真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深刻反省和新的探索，没有一个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的成长，没有全民参与的现代文化建设的民主化运动，这种改革只能破坏旧体制，并不能建立新体制。
戈尔巴乔夫是了不起的政治谋略家和操作者，却不是文化战略家。他倡导“公开性”的新思维，激发起人们长期被压抑而麻木的政治神情，从意识形态上为体制改革开道。人们意识到现在的体制出了问题，专制制度出了问题，改革是必要的。
可是“公开性”原则并不等于文化建设，只是为向西方民主简单过渡而造舆论。改革目标到底是什么，国家要走向哪里——大体上是走西方的路吧！叶利钦曾经那样自信，那样强硬，那样受人拥戴，最后也无能为力，这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东正教传入、彼得大帝变革、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三个轮回，共同的特征都是，既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又以自己民族为中心。与此相应，思想界长期展开斯拉夫派与西欧派的争论。每个回合都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始于睁眼看西方，发现自己落后、愚昧，于是无条件学习、照搬西方，却形成俄罗斯特点，即思维上的教条主义、情感上的集体主义、行动上的国家主义；经过一个高速发展阶段，心理由自卑到自信到自傲，精神文化的教条终于僵化，发展停滞，社会腐败，又进入下一个螺旋。
073 普希金——一位诗人奠定了现代俄罗斯语言的基础。
073 托尔斯泰——一位文学大师支撑起整个民族的自信。
与此相比，中国的现代进程更具世俗功利主义、庸俗实用主义性质，人的奋斗只是为了狭隘的个体生存。因而更加没有原创力，没有主权性，甚至在文学艺术上也缺乏自己独立的感觉，这使我们几乎在每个方面都没有领导世界的自信和实力。
●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不到20年就搞出那么多世界第一，30年就成为全球超级大国——对比中国，令人沉思
现代社会是市场的、开放的、民主的，这似乎是常识。但在30年代，与遭受经济危机席卷的整个西方世界形成鲜明对照，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恰恰是在计划经济、文化封闭、政治专制的条件下，仅仅用十多年的强行军，就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化为一个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工业国，创造了世界工业化最快的奇迹，为打败法西斯准备了雄厚实力。
俄国人的路曾为中国人所选择，至今还受它约束。尽管我们的心态早移向单一的美国模式去了，但回头去理性地反省“老大哥”过去的经验与教训，是很有启发的。没有任何道路是绝对的、唯一的，它的前途首先取决于文化的力度。
其一，沙俄时期的文化准备。
50年代苏联人造卫星上天后，美国哈佛大学一项被称作“零点方案”的著名研究发现：19世纪以来，俄国文化艺术复兴，造成了这个民族巨大的创造力。大批文学艺术大师，支撑了这个民族群体内心世界的信心、尊严和创造力，也照亮了19世纪人类文化的半边天空。俄罗斯人总是说，他们仅仅贡献出一个列夫·托尔斯泰，19世纪的俄罗斯民族就无愧于全世界。
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在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节目里说，现代俄罗斯语言的基础是由普希金所奠定的。
074 斯大林——他不像画中那样高大，但也不像人们议论里那样卑俗。
（希特勒）这群丧尽天良、毫无人格、充满兽性的人，恬不知耻地号召消灭伟大的俄罗斯民族（希特勒会咆哮说：消灭你们怎么啦？波兰不是消灭了吗？比利时不是消灭了吗？法国不是消灭了吗？大半个欧洲不是消灭了吗？现在就轮到你们啦！），消灭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希金和托尔斯泰，格林卡和柴可夫斯基，高尔基和契诃夫，谢切诺夫和巴甫诺夫，列宾和苏利可夫，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的民族！……
这些激励人们民族精神的偶像，除了两位革命家兼思想家、两位卫国将军外，都是哲学、文学、艺术、科学大师。人们还可以轻易地将这个名单续写下去：门捷列夫，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冈察洛夫，莱蒙托夫，里姆斯基－柯萨科夫，鲍罗丁，拉赫玛尼诺夫，斯特拉文斯基，穆索尔斯基，恰达耶夫，赫尔岑……
在近现代中国，有多少这样能够影响世界文化的人物？即便有几个，我们认同而且为之骄傲，为之献身吗？
其二，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
十月革命胜利后，以一种信仰体系，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统一了整个国家里人们的思想，有效地组织和动员广大的劳动者，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豪迈地工作。斯大林亲自主持意识形态建设，20－30年代形成的苏联政治教科书，尽管有简单化、机械论、教条化的缺点，但它朴素而实用，中国沿用至今也没能超越。
尽管文化艺术沦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创造力受到抑制，但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有增无减。列宁和斯大林都对不同政见的高尔基给予了高度尊重和宽容。社会主义主旋律的文学、美术、电影、音乐高度繁荣，其出版物全球最多。
074 斯大林时代
直到80年代，中国代表团还惊讶地发现，苏联小说家、诗人及文化人通常拥有中国人难以想象的崇高社会地位。
一大串苏联文化大师的名字又让我们喘不过气来——奥斯特洛夫斯基，肖洛霍夫，马雅科夫斯基，萨哈罗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巴赫金，巴甫洛娃……。（半个世纪以来，能够长留人间的中国作家和作品相比起来就少得可怜！）
其三，斯大林的文化远见。
斯大林虽然冷酷无情，却也是一个冷静并且有深远文化眼光的人。他清醒地意识到这个国家处在资本主义层层包围之下，靠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来建设现代工业是不可能的。他主张独立的工业化道路，为了打破包围和封锁，启动自己的工业化战略，他强制推行集体农场制度，用行政手段收集农民的粮食，并大量出口以换取外汇，购买工业化最必需的昂贵机器。
074 斯达汉诺夫运动造成了工业化的高速度。
斯大林在人才培养和提拔上相当有远见，他清洗了主张渐进的农业发展的布哈林等老资历革命家，还清除了红军早期从马背上起家却难以接受新式飞机、坦克的众多将领，包括一些官僚主义分子，腾出位置给朱可夫这样年轻而且忠于他的人。
苏联工业在西方世界的严格封锁的背景下突飞猛进，在封闭中发展自己的重工业和尖端科技，造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和坦克。曾经有一个红军代表团访问德国，看到德军某些装备还不及红军，他们以为希特勒没有把先进武器给他们看。
以后，苏联承担了最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战争任务，不仅赢得了胜利，而且战后成为世界超级军事强国。
这里谈苏联前期发展的成功，并不是为它的体制唱赞歌。并不存在一种完善的体制，体制的有效性在于它背后的文化生命。实际上，苏联发展渐渐趋于停滞，根本原因在于文化教条化，体制官僚化，后劲用尽，生命力枯竭。
中国曾向西方列强学习，结果学生总是被老师欺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语）。列宁不仅帮助中国革命，还声明要归还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这使备受欺凌的中国人万分感动，走俄国人的路便成了最崇高的选择。
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国知识青年大都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列主义作为神圣理想和道义准则。这种影响渗透到我们这个世俗文化占绝对上风的东方国家的文化基因里。其中，显文化上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在隐文化上则包含着斯拉夫东正教文化－拜占庭文化－罗马文化－希腊文化。这种风格迥异的文化要素——超越世俗智慧，联通宗教精神——对我们的影响，比几个世纪以来欧美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精神影响可能更大，并且比今天我们生活中泛滥的西方消费文化的影响更加深刻。
几代中国青年深受俄罗斯与苏联小说、诗歌、绘画、音乐、舞蹈、电影的魅力感染。直到90年代，电影《红樱桃》轰动还勾起那一代人浪漫、豪迈的青春回忆。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保尔在烈士墓地思索人生的那一段话，还为大学生诵读。
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在经历了革命和建设的高潮后，乌托邦理想与官僚化体制之间形成尖锐矛盾，结果导致了60、70年代苏联的停滞、中国的动乱，还有南斯拉夫的中间道路。最后都不得不由内部发动自我改革，但到大多数结果都失败了。今天人们一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都摇起头来。只有中国、越南的改革还保持着体制的延续。
074 和平号空间站——苏联是解体了，但不要忘记它给历史留下的丰厚遗产。
历史既没有完美的过程，也没有理想的结局。我们太多顺潮流而走，总是一边倒，总觉得过去错了，却很难发现此时此刻自己有什么不对劲。我们忘记历史，或者把历史当作漫画，看作错误。由于缺乏冷静的历史反思，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地走向让后人指责的新的荒唐里。只有到了一个极端，才发现另一个极端是真理；而走到另一个极端时这个极端又似乎是真理。
苏联解体后人们总结说，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为比较稳定而成功；苏联以体制改革为先导，因为失去后盾而失败。今天人们却看到另一个问题，如果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体系建设跟不上，市场经济建设也会崩溃。还有更加本质的问题正待人们认识——如果没有文化的向导，像戈尔巴乔夫一样临时抱佛脚，用一些抽象概念制造舆论，改革只会是一场盲目的政治游戏。
表面上看，苏联体制解体缘于经济崩溃，而另一种内在联系却是，经济崩溃缘于人心失落。在苏联，改革者的政治功利主义取代既得利益者的政治功利主义，而在中国，旧的政治功利主义和新的经济功利主义并存，甚至合流。
新的迹象又在显现。俄罗斯经济屡屡陷入崩溃的边缘，但大街上的俄国人仍然保持着西方人一样的冷静、自信、尊严和高贵的气质。这种要发生在亚洲一些没有高级宗教文化的地区，包括在中国，会出现难以想象的混乱，甚至导致战争与分裂。
从俄罗斯文学艺术的复兴中，我们看到人们的血液里涌动着的民族精神。索尔仁尼琴在新出版的《倾塌的俄罗斯》一书中指出，如今能给俄罗斯人以力量，保证俄罗斯民族永远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也许只有俄罗斯的文化。
074 刚柔相济的普金——新一代俄罗斯领袖又在崛起。
【“前苏联”一词好奇怪，苏联就苏联，怎么就成“前苏联”？有“后苏联”么？有“前俄”、“前纳粹”、“前罗马”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