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模式：天皇、武士支撑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现代化——所谓“东亚儒家文化”根本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日本是个孤岛上的单一民族。自古以来，岛民们孤独与自卑，因此对外部更有好奇和渴望。他们总感到自己处在强大的世界帝国——先是中国，后是西方——的压力下，因而要奋发图强，急起直追，全面学习，主动改革，提升自己的实力。
日本文化不圆满，但很独特。人们心理上的孤独、内向、恐惧、自卑，却养成谨慎、防范、节俭的品质，而在行动上却表现为开放、外向、勇敢、进取、自大。在受到西方强势文明冲击时，它也曾一度采取闭关锁国的消极防御政策，但当人们意识到锁国无效时，便全力以赴地学习西方，并展开一场为生存而竞争的急行军，紧接而来的是对他国的主动侵略。
与之鲜明对比的，中国自认为世界中心，泱泱大国，多元文化综合，并趋于高度成熟，几乎完美无缺——对所有事物见惯不惊，实际上失去内在活力。每次改朝换代，新统治者都以旧的方式重建秩序。即便受到不同于古代蛮族的西方强势文明的冲击，也很难在文化深层反省、批判、怀疑、重建自己，只在外在的层面模仿、适应外来因素，并麻木、陶醉于物质生活里。
075 武士——日本现代组织及其秩序的传统基石。
二战后，天皇保留下来，使日本的民族象征和权威中心得以再生，成为这个民族主义国家快速恢复和发展最重要的基础。
075 深入中国东北的日本国防妇女团接受训练。
这样，武士由一个固定的阶层转化为一个受到良好教育的近代精英群体。这个群体同时继承了武士固有的社会中坚地位以及集体主义、民族主义精神（即“武士道”），成为近代化的主体，推动了工业化运动，军国主义扩张以及战后重建。
“忠诚”维护天皇的绝对地位，表现为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文化特征。天皇给全体军人的命令中强调儒家的美德：忠诚、礼仪、勇敢、信义、节俭。而中国国民党军队中强调的军人精神则是学识、信义、仁慈、勇敢和严格。古代朝鲜士兵的品质则是忠诚、孝顺、信义、仁慈和勇敢。从差别中可以看出，日本重视忠诚而放弃仁慈。
中国儒家看来，仁慈才是最核心的美德，忠诚主要是一个人内在良心上的真诚，它表现在言行上时还有受到自己理智的制约，也就说不是无条件的盲目服从。但日本将忠诚视为对主人的绝对真诚，甚至可以牺牲生命。孔子的“臣事君以忠”，在中国被解释为“臣子以一种不违背自己的良心的真诚来侍奉君主”，在日本则解释为“家臣必须为君主奉献出全部生命”。
为协调忠于天皇与孝顺父母及社会和谐的矛盾，一方面强调忠的绝对地位，要求在孝与忠矛盾时，无条件地服从忠诚。另一方面日本政治思想奠基人圣德太子宣布禁止天皇专政，以避免作为最高权威象征的天皇不与社会大多数人的舆论相矛盾。
075 神道教的祭司
明治维新后，日本大力引进西方式教育，但又实施严密的监督，保障教育的目标是促进国家利益，培养国家需要的有文化的公民，而不只是个人的发展。要求学生们“勇敢地献身于国家，以此来保卫和维持我们的与天地同存的帝国王权的兴盛”。
1945年以前，出于良心的和平主义运动是被禁止的。日本人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几乎从未盛行过。人们总是服从统治者、侍奉父母、尊重兄长、顺从集体及多数派的意志。良心在日本文化中是没有地位的，君主的命令比个人的良心重要得多。
现代日本的文化基础不是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而是典型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二战后被迫接受与西方接轨的民主体制，但社会生活基本上是传统的国家至上、集体意识，所谓团队精神仍是武士道精神的延续。日本一度让西方人羡慕不已的企业制度及企业文化就是“大锅饭”、“终身制”，据说还是照抄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鞍钢宪法”。说明与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及其集体主义精神有同构性。日本传统文化资源不及中国优厚，关键是他们不仅接受外在的文明，而且塑造了自己的灵魂。
日本成功地解决了没有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秩序、效率、公平等问题，但也面临自我定位和未来选择的种种矛盾与危机。
它的发展存在先天缺陷：一是没有西方信仰之下的普遍理性、平等与正义，也缺乏中国式的仁爱、宽容与和平，它的强大往往给别的民族带来抑制；二是与其它非西方国家一样，主要是功利主义地学习西方现成的科技，缺乏现代文化上的原创力。
●亚、非、拉的现代之癌变：文化自主日渐丧失，政治腐败越陷越深，经济效率极端低下，社会动乱频频发生
社会政治腐败哪里都有，但欧美的民主政治的体制下，腐败少得多，尤其是北欧社会高度廉洁。相对而言，南欧的意大利人要严重一点；政治腐败最严重的在亚洲、非洲，拉美也不少，常常导致社会的严重动乱乃致秩序的彻底崩溃。
原因不单是制度的问题，与制度背后的文化基础相关。当人们内心拥有基本的信仰，由此派生出普遍的理性原则，法律和公德就能够得到自觉的约束，政治权力就能接受社会的公开监督。而一个没有普遍的精神信仰的社会，人的追求限于世俗利益，物质欲望容易膨胀到失去约束的程度。世俗权力总会有一些无法约束的死角，那里必然产生腐败。最后的崩溃也难以避免。
制约政府，行政法治化，限制权力的无限膨胀，这是现代潮流。但决不能因此而弱化政府对于环境、资源、人口、生态、国防、秩序、文化、教育、科学等方面的功能。强有力的政府对于欠发达的非西方国家的发展尤为重要。
他们面对西方军事、政治、外交的强大压力，尤其是市场经济造成的垄断，马太效应，胜者通吃，要迎头赶上外部进程，只有通过内部政治手段，对国家经济实行强有力的监控甚至统筹，集中整体性的优势资源，形成内部经济的动力体系。尤其是培养由高级知识精英组成的知识分子阶层，提高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建立高素养的公务员队伍，促进政府管理的现代化。
076 印尼骚乱——当一种强权走到尽头，可怕的动荡就会发生。
一方面无法从外部抵挡市场本身的竞争压力，另一方面内部由于财富积累、贫富分化造成腐败和仇恨。
东南亚经济危机的实质，并不在于政治权威对经济干预太多，还是太少。这些国家在民族独立运动中建立的民族主义专制政府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任务，参与了最初的经济复兴，启动了经济市场化进程，并推动市场向外发展。
但是持久的和平日渐淡化了当初的民族凝聚力，没有健全的民主制度，政治操作缺乏透明度，形成黑箱操作，黑金政治，强权至上；文化沦为经济市场的傀儡，民族精神日趋瓦解；民族共同体退化为日益腐败的利益集团，沦为经济发展的障碍。
香港、台湾、新加坡等以华人为主的实体（政治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大陆中国除外）成功实现经济起飞的优势在于：
一是继承了中国人实用主义、现实主义、技术主义生存方式及千年文明积淀的高度智慧；
二是把传统家庭、家族、乡里等小圈子里的和谐人与人关系，发挥于经营网络之中；
三是离乡背井的人们，在脱离祖国后的生存压力之下，孤立面对异己文化的挑战，被迫融入并形成自新意识；
四是脱离了传统母体内的乡土社会，摆脱了经济、政治、文化的巨大包袱，以及实现社会革命与重建的巨大代价。
但是，突出的问题也存在：一，没有西方人的宗教信仰和理性精神，只有物质层面上增长、扩张，难以确立人的精神归宿。二，体制上逐步向西方民主体制靠拢，但人们内心缺乏相应的理性精神，传统的道德日渐瓦解，共同价值难以确立，腐败和争吵消耗越来越多的力量，甚至造成动荡。三，所接受的西方科技没有文化根基，缺乏创造活力，只漂浮在世界潮流里。
076 肯尼亚孩子看羊，他是家里7个孩子中唯一上学的。
人们把为他们提供工作的白人或黄种人作为救主，甚至以乞讨所得为炫耀。许多人以自己的肤色为耻，一些黑人妇女用有毒药剂漂白身体，甚至期盼与外国人生一个混血儿。最好是成为白人，黄种人也行——“不能牛奶加咖啡，澄汁加咖啡也行”。
在东非一个大国的首都国际机场，我的行李在托运过磅时发生了问题。一位黑人男服务员极有礼貌地对我说：“对不起，部长先生，您的行李超重了５公斤”。我问他是否要补交行李托运费他望着我笑了，露出满口的白牙，没有作答。我又问应当补交多少行李超重费他仍然不回答，只是朝我微笑着。离登机时间不到15分钟了，我发急地厉声问他：“你究竟要怎么办？”这位黑人避开我的问题，转脸轻轻对我的随行人员说：“先生，让我们商量一下。”不到５分钟，商量结束，黑人服务员把我的行李送上传送带。事后，随行同志告诉我，其实很简单，他有一筒中国绿茶，一条中国卷烟，全部送给服务员，行李超重费自然免交了。
在这个国家，一位新华社记者申请报考驾驶执照，训练考试如期通过了，还要进行路考。他接连考两次，主考人员没有指出他什么问题，只是望着他笑着说：“先生，下次再来。”第三次去考试时，他提了两瓶法国红葡萄酒放在驾驶座旁边。主考人望着葡萄酒说：“开车是不许喝酒的。”记者回答说：“送给你在不开车的时候喝吧。”主考人笑了，于是他拿到了驾驶执照。
076 寻找钻石——他们的劳动，要进入人们熟悉的消费，有多么艰难！
有一次，我到一个国家的分管文化事业的部门去商谈新闻文化交流的问题。接待我的一位相当于副部长的中年官员，是欧洲一所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一身巴黎产的名牌西服，老远就闻到他身上的巴黎香水味。他告诉我政府财政十分困难，他这个部门买公文纸张的钱也没有，希望中国提供援助。这时，两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秘书打开他身边的电冰箱为我们准备饮料，我看见冰箱里从高档的烈性酒到进口的饮料应有尽有。这位官员共有四位女秘书。
又一次，我作为新华社代表团团长，由我国大使陪同，拜会这个国家的新闻邮电部部长。通知我们上午９时会见，我同大使准时来到部长办公室门口，没有任何人迎接。我们敲了敲门，出来一位女秘书拦住我们说，部长还在进早餐，请我们到秘书办公室稍候。整整坐了30分钟没人搭理，我和大使正准备取消会见，一位女秘书过来说，部长现在可以会见我们。走进办公室，我发现部长相当年轻，衣着考究，精神焕发，只是谈话不着边际。在简单寒暄之后便谈上次在使馆吃到的中国菜，接着便以开玩笑的口气问大使，什么时候再请他吃饭，并逼着大使当场定出具体时间。在会见的半个多小时中，部长谈的大都是中国菜和法国菜的比较。我几次提出两国的新闻合作问题，始终不能引起他的兴趣。【摘自郭超人《新华社记者眼中的非洲大陆》，报刊文摘】
认为西方的全球化进程，必须看到本身宗教文化、贵族文化的作用。在非西方，人们普遍认为与现代文明相悖的国家主义、专制主义、集体主义、保守主义、封闭主义以及大锅饭、公有制、终身制，恰恰是各民族独特的自我发展的道路。
人类历史并不存在单线的、唯一的、共同的发展模式，并不存在一条普遍的“现代化”道路。一个民族发展不是依靠外部推动，而是凭借内在力量的激励、积蕴和发挥。开放、接轨只是外在条件，文化反省和新的文化建构才是内在根本。
●外人看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遗产：那决不是一个停滞的时代，其主要问题恰恰是高速工业化带来的副产品
对于毛泽东时代取得的物质成就闭口不谈，也许是对早些年言过其实（而且经常赋予虚假成分）的宣传的一种自然反应，然而这些宣传却常常被外国的评论家们所重复，许多外国人一度曾热切地相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取得了最大的经济成就，现在却倾向于对它作出最糟的评价，似乎以此来弥补他们早先的轻信。这种倾向与现时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方向是一致的，目前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国家，人们都普遍对市场的魔力赞不绝口，而对中央规划的效能持很大的怀疑态度。
中国领导人更关注于他们迫在眉睫的经济问题和成就，而不是毛泽东时代的成就，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而西方学者们未能提出更全面些的看法，这就有些不好理解了。他们的遗漏促成一种普遍印象：毛泽东时代是一个经济停滞的时代。现在惯常的说法是把毛泽东描绘成一个在贫困条件下徒劳地寻找一个社会主义精神乌托邦，使发展服从于意识形态纯洁之需要的人。
然而，如果不去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时代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之一变成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的过程中取得的惊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时代遗留给邓小平时代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毛泽东发展策略的主要问题和大部分缺陷正是高速工业化的副产品，如果不正确评价这个基本的经济事实，就无法理解在毛泽东之后占支配地位的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以一个小小的工业生产基地为发端，这个工业生产基地甚至比比利时的还要小一些，当时，中国工业的人均产量不及比利时的工业产量的1／15。然而，是在物质资源最贫乏的基础上，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中国在1／4世纪的时间内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工业大国。
在毛泽东当政期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0多倍（如果从1952年算起则增长了12倍），其中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90倍（1949年以前中国重工业特别匮乏）。从1952年（当时工业生产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为止，尽管“大跃进”造成了工业生产的混乱，工业产量仍在以平均每年11．2％的速度增长。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的百分比最大，当时工业增长率达平均每年18％，把中国的工业生产力翻了一番还不止。其后一些年里增长的速度尽管不稳定，但仍然很快。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尽管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工业生产仍继续在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
077 中国设计自行制造的油轮与机车。
工业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劳动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构成。尽管大多数的中国人依然是紧紧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到70年代为止，城市无产阶级的人数却已从1952年的300万上升到了1800万。此外，毛泽东的农村工业化运动——“大跃进”中硕果仅存的几个成功之一——把2800万农民（当时农村总劳动力约达三亿）变成了农村工厂的工人，尽管许多工厂的工作技术水平简单而原始。
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另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
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这些经济成就是中国人民自己通过劳动取得的，在那个时代，毛泽东思想仍能够给人一种使命感和目的感。除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极其有限的援助之外，中国没有接受过任何外援。敌对的国际环境（在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敌意之上又加上苏联对毛主义的敌意），与毛泽东“自力更生”的思想原则，起到了双重强烈的作用，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实际上一直处于经济自给自足的状况。毛泽东的自力更生的国家政策造成了经济上额外的不利与艰苦，但是它也使中国可以自豪地说：在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国实际上是以拥有一个既无外债亦无国内通货膨胀的经济，而在世界发展中国家绝无仅有。
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录的污点和罪过吹毛求疵，而缄口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了一种风尚——常恐提及后者便会被视为对前者的辩护。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与80年代一同出名的经济改革家们将找不到他们要改革的对象。
尽管毛泽东思想强调农业，称颂农民的创造性，但在毛泽东的时代农业发展却远非如工业成就那么可观。1957年以后，食品生产仅与人口增长同步，当时人口以平均每年2％的速度增长，使得中国人口在毛泽东时代几乎翻了一番。1975年人均粮食总产量几乎与1957年农业集体化之初时一样。农村生活水平实际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每年平均增长不到1％，而且是在一个低得可怜的基础之上增长的。1952年至1975年间，在工业生产总值增长十倍的同时，农业生产仅仅增长了两倍，甚至那也是通过大量地扩大农村劳动力规模而取得的。此外，尽管毛泽东不断提倡缩小城乡差别，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异还是加大了。
然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业也绝非如今被描绘的那样惨不可言。维克多·李皮特曾指出，毛泽东时代中国农业的发展大大快于1868后至1912年日本明治年间备受称赞的近代工业化时期。从1952年至70年代中期，中国农业净产量增长为平均每年2．5％，而1868年至1912年间日本工业化最强阶段的数字也只有1．7％。正如马克塞尔顿曾指出的：“1977年中国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粮食生产却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粮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的人口手中。”
077 封闭所有妓院——毛泽东时代有很多事情是空前绝后的。
●印、中两个大国的比较：关键在于建立一种文化认同，政治体制，社会变革，把不具现代性的民族整合起来
印度比中国要封闭得多，印度北面有高8000米的喜马拉雅山脉，那边的青藏高原几乎与世隔绝；东边是险峻高大的缅甸可钦山和那嘉山，还有丛林、峡谷、大江。周围是海洋，西北角是唯一的出口，马其顿、突厥、穆斯林、蒙古曾从这里入侵。南端达到南纬7度，在这个闷热的环境里，生命容易早夭和腐败。印度人内向、含蓄和忍耐。英国统治很长时间，有一次兵变，两年就平息了。圣雄甘地非暴力抵抗，宁肯坐牢。中国人往往用暴力来反抗，像义和团运动、抗日战争，外敌没能彻底统治中国。
印度本来只是一个大区域，在世界非殖民化的大趋势下，泰戈尔、甘地的旗帜下觉醒，终于相继形成印、巴、孟等国家。印度内部民族、语言、宗教差别极大，民族凝聚力需要特殊的外部背景支持，否则容易形成内部分裂。因此他们渴望民族主义，一有政治危机时，边境冲突往往能转移人的视线，核实验更能激发民族主义情绪。但这种游戏毕竟是暂时的，而且是危险的。
《洛杉矶时报》驻北京记者RoneTempest以其在中、印两国的亲身经验，在2000年8月10日该报发表对比中国和印度发展道路的长文，从西方的观点仔细分析了中、印两国50年竞争的不同结果，包括一些印度学者对中国发展情况的看法。
1947年8月14日，印度次大陆挣脱英国的殖民枷锁，组成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印度选择了民主的道路。尼赫鲁在独立前夕说：“多年以前我们的命运就注定了，现在是实现我们的承诺的时候了。我们今天的庆祝只是迎向等待我们的伟大胜利和成就的起步而已，机会之门为我们打开了。”此时，毛泽东同蒋介石的内战胜利在望。中国正为生存而挣扎，比印度还穷，他们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1949年9月30日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说：“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是站立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078 恒河圣水沐浴节每12年一次，成为印度教徒的盛大节日。
印度前总理高达对一群商人说：我感到无地自容。我们讲解放讲了那么多，但像中国这样的共产国家却能够做得那么多，而我们却不能。前外长和前驻中国大使海达尔也批评自己的国家说：从直接的对比当中，中国做得比印度更好。
印度人的言论自由比中国更多，可以公开说他们所想的。中国领导人也会提到中国很穷，但都是拐弯抹角地提到，不把责任扯进去。在印度领导人的快语背后却是对两个国家之间在教育、保健和一般生活水准方面日益扩大的差距的关注。最常见的理论是印度太过于多元化，有15种语言、5种主要宗教和数不清的等级，缺少实现有效的全国教育和灭贫计划的统一性和共同感。为了赶上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印度最近开展了类似于中国的市场改革，最重要的是降低限制性关税和鼓励外国投资。
但令印度不安的是，他们越来越发现中国的快速进展并不只是经济步骤，原因部分得力于较早时更粗暴的改革，特别是毛泽东时期在枪口下强迫实施的土地改革。人们只记得大跃进失败后的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迫害。但在共产统治初期，中国却得利于土地的重新分配、普及义务教育、简体字和保健与福利政策，以及有助于恢复中国的精神和自尊的其它改革。虽然从今天来看问题要复杂得多，但是对宗教、迷信、秘密会社、三合会和宗派的镇压，让中国摆脱地方上的宗法势力。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森（印度西孟加尔人）说：中国是唯一人口与印度相当的国家，两国刚开始现代化的时候，穷困程度差不多。直到1970年代两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都极为相近。中国今天的市场经济成就建筑在较早时发生的教育、保健和土地等社会变革上。中国对印度的相对优势是1979年改革前奠基的，而不是改革后重订方向的结果。
在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及公务员制度方面，印度比中国开始得更早。直到1960年，两国在减少文盲、营养不良和婴儿死亡率方面记录都不是很好，中国正面临着大饥荒。印度当时的人均寿命只有44岁，中国是47岁。独立后，两国都依赖外部经济技术援助。但中国在1962年切断了同苏联的关系，而印度仍然是西方的主要受援国。到1970年代末期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之前，中国几乎在衡量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每个尺度上已经超越印度，更好地实现了尼赫鲁所说的消灭“贫穷与无知和疾病与机会不等”。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的各国人力发展指标（包括识字率、平均寿命和平均收入等方面），中国得60分，接近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最高分，但是印度只有44分。亚洲国家中低于印度的只有老挝和孟加拉国。美国前驻印度大使莫尼汉把印度描述为“功能性无政府状态”。等级制度和对妇女的普遍歧视大大限制了印度的自由，1999年最穷的奥利萨邦的卡拉汉蒂至少有12人饿死，但当地投票人数却是破记录的。贫穷与不平等同上升中的权利参与感同时存在。
中国尽管个人自由受到限制，却更能够接受改革和引进。印度的民主让人印象深刻，但摆脱失败的苏联模式方面落后中国20年。麦肯锡顾问公司顾问基托·波尔说：中国是“封闭的系统，开放的心灵”，印度则是“开放的系统，封闭的心灵”。
078 拉古比辛格眼中的印度人。
中国成功的关键是土地改革。1949年前后，约有一半土地从地主手中没收并重新分配，多数农民得到了好处。农村集体所有制到1979年实施承包制之后，农民能够耕自己的地，把收成卖到市场上去，很快就富裕起来。但土地的重新分配基本没变。
在少数情况外（旁遮普和西孟加尔邦），印度从来没有土地改革。德里大学的莫汉提说：同中国相比，印度的发展战略不能确保耕者有其田。中国在经济上做得好的主要理由在政治制度上，他们从一开始就被迫面对挑战，必须提供一些基本的经济条件来确保革命的需要，因为他们不断受到西方的攻击。印度也有自己崇高的价值，但自由的代价是人民的基本需要被拖后了。
曾任新西兰驻中国、印度大使的尼克·布里奇也说：中国占优势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经历了暴力革命，把地主杀了。印度仍然还有地主，扯国家的后腿。像上普拉得什和比哈什这两个富庶的邦，仍然受困于地主和佃耕制度。
078 德里街景
麦肯锡顾问公司的多米尼克·特克在比较这“21世纪的两大巨人”时说，印度的民主制度在某些方面拖住政府无法刺激经济增长，它必须更多地注意通货膨胀，并对“强大的游说势力”作出反应。民主制度给你所能做的设限，压抑住经济。印度不会像中国一样一年增长12%，但会有稳定。其他观察家却说，严格的经济分析没有看到等级、宗教和经济阶级之间日益扩大的分野。中国得以快速转向市场经济的部分原因是注意到了最基本的社会需要。毛泽东虽然尝试达到最完美的共产境界，普及教育和公共保健，并提高妇女的地位，但它也奠定了市场经济的基础。【摘自《方舟时讯》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