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省意识的死圈：缺乏形而上的信仰和理性参照系，功利主义的道德反省自相缠绕，只有靠外部舆论来维系
中国文化也是有反省精神的——俗云：“人贵有自知之明”，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但是，伦理本位的反省意识是要维护人与人相处的道德原则，而伦理是一种人情之理，是由人的直觉、情感把握的。因此，深刻的反思与自我认识，只有极少数圣贤才能做到，而更多的只能是表态、表演、表白，结果容易造成虚伪成风。
真正的自知之明之所以很难，因为它没有西方宗教信仰或契约原则下的理性尺度，不是以普遍的规范为镜子，没有超越的信仰作支持，没有上帝的监督，也没有客观事实、效果的验证，没有自明的对错标准，没有明确而非随意解释的理论，只是凭主观的情感体验来把握，物我一体，天人合一，只要自己主观上认为动机纯、心地善、本心好就够了，反正别人看不见。
历代王朝就断送在失去自知之明上，人们总是到了自己病入膏肓，或者外面的灾难火烧眉毛，才临时抱佛脚，承认失败，被迫变革自己。越到晚期，越是失去自我变革的勇气和能力。如同一个行将就木却不肯放弃自我中心的巨人，靠强力维持局面，遭遇反对便会恼羞成怒，使出所有的权威来打杀，同时也拚了自己老命，断送自己的辉煌业绩。
拥有绝对权威的人，为了保全面子，至死也不会、不敢、不能认错或忏悔。那些需要不断检讨、认错的人，一方面，正是迎合有权有势的人下台阶、保全面子的需要，明明不是自己的错，故意打自己嘴巴，以讨得欢心；另一方面，即便真是自己犯了错，检讨和认错也只是给别人看的，自己内心里完全不以为然，甚至咬牙切齿，恨恨地等待报复和更大恶作剧机会。
革命将底层的劳苦大众发动和组织起来，激发出巨大的创造力。但进入革命队伍的工农子弟里，也有大批流氓无产者，也把旧社会的一些不良心态带了进来。他们不是从革命信仰和理想中获得自己文化上的升华，而是在意识形态的迷信、盲从和表演中得到一种面子，一种权威，一种依托，一种归宿，由此克服自己面对巨大社会转折和社会动荡时的空虚感、卑微感。
人们一旦在感情上归附于一种意识形态立场，便能理直气壮地占有文化权威，在留学生、知识分子甚至国外人面前赢得优越感、正义感。毛泽东在30年代末要求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时分析说，党内许多干部对知识分子有一种本能的害怕和拒绝。这种心态后来又表现为居高临下地把知识分子作为工具，让他们接受改造，某些人甚至以虐待知识分子来获得自尊和快感。
中国文人本来依附于社会，在强大的世俗力量面前十分卑微。文革时知识分子批评与自我批评，脱裤子割尾巴，忏悔与反省十分虔诚。这个形式上合理的标准，却被简单的阶级立场、朴素的道德感情所支配，带有对流氓无产者的庇护和对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蔑视，成为一部分人批判、羞辱另一部分人的依据。名为“斗私批修”的思想改造，恰恰拒绝真正的反省。
那场群众运动激起的热情之高、持续之久、参与人数之多，构成20世纪世界最有影响的事件之一。然而，事后被认定为一场浩劫时，极少有人反省，更没有人对具体事件负责。一切都归于“林四集团”或毛泽东，活着的人都将自己洗得干干净净。
今天社会的渎职、腐败、犯罪行为，常被荒谬地解释为人的文化水平低，没有知识，不懂法律，放松了思想政治学习，不注意世界观改造。记者们总是煞有介事地去问嫌犯，事先知不知道有关法规，正给他想要的自欺欺人的台阶，也是记者想得到的结论：不懂法律，受了坏人诱惑，受了风气的毒害，放松了警惕——俨然一位无辜者，只差一个下不为例或许就能逃脱。
这里全然没有灵魂的忏悔和良知的谴责。其实，绝大多数犯罪行为首先是一个基本良知问题，而非一般知识和智力问题。通常腐败分子、违规者、犯法者比常人想象的智商高得多、狡猾得多，他们除了自己的利益，哪管他人的命运。捞上的是自己的，翻船是大家的事。反正大家都在捞，浑水摸鱼，不捞白不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过了这村没那店……
这一套连中小学生也能运用自如了，一被抓住把柄，马上交“检讨”，作诚恳认错状，其实完全没有内心的反省，只是要蒙混过关而已。至于过不过得了关，就看老师是否从对方那付可怜相里解了气，得到了尊严和满足。
反思自己，拥有自己的心灵世界，是我们这个民族崛起的根本。中国人走在大街上，和外国人相比，总不自在，不自信。传统中国人生活在家庭、邻里关系里，喜欢热闹，受不了孤独。和亲人、熟人在一起，无需个人独处的时间和空间，没有个人独立选择；一旦和陌生人在一起，尤其和外国人在一起，总担心别人在指点自己。为了建立自信，本能地给自己罩上面子，作姿态，表演，如果有面子，就变得骄傲自大，为此甚至沽名钓誉、自欺欺人、欺世盗名。这就是阿Ｑ精神。
鲁迅精神代表我们民族的一种彻底反省的精神，这比任何我们自豪的传统和成绩都重要。鲁迅的反省是深刻的，他的笔下的狂人自己承认也吃了人，而作者本人说起阿Ｑ就是他自己。相比起来，一本《丑陋的中国人》引起这么多中国人的反感，表明我们今天仍不敢正视自己在现代生活中心理的困境和内心的空虚。【参阅邓晓芒《人之镜》，云南人民出版社】
085 成克杰与情妇受审——这固然是“报应”，但我们也需要设身处地反省自己。
我不想去分析这语言背后的虚伪与荒诞——我宁愿把这当作一个死囚真实的临终关怀，从人性的层面予以理解。西方人无论在寿终正寝的病榻，还是在为国捐躯的战场，还是在罪在不赦的刑场，都会有神父或牧师聆听他的临终忏悔。
成克杰也是人，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出于道德的义愤，我们当然有理由骂他丧失了人性。但他一生恰恰是中国文化里人性的特殊表现。一个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大限到来时，往往更能回归到自己真实的本心，因而也是最可同情的。
成克杰从一个少数民族穷孩子，一步步提升为国家高级领导人，共产党对他恩重如山，这是不假。据说，他还表示真心拥护共产党，至死也不反党。这是“恩”，是他自己有生之年的全部依靠，也是他理智所能把握的最高原则。在他那里，既不可能有真正的彼岸信仰，也不可能将这种“恩”上升到理性的思维，而人到死期，所能找到“临终关怀”只是如此。
至于“情”，是欲也是恋。在与前妻离婚，子女的亲情也割断之后，那个比他年轻20岁的女人成为他所有情感的依托，人活着时犯下糊涂，死期到来时自然牵挂那位能勉强留条性命的情人——尽管那女人可能比他清醒得多。这一番痴情，与纣王之于妲己，唐明皇之于杨贵妃，并没有什么区别。抹去我们道德上的憎恶，或许还能升华点“忠贞不渝”的浪漫来呢！
腐败是一种流行的文化瘟疫，患此瘟病的人还不少，一有条件也会患病的人就更多了，但倒下的人还不多。因此，我们该感谢那些被死神请走的人留给我们警示，应为成克杰，为胡长清，还有将要倒下的市长、省长们祈祷！阿门！
●传统信仰的局限：没有执著的彼岸关怀和普遍的理性参照，统一的高级宗教难以立足，迷信和邪教容易蔓延
中国人纯粹的精神追求，超现实的追求很少，主要在简单的物质生活层面上奋斗。即便酒足饭饱，精神也很难提升到新的境界，说是说“知礼节、知荣辱”，但往往是“思淫欲”，道德沦丧，规则尽失，于是巫术、风水、神功等神秘主义流行。
神秘主义与宗教有共同的文化基础，涉及到人生观、宇宙观的一些基本问题，也包括一些生理、心理、环境及美学的合理内容，可以说是一种低级的、原始的、粗俗的宗教。这种低级宗教就是迷信，而不是人的内心对终极意义的信仰。
传统社会占绝对优势的倾向是朴素唯物主义，但这种与农业生活的经验性、直观性、朴素性相联系的思维并不关心纯粹的自然界，没有超越具体现实的理性传统，人们并不从现象的背后追究它的规律，因而不会有体系严密的理论科学。
民间生活中没有高级宗教占支配地位。伦理主义（儒）、自然主义（道）和虚无主义（佛）都是一种生活态度，是现实利益关系的协调与节制方式，并非人们内心普遍认同的执著信仰。人们不关心彼岸、神灵的以及人死后的来世问题。
民间佛教、道家及祖先崇拜都是偶像崇拜与神秘主义，归根到底出于功利主义考虑，为了消灾祛病、延年增寿、升官发财而烧香、求神、问卦、拜佛、许愿、献祭，弥漫着世俗的贿赂气息。“灵则信”，“信则灵”，信是功利目标的工具，信什么都行，见什么菩萨都可以拜。各种宗教并存，相安无事，多神并存于一种宗教内，一个人同时拜不同的神，信不同的宗教。
鲁迅说：中国人自然有迷信，也有“信”，但好像很少“坚信”。我们先前最尊皇帝，但一面想玩弄他，也尊后妃，但一面又有些想吊她的膀子；畏神明，而又烧纸钱作贿赂，佩服豪杰，却不肯为他作牺牲。崇孔的名儒，一面拜佛，信甲的战士，明天信丁。宗教战争是向来没有的，从北魏到唐末的佛道二教的此仆彼起，是只靠几个人在皇帝耳朵边的甘言蜜语。风水，符咒，拜祷……偌大的“运命”，只要化一批钱或磕几个头，就改换得和注定的一笔大不相同了——就是并不注定。
宗教教化深入西方人灵魂深处整整一千年。中国历史上没有千年黑暗的中世纪，没有大规模的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全民性的信仰运动，只有一次史无前例的“文革”，仅仅十年，加上前十多年也只有四分之一个世纪。这就够我们受了。
与好战的基督教徒相比，中国人不好战、不尚侵略，尤其在宗教信仰上最开放、宽容，最没有教条主义。早期来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对他们所遇见的人们相互容忍的态度，对于中国人允许他们自由地传播福音这一点，又惊又喜。他们写道：“在这幅员广大的帝国，普天之下所有的人，包括每个民族、每个教派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信念自由自在地生活”。“中国人中真正受到教育的那些人最一致公认的见解是，这些……信仰其实可以合并为一，所有这些信仰都是可以而且信奉的。当然，在作如此判断时，他们也正在使自己和其他人陷入令人魂不守舍的错误，即相信谈论宗教问题的不同方式愈多，对公众利益就愈有好处”。【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下卷，第13－14页】
思想解放运动几年后，人们很快回到了正常的传统理智状态。而这种思想解放并没有同时实现现代文化启蒙，创造现代理性精神，而是简单照搬西方物质文明，并用地地道道的传统世俗观念来利用和享受。赤裸裸的肉欲，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味口，玩鸟斗蟋的闲致，绫罗绸缎的穿著，还有烟草泛滥之广、公共场所烟民之霸道，特别是毒品流行之快，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
086 收缴的烟具和赌具——这些东西在某些社会蔓延特别快。
西方传统宗教文化重彼岸、尚超越，重心落在虚幻的神与人的关系上。中国传统世俗文化重现世、尚功利，重心始终落在现实的人伦关系上。西方人后来恰恰在现实的物质生产中发展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而中国这样古老而早熟的文明却没有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反而落后了！原因恰恰是中国太现实了，只能看到眼下的现实，只有以人为中心的功利主义。过于现实的人太多的急功近利，看不到未来的发展，没有远大的理想，有钱就花，或者积攒下来慢慢花，没有人考虑扩大再生产，没有资本的积累。
没有执著的信仰，就不会探索自然界的本质与规律，也不会有科学。中国历史上单个的发现和发明很多，有许多比西方早几百年，上千年的例子。但因为没有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那样以纯粹的知识为目的的哲学家，没有科学理论，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实用技术不仅一直不能超越，而且经常失传，又得重新发明。固然也有一些人有考据癖、注经癖，有斟词酌句的诗兴，但没有经院哲学和西方贵族沙龙里海阔天空的思想癖，更不理解为“地心”、“日心”之争有什么掉脑袋的必要。
嗑着瓜子，听听皆大欢喜的故事、逗人一乐的相声小品还行，要正襟危坐地看让人流泪的悲剧、听深奥的交响乐，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活受洋罪了。在中国，讲求实效的实业家们，成熟的政治家们，包括讲究经世致用的学者们，都觉得讨论脱离实际的抽象问题，是毫无意义的。“杞人忧天”的成语就是嘲笑那些担忧、怀疑和追问现实以外的大自然的人。
华人在东南亚及全世界大多扮演着很有钱的角色，其成功仅次于犹太人，但靠高科技发展的华人大财团却不多。人们不惜以一切手段换得有形的财富，只顾可见的经济利益而缺乏远大战略胸怀，背后缺乏政治、文化的有力支撑。
●人生归宿的虚化：道家的自然主义，生命哲学，佛家的宿命主义，虚无主义，出世超度，对社会的冷却功能
087 中国山水图
中国人关于人与世界的终极关怀，主要就是道家超然豁达的人生态度和佛家万念皆空的人生信念。与此相应的乡土社会没有历史进化，只有自然演变；生活方式没有发展，只有知识、经验、技术的代代重复。
西方文明的终极关怀激励人们向无限的领域认识、探索、设计、创造，试图通过人为的努力拉近人与上帝的距离，这与工业文明不断走向自然状态，建立人间天堂的倾向是一致的。而中国文明的终极关怀则相反，是消极的、出世的，把人们从狂热的物质现实引向虚无的精神境界。农业生产空间是有限的，人的消费欲过度膨胀时，就需要这种精神冷却作用。
以老子、庄子、陶渊明、李白为代表的道家，主张淡泊名利，回归自然，反璞归真，体现了中国农民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自然无为的人生态度，在有限的生存与生活方式里实现精神的无限自由，在狭窄的社会关系空间之外寻找人生境界的超脱。它是一种对外部世界的消极态度，拒斥物化文明造成的对人本身的异化。从人的自由和解放来说，这倒是一种积极的追求。
最早的道家扬朱有一句名言：“拔一毛利天下，不为也”。这在儒家眼里是大逆不道的。其实，这并不是我们理解的自私，而是主张从那种道德功利主义里走出来，回到个体的世界。这也就是老子“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主张回归自然朴实，甚至要回到“结绳而用”的原始状态。庄子《大宗师》里说：“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087 陶渊明
从印度传来的佛学之所以流行，并深深扎根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也是因为适应这种需要，给人以完全消极、超脱、沉默的智慧，解除人的世俗欲望和生命躁动。佛教持彻底的出世态度，认为人生就是苦难，主张因果轮回，善恶报应，宿命主义。
佛学启示人们彻底摆脱苦海，从欲望里走出来，觉悟到万象皆空。它给人一种反生命的价值，揭示了人的物质欲望的极限，人的外在自我追求的矛盾，以及人类文明否定性的一面。作为一种高级宗教，尽管它没有形成理性化的社会有序力量，但它引导人们回归自我的精神境界，从主观唯心主义的方面强调了人的精神能动性，从而也为社会的重建提供了动力。
087 佛教的超越。
入世文化和出世文化相互作用，构成文明的两极循环。《金瓶梅》、《红楼梦》的结局都归于道、佛的启示。西门庆死后，儿子当了和尚，贾宝玉也出家了。隐士、出家人清心寡欲，退出世事的竞争，甚至不养后代，自然缓和了灼热化的社会矛盾。
道家、佛家虽是追求一种消极的、出世的价值，但它们回到了人内在的情感或者精神之中，从而影响了中国的文学、艺术的发展。这种审美文化是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深刻表达，是对儒家入世的伦理文化的超越。
许多思想家强调儒家入世哲学对于现代中国的积极意义，儒家伦理对于世界文明的整合意义。其实，道家和佛家反文明、回归自然的哲学，对现代文明也有启迪作用。环境问题，生态问题，异化问题，文化单一化问题，都是人类最为迫切的问题。
从叔本华、尼采到海德格尔的哲学，还有后现代思潮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与中国传统的反省相似，或有直接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