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主流现代化观念的质疑与反思
有预言家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入世了，大家更翘首期盼与人接轨带来好运！
然而，无论个人还是民族，深层的命运都由自己内在的文化所掌握（除非奴才）。我们审视、反省过自己的内心吗？
我们准备了这样一种文化吗？——它不是一堆空洞的抽象概念，不是一套传统或外来的知识体系，不是一串苍白的摆设、排场、装饰、宣传与表演，不是一些低俗的娱乐消费，而是国民精神里的信念、理性、情趣、想象力、创造力。
我们准备了这样一代知识分子吗？——他们不只是掌握某种知识结论的学者，或有一技之长的专家，而且是具有宽阔的知识视野，博大的战略心胸，灵动的创造思维，深厚的文化底蕴，高尚的人格情操，健全的自由意志的现代精英。
我们不敢贸然回答！我们需要从现在起，进行深刻的反省，远程的思索，踏实的建构，自主的创造。

19世纪70年代，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曾看到两种不同使命的东方人：日本的留学生和中国的采购官员。他以德意志特有的文化眼光预言两个民族30年后的不同命运：一个成为东方强国；一个更加懦弱腐败，任人宰割。不幸，他言中了！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曾在天津与中国洋务派首领李鸿章讨论改革习俗和内政。九年后，两人主帅甲午战争，中国惨败！
一百年前，操纵中国海关的英国人赫德说：当这个古老的国家偶尔醒来时，西方人万分震惊，以为这头著名的东方雄狮终于要发威了。可是，只见他揉了揉眼睛，抽了一袋烟，喝了两口茶，连打三个哈欠，摊开四肢，闭眼，侧身，……又睡着了！
在通常的思维里，人们会条件反射般地解释说：那等辛酸事，终是因为我们太穷，落后就要挨打呗！
但你可知道，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34％，高于今日美国的比例。英国就因为中国赚的白银太多，他们实在付不起，才搞起鸦片贸易来。即便甲午海战时，无论是财政实力，还是海军装备，中国也大大超过自己的对手。

今天，尽管“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早成为口头禅，可人们引进的大多只是吃穿行用产品及生产手段。中国引进技术软件与硬件设备的费用之比，只是日本的十分之一，而引进设备与对引进项目进行消化创新的费用之比，竟只是日本的百分之一！
由于文化、教育、科学不能带来直接效益，中国的投入比重在世界平均水平以下。
一项令一百所重点大学的知识精英们激动、呼号、奔走、设计、讨论、审议、争吵、期盼了数年的高等教育世纪振兴工程，总投入110亿元。仅相当于修15公里地铁，或建两座机场，或买15架飞机，或架半座跨海大桥，或建百分之五条京沪高速铁路；相当于全国五年间在电视剧（其中近一半是废品）上的总投入；相当于全国一年公款吃喝花费的百分之一（包括这笔投入中可观的部分）；相当于香港或台湾一所大学三五年的经费，或者某所世界名校一年半的经费。
在经历了20多年“科学春天”之后，人们清点自己的科技成就时发现，不仅世界领先的项目几乎绝迹了，连国家科技一等奖也如黄河断流，连续四年空缺。新世纪伊始，新设立的中国最高科学技术奖，只有授给82岁的吴文俊和71岁的袁隆平——竟然都是从那万劫不复的文化大革命中漏网出来的。是什么力量竟会比那万恶的极左思潮还厉害，扼制了中国高科技发展呢？

近两年，在科教兴国的大势之下，这种情况似乎有了改变，高校投入加大——九所名牌大学三年投入就达120亿左右。然而，进一步的问题却更加要命，这就是大学早已沦为现实生活的工具，整个知识分子群体更沦为一群讨生活的高级市井。
在中国的几乎每条街道，都可以看到无业游民张罗卖假文凭的广告，大有取代江湖郎中性病广告之势。而与此并行的是，在神圣的高等学府，学者教授们却在热火朝天地忙着卖真文凭。前者只是维持生计，后者则可以购房买车奔小康。
一个民族的现实状况里，存在着许多矛盾都不足为怪，但可怕的是在全社会的灵魂层面上。大学独立的文化教育使命，知识分子自由的思想探索、执着的真理追求、个性化的艺术创作，也乘着那“饭桶经济学”思维，被卷进横流的物欲里。

有人看到欧美市场上遍地中国货，便臆想中国不久将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西方人害怕“黄祸”或者“中国威胁”，提防你、恭维你、麻醉你，让他去就罢了。偏偏有从国外镀金回来并且受惠于国际接轨的经济学家们当起真来！
这脓包被朱镕基总理访美时举的一个实例一针刺破：一双名鞋，中国制造，美国市场卖120美元以上，台湾厂商赚20美元，大陆打工者得2美元血汗钱。说出来是安慰美国人的，可我们自己的心没有觉得疼么？经济学家们没看见么？
稍懂一点历史的人便不会得此轻率而滑稽的结论。现代世界的中心是随文化与科技的兴衰而转移的。无论是文艺复兴后的意大利，还是16－18世纪的英国，18－19世纪的法国，19世纪后半叶的德国，以及20世纪的美国，都是有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先导，然后有社会思想与科学理论的兴起，再有制度与技术的创新，最后才有社会的发达和经济的繁荣。
再看看中国：教授院士满天飞，硕士博士遍地滚，科技竞争力指标却连年下滑；社会公正和人际信任更掉进泥潭。

模仿原是人类共有的本能。几个世纪以前，西方人也在模仿中国。但由于地理的阻隔，他们仿效的只是自己心目中的东方，他们凭激情和想象创作的东方故事，他们在琢磨东方智慧中形成的科学理论，他们在经历千辛万苦之后发现的东方大陆，他们在向往东方开明统治的幻觉中建立的公务员制度，他们在四大发明之上创造的现代文明，与原型几乎没有关系。
而在日益开放的当代中国，交通的发达使精英人士出国旅行太容易，太舒适，而且很风光，又有面子，信息交流的快捷还使所有人的大脑被目不暇接的外来现实所填充。人们不断地发现令人羡慕的现代文明，执着地进行着精确的接轨，有效的模仿，全盘的移植。这成为整个社会的时尚，成为每个人无条件的价值取向。因此，我们吃穿住用的消费品越来越紧跟西方时尚，我们的环境越来越接近西方城市，连我们的语言思想也在西方化。当然，从洋人的趣味出发，我们也会仿造一些假古董。
但这一切与西方文明进程相比，却那样苍白、恶俗与腐朽。根源在于，人的内在精神和创造力始终在沉睡中。
一百年来，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身上从头到脚，一切似乎都变了。但各人内心的价值取向没有变，行动方式以及长程的战略思路没有变，而我们缺乏内在自觉与反省，文化灵魂迷失的状况，也没有变。我们还会沉睡下去吗？

我们热情地参与着西方人的游戏。在各种文艺考试、体育竞赛中，中国人在技巧、技能、准确度上，常常会超过西方人，从而赢得越来越多亮闪闪的金牌。但是，我们竞争的动机是俗世的，气质是呆板的，语言是空洞的，体制是官式的。
1992年夏，一批中日儿童在内蒙古举行草原探险夏令营，中国孩子鸣冤叫屈，临阵逃避，不劳而获，自私懒惰，骄横无礼；日本孩子有病硬挺，坚韧不拔，自己动手，爱护环境，彬彬有礼。日本人说，你们这代孩子又不是我们的对手！
21世纪是不是中国的，先别争论，别自欺欺人！我的同胞，为有一天真正摆脱“劣等民族”的阴影，我们不能拒绝反省！

生命之本是它内在的自主性，即便谋生也是主动的。身心健全的人，为自我意识所掌握，不会盲从潮流，听命他人。
真正的社会进步，是为自己具有内在生机的文化所引领，而不是模仿别人，更不把自己的命运纳入别人的既定轨道。

前现代与现代的区别，中国与西方的区别，从根本上就是农业与工商业的区别（西方文明在古希腊的起点就建立于工商业城邦上，西方近代资本主义亦从城市公社兴起。这区别于被误认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传统消费性商业）。
农业生产对象是有生命的动植物，因而需要顺应天地自然，重经验而轻理论，重实践而轻思维，重务实而轻创造。只有简单朴素的唯物主义：从现实出发，由下而上，经世致用；不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仓禀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
工业生产是人为的、非自然的，要先理论再实践，先设计再生产，先创作再制作，先创造再复制，先抽象再现实，从人的需要出发，在想象与思维中构造现实；与工业相关联的商业更是讲究人的能动、机动、新颖，需要理性知识和奇思妙想。
所以西方现代化是自上而下，从原罪中超越，从禁忌、禁欲、天国、彼岸出发，由精神到物质，通过理性、道德、功利实现生存扩张，这样才有了现代工业文明。今日西方物质消费、技术机器只是末端的表现，根本的支撑在人们内心的精神世界。
可是中国传统则是自下而上，从现实求快乐，从生存、人伦、自然、此岸出发，由物质到精神，通过人情、伦理、理智达到天人境界，所以只在自然主义里徘徊。在这种背景下复制西方文明，即便造成孤立的经济增长，也不会有生命力与创造力。

现代文明主要源于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希腊人的理性思维、中国人的实用技艺，由日尔曼人的贵族精神综合而成。中世纪教会、大学、宫廷及市民社会相互作用，推动了以法律与科学为核心的现代文明建构，由此启动了全球一体化进程。
现代文明形成于西方特殊的文化背景上。非西方民族能够得到它的物质外壳，却难以获得它富有生机与创造力的灵魂。
西方现代思维源于古希腊的理性哲学。无论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唯心主义，还是德谟克利特、亚里斯多德的唯物主义，还是欧几里德、阿基米德、托勒密的自然科学，都相信存在着形而上的本质形式或者事物固有的必然规律，它能用数学与逻辑的形式实证地认识，并精确地把握。这个思维通过中世纪基督教的保护性综合、改造与推广，通过近代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发扬光大，成为西方现代思维方式的基础。中世纪以后，以基督教为中心的文化本位，构成了现代文明的母体。
与西方相比，中国古代思想家主要从感性经验出发，以直观体验和诗化想象把握现实生活，没有在现实生活之上，人的内心之中，建立抽象的、形而上的、象牙塔的理性世界。只有经世致用的技术和天人合一的艺术，没有实证的、数理的、精确的理论思维和实证科学。国家历来是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本位，权力斗争与政权更替总是徘徊在现实主义、功利主义层面。
华人世界有急功近利、实用主义的世俗智慧，缺乏具体现实、个人经验、当下功利、人情关系之上的普遍理性，这是中华文明自我提升的深层障碍。现代中国的根本困难不在有形的经济、政治层面——缺乏坚船利炮、科技手段，或者政治操作、法律制度——而是恰在其背后，在五千年烂熟文明的根上。核心的问题不是经济贫困，也不是体制病变，而是人心腐败。

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提亚·森指出：贫穷不只是因为缺乏财富，更是因为制度腐败。
但我更认为，一个民族贫穷和腐败的根源是文化生命的弱化，是自信心的失落、价值观的迷失、创造力的匮乏、凝聚力的瓦解，是人文精神的沦丧。因此，没有全民族的文化重建，没有教育、科学的全面而深刻的革命，任何经济发展都只能停留在粗制滥造的模仿上，没有后劲，任何制度革新都只是些装点门面的抄袭，不能生根，到头来都是一场代价惨重的瞎折腾。

19世纪到20世纪初，满清王朝变革失败，就因为人们停留在看得见的器物、体制上，迟迟没有真正的文化觉醒。社会进程是外在的、被迫的、消极的、短视的，只会越变越乱，节节败落。只有当火烧到眉尖，才知道问题出在人自己身上。
至今，人们的“现代化”思路普遍是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功利主义、自然主义的，仍是根深蒂固的传统农业思维。有经验主义，没有理论思维；有安乐窝，没有象牙塔；有吃喝玩乐，没有文化底蕴；有思淫欲，没有真善美；有功名利禄，没有敬业精神；有功利主义，没有创造意识；有实用知识，没有思想能力；有操作技术，没有科学精神；有急功近利，没有远大胸怀；有形式主义，没有文化内涵；有人情关系，没有法理原则；有模仿表演，没有心灵创作；有滑稽，没有幽默……。
人的生命消耗在谋生、糊口、面子、权势、地位、人情世故、依附关系的低级层面。缺乏内在人格——所以随大流；缺乏内在尊严——所以要面子；缺乏自我约束——所以需道德；缺乏一贯崇尚——所以好模仿；缺乏独立主见——所以讲接轨；缺乏充实灵魂——所以凑热闹；缺乏优雅品味——所以讲奢华；缺乏自由意志——所以最散漫；缺乏精神凝聚——所以要专制；缺乏自信意识——所以喜自吹；缺乏理性思维——所以装高深；缺乏科学态度——所以迷信知识；缺乏超越信仰——所以有法轮功。

本书把经济、政治、法律、科技、教育、意识形态的问题，通通放到文化层面上分析，发现其共同的内在症结。
本书主张文教兴国的文化战略，首先要从根本上建立一种思维的转换：由政治－经济二维平面视野，包括政治或经济一维单线视角，转换成文化－政治－经济三维立体视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构成第四维），其中文化是主导核心。
大学是新文化的生长点。实施现代文化战略，需要以大学为轴心，建立文教特区，作为社会改造的内在动力之源。

迄今为止，中国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首先是禁忌打开后膨胀的物欲冲动，然后是与全球化带来的外部刺激。
人们关注的焦点，通常在人的生存环境及体制，而不是人本身的内在状态。只有针对社会生活的经济战略、政治战略，而没有旨在改变人本身的文化战略、教育战略。人们也强调文教科技的重要。但那只是服务现实的工具，或是反映生活的影子。
改革开放主要是在政治－经济二维平面上展开的。由于没有文化的先导，没有人的创造力的提升，仅凭利益的驱使和外力的推动，必然造成利益集团的争夺，公共资源的流失，社会信任度的降低。最终陷入自我纠缠，并受制于外部强势力量。
国家文化动力体系的脆弱，民族精神积蕴的匮乏，个人精神空间的狭窄，造成了社会进步的根本障碍——只是以凝固的文化模式（传统或外来）机械复制、被动模仿，其结果是低层次，低价值，无后劲，无活力，没有自主性，没有创造性。

文化战略要超越近视、狭隘、肤浅、平庸观念，如经济中心论、市场至上论、体制决定论、文化反映（及反作用）论、教育服务论、科技万能论、简单开放与单向接轨论等，旨在积极地激发、调动、改造（而非保守、炫耀、自慰）内在资源，能动地选择、综合、同化（而非照搬、模仿、异化）外部资源，在自主与接轨的张力中，建构更具生机、更有后劲的社会动力体系。
文教兴国战略的实质内容：其一，形成民族内部有凝聚力的基本信念、认知方式、普遍良知及情感认同；其二，建立精英群体的成长机制，并树立其在社会变革中的文化权威；其三，提高全民文化素养，形成社会的内在动力体系，推动经济、政治、法律及整个社会生活的变革和进步。其四，以新文明的主人姿态主动、自信、开朗、坦然地走向世界，主导全球化进程。

文明是自上而下、由内而外建构的。大学是文明的象牙塔。它超越平面的世俗生活，展开深度的反省与创造，从本源上提升生命创造力。没有真正的大学精神作为向导，什么一流大师，高新科技，文化复兴之类概念，都是滑稽可笑的。
文化的重建，显然不能被动接受外来的、传统的现成观念，也不能来一场全民宗教运动，也不可搞政治意识形态运动，更不能再搞文革式的群众运动。只有依靠两个组织及其联盟，自上而下地推进文化建设，其一是大学，其二是政党。
--大学是文教兴国的战略轴心，它的地位应取代作为改革开放窗口的经济特区。大学的文化推动与市场的经济推动，分别构成现代进程的内在动力和外部动力，方向相反而互为补充。只有内外联动，才能启动夹在中间的体制变革。
政党是现代进程的基本组织力量，它必须以现代文化建设来维持生机，医治腐败。与西方政党相比，中国现代政党的社会使命并不止在政治上，还必须首先完成西方前现代由教会、大学、贵族宫廷完成的文化使命。国共两党最初都是体现新的民族革命精神的“准大学”。政党的内在灵魂是其文化理想，外在手段是政权操作。当灵魂支配手段时，它是进步的、生机勃勃的。但当手段窒息灵魂时，就会走向保守、反动、腐败、崩溃。因此，政党的生命力取决于其“准大学”性质能否保持。

20世纪中国社会的每一个积极变革和重大转折，都是大学、准大学、泛大学开创的新文化运动引导的。
20世纪中国最大的幸运在于，那些伟大的先驱们在军阀混战、敌寇入侵、民族危难的水深火热之中，能够想到从大学运动着手，聚集优秀青年，培植复兴栋梁，激发出民族凝聚力及创造力，开辟新的发展空间，开启崭新的历史进程；
这个世纪中国的不幸也在于，在平常年代里几乎没有真正意义的大学，能够超越当下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的需要，摆脱功利主义诱惑和教条主义支配，自主地履行其文化教育使命。最终沦为没有灵魂的工具，必然陷入僵化与腐败。
80多年前，留学德国并深受现代大学之父洪堡的大学理念影响的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几年间便培植了中国现代文化和民族精神。以北大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的真正起点；没有北大就没有共产党，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黄埔军校、延安抗大、西南联大凝聚了现代中国独立、解放及建设的伟大力量，这个民族才真正站立起来。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本来具有准大学功能。80年代以来的经济特区取代了大学的功能，从外部引进现代文明，刺激了经济的繁荣。

文化是内心的事情，要用心灵来培养。这个过程是独立的，不能依附于经济体系，或者行政体制。它一旦抛到市场上炒作，或者框入体制内去编织，就会畸形乃至死亡。市场上经营的只是消费文化，是外在于心灵的消费方式。意识形态的思想教育一旦脱离了文化信念，沦为政治功利主义的工具，只剩下空洞的宣传口号，滋生虚伪的投机表演。文化战略的立足点在人们心灵上，首先扎根在大学文化土壤里。只有大学，真正意义的大学，才可能建构全社会最自由的，超越现实利益的文化天地。
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形成国家文化教育特区，以现代大学为战略基地进行辐射，提升全民的现代文化品位，形成民族内部的发展动力体系，自上而下地推动社会经济、政治、法律、道德及生活方式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应当明白，在良性的经济、政治、文化结构里，大学文化运动不是社会动乱的温床，恰恰是民族振兴的号角。

21世纪中国，需要全面引导现代进程的文教特区，摆脱目前经济－政治二维平面上的改革中出现的外部牵制、内部腐败的困境。需要确立以现代大学为轴心的文教兴国远程战略，恢复、充实、改造党和军队的现代文化内涵，全面形成民族内部的动力体系，才能创造可与蔡元培的北京大学、孙中山的黄埔军校、毛泽东的革命队伍、邓小平的经济特区相媲美的恒久遗产。
外部强势力量作为现实，横梗在我们面前，迫使人把现代进程归结为经济建设、政法体制改革，却把自身的文化、教育当作服务于经济、政治的工具。但我们必须明白，一切现实的利益、可见的权威、显赫的名声都是转瞬即逝的。谁培养了下一代社会精英，谁就真正掌握了历史，创造了未来。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仍然潜藏着的文化生机和精神冲动，才是我们的希望！

中国能够，而且应当成为人类新文明的一个中心。
这不是狭隘民族主义——出于弱势、挨打的内心自卑，以西方模式赶超西方，如以国家力量争取体育强国地位。
当代伟大的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在世纪末警告说，地球正在走向毁灭，人类需要着手开发太空以备逃生之用。
西方工业文明正在打破人类生存所依赖的全部自然平衡，并使地球处于灭绝的危险边缘。因此，人类文化的方向只能是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新文化。只有在这个高度——而不是狭隘的经济赶超——我们才能找到中国人的独立价值与尊严。
中华民族的崛起，不能像过去一个半世纪那样，跟随西方既定的轨迹走，我们应当有一种基于自我反省的自信，要作为现代文明的超越者、批判者、创造者。唯有这样，中国才能无愧于一个伟大民族的使命，人类也才因为中国而获得拯救。
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应以内心的自信和行动的从容，建立内在的动力体系，而不是仰仗别人既定的结果。
中国大学需要在这方面吸取、改造、超越西方大学，以自信而充实的头脑走上世界舞台，才能成为文明的新轴心。塑造回归人的内在世界的生存方式，即以非霍金的方式解决“霍金难题”，挽救陷入“恶无限”的市场经济－工业技术文明。

当代汉语的空洞与混乱，是中国文化失落的典型表征。成本成版的书刊大多是文字垃圾。学者论文、记者炒作、官员报告、名家致辞、明星作秀、主持人唠叨，常常臭不可闻。我曾编辑过一些名人文稿，深感这一痼疾之普遍。
本书对现代汉语里的一些最最基本观念进行解析，发现许多陷阱，它们注定了我们思维的局限。
有的关键词，在庸俗唯物主义、直观经验主义、狭隘功利主义背景下，被误解、扭曲，造成思维的肤浅，现实的畸型。
学习——通常是效法、练习、Learn，却不讲研究、Study。
思想——通常是特定观点、结论，即Thought，而非Think。
文化——生活点缀，或既定模式，而不是人们心中的内涵。
教育——知识是主体，人反成受体；只灌输，不启发自我。
科学——源于西方的特殊追求，到中国便打上巫术的烙印。
大学——本是文明进步的火车头，在中国却只是服务工具。
生命——内在的目的与动力是哲学之谜，基因并不能解释。
实践——马克思强调主观性、能动性，通常却只是客观性。
生产力——既然是人的能力，当然是内在文化素养决定的。

有的观念本身并没有错，但因为只说一点，却让人遗忘它的前提，或者它的对立面，容易造成思维方式的严重偏颇。
知识——不是活生生的智慧，只是它的成果、结晶、尸体。
变革——革命、改革施于对象，并不反思自我，创造新生。
开放——生命都是保守系统，没有自主的开放，等于瓦解。
解放——文明始于禁忌，只解放而不自制，等于破罐破摔。
进步——没有普遍的社会进程，生命有进化，也会有退化。
法制——西方法制依循普遍法理，中国法制服从特定权威。
国际接轨——单向与外部势力接轨，等于无条件放弃自我。
科教兴国——文教方可并行，没有人文背景，科技无灵魂。
中产阶级——资本家来自清教徒，中国大款却多是西门庆。
经济特区——引进外来文明重要，创造内在文化更为根本。
走出象牙塔——中国的问题是，“象牙塔”根本就没有过。
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是有机系统，不是机械结构。
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文明的内核是精神，外壳是物质。
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本来不存在对错，只是视角不同。

有的观念本身有历史性的局限，或者是食洋不化的结果，或者是故弄玄虚的生造，把原本简单的道理搞得莫名其妙。
人才——人不是主体，不是目的，只是为人所用的工具。
封建——秦始皇消灭了封建制，建立大一统中央集权制。
启蒙——西方启蒙是内在觉醒，中国启蒙则从外部灌输。
现代化——现代人竟要“现代化”，语言逻辑上就不通。
后现代——中国早有“后古典”，与西方后现代很类似。
汉民族——传统汉人淡忘其民族特征，家族性多于民族性。
义利之辨——道德是利益调节方式，并没有超越功利主义。
素质教育——实质就是人文教育（全人教育），过于抽象。
应试教育——实质就是知识教育（唯知教育），过于具象。
又红又专——两者不搭界，道德基于信仰，专业基于素养。
率先现代化——只有物质堆积，GDP增长，没有人的自新。
世界第八奇迹——附和西方俗套，不知不觉丧失独立语言。
地方领导大学——大学地方化，失去超越性，只死路一条。
文化教育产业化——与政治、法律、国防产业化一样荒唐。
跟踪世界先进水平——科学是探索未知，跟从别人就完了。
20年赶超西方50年——搬来人家的木头，却没栽自家的树。

我不是老学究，并没有咬文嚼字的嗜好！实在是这些最习以为常的概念背后，潜藏着思维方式的陷井，需要检讨！
本书力避假、大、空、官、套、废话，可每每回头自读，不免心虚，总是摇头，只得洁癖似地一遍又一遍清理，却总也没个干净的时候。像“现代化”一词，虽然早觉得有问题，但约定俗成，很难回避，最多用到近800个。后来，还是一一清理干净。
在一个全面世俗化的消费时代，唯有自由的心灵，屹立于文化的山巅，才能有真正的思想，才能有远程的选择。

本书没有用太多文字描述当下现实。其实，对我们周围的一切，每个人内心都有鲜明的感觉，无需我来陈述。
这个时代再没有大作家、大诗人。因为人的想象力完全世俗化、此岸化，任何欲念都可大胆兑现。灵感最活跃的是黄段子作者，素材最离奇的是小报记者，作品最诱人的是美女作家。随手打开一张报纸，一个网站，可以看到肆无忌惮的横流人欲。
20年来，中国人在科学的任何一个领域，没有搞出过任何一套新理论，任何一项新方法，任何一个新概念。
但是，在吃、喝、玩、淫的每个细目上，中国人每天都在刷新着自己创造并保持的纪录。细心收集分类，定能淹没任何“吉尼斯大全”。单说吃，从早期的鱼肉鸡鸭，乌龟王八，天鹅穿山甲，到活猴之脑，活熊之掌，据说已经吃到人胎了。
如果我们不冷静下来，这个民族又将重新陷入惨重的历史性浩劫——我们从来没有走出过那个魔影。

本书是一束唐吉诃德式的文化思考与臆想，在全球化、技术化潮流甚嚣尘上，民族精神与文化却堕落得无以复加，威权－腐败－动乱－重建的古老周期律如梦魇般缠绕的世纪之初，献给中国实业家、政治家、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生们。
实业家和政治家在现实的角逐中手忙脚乱，对此无暇或不屑一顾。知识群体要么在现实中急红了眼，要么作为旁观者悲观失望，要么在洋学、旧学里悠然自得。因此，本书的读者也许只有一批青年学生了。这本来不错，未来的希望在他们身上。
然而，今日大学生不仅失落了“天之骄子”的外在光环，苛严的管教，庸俗的裹挟，生存的压力更剥夺了他们的内在自信。他们本来是社会的基本创造力，却被有产者、有权者当成廉价劳动力；他们与生俱来的青春活力，他们的纯洁、烂漫、高贵，本来是文明提升的生命源泉，却成为娱乐文化解构的对象，甚至沦为心态糜烂的既得利益阶层醉生梦死的消费资源。
我们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都是知识教育的奴隶；毕业生－研究生则只是老板（包括硕导、博导）的打工仔；而教授、院士们也不过是在“跟踪世界先进水平”。整个中国的文化教育科学，几乎完全笼罩在外来文明成果的阴影里。
一个进取的民族，必须把这种畸型现实颠覆过来。大学应当成为最具活力的文化园地，充当全社会的内在轴心。

1994－1997年，我曾开创并主持90年代中国最有生气的大学文化——华中理工大学人文讲座与无形学院——下有12万人次大学生、数百位海内外学者热烈而理性的参与，上有教育部树为典型，左有各高校纷纷响应，右有全国传媒持续报道，更有《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重印8次以上。我的行动每年一个飞跃，直指中国畸形的文化、科学、教育理念，尤其是病态的大学模式。
然而在中国，官方体制里变幻无穷的政绩报告、成果报道，原本只需一点装饰、一点影子，浅尝辄止，见好就收，千万不能当真。大学毫不例外。我执迷不悟，从一开始就把事情往真里做，而且鼓动了那么多人，还要挑战整个大学教育体系，给领导造成了不尽的麻烦、别扭和尴尬。于是当名誉、奖励、经费及讲演者、观摩者纷至沓来时，一种不可抗拒的紧箍咒将我越捆越死，鲜活的文化生命被窒息，被凝固在“向理工科学生普及人文知识”的起点上，制成标本。我在嗷嗷叫的阵阵苦痛中终于醒悟，退出自己呕心沥血经营起来并为外界认同的“文化圣坛”、“精神绿洲”，在铭心刻骨的失败感中离群索居五年，写成本书。
有人说，不就办一个讲座么？本书要揭示，新的大学人文精神，才是中国，乃至人类新文明的一线曙光。